1949年08月18日，中国著名的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著名的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一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即性奋了中国，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用吃伟哥，一天一个高潮，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大跃进高潮,一个个喜笑颜开，不看文章内容，只看标题，就叫许多中国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别了，司徒雷登，不就是指的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来赶走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吗？别了，司徒雷登，天真的认为，以为赶走了帝国主义，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别了，司徒雷登，多么简单形象的标题比喻，现在的广告词哪个有这样的浪漫创意；别了，司徒雷登，只是浪漫的温情诗情画意，还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现实无情。别了，司徒雷登，在毛泽东主席当政的三十年，现实主义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了中国人，叫中国人别掉什么。

    一、 别了，司徒雷登，叫中国人好不容易向世界打开的口子又被关上了。

　　1949年08月18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篇章后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49年10月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了，看一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背景吧。把美帝国主义赶跑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断交，把英国帝国主义赶跑了，与英国断交，把日本赶跑了，与日本断交，把德国赶跑了，与德国断交，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自封自大，这样的一个国家与1842前的中国别无二致。
1842年后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这种自封天下彻底击碎了。鸦片战争是对中国封建专制最有力的一次打击，打破了几千里的长城与外部的相连，更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王国的封闭思想意识。有历史资料记载了这样的史实，一个英国大使去见中国的皇帝，坚决不愿跪下，大臣们几个人用力压他也不跪下，也不说微臣拜见皇上的话，这还了得，见了皇帝居然有不下跪的人。过去见了皇帝不跪下的人都得死，可是又不能杀这个英国大使，称天下的天子皇帝受了莫大的侮辱，还有什么脸面呀，从此皇帝也不再称天子了，也只能叫中国的皇帝。中国人那时候再也不敢天下自称了，天下诗圣李白杜甫，自知之明改口为中国诗圣。

    鸦片战争后，这也就是与外界有了联系后，中国才有了国家概念，才有了中国概念，使中国人少了自大自狂天下天子的情节，别了司徒雷登后的中国没有了外国人，没有与外国的来往，这与1842前的中国几乎都是一样，好不容易大开的口子又被毛主席的轻轻的缝纫上了。由于只见到中国的天下，看不到世界还有其它的，1949年后的中国又开始像1842前的中国一样自大。毛主席又成了自大的中国人的皇帝。请看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里“自大”：“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什么“十五年赶英超美”，什么“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薄Ｕ馄涫刀际亲源笄榻凇?

名义上叫新中国，其实就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翻版和复制而也。

二、 别了，司徒雷登，叫中国人仅有的一点脆弱的民主和自由理念都别了。

　　1842年的中国自从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打败后，使得好多的中国人有了反省。也使得中国人知道了民主、自由、法制这样的全新概念可以更好的组建新的国家。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开始的洋务运动，使得中国人有了学习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先驱们如谭嗣同，胡适们都大力宣扬中国走民主自由法制救国之路。虽然1898的变法以碟血北京城失败，但自由民主法制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同。1913年03月，当最高法院院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时，纷纷抗议，上海地方法院向当时身驻要职的总理赵秉均发出传票，迫使总理引咎辞职，这是中国民众用民主的力量战胜强权在历史上写下的第一笔，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唯一。正是中国人有了民主自由的理念，当时的中国示威罢工，游行此起彼复，朝政官员无不受到民众的监视，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就没有过。正是中国人有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中国的民间办报如雨后春笋，一下子民间办报有300多份。正是有了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使得1944年时的毛泽东主席也深有感触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在中国的民主活广告。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分布得很广泛， 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 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人是中国的民主活广告，就可以阻止国民党的专制。有美国人的地方，特务就不敢横行无阻，可是自从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后的中国，没有美国人在中国了，可想而知，中国人一点脆弱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在别了司徒雷登后怎么能生根成长。
第一次清洗中国人自由民主法制思想的理念，是从1939年的延安开始的整风，那个时候在延安开展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三风”运动，就是清洗人们头脑中仅有的一点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其实就是反对人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为了清洗人们的民主和思想，把凡是有点个人自由思想的人都打成叛徒，或者是反革命。大搞个人崇拜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人们的思想上树立变相的封建皇权思想和奴才哲学。不论是从国统区投奔到延安的还是本身就在延安的干部都得到一次彻底的清洗活动，可以说在延安时的人们思想上又回到了中国古老的封建思想去了。经过这一次的清洗和整顿，而且还有王实味那样有点民主和自由思想的人产生的悲剧之恐惧做活的标本广告，可以说延安的大部分人是不敢再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别了，司徒雷登，但那些从国统区来过来的人，没有得到过清洗，民主自由思想在好多人的心里依然存在。1954年当有人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时，毛泽东主席发现找到了可以从哪里打开缺口清洗那些从国统区过来的头脑中留存的一点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办法。俞平伯是胡适的学生，批判俞平伯就可以使中国人彻底的切断人们对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崇拜。从批判俞平伯开始，开始了漫长的切断中国人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奶脐，《反对自由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每次运动的最高指示航标，那些在延安第一次得到清洗的人后来成为领导和骨干，如在延安得到清洗的周扬，郭沫若，丁铃、何其芳等作家，那些从国统区过来的人成为重点清洗对象，如俞平伯，胡风，贾植芳等。 1957年将这种运动推向了极致，被打成近100万的右派分子彻底将中国民众心中的气若游丝的一点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斩断。

中国自从别了，司徒雷登后，中国别了真正的游行示威罢工，别了民间报纸，别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思想。正如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那样写道：“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是啊，别了，司徒雷登，中国的人都只有讲革命和空喊口号了。 　　三、 别了，司徒雷登，叫中国人别了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了。 　　1949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虽然处在战乱年代，产生了那么多至到如今还如雷贯耳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如胡适，梁启超，梁适秋，徐志麾，郁达夫，鲁迅，蔡元培，陈独秀，钱钟书，华罗庚，熊庆来，竺可桢，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第一任校长正是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在动乱的转战南北后又合并的西南联大还能培养后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霖，李政道等。。。。。。数不胜数。可是别了，司徒雷登后，中国近几十年来还没有培养出一个振耳发聩的人来，几十年来中国家喻户晓的大树特树的是愚忠雷锋，烈士英雄邱少云，黄继光，焦裕录，还有造反英雄黄帅，白卷英雄张铁生。中国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反革命人数，培养了世界人数最多的叛徒。就是别了中国的文学家呢，中国的思想家，中国的科学家，到现在，中国还是50年前的人思想家文学家科学，整个中国知识界近五十年对中国社会产生有影响的人还不如当年的一个北京大学。 　　别了，司徒雷登，使中国别掉了许多，许多，如1958年的大炼钢铁，叫中国多少的原始森林别掉，有的是几百年来的古树一夜之间就别了，有的是几百年的古建筑一夜之间别了，有的是几百年的庙会一夜之间别了，别了。。。。。。别了无数。 　　50多年前的今天，我们别掉了司徒雷登，今天，可喜的是我们又慢慢的把别了的司徒雷登请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