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若水、陈奎德、余英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几名学者和新闻界知名人士回顾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谈到知识分子同执政党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处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说起知识分子在中国50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5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执政党关系总是一张一弛，起伏不定，松总是短暂的。陈奎德说：「实际上，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时，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出了不少力，包括重要民主党派民盟，当时和中共联手，对推翻国民党政府起了不少作用。但是，中共掌握政权后，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地位开始发生迅速的转变。新政权建立起来后，许多知识分子觉得似乎比国民党统治时面貌一新，非常心悦诚服，或欢欣鼓舞，要投入新国家的建设，海外很多知识分子也回来，像钱学森等人，各种各样重要科学家，各种人才，似乎是可以重新建设新国家了。」

　　思想改造运动大家都噤若寒蝉

   　　但是，陈奎德指出，解放初期那个局面只延续很短一段时间，然后就有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改造运动出来以后，大家都噤若寒蝉了。根据已经披露出来的历史资料，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新政权一度怀有满腔热情和希望的大批知识分子逐渐都失望了。陈奎德说：「49年进城以后，中共就开展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后人称的洗脑运动。开始要讲交心运动，大家还找些理由来解释，觉得这是政权的转换，体系的转换，思想要改造。批判胡适，批判武训，批判红学专家俞平伯，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镇压胡风等等，气压很低，知识分子慢慢就不敢说话了。最大打击之一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几乎都被打到社会底层。然后更严重的摧残是文化革命。文革尤其在前期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对文化人的摧残，所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都遭到很严重的迫害。」

　　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受迫害打击最多

   　　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越洋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文革的结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分成两个历史时期，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以邓小平时代为开端的「后毛时代」。王若水说：「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是受迫害的，遭受的打击也最多。在建国初期，的确知识分子很兴奋的，很拥护共产党，对共产党有感恩之情，因为共产党统一了中国，而且取得民族独立。知识分子都很爱国。这一点他们拥护共产党。共产党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些地位，比方说参加政协或负责一点文化方面的工作。但实质上是知识分子信任党，党并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个不信任主要是指毛泽东。」王若水指出，当时中共最高层领导对知识分子几乎都不信任，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周恩来。王若水说，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报告，充分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贡献，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要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一部分，依靠他们建设。王若水说，毛泽东当时也支持周恩来的提法，还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可是到1957年夏天形势就发生剧变。随着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幺？》顿时掀起一场波及全中国知识界和其它各界的反右派运动。

　　划定的百万右派全部打成贱民

   　　陈奎德在回顾和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共关系几次大反复时表示，每当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中共重大压制前，都会有一小段关系暂时缓和，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时期。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就是个明显的例子。他说：「1956年似乎有一个比较转折的时期，就是毛泽东看到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苏共内部报告，提到斯大林压制国内知识分子，压制党内各种官员。毛泽东企图超越，他有很大的雄心或野心。他企图超越匈牙利事件这种规范，想在中国创造一个既生动活泼又有纪律的政治局面，。他描写一种非常美好的状况，作了一个报告。」当时很多听报告的知识分子觉得似乎中国的情况确实有点不同。觉得毛泽东好象高瞻远瞩，要把知识分子的束缚解开，真正自由研究，探讨，创造，听了后很感动。在毛泽东57年初发表双百方针时，许多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就诚心诚意向党建言，帮助党整风。王若水表示，谁也没想到57年夏天就开始整肃知识分子了。他指出：「要发动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些知识分子七嘴八舌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越多，毛泽东就不高兴了。」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不仅没有使共产党主要领导者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相反，大批爱国忧民的人才由于直言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惩罚。陈奎德说，毛泽东后来解释自己出尔反尔，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就是为了引蛇出洞，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中共强行压制压迫下划的右派一共有100来万人左右，全部打成贱民，顿入社会底层长达20多年。

　　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万马齐喑

   　　专家学者表示，1962年到65年，毛泽东由于「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和经济大倒退后退居二线，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比较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收拾残局，中国大陆又出现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共领导层再次试图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王若水表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在这种缺少创作自由的气氛下，像曹禺，巴金，茅盾，老舍等过去有名作家在49年后都写不出东西了。王若水说，文革开始后，中国出现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万马齐喑的局面。「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和陈毅一起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后来又受到抵制，毛泽东很快又发动文艺方面的批判，然后是哲学方面的批判，一直发展到文革。文革有两个主要打击对象，一个是所谓走资派，就是党内负责官员。第二个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所以，这又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浩劫。许多著名作家学者都在这场运动中或迫害致死，或是自杀。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摧残，文化大破坏，八亿人口就看八个样板戏。」

   　　1976年秋，随着毛泽东去世和毛泽东亲信所谓四人帮倒台，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东山再起的邓小平重返权力中心，一时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希望。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认为，知识分子的处境在那个时候出现一些转机。王若水在北京说：「一直到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然后有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地位就慢慢逐步提高，有了更多自由。」

　　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跟中共关系仍然起伏不定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说，在邓小平时代知识分子跟中共关系仍然起伏不定。他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仍然起伏不定有各种各样针对知识分子或说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关系起伏不定的运动，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批白桦，批这个那个知识分子种种运动。所以尽管极力想改善，包括中共党内负责人极力想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总不能改善，很难改善，总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而且常常相当敌对关系中。」

　　左倾势力强大继续干扰知识分子

   　　为什幺呢？王若水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受到左倾势力干扰。他说：「在78年到八十年代初那个时间思想很活跃。知识分子也很兴奋，重新觉得共产党还是有希望。关键问题是左的干扰并没有去掉，影响势力仍然不小。1979年党中央开了一个理论讨论务虚会。」王若水回忆说，在这个有好几百名知识分子参加的大型会议上，提出很多改革意见和新思想，包括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文革。同时，一些青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表达各种意见，要求平反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许多下乡知识青年提出返回城市要求。王若水表示，这种思想活跃的形势，中共当局感到恐惧，以为这是党内党外遥相呼应，威胁党的领导地位。他说：「把他们吓坏了。非常恐惧，民主墙得到党内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的支持，说不定这两股力量会结合起来。非常担心。

　　四项基本原则框死知识分子的思想

   　　邓小平在会议中期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这四项基本原则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意思就是不要走得太远了。」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框出来以后几年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先后进行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白桦的电影「苦恋」，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等意识形态领域问题。一些知识分子也被撤职，劝其退党或开除等形式的整肃。代表改革派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是由于保护知识分子的作法被认为手软而先后下台。王若水指出，在新闻单位和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上也加强严格控制。

　　必须要对知识分子重新认识

   　　六四以后的共产党怎样才能恢复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希望呢？能不能重新燃起原来的希望呢？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这关系到中共自己的决定。我们看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像印尼最近发生政变，也都是学生出来领导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学生和知识分子才有充分的知识，可以对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一些根本看法。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一把抓。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且是绝对的，不许挑战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共想改头换面，想走上一条比较合理的现代化路子，不一定是激烈的?马上的变化。可是要有局部的变化，或者逐渐的变化的话，也必须要对知识分子重新认识。」

   　　共产党政权性质是反智主义政权

   　　陈奎德指出，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内领导人都抱有改善双方关系的意愿，并且多次努力，但是都没能如愿。「最基本的原因不在于所谓知识分子政策这些问题，而在于根本性的共产党建立政权性质，有某种根本性叫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是反智主义政权。要用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步伐来笼罩一个国家。知识分子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造性见解，最不统一的?思想最复杂的?最有怀疑精神的一批人。企图为个国家引领新道路的一批人。因此，必定和被一种意识形态笼罩的国家体制发生根本性冲突和矛盾。尽管知识分子也很努力，想尽量缓和关系。中共官员，包括高级领导人也屡次谈到要和知识分子搞好关系，实行好的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毛泽东1956年的讲话，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周恩来1962对知识分子政策讲话，陈毅讲话等等，都表明这个愿望。但是愿望总不能实现。应该追溯到有根本的问题存在。不是愿望所能改变的。」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了多次要求进步?要求变革的爱国运动，其中都有知识分子疾呼，吶喊，发出良知的声音。可是，1949年以后，除了76年清明节?86年年底和89年6月4号之前的短暂几个月，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当年一些曾经慷慨陈词针砭时弊的文人基本上都默默无言了。那幺，国民党政权时期一些似乎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为什幺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不是变得唯唯诺诺，就是碌碌无为了呢。目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工作的陈奎德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前的中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看共产党这个大老板的眼色行事。他说，用毛泽东过去那句话来说，知识分子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句话什幺意思就是知识分子你是些毛，共产党是供给你饭碗的皮。你必需依附在这个中共政权的皮上面，你才能够生存，我不给你饭吃，你就得饿死。

　　一切生机都捏在共产党的手里

   　　陈奎德在解释他的看法时，把共产党的体制和国民党的体制作了比较。陈奎德指出：中共的体制和国民党的体制有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是实行公有制。你的一切生机都捏在共产党的手里。原来国民党当然它也整知识分子。例如你批评国民党，它就不给你当官，有时候在报纸上损你一下，甚至有时候派特务暗杀，等等都可能。但是基本的损失常常就是当不成官，或者不受政权的青睐，但是，你还有其它退路。你可以当记者，甚至报纸封了，你还可以到大学去教书，到中小学去教书。或者到私人企业去当职员。甚至可以像陶渊明一样，靠老家的几亩薄田为生，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在中共底下，你可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切生计都操在它手里，你想当陶渊明也没门。你家的田地已经在土改中被没收了，你回去就是地主，只有挨斗。你要摆个小摊也不可能。总之，你没有独立的生计了。它的所有的单位都是国家控制起来的，它是国有企业，公有制的。因此，确实那张皮抽掉了，你就完全悬在半空中了，就要饿肚子死掉。

　　经济改革知识分子有了一点空间

   　　陈奎德认为，在中国长期实行的那种体制下，没有独立的地位和生存保障的人是不能发出声音的。他表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值得同情的，因此不要对他们过于苛求。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环境，陈奎德注意到，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而社会和国家逐步地不像以往那样铁板一块了。他表示，随着私有制的扩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空间，知识分子也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发挥一些社会作用了。陈奎德还谈到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两位学者，一个是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在文革期间惨死的陈寅恪，另一个是做了共产党「御用文人」的郭沫若。他说，陈先生是个很特殊的人，他的历史学家的地位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吴宓先生称他为中国最有学问的「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也就是说他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一句话简单说来，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来和政权抗争，作对峙。

　　学界四大无耻郭沫若为首

   　　陈奎德说，郭沫若是49年以前所谓左派的学者。当然他学术上也有成就。我们客观上不能否认他的成就，尤其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当时胡适也很承认他的有些成就。但是，郭沫若这个人是典型的表现了中国读书人那种唯利是图?趋炎附势这样一种……我就不想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学界传的有四大无耻，郭沫若为首。他这个人有些作法实在是完全丧失了任何读书人的一点基本品性。例如文革中间，他要说自己一辈子都不作书，过去的书全部是坏的，要一把火烧掉。然后又说，要把毛的任何东西，包括写的错字，都吹捧为创造。然后，自己又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把过去自己的观点完全推翻，来迎合毛的观点。等等。看得出来，他在道德品行上已经是很不为人齿的了。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读书人一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往往都怀有为「王者师」?为「王者谋」的抱负。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认为，「匡时济世」的「士大夫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仍然有所继承。但是他指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有根本的不同。他说，传统的士大夫是公认的领导社会的人物。今天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已经多元化了，分散在各种领域之内。没有办法说是知识分子一定要领导社会。在西方，知识分子是各行各业，非常多。只有很少数人关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其它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掘。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倾向。所以，中国如果将来也走上现代化的路呢，一定也是这样一条路。可能就不是由知识分子完全承担天下兴亡的责任了，或者以天下为己任了。这是一种所谓精英论。英文是elitism。elitism有被多元化取代的倾向。西方认为知识分子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我们所谓的intellectual。这种知识分子是属于一种批判性的。他的基本精神是批判的，不一定是给王者设计，而是代表社会的良心。看到社会上有什幺不公平的事情，应该发出声音来，应该有所批判。但是不一定是取得权力。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他的影响力。英文是influence，而不是在权力，不是在power。如果进入了权力中心，那就变成非知识分子了。这是现代和古代最大的不同之所在。

　　现代化：无所忌惮的批评是重要的关键

   　　余英时表示，鉴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现行的政治体制，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一时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权力结构时集权的，是一党专制的。这种一党专制在某种形式上是还像古代的王朝皇帝一样，权力集中在一个集团的手上。所以这就是说，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子还能在现在活跃，就是跟传统的制度有关系。

   　　现在，中国又重新划定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强调科教兴国。在这种形势下，知识分子能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从当年的「臭老九」提升为工人阶级，这种加冕对于知识分子并不重要。他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批判精神，而不要作帮闲文人。共产党所注重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并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带有批判性?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是有一种工具性的知识分子。工具性的所谓技术官僚或者经济专家，或者科学建设方面的各种专家。他们需要的是这种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如果变成技术人员，那就没有政治意义，没有社会意义，也没有文化意义。要希望中共社会慢慢走向一个现代化的?合理的局面呢，恐怕知识分子的声音要从纯技术的层面上升到一种更普遍的?全面的领域能够发言，能够无所忌惮的批评。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知识分子要给自己启蒙，要有这种觉悟

   　　谈到中共对付批评的方法，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北京接受记者越洋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6.4以后，官方对宣传工具控制得仍然很严。不过，他指出，一段沉寂之后，现在其它方面的气氛又比较缓和了。管制得比较严的，最严格的是新闻，控制得非常严。另外就是电视节目。另外就是有些电影。其它呢，特别在文学方面，比较松，自由就比较多了。至于在普通言论方面呢，那就更宽。一般只有在口头上，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口头上你议论，你骂谁都可以。随便你骂，没有人报告说你这个反革命。但是，你不能发表，你不能写成文字去发表。如果写成文字发表，那就麻烦了。

   　　王若水说，这几年，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东方》?《方法》等一些杂志先后停刊，就是因为刊登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言论。王若水指出，共产党领导层现在极力想使人们忘掉文革，忘掉6.4，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处于不断分化的状态。他表示，他们当中一部分仍然坚持理想，独立思考，忧国忧民，但是处境比较艰难。一部分成了顺应党的意志?听党的话的「御用」文人。还有一些人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下海经商，等等。王若水表示，今天的知识分子需要保持和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而当局就是要摧毁这种精神。他说，一旦摧毁了这种精神，人才也就被摧毁了。王若水强调，不要指望党恩赐诸如「百家争鸣」之类的方针政策，因为政策既然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他说，事实上，党果然就收回了。不久以后就来了一个反右派。哪有什幺言论自由啊。你反马列主义就是一条罪状，就是反革命。所以呢，这种东西，我的印象，我一直到现在仍然坚持，需要启蒙，我们仍然需要启蒙运动，包括知识分子本身，也要自己给自己启蒙。要有这种觉悟。

　　重大考验：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依法治国」的远大目标，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余英时教授指出，「科教兴国」这个口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他说，当年蔡元培也曾提出过「科学救国」和「读书不忘救亡」。王若水指出，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从前也提出过类似的口号，但是没有受到重视。王若水认为，提倡科教兴国，对于技术领域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可是在思想领域?社会科学和法治建设与实践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他表示，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在建立政权将近50年的时候才提出「依法治国」，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然而，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指出，至于能不能促使共产党将自己约束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以及能不能把中国建设成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法制健全的现代化社会，将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老百姓在进入下个世纪的时候面临的一大课题。

   ◆◆浴火凤凰◆◆◆网址：http://sixiang.resourcez.com

(王若水: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50年的风风雨雨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