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对峙

 

 

天安门对峙

Stand off at Tiananmen

Eddie Cheng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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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天安门对峙》

舒 崇


    在海外出版的众多的记叙八九民运的著述中，《天安门对峙》很有特色，值得推荐。

    迄今为止，海外出版的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纪实性著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录，一类是大事记。回忆录难免不受作者个人视角的局限，大事记往往只有大事而缺少细节。《天安门对峙》一书超越回忆录的个人视角，写大事兼重细节，尤其是注重对人物及其互动关系的生动刻画；如作者所言，是第一次把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作为叙事历史完整连贯地叙述出来的尝试”。

    被打成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说：“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无独有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的谷梅（Merle Goldman）教授也说：“要了解后毛时代中国这一重大事件，最好从《天安门对峙》这本书入手。”

    《天安门对峙》一书原着是英文，英文书名是《Stand off at Tiananmen》，于2009年六四20周年之际出版。后来作者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今年六四前夕推出。作者署上自己的英文名字Eddie Cheng.这位Eddie Cheng先生，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80级学生，刚进校门就赶上竞选运动，以后他自己也成了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曾带头发起了84年85年两次校园民主运动，86年考托福考GRE赴美国留学，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他的同学、八九民运领袖刘刚说，如果Eddie Cheng们当年没出国，如果八九年他们还在北京，充当学生领袖，上通缉令名单的就该是Eddie Cheng他们，轮不上我刘刚了。刘刚这话当然有自谦的成分，不过那倒是告诉了我们Eddie Cheng是何种来历，何等人物。

    天安门运动场面宏大，头绪万千。作者选择了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这一选择很明智，也很正确。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是学运的参与者组织者，故而对这一代大学生的集体心态有冷暖自知的准确把握；六四后这么多年，当事人，尤其是学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记叙的文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作者和若干当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在私下有过多次交谈，因而对学生群体在运动中的状况了若指掌。这就为作者以学生集体的角度来叙述这场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学生始终占据舞台的中心，是运动的主角；我们不能说，八九民运就是学生运动，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说，写好了运动中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写好了这场运动。

    读《天安门对峙》，不能不为八九民运的功败垂成而痛惜不已。就在《天安门对峙》中文版出版的同时，网上正在热传《李鹏“六四”日记》。有人评论道：八九民运遭到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学生们绝食不绝食，撤出不撤出天安门广场，其实都没多大区别，因为邓小平李鹏他们打一开始就定下了“动乱”的罪名，就说了“不惜流血”，学生方面再怎么讲策略也是白搭。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按照这种观点，只要专制统治者决定镇压民运，民运就无法避免被镇压的命运。那么请问，民运怎样才能避免被镇压呢？依据这里的逻辑，那除非是专制统治者自愿放弃镇压，也就是说，除非专制统治者不再是专制统治者，除非是我们遇上了戈尔巴乔夫。

    我当然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只要你认真读一读《天安门对峙》，你就会发现，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民运方面曾经不止一次赢得上风，迫使当局作出一定退让，可惜民运方面未能见好就收。在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以后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恐怕中国都不会有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了，因为大多数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一旦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们并不会转而投身暴力抗争，而是会放弃抗争本身。所谓“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就是指的这种效应。中国民运要取得突破，首先需要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八九民运期间曾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是被六四屠杀所摧毁。因此，我们要重建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不能不从反思八九和反思六四入手。这也是我推荐《天安门对峙》的一个理由。

我推荐《天安门对峙》

王军涛

     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让对那场运动一无所知的人去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Eddie的这本书：《天安门对峙》。
   
     我不喜欢叙事和回忆，而喜欢创造。但是，这个世界多数人是通过叙事来了解发生的事件，积累自己的知识；并且通过这些故事和知识，找寻一些关于自己行动的指导原则。我洞若观火：这种基于事实的知识和原则其实自己的主观选择；因为事实和知识有多种并且足够支持任何的原则，聚焦某些知识和事实而忽略另一些，就是选择。不过，多数人还是相信客观。如果采纳科学关于客观的定义“客观就是当观察者置换后仍然观测结果不变或者是可重复观测的现象就是事实”，那么Eddie的书，就是最客观的。 .

   
     本来，当事人不仅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动力发展机制中的重大事件，而且知道关键事件的细节，应该最适合提供客观事实构成的叙事。但当事人都是创造历史的，因而都是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和个人有期待的，这些期待在创造历史时与其他期待相冲突而竞争影响历史的方向。因此，这些当事人都是把叙事服务于创造历史及传播自己的期待的有效方式，很难是客观的。例如，在对21年前的那场运动的许多叙事中，有当事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期待竞然象酷吏一样“拷打”现实，象迫害政敌一样敌视“反证”，以至于叙事意竟然成为被拷问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还有些当事人尽量叙事一个一致的历史过程，说明自己的地位和素质，体现自己对历史发展的信念和美感。这些当事人的叙事当然也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为历史是主观创造过程，这些创造者的理解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拷问现实和敌视不诚实的当事人叙事确实是揭示某些被蓄意掩盖的真相的适宜心。但是，这些主观叙事相互排斥，损害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如果读者出于懒惰、缺乏背景知识和冷漠不能参照其他当事人的叙事，如果那些被拷问的事实并不是掩盖真相的假象或真相没有被拷问出来，那么这些过度主观的叙事妨碍人们理解历史。
   
     《天安门对峙》具有当事人叙事的优点：作者清楚地勾勒出事态发展中重大的事件和参与者的主观视野及行动思考，而且在叙事中准确地呈现其中因果关系。正如作者在所说，这是他因为得天独厚的经历恰好与当事人很熟悉并且作为参与者对主观视野及思维和客观事件进程都知情。同时，他在事态中又是充满同情的旁观者。
   
     举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这种熟悉局内实情的局外人对叙事的恰当多么重要。在1989年的震撼中，最具典型的镜头是“王维林”挡坦克。但是，那场运动的当事人都知道，就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动机机制和动态过程而言，这个事实是个孤立的象征，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去年，当被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来到美国，他告诉我，这个镜头曲解了天安门广场坦克与人的真实关系。由于那个镜头，许多中外友人都问他，他的腿是怎样被压断的？让他叙述自己被没有理由地碾断双腿残暴过程后，不少人还是心存疑虑：他是不是招惹了坦克？
   
     其实，西方媒体中呈现的1989年的事件是真实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是一些既懂西方人心的表面现象。后来西方的研究大都是解读这些表面现象。这就使得1989年的事件变成与当事人体会和感受很不一致的故事。这类故事的后果仅从一个趋势可以看出，当这些当事人也被这些故事所诱惑或迷惑而吃力按照这些叙事不真实地生活和继续努力时，他们都付出沉重的形象和心理代价，最终远离现实政治。而那些制造故事的人也带着失望和沮丧相信截然相反的流言和蓄意制造的谎言。其实，这些破灭的希望本来就不是事实而是他们自己的误解。
     
     《天安门对峙》呈现的是真实的人，真实的视野。如果你想了解1989年民主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
     
     当然，对此书我也有些保留。
   
     首先，在作者经历之外的一些事件，叙述还不够准确。例如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些事件。不过这些事件不影响1989年故事的真实性。诚如作者所说，这些事件并不被1989年创造历史的学生所知道。
   
     在讨论这个瑕疵时，我应该向作者郑重致歉。因为作者曾经把草稿送给我征求意见。如果我当时读了这些叙事，本可以向作者提出一些建议。我该对这些瑕疵负有一些责任。
    其次，这本书在叙述学生运动方面是最精彩的。毫无疑问，1989年民主运动主要是学生运动发动和引领的；学生当之无愧地成为舆论关注中心。但是，从其他历史或叙事标准看，这场运动的其他成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就造成运动的结局、中国政治博弈的复杂性、运动后果的惨烈等视角看，学生都不是最体现这些标准的。这不是这本书的目标，作者当然不必对此承担责任。今后应该有这些视角的书出来。希望了解历史的读者应该同时参照这些视角的叙事来补充这本书。
   
     最后，我向作者表示敬意。这是一个有品位地思考和生活的人！

历史的细节
——读《天安门对峙》

龚小夏

写历史，太近了容易在情绪上出偏差，而太远了又容易在细节上出问题。在六四屠杀过去二十年之际出版的《天安门对峙》一书可以说兼具了不远不近的长处。

这本书算不上是整个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因为政府那面的决策记录至今仍然多数停留在传说与猜测上，也许其中几个最主要的人物已经将最主要的细节——比如他们做决定时的动机——带进了坟墓，而比学生人数多许多倍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和组织只留下了一点零星的、多数是侧面的记录。Eddie Cheng二十万字的《天安门对峙》（原著为英文 Standoff At Tiananmen）告诉世人的是发生在示威学生中间的详细的故事。该书追溯了那次震撼世界的从学生示威演变至人民起义的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一批突然之间被推到国家乃至国际舞台中心的年轻的大学生领袖们——如何以激情开始，以想象力为号召，以勇气同时又带着过分的固执己见而将示威运动变成对天安门广场长期的占领，却在真正的镇压到来时溃不成军。

《天安门对峙》中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与故事，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场历史转折点上的宏大的悲剧。人们看到，一个在试图推动改革的专制政权是如何无法摆脱自身意识形态、语言、行为方式的窠臼，是如何在居高临下的慈祥统治者与面目狰狞的暴君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摇摆抉择，而最终在无法和平控制局面的时候又是如何大开杀戒。人们也看到，这些同样的窠臼又是如何制约着抗议者的一方，使得政府对立面的领袖们摇摆在激动得近于语无伦次的青年鼓动家与试图建立起以小范围的自封社会精英为基础的权力谋略家这两种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之间。

事实上，在示威的领袖中间也有一些长期在推动建立民主制度的活跃分子和领袖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次运动之前已经吃过了共产党长期的苦头，甚至还有些人为进行政治抗议而坐过牢。《天安门对峙》选择了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人——比如北京大学的胡平、王军涛、刘钢——进行介绍。可叹的是，他们对广场上的示威学生只具非常有限的影响。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气氛，既有狂欢节般的兴奋，也有飓风临近前的惊恐，而兴奋与惊恐的交集在年轻的示威者的心中提升为一种悲壮的使命感，促使他们在想象中去迎接甚至拥抱那种过去只停留在传说中的伟大而血腥的时刻。他们不允许那些因在政治上伤痕累累而变得小心谨慎的人来夺走他们的这份荣光。他们将自己的领导机构称作“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一个充满了战争年代的军事化涵义的名字。在这样的结构中，民主制度——学生示威者们声称要争取的目标——根本无从谈起。

英国伟大的军事家威灵顿公爵说过，英国的民主制度是在伊顿中学的球场上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制度的成功秘诀，在于有规则的竞争与对抗。这种习惯，是从小就在学校和社区中培养出来的。在美国经常能看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者们会咬牙切齿地发誓说：“下次选举一定要将这个（些）狗娘养的赶走！”于是，他们在游行之后回到自己的社区，或是建立起一个委员会，或是加入到“狗娘养”的对手的阵营那里，去筹款、去拉票、去动员、去组织那些无数回合而往往是平淡甚至无聊的竞选辩论。人们的共识是，无论那些个“狗娘养的”多么令人憎恨，人们尊重他（她）的任期与职务，因为那是民主竞争的结果。

下不了。楼主修正一下。

可以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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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楼主。

下不了啊，最好做个电驴链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