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跟
德國人說，在中國最有名的德國電影可能要算《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 又譯《他人的生活》）。他們常常先是一怔，接著理解地笑了。不知道別人到柏林去找什麼，可能是那裡有名的夜生活，新舊相映的建築或者收藏豐富的博物館，我是循著《竊聽風暴》去的。
Li Yu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圖片：走進斯塔西的世界
關於“來來往往”
“來來往往”專欄嘗試用西方人熟悉的語言與語境寫中國商業文化。專欄每兩周在《華爾街日報》報紙及網絡版以中英文雙語同步發表。專欄作者袁莉2004年在紐約加入《華爾街日報》，先後擔任記者和專欄作者。她2008年回到北京擔任《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主編。袁莉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並曾在新華社擔任編輯以及駐泰國和阿富汗記者。歡迎讀者發送郵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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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和揚的對話。對話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解答我對於中國的困惑。如果不能直面文革和大躍進，我們這個民族能進步嗎？（編者注：因篇幅原因，對話文字略有刪節）問：20多年來有290萬人次申請查閱過自己的檔案。他們都是些什麼人？人們決定查看或不看自己檔案的原因是什麼？看過檔案後對他們的生活是否有影響？有何影響？答：有不同的群體，有個人，也有記者、學術人士和研究人員。查閱斯塔西檔案的個人想知道斯塔西如何控制或打亂了他們的生活，想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遭遇困難，比如在求學和工作期間。查閱這些檔案的人有機會重新獲得自己的經歷記錄。另外，數百萬人也確實需要文件為自己平反。因政治原因入獄的人需要証據証明自己在監獄呆過。這對他們的平反和退休福利都很重要。問：有些人並不想知道自己的檔案中都寫了些什麼。談論過去對他們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這種情況很普遍嗎？答：人們看不看檔案是他們的自由。但現在我們知道很多人年紀大了時會決定查閱檔案，比如退休之後。他們需要時間為查看有關自己和所處環境的檔案做好心理準備，比如他們可能會發現有些朋友甚至是親戚曾與斯塔西一道反對他們。我們現在每月仍會接到8000份個人檔案查閱申請。問：當初要開放檔案時，曾有人反對設立這樣的一個聯邦委員會。他們說，如果人們看到這些檔案，可能會在社會中滋生仇恨心理。您看到過這樣的例子嗎？答：沒有出現仇恨和警惕心理。相反，過去20年的檔案開放顯示，我們走的路是正確的。我們的經驗表明，所有這些不安想法都是錯誤的。情況的發展顯示出德國對這些檔案處理得有多好。可以說，根據《斯塔西檔案法》開展的檔案保管和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對德國和全世界都是如此。它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典范。比如，波蘭有很長時間沒有公開檔案。人們無法查閱檔案，因此對秘密記錄的內容不得而知。這種狀況會制造一種容易出現政治操縱的氣氛。透明加上數據保護雙管齊下是管理檔案的正確方法。一個社會有必要面對自己的過去，幫助人們塑造民主制度，特別是讓年輕一代了解獨裁統治，了解獨裁政權是如何運轉的，避免未來重蹈覆轍。此外，檔案的保管和開放有助於樹立人們對公共服務和政界的信心。根據《斯塔西檔案法》的規定，在公共服務、政府或政界擔任要職的人需要受到審查（以確保他們沒有為斯塔西服務過）。到目前為止，我們接受過約175萬份審查申請。問：揚先生，您看過自己的檔案嗎？您憤怒嗎？答：我看過，我對自己看到的很多信息感到非常沮喪，特別是檔案中說我的一些朋友曾為斯塔西工作並且反對我，背叛我。我不得不接受他們是“假朋友”這件事。這讓我難以接受，但同時讓我感到釋然，因為我終於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曾試圖與一些背叛了友誼的人交談。一些人願意和我談，一些人不願意。他們應該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與那些談過話的人現在找到了一種新的關系，如今我們可以交談並且保持著聯系。我與那些拒絕和我談話的人沒有聯系。問：您從前一些曾為斯塔西工作的朋友為什麼不願和您說話？答：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們不誠實，一種是他們不想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他們回顧過去，就必須面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就必須與自己和自己的過去對抗。問：您所在的機構是歐洲記憶與良知平台(Platform of European Memory and Conscience)的創始成員。記憶與良知有什麼關系？答：首先，我們認為有必要就對極權主義政權的態度達成共識，有必要就如何塑造我們未來的社會達成共識。我們德國人感覺尤其有責任吸取歷史教訓，因為德國在20世紀先後經歷了兩個專制政權：納粹政權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德國。最重要的一個共同點是人權。不忘獨裁統治有助於培養良知，有助於人們培養對民主社會價值的意識。比如，在中國的政治發展問題上，中國政府忽視人權的做法應該受到批評。如何搞政治是可以商榷的，但毋庸置疑的一點是，政治不應損害人權。問：由於對文革和1958年至1961年的大飢荒沒有正式的歷史記述，中國有些人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一些人否認那兩個時期曾發生過任何悲劇。政府在國家記憶和良知方面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答：在德國和任何多元化社會，誰都不能就應該如何開展歷史研究給出具體方向。所以，學者或記者可以自由地開展研究和學術工作。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信息來源，就歷史中的某些事件發展得出自己的結論。任何政府都不能規定你必須按著這種或那種方式描述歷史事件。雖然我們的機構是聯邦政府的一部分，但它的研究是獨立的。問：您所在機構的工作可以說是在挖掘歷史記憶。為什麼人們有必要保留對歷史的記憶？為什麼這樣做對社會有好處？歷史記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答：以這樣的意識和理解回顧歷史和經驗，特別是教訓和失誤，我們就可以塑造未來的社會。我們對獨裁統治的了解越多，就越是能夠積極塑造民主制度，保護其不受負面力量的影響。問：聽說您對影片《竊聽風暴》有一些批評或保留看法？答：在這部影片中，一名前斯塔西官員轉變態度，從一名積極監視反對派的秘密警察變成了質疑自己工作的人。影片中沒有交代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他為什麼改變？影片結尾也極其令人難以置信。對任何一個經歷過如此苦難的人來說，影片中作家在書中感謝前斯塔西官員的一幕都是不可能的。一個人怎麼會感謝導致自己女友死亡的人？為什麼要感謝？他可以說出來或表示理解，但為什麼要在書中表示感謝？問：曾經效力於斯塔西的特工無人因這些檔案而被提起刑事指控，這樣說準確嗎？為什麼這些前特工很少被起訴？答：可以這樣說。只有個別前斯塔西官員被提起公訴。通常來講，曾為斯塔西工作並不算犯罪。例如，按照私法，隱瞞這一經歷可能會被解雇並帶來嚴重政治後果。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經歷可能是刑事犯罪的一個元素，比如當一位前斯塔西工作人員被控妨礙司法公正、非法拘禁、人身侵犯或間諜罪時。最重要的是我們是法治國家，即便是處理曾有司法不公行為的人也會依據法規走法定程序。問：如果那些做過可怕事情的人沒有因自己迫害他人而受到懲罰，今後人們會更容易效仿這些人嗎？答：需要堅持的是法治。如果法律不能進行懲罰，那麼社會就必須介入，然後就需要在一場公開的討論中進行道德辯論，對發生過的事情進行評估。受害者遭遇的不公正對待需要得到確認，相關負責人需要在這樣的公開討論中面對自己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