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面向过去”的眼光，那么人口政策不一定会调整，因为“十八大”报告只是重复了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的内容：“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于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但是整个“十一五”期间，“现行生育政策”没有得到丝毫的“完善”。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次五年规划之所以如此雷同，是因为是根据同班人马（国家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的“论证”。“十一五”规划是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蒋正华、宋健和徐匡迪为正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证，他们认为：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六普”）已经证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论证”已经破产。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也只有1.4左右），而不是1.8；2010年底总人口只有13.4亿，而不是13.6亿。
根据他们的预测，中国人口在2015年将达到13.9亿（2010年底人口为13.4亿），意味着2011-2015年这五年年均增长1000万。他们的结论刚出来，我就在博客文章中认为他们的预测又将破产。
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已经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报告撕成了碎片， 2011年只增加了644万人（没有1000万），年底总人口只有13.4735亿人。
即便假定2012年、2013年年增人口与2011年一样
为644万（事实上会更少，因为育龄妇女更少、死亡人数更多），那么2013年底人口只有13.6023亿。2013年就开始“完善人口政策”的话，出生
高峰是在2014年，那么2014年、2015年需要增加2977万人才能让2015年的总人口达到13.9亿。由于每年死亡上千万，意味着这两年需要出
生5000多万（生育率需要在2.4左右）。那么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勉强让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9亿。
而要达到“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所预测的2033年达到15亿人口（人口均衡发展），需要让2014-2033年生育率稳定在2.2以上才行。那么即便2013年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也是不可能的。
300多人参加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和80多人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核心成员其实都是一样的：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
研究中心，蔡昉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翟振武领导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李建民领导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蔡昉、翟振武、
李建民都是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而会长则是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由于人员一致、思维方式一致，一再得出相同性质的结论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影响决策的
能力却超强，将他们的结论纳入了“十二五”规划。
二、被夸大的“补偿性出生高峰”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是在2010年7月召开的，当时“六普”还没有
开始。2011年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普查结果也还没有公布，因此全盘采纳了“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建议（建立在“生育率在1.8以
上”的基础上），包括“稳定低生育水平”。“十二五”规划的目的是“控制人口总量”，指导思想与“十一五” 都是“人口控制”而不是“人口发展”。
2012年6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六普”的结果，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18。“六普”和《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共同宣布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结论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那么将是历史大笑话。因此“十八大”报告没有采纳人口学界的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结论，而是说“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 人口政策“完善”到什么程度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012年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该报告是李建民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的研
究”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全国同时放开二胎（“同放二孩”），头几年总和生育率会超过4.4，总人口会在2014年突破14亿，在2021年超过15亿，
在2044年达到15.35亿顶峰，到2050年还有15.19亿。他们建议分步放开二孩（“分放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
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全国全面放开二胎。到2020年后才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即便是“分放二孩”，总和生育率也将在2014回升至3左右，在经过
四年的小幅波动以后开始下降，2022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他们的建议在貌似开明的外壳里包藏者非常保守的内涵。根据李建民等人的预测，“同放二孩”后头几年生育率会超过4.4，意味着每年出生4700万，
是2010年出生人口的3.4倍，共补偿性出生1.2亿；即便是“分放二孩”，头四年生育率也波动在3.0，出生人口也有3200万，是2010年的
2.3倍，共补偿性出生1.0亿。根据这种预测，决策层根本就不敢“同放二孩”，连“分放二孩”都会犹豫不决，更不会停止计划生育了。
其实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共只少生了一亿多人，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如李建民等人预测的那样补偿性出生上亿人，更不会达到李小平所判断的“多出来几亿人口”。
如果2013年调整政策，由于怀孕周期，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之后。如果2000年后就停止计划生育，当时想补生的妇女在2013年基本上丧失了
生育能力（2000年的30岁妇女到2013的时候已经43岁了），因此大致可以认为2013年后的补偿性出生孩子的母亲是2001-2013年被政策限
制生育的妇女。如果2000年后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那么2013
年0-12岁（2001-2013年出生）人口应该有2.43亿。
而根据“六普”，2010年的0-9岁人口共1.46亿；假设2011-2013年出生人口与2008-2010年一样多，为0.45亿，那么
2013年0-12岁人口共为1.91亿。也就是说，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2亿人（2.43-1.91=0.52），这是
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人数。
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新疆建设兵团以及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放开二胎后，都未曾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一战时，法国的生育率由1910-1914年的2.46下降到1915-1919
年的1.45，战后尽管鼓励生育，但是1920-1924年生育率平均为2.50，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战争少生的226万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英国和
德国由于没有鼓励生育，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日本1966年不吉利的“火马年”少生的孩子也没有被补生出来。
中国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由于营养不良导致月经失调，1959-1961年生育率只有3.87。照道理说，在“大跃进”后
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别只有6.02、7.5、6.18、6.08。也就是说，“大跃进”
少生了2318万，只在1963年补生了592万。
我根据育龄妇女结构、各年龄段妇女已生孩子数、年龄别不孕率、绝育手术数、生育意愿（包括高中普及、大学扩招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判断中国停止
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只相当于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补偿性出生。这3000万即便有三分之二在一年内成功补生，加上“非补偿”
生育，2014年总出生人数也只有3500万，略多于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中国的医
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事实上，想补生的妇女即便还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经是高龄，不是想怀孕就能马上怀上的（有些需要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生理的差异就可以将补偿性高
峰分散。并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是在“两会”之后，那么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况，即便补偿生育，也不可能全部挤在这两
三年（有些夫妇还会观望几年，才会下决心怀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妇女是在35岁、甚至40岁后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还有部分
会在2018年后才“补偿生育”。因此，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其实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共只少生了一亿多人，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如李建民等人预测的那样补偿性出生上亿人，更不会达到李小平所判断的“多出来几亿人口”。
如果2013年调整政策，由于怀孕周期，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之后。如果2000年后就停止计划生育，当时想补生的妇女在2013年基本上丧失了
生育能力（2000年的30岁妇女到2013的时候已经43岁了），因此大致可以认为2013年后的补偿性出生孩子的母亲是2001-2013年被政策限
制生育的妇女。如果2000年后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那么2013
年0-12岁（2001-2013年出生）人口应该有2.43亿。
而根据“六普”，2010年的0-9岁人口共1.46亿；假设2011-2013年出生人口与2008-2010年一样多，为0.45亿，那么
2013年0-12岁人口共为1.91亿。也就是说，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2亿人（2.43-1.91=0.52），这是
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人数。
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新疆建设兵团以及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放开二胎后，都未曾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一战时，法国的生育率由1910-1914年的2.46下降到1915-1919
年的1.45，战后尽管鼓励生育，但是1920-1924年生育率平均为2.50，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战争少生的226万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英国和
德国由于没有鼓励生育，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日本1966年不吉利的“火马年”少生的孩子也没有被补生出来。
中国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由于营养不良导致月经失调，1959-1961年生育率只有3.87。照道理说，在“大跃进”后
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别只有6.02、7.5、6.18、6.08。也就是说，“大跃进”
少生了2318万，只在1963年补生了592万。
我根据育龄妇女结构、各年龄段妇女已生孩子数、年龄别不孕率、绝育手术数、生育意愿（包括高中普及、大学扩招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判断中国停止
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只相当于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补偿性出生。这3000万即便有三分之二在一年内成功补生，加上“非补偿”
生育，2014年总出生人数也只有3500万，略多于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中国的医
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事实上，想补生的妇女即便还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经是高龄，不是想怀孕就能马上怀上的（有些需要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生理的差异就可以将补偿性高
峰分散。并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是在“两会”之后，那么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况，即便补偿生育，也不可能全部挤在这两
三年（有些夫妇还会观望几年，才会下决心怀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妇女是在35岁、甚至40岁后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还有部分
会在2018年后才“补偿生育”。因此，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其实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共只少生了一亿多人，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可能如李建民等人预测的那样补偿性出生上亿人，更不会达到李小平所判断的“多出来几亿人口”。
如果2013年调整政策，由于怀孕周期，出生高峰是在2014年之后。如果2000年后就停止计划生育，当时想补生的妇女在2013年基本上丧失了
生育能力（2000年的30岁妇女到2013的时候已经43岁了），因此大致可以认为2013年后的补偿性出生孩子的母亲是2001-2013年被政策限
制生育的妇女。如果2000年后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中国的生育率也将从2001年的2.1下降到2010年的1.7，那么2013
年0-12岁（2001-2013年出生）人口应该有2.43亿。
而根据“六普”，2010年的0-9岁人口共1.46亿；假设2011-2013年出生人口与2008-2010年一样多，为0.45亿，那么
2013年0-12岁人口共为1.91亿。也就是说，2001-2013年被政策限制出生的孩子共有0.52亿人（2.43-1.91=0.52），这是
理论上的补偿性出生人数。
被政策限制的妇女很多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相当部分也没有了生育意愿。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将三天的食物一顿吃下去。新疆建设兵团以及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放开二胎后，都未曾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
一战时，法国的生育率由1910-1914年的2.46下降到1915-1919
年的1.45，战后尽管鼓励生育，但是1920-1924年生育率平均为2.50，只是恢复到正常水平，战争少生的226万孩子并没有被补生出来。英国和
德国由于没有鼓励生育，战后的年均出生人数还恢复不到战前水平，更谈不上补偿性出生高峰。日本1966年不吉利的“火马年”少生的孩子也没有被补生出来。
中国1950-1958年的生育率平均在6.06。由于营养不良导致月经失调，1959-1961年生育率只有3.87。照道理说，在“大跃进”后
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生育率分别只有6.02、7.5、6.18、6.08。也就是说，“大跃进”
少生了2318万，只在1963年补生了592万。
我根据育龄妇女结构、各年龄段妇女已生孩子数、年龄别不孕率、绝育手术数、生育意愿（包括高中普及、大学扩招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判断中国停止
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只相当于李建民的“同放二孩”的一年的补偿性出生。这3000万即便有三分之二在一年内成功补生，加上“非补偿”
生育，2014年总出生人数也只有3500万，略多于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中国的医
疗、婴儿食品和服装等行业的弹性很大，足以应对补偿性出生高峰。
事实上，想补生的妇女即便还有生育能力，也都已经是高龄，不是想怀孕就能马上怀上的（有些需要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生理的差异就可以将补偿性高
峰分散。并且即便2013年就停止计划生育，也是在“两会”之后，那么出生高峰是分在2014、2015年了。何况，即便补偿生育，也不可能全部挤在这两
三年（有些夫妇还会观望几年，才会下决心怀孕），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也有妇女是在35岁、甚至40岁后才生孩子，因此，至少8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还有部分
会在2018年后才“补偿生育”。因此，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中国1990年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李建民等人既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核心成员，也是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的核心成员。他们的建议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他们将补偿性出生人数夸大了几倍（大大夸张了对社会的冲击力）。人口政策调
整后冲击（对医疗、教育、民众心理）最大的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广人稀的农村多生一些人根本没有影响，为什么还将农村放在第二步？目前生育意愿已经很低，
放开二胎和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补偿性出生高峰相差不大（在城市更是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也就是说，放开城市，不如放开全国；放开二胎，不
如停止计划生育。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口政策都是被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牵着鼻子走。他们一方面夸大人口预测，一方面夸大补偿性出生高峰，一方面又降低“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所需要的生育率。全世界都知道要实行人口均衡发展就必须保持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中国需要在2.3左右）；但是中国“多数人口学者所接受的生育
率”却只是1.6。现在他们又想将他们错误的观点塞给新的国家领导人。
三、停止计划生育是对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2012年11月15日，产生了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习近平坚定并富有亲和力的就职演说，展现出了大国领袖风范。新人新面目，这是一个敢于行动的领导集体，他们应该不会再拘泥于政策连续性，而会面向未来、向历史负责。
习近平说：“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
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中华民族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下降的过程，从1820年
到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已经从37%下降到22%，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而同期发达国家人口却增加迅猛，英国人口从
2124万人增加到5013万人，美国人口从998万人增加到1.52亿人，俄罗斯帝国/前苏联地区人口由5476万人增加到1.80亿人。日本明治维新
之后，人口也快速增长，从1870年的344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8380万人。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
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
有的光明前景。”1950年之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势头得以遏止，到1980年仍然占全球的22%。1950-1980年繁衍的6亿多人口，奠定
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由于有充足的劳动力和智力，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成了世界生产基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中华民族目前面临空前的危机。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
12%了。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超低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比上一代差不多减半），那么中国人口到2100年只有极端老化的4.6亿人（只占全
球5%；中位年龄高达59岁），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世界最大的民族就这样一步步沦落为无足轻重的小民族。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国际
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民族复兴成为空谈。
习近平说：“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
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首先必须恢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让生育率提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除了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外，还必须调整经
济政策、改变城市规划，“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提高老百姓的养育能力，任重而道远。
习近平说：“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知道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关心孩子们的成长，体现出负责的大国领袖的作风。
《周易》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等古文献，“帝”和“天”是通用的，皇帝自称天子。在甲骨文里，“帝”字象花蒂之形，蒂落生果，表示有造物之
德。天有生育万物之功，故称为帝。可见最高领导（帝）的首要职责就是鼓励生育，人丁兴旺才能奠定政治合法性。补偿性出生高峰的三千万孩子，是中华民族复兴
的希望，这些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李建民等人的“分步放开二胎”的观点与“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是一脉相承的，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18，为什
么到2012年计划生育还没有废止（损失了数千万人口）？这笔帐暂时没人会算，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笔帐的。是由人口学家承担，还是由政治家来承担？是将学
术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还是将政治危机淡化为学术危机？
如果采纳李建民等主流人口学家的观点，等于全盘接受了过去十多年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政治包袱，今后人口政策很难轻装上阵。这也符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
利益：先鼓励人口学家提“二胎过渡”方案（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再以“自主生育”为由反对中国出台任何鼓励生育政策，那么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沿着比
台湾、韩国更低的路线走（2010年分别只有0.895、1.22），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也足以让中华民族继续萎缩。
对这份错误的政治遗产，中国新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继承？从历史角度看，停止计划生育是下届政府最应该率先打出的一张王牌，既是功垂千秋的历史性政绩，也是对前任负责。
中国人口危机已经危重，靠简单包扎（各种二胎过渡）是无济于事的，而需要紧急手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需要“猛回头”，不是“慢慢游”。
果断地与过去错误的人口政策决裂，有利于轻装上阵，及时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恢复民族的持续发展能力，让“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是“合格的历史答卷”。
（注：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