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就成绅士了？
这个外厉内荏的党天下处置事关民生、民权的社会问题花拳绣腿，大兴文字狱的功夫却震古铄今，内力所至，草木皆为兵刃。过去的一年，暗无天日，党天下在变本加厉迫害良知未泯的作家、律师、学者、维权人士……因言获罪或以别种形式遭罪的男女，在党国与日俱增。
法治精神不断遭到暴政的疯狂践踏。虽然暴政在压制不同意见时，惯常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但党天下并没有因为偷换概念的故伎重施，就光彩溢目，相反更见手法的陈旧和下流。党天下还是那个党天下，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也并没能就此摇身进化成绅士。
这花马褂“吹而为风，运而为雷，嘘而为云，呵而为雨”：胡佳主张基本人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杨春林主张“要人权不要奥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谭作人调查汶川地震死亡人数＝“颠覆国家政权”；郭泉、刘晓波等为民主呼号＝“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虽然法律条文对国家政权的概念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辞海》也无国家政权的名词解释，但人人通晓这般常识：国家政权不等于践踏人权，国家政权不等于掩盖血腥，国家政权不等于专制暴力……要指控某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首先就得有国家政权这一实体的存在。
而党天下的国家政权在哪？十几亿人连年喘息在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申冤难、就业难的重压之下，多么希望国家政权确真存在，可是纵然找遍全中国，也找不到国家政权何在，你顶多找到的是一个敷衍了事的信访局或信访办，但你知道，那和国家政权完全是两码事。
这个无法无天的党天下，时至今天，已是公然包庇虐杀无辜学子的狂徒1266天！我也曾寄望国家政权为惨烈遇害的廖梦君主持公道，然而我寻寻觅觅，迄今不见国家政权何在。我期待司法公正，可黑暗无边中竟悲哀地发现，法治精神早已沦落为娼，而且被糟蹋得鲜血淋漓。
上海学者岳海剑批判法治环境的持续恶化，不仅夫妇俩惨遭毒打，爱女竟被割掉了半个鼻子；坚持为民主呼号的老教授孙文广，去年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断几根肋骨；提倡公民监政的深圳民主人士郭永丰，则于去年大白天被砍杀……问苍天，他们能找到国家政权和法律在哪？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实屏障，会固定存在，不会时隐时现。人民水深火热，千呼万唤，国家政权与法律宛若无物，而为封堵言路、残害异己，“国家政权”与“法律”就粉墨登场，这样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根本就无公信力可言。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国家面前只能是一种从属关系或依存关系，而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因为不论一个组织有多么庞大，一个人的名声有多么显赫，都只是国家的一分子，远远代表不了国家整体。国家政权决非某一组织或个人的附属品，而该是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彰显。
正如我先前所言，中国的这个政体实质是一个“四不像”的政体。在一党独大、一团乱麻之党国，只有中共专制政权的存在，并无真正国家政权之存在。真正意义的国家政权，表现和执行的是国家意志，凡事会以国家前程和人民福祉为重，能淡看一党之私，能一碗水端平。
在国家政权子虚乌有的黑夜，为党天下“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计，为更加和谐计，为大兴文字狱计，就得流氓得更加彻底，不然干不好打压异议这技术活。若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索性改为“煽动颠覆中共政权罪”，便威镇寰宇，往后再要整谁，终于“于法有据”。
而党天下尚未完成这一伟大前期工程，就毛毛躁躁大兴文字狱，不但于法无据，还将自身陷于攒锋聚镝的不利境地。信息时代的愚民实则无多，家至户晓政党和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是皆知给郭泉等人罗织的罪名，援引法律条文不对，是偷换概念，纯属司法迫害！
有人忧国忧民用良知说话，写了些不合独裁者口味的文章就被重判10年、11年！有人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嗜血，通过虐杀一个无辜的孩子来毁灭一个作家的家庭和人生，案发1266天，竟还能逍遥法外！这个狐裘蒙戎、罪大恶极的党天下，又何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和法律？
“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是高山，是大海，是流淌着万般柔情的美丽诗行，是情系苍生的具体演绎，它能容纳得了任何不同的声音，更能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见《廖祖笙：多么病态的“国家政权”》）。以言治罪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倒退，也是对法治精神的公然践踏！
无所谓言论自由和政治清明，也就无所谓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中国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能靠了倚重文字狱真正压制思想自由，并让国家走向复兴。明朝的厂卫制和清朝的文字狱，虽一时造就了没有自主意识的顺民，但阻挡不了其消亡，最终还是写进了人类文明的耻辱篇。
中国已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中国宪法的第35条依然存在；胡党部和温政府，也有过“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表述。然而，现实却是这般耳光响亮，匪夷所思的“和谐社会”，下流得可以不设底线，可以不顾洪水滔天了。
以行为暴力的方式压制不同意见，非绅士所为，反倒是恶棍掉出专制内裤、恼羞成怒的折射。你不同意某人的文章观点，大可一笑了之，或是写文章去说服或反驳对方，何至于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盗用法律之名，甚至砍砍杀杀，弄得人家妻离子散甚而家破人亡？
没有观点碰撞的时代，不会是一个正常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健康、活泼的时代，因为每个社会成员，皆非来自远古的木乃伊，社会成员首先是一个鲜活的、独立的个体，而后才是一个具有各种社会属性并有着独特见识的自然人。在人类社会里，怎会没有思想观念的碰撞？
然而，这个倒行逆施的党天下，在民主的潮流席卷全球之时，非但没有与时俱进，反而容不得不同观点的碰撞，已能披上“国家政权”的花马褂，把一个个怀有报国热忱的仁人志士就这样推进文字狱！心狠手辣、痛下杀手的同时，俨然不再记得他们当初是如何表述的——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社论称：“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1941年10月28日的《解放日报》道：“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云：“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社论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
试问：被推进文字狱的郭泉、刘晓波等人写的那些文章，较之上述言论，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党天下而今宣判郭泉、刘晓波等人之“有罪”，难道不等于自打耳光，不等于公然宣判当年中共之“有罪”？中共当年“为建立民主政府”，弄得中国烽烟四起，那么又该当何罪？
罪与非罪，历史自有公然，世人也有目共睹。在“天下围攻”式的谴责面前，以诡辩或无耻应对，并不能改变世人对一个政体人权状况的大体评估，也无助于自身形象的提升。流氓本是可以进化成绅士的，而且善待人民也并非就真的难于登天，关键还在于自己要甘于进化！
执政党和政府在任何时期都来不得滥施淫威。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先须有谦卑的姿态和宽广的胸怀。文章本就见仁见智，哪怕不同的意见在你不爱听不要听，当权者至少也得保有休休有容的绅士风采，岂可因为观点不同，就情急失态，就穷凶极恶对直言极谏者施以辣手？
我曾写过《以言治罪将把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惜忠告无效。近期见公众对以言治罪群情激愤，深为叹息。博讯报称，某党派在郭泉二审宣判后宣告地下武装成立。某论坛则有网文《从今以后，我们也要行使对独裁首恶者的威慑性暴力！》……愕然！和谐从何谈起？
美国总统奥巴马有云：“对于那些依靠欺骗、腐败、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而保住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一时间当局者迷，“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坚持一条道走到黑，最后令历史无可饶恕。
为今之计，不是强词夺理，不是百般掩盖，不是将错就错……而当理性与错误的过去做必要的切割，并着手于修补，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以更加稳健、豁达的姿势行走。唯有这样，才能给历史、给人心、给当事人、给几千万的中共党徒，以该有的更好的交代。
讳疾忌医无益百孔千疮。顽梗不化，拒绝任何形式的仁心仁术，不但无益于国家前程，无益于人民福祉，也无益于一个政治团体的完善，这应当属于基本常识。一个真正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政治团体，首先会尊重常识，尊重历史，尊重天赋人权。而表达权正属于天赋人权。
因此，应当让胡佳、郭泉、刘晓波等人早日回家！他们和你一样同为父母所生，同样有妻儿老小要照顾。他们没有偷人，没有抢人，更没有杀人，他们只是依法行使了自己的表达权。他们怀着爱国的赤诚，为这个苦难的国家默默奉献了自己的心智和热血。施以迫害，何忍？
写于2010年1月1日
作者：廖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