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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的见证——周恩来去世之后的毛泽东放鞭炮 (转)

广场的见证——周恩来去世之后的毛泽东放鞭炮 (转)

作者:刘亚洲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古老的民族染上狂热,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
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
打击是沉重的,但不是最重的。最重的打击来自我——天安门广场。要说的是“四·五*****”。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然后华国锋一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
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
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
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O一卡车拉走的。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
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
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
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OO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
“洒泪。”
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
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定为反革命暴乱。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一年前,他曾用同样的问题问王洪文和邓小平。王说:“全党会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邓粗声粗气地说:“军阀混战。”毛泽东欣赏邓的回答。现在王洪文楞了一下,拾起了邓小平的牙慧,轻声答:“军阀混战。”
毛泽东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张玉凤服侍他吃药,他抚着她的手说:“我给你讲个故事。过去在延安,下雨天,打雷闪电。电打死了一个县长。老百姓都说,电打不死毛泽东。我得出一条结论,电打不死我,病能打死我。”张玉凤把药勺朝它嘴里放。嘴唇哆嗦得太厉害,药洒了。
晚上,毛泽东想看电影。张玉凤从中央办公厅调来一部新片子,《难忘的战斗》。因为毛泽东患病,今天坐在他身边的是中南海门诊部的护士长。电影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共军解放了一个城市,列队入城。群众挥舞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护士长忽然觉得有一股潮气从旁边飘来。她望望毛泽东,大惊。毛泽东的脸上挂着两道晶亮的泪痕。毛泽东哭了。
护士长注意到,毛泽东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来。护士长问:“主席,你怎么了?”
银幕上,一群青年学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毛泽东指指银幕,问护士长:“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解放时护士长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也确在欢迎之列。毛泽东这么一问,她不知为什么蓦地感到一阵心酸,泪水哗地一下淌出来。她点点头:“有我。”
毛泽东也点点头。从他脸上扑过来的湿气更大。远处,又响起轻轻啜泣声。是张玉凤。跟着张玉凤,其他工作人员也哭了。毛泽东的眼泪感染了其他人。其他人的哭声反过来又感染了他。他,铁腕统治中国数十年,妻子儿子死了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现在渐渐抽泣出声了。
他愈来愈不能控制自己,竟用手捂面,泪水顺着指缝流。全场哭声响成一片。电影无法放下去了。张玉凤和护士长把毛泽东搀扶走了……
上帝以一个“生”字展览他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死”字统统收回。*****半年后,毛泽东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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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周恩来死讯传来 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放鞭炮

鲜为人知:周恩来死讯传来 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放鞭炮  

2012-08-08 13:28:25|  分类: 穿梭时空 |字号 订阅

周恩来之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他的保健治疗计划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建议立即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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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之三不病情延误
  
但是毛泽东指示说:不要告诉总理和邓颖超;不要检查;不做手术。毛泽东的理由是:“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周恩来的病情没有得到检查和积极治疗。
  
1973年2月,周恩来大量尿血,毛泽东终于同意检查。3月10日,周恩来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在邓颖超的鼓励下,医生暗中违抗毛泽东的旨意,用电灼术烧掉了部份癌细胞。
  
有人说,毛泽东担心周恩来活得比自己久,在自己的身后统治中国,因此故意拖延给周恩来做手术。

毛对患癌亲信也有类似指示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指示的确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恶意延误治疗。
  
在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被确诊患了膀胱癌。毛泽东也同样表示:“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作些工作。”

毛不信医误了自己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本人对医生和检查治疗就不太信任,而且一再拒绝检查和治疗,在晚年时尤其如此。他说:“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
  
毛泽东还说:“老百姓有病还不是拖,拖拖就好了。拖不好的病,也治不好。”“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常常使医生很头疼,也耽误了对毛本人疾病的有效控制和治疗。对于周恩来的病,毛泽东还说过:“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手术连连无力回天
  
1974年5月,周恩来的癌细胞扩散,医生再次提出做手术,中共政治局不同意。邓颖超只好托付周恩来医疗小组的一个化验员直接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尿血的严重程度,毛泽东终于同意周做手术。
  
6月1日,周恩来接受第一次膀胱癌手术。但是不久病情复发,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说不能开刀嘛,一定要开。现在还不是又开第二次,我看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不到呜乎哀哉不止。”
  
事实不幸被他言中。从1974年6月第一次手术到1976年1月去世为止,周恩来一共做了13次手术,平均四十多天做一次手术。

伴君如伴虎功臣成罪臣
  
周恩来在生命最后三年多里尽管身患绝症,但是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仍然免不了继续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周恩来在历史上曾经大力辅佐毛泽东成为中共头号领导人,打下江山,但是在毛泽东的眼中,周恩来仍然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
  
在1956年和1957年,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经济冒进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在两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严厉批评周恩来,并且暗示说: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周恩来深刻检讨,并且曾经提出辞去总理一职,这才躲过一劫。
  
1972年,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组织批判极左思潮。不料文革派和毛泽东后来觉得批极左有否定文革之嫌,因此把批极左当成“右倾回潮”批了一通。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分校教授郭建博士说:“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曾经有一段‘右倾回潮’,那就是周恩来搞的。”
  
毛泽东斗垮林彪,周恩来是有功之臣。但是毛泽东却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结束时翻出陈年旧帐,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毛批外交部剑指周恩来
  
1972年,周恩来为美中外交关系解冻、中国外交关系取得突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周恩来外交”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一通”。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对王、张二人说,要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这里的“乔老爷”和“姬老爷”指的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部长姬鹏飞。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文生后来解释说,毛泽东指的就是周恩来。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只好不停地做检讨。毛泽东尽管暂时罢手,但是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加大了力度,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

毛: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但是周在会谈中并没有表态,表示要请示报告。
  
周恩来随后打电话准备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是毛泽东正在睡觉。周恩来不便打扰,于是只好向基辛格建议双方各指定─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不料,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地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压迫──反抗──更大压迫
  
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的规模,并且亲自拟订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增加了外交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等9个人。
  
批判会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毛泽东通过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遥控会议。江青为首的批周“帮助小组”则负责贯彻毛的批周指示和意图。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他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和政治压力,也纷纷猛批周恩来。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平衡和安抚
  
在毛泽东和江青的坚持和责令下,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毛泽东这才缓和态度,对周的检讨批示说:可以了。并且批评江青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毛泽东还在12月9日对周恩来假惺惺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
  
被毛泽东当枪使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后来发牢骚说:“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林批孔批周公
  
不过,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74年1月,毛泽东的大棒再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暗指“党内大儒”──周公,周恩来。
  
就在周恩来做第一次手术的6月,毛泽东把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批判经验主义,指名道姓地说周恩来是“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是“帮凶”。
  
毛泽东显然有心用这九篇文章打击周恩来。不过他最后并没有出手。文革专家高文谦认为:“毛泽东很清楚,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趁势推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要违背党心民意而大举批周的话,很有可能激起众怒,在政治上闹出乱子来。”

民心所向毛想反也反不了
  
1974年8月,周恩来做了第二次手术。中国宣布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文革大乱之后的中国,人心思定,周恩来当时似乎成了恢复秩序、实现稳定的象征。许多中国人希望周恩来尽快康复,重新主持国家的工作。1974年9月30日晚上,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国庆招待会,人们情绪激动,场面极为热烈。
  
毛泽东看到这种状况,曾经对王海容说:“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后来民间传言说,毛泽东保护周恩来,说“反周民必反”。其实毛泽东是批周不成,带着无奈的心情说这番话的。至此,批林批孔运动无疾而终。

不满文革钳制文革派
  
1974年,知道自己噎来日无多的周恩来一反常态,开始积极地与文革派斗争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周原博士说:
  
周恩来实际上对文革也是不满的。在治国的想法上和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像邓小平那样比较鲜明地拿出自己的想法,明着没有反对文革,但是一些做法实际上在否定文革的一些变动和文革做的一些所谓意识形态上的改革。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
  
周恩来便借着这个机会设法阻止文革派的人掌握实权。他甚至冒着直接对抗毛泽东的风险,在12月26日在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报告说,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叛变行为。周恩来的目的,就如同他对当时的中共副主席叶剑英所说:“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文革派)手里。”
  
1974年12月,周恩来准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工作。这时医生发现周恩来大肠内有肿瘤,必须马上检查治疗。
  
但是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做手术显然不利于同文革派的斗争。于是,叶剑英对医生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周恩来便在一个医疗小组的护送下前往长沙去见毛泽东。
  
1975年1月,周恩来在中国四届人大上完成自己最后一次重大工作。
  
不过,周恩来显然认为毛泽东夫妇对他不会善罢甘休。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之后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XX。”

毛江舞剑意在周公
  
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1975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文革期间,周恩来的政治对手不时把莫须有的“伍豪启事”拿出来,说他有叛党嫌疑;在1973年又批他在对美关系上“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毛泽东当时就曾经提到《水浒传》,对周恩来旁敲侧击。现在重提投降派问题,周恩来认定,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的。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指责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份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总理心沉重
  
1975年9月,周恩来病情再次急剧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他在手术前调来了1972年他说明“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直到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才审阅完毕,并且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
  
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足见评《水浒》运动对周恩来形成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后来也证明,周恩来对自己身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投降派”问题。他在临终前让邓颖超注意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问题,另一件就是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他“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实际上,评《水浒》运动是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恩来的最后一击。

推邓接班冒犯龙颜
  
周恩来临终前还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很不舒服的事,就是推荐邓小平接自己的班,主持国务院和政治局工作。这本来是毛泽东的初衷。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如果周恩来推荐邓小平的话,恐怕毛泽东就不用邓小平了,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重点怀疑对象,毛泽东让邓小平出来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取代周恩来的这个工作。另外呢,要钳制周恩来。”
  
但是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结成了对抗江青的联盟。
  
宋永毅:至于说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搞的整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也很愿意的,所以他们也噎搞到一块儿了。
  
此时的毛泽东噎对邓小平“右倾翻案”感到不满了,周恩来却偏偏提出让邓接他的班,毛泽东心中的不满可想而知。

君心难测态度冷漠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尽管委托身边工作人员探视过周恩来,询问过他的病情,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前往只有一墙之隔的医院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去世,有人说毛泽东幸灾乐祸;另一些人则说毛泽东感到悲伤。
  
周恩来死后,中共领导层多数人希望毛泽东参加周的追悼会,医疗专家也认为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但是毛泽东没有去。
  
据张玉凤回忆,她当时问毛:“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自己的腿说:“我走不动了。”
  
但是根据汪东兴保存的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毛在1976年1月12日曾经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我和...总理...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
  
与此同时,毛泽东身边的人得到命令:不准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不准戴黑纱。

鞭炮为谁而鸣?
  
周恩来去世三个星期以后,是中国的中国新年。除夕之夜,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鞭炮齐鸣。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当时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提议放鞭炮热闹热闹。
  
但是张玉凤在回忆录中说,是毛泽东对她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据说,毛泽东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亲自点燃二踢脚。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一位在中南海负责警卫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告诉我,1976年农历大年初一,从毛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拉走的鞭炮屑有整整一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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