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不正旁证：我在语言班的时候，有一个来自广西的同学，崔姓，军属。一次聊天之间，具体忘了，可能是扯到与“饿死人、吃人”相关话题了吧，他神秘而又不无得意地说过，“我奶奶斗过汉奸，吃过汉奸肉”……从他的年龄推断其祖母年龄，必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 晓明

   一、绪言

   日历像落叶飘零似的飞去，文革中的1968年发生在广西的那场大屠杀，转瞬间四十年过去了。望着这飞逝的日子，尽管时代的列车已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世事变迁，逝者长已矣；但，存者今犹在，四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种种惨状永远地留在了世人的心中，那一幕幕悲惨的历史成了人们永难磨灭的血腥记忆。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到底有多少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仅据官方统计的数字，被非法杀害者为八万九千八百一十人（民间估计可达十万之众），这已是一个足以令人心惊胆寒的数字了。近九万鲜活的生命数月之间就从人世间消失，而且死的是那样的惨烈，确是令当今的人们（特别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难以相信和难以理解的。但，这是血淋淋的无可争辩的铁一般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除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屠杀外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且是对自己同胞的屠杀，这是人性的大毁灭，是兽性的猖狂大表演。杀人数量之多，杀人手段的残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笔者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惨烈情景，内心里都会感到万分悲痛，感到不寒而栗。我经常会冥想着那些惨死的冤魂，他（她）们也似乎在向当年的幸存者和后人昭示：不要遗忘那段悲惨的历史，不应忘掉那无数惨死的冤魂；对那些滥杀无辜的幕后指挥者和众多的杀人凶手，应该把他们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让世人唾骂；更应该为死难者们申冤雪恨，洗刷奇耻大辱。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是久久地难以平静，一股悲恸欲绝而又愤恨无比的心情总会骤然而生。

   

   今天，我们在祭奠那无数死难者的时候，有责任、有义务来恢复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使后来的人们懂得这段历史，并牢记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会在神州大地重演。同时，我们更应该努力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提高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思想意识，批判吃人的毛泽东的种种歪理邪说，才能构建今天民主宪政的和谐社会。二、文革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的。1968年广西那场大屠杀发生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中，了解文革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它的产生，就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广西的这场大屠杀了。

   

   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夺权斗争取得了胜利，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毛成了新的最高统治者。

   

   面对连年战祸所造成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假如毛能顺应历史潮流，医治战争创伤，努力发展经济，实现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么毛泽东的历史就会要改写了。然而，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把他在与蒋介石争斗时给人民的种种许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执政后的一系列所为，诸如暴力土改、镇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有悖于社会发展的，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直接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使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成了中华民族最悲惨的一段历史。

   

   面对毛泽东的如此胡作非为，必然会遭到广大人民和有良知的共产党官员的抵制和反对，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反对毛的独裁统治的斗争。如1959年彭德怀的上书，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敢于对毛提出批评，社会上出现要求“退田”单干，要求“平冤狱”的呼声，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哲学、史学等社会科学出现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和一些新的论点，出现了一些针贬时弊的杂文，如“合二而一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海瑞罢官》、《李慧娘》、《刘志丹》、《艺海拾贝》、《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对毛的胡作非为的不同斗争手段的表现。

   

   这些种种不同的斗争手段，显得是温和、微弱与不足的，它不能触动毛的丝毫。然而仅就如此的温和与微弱之声，毛都不能容忍，他立即发起反击，号召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各级领导“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来抓”，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翻案，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一切无不对社会和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国际上，1953年3月5日苏共的独裁者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召开22大，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新当选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达7个小时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其后不久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一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大的挑战，使国际共运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此时的毛泽东坐立不安了，他密切地关注着苏联，关注着东欧共产国家的变化，他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结果。他极力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大反斯大林，由此而引发了中苏两个共产党及世界各共产党之间的长期公开论战。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所为背叛了马列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表现。毛为了登上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座，在国际上他要大反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和他的鼓吹者们声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只有由他来领导才能“解放全人类”，由他来主宰整个世界。为此，在国际上他要高举“反帝、反修”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内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对不忠于他的干部进行清洗。对广大人民则是加强奴化教育，大搞“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使人民成为他忠实的奴隶，以维持他的封建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正是在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要寻找一种方式，这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和清除异己，同时使他的思想成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这种方式他终于在他长期的深思熟虑中找到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革运动正是在国内、国际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三、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在毛泽东的组织和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运动的舆论动员，是毛泽东下令射向长空的一颗耀眼的信号弹。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借批判中国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之一的胡适，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在“南姚”、“北戚”文章的冲击下，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出现了不同的争论。但毛泽东支持和赞赏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并指出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由此。在1965年底和1966年初，在全国出现了批判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的高潮。

   

   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到1966年的春天，文学艺术界、学术界、高等学校中的文化人、学者、教授等一大批知识精英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判的高潮在全国出现了。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摊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决定立案审查，同时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

   

   《5.16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革运动的全面爆发。

   

   此时的毛泽东不在北京，他时而在上海，时而又现身杭州、韶山、武汉，在这些地方静观北京和各地事态的发展变化。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他汇报。

   

   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联名写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

   给党委写大字报，造党委的反，这在当时的中国人心里，无疑产生巨大的振动。很多人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尚记忆犹新，对点名尖锐批评党委成员当然难以接受。因而许多人批评并反对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使聂元梓等人陷入了困境，难以支持了。

   康生等人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转给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并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时正，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北京的所有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都掀起了批斗党委一、二把手的浪潮。学校的领导机构瘫痪了，同学们成了运动的主宰，各种事件不断出现。

   面对此种情况，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决定，于6月初首先向北京大学派出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接着又向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革命运动。

   工作组进到学校后，按刘、邓等人制定的“中央八条”来指导运动，规定“大字报不要上街”，要“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

   “中央八条”首先遭到了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的反对和抵制。他们认为“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因而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势头。接着许多学校都相继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情况，一些学校并出现了赶工作组的行动。

   工作组是按党中央的“八条”工作的，自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逻辑，“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已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有了这些指示，工作组的工作目的更加明确了，他们的所为变成了第二次反右运动，一些带头反工作组的师生被打成了“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抓捕投入监狱。

   北京的一切情况，自有江青、康生等人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还十分严肃地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于毛泽东的尖刻批评，刘少奇是未及防备的，使他摸不清头脑。按照传统的方式主持工作，过去土改及早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都是采用派工作组这种传统方式的，这一次派工作组又有什么错呢？

   

   原来毛泽东这一次发动的文革运动，他的目的是要清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认为这些人“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毛所指的这些人物为首者正是指刘少奇自己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是刘少奇睡梦也未曾想到的。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中央决定撤出文革工作组，同时毛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支持反工作组一派学生，并为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的师生平反，使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工作组，这些反工作组的师生也就成了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但此时他们仍然是少数派。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京召开，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文革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0月1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接着《红旗》杂志在13、14、15期上连续发表社论，全国掀起了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为此，文革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都被指责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批判和冲击。工作组和各级党委为了保自己，纷纷组织起各种群众组织来对付这些造反派，使各种事件不继出现。由于毛泽东支持全国学生的大串联，并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学生和红卫兵，各级党委领导被冲垮了，使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自1966年的8月至1968年的8月，是文革中最为混乱不堪的时期，各种批斗会，派性之争，武斗，打人，以至逼人致死、乱杀人事件层出不穷，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然而这一切都被毛泽东认为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是“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是何等的荒唐之言啊！一场荒唐的运动在全国上演着，反反复复延续竟十年之久，震惊了神州大地，震憾了整个世界。

   四、广西大屠杀产生的经过

   文革之在广西，开始时与全国各地是大致相同的。1966年春夏之交是开展对文学、戏剧、史学、哲学等领域中的所谓“毒草”的批判；其后工作组进到学校，6、7月间出现反工作组的行动；8、9月间是破“四旧”、“抄家”（主要是在城市），省、市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始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在相持着、斗争着……

   1967年1月上海爆发夺权斗争，时称“1月革命”。毛泽东支持上海的“1月革命”，号召各地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要求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要求部队出来“支持左派”。号召各地建立新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使文革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

   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原始的保守组织垮掉了，各级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部队出来支左也是支持造反派，一时间造反派似乎成了胜利者（主要是在桂林、南宁、柳州这样的城市地区）。

   1967年2月19日，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贺希明、霍泛等12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革命造反声明》（习称“2.19声明” ），站出来亮相，支持造反派，但广西军区没有表态支持他们，却在群众中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从而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

   1967年3月1日，广西军区在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同时，又以南宁造反派“工总”的组织不纯为由，砸了“工总”总部，并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这是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打压造反派之风影响的结果。同时，在3月间军区以“实现班级联合”之名，解散了南宁市中学生的造反派组织。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满和反对。

   军区要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并在原来的保守派组织中做工作，动员他们支持韦国清；造反派则以韦国清并未检查和认识错误为由极力反对。支持与反对韦国清的两派开始出现。

   4月16日，南宁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开大会，《新工总》的旗号重新打了出来，造反派并要求军管小组撤出《广西日报》。

   与此同时，在军区的支持下，原来已垮掉的保守组织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旗帜下重新集结起来，六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大会，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并声援军管《广西日报》。

   4月19日，广西区党委及区政府领导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习称“4.19声明” ），支持造反派的行动。

   造反派支持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反对韦国清；而保守派支持韦国清，反对伍晋南等人的“4.19声明”，两派出现了激烈的斗争。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了“4.22火线指挥部”，到《广西日报》前静坐示威。广西“4.22”派之名便由此而来。

   5月11日，支持韦国清的一派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后来演变成了广西“联指”。

   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公开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4.22派”）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以警司的名义公开指责“4.22”派，这是极不正常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极坏的影响。

   6月2日，“4.22”派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大会”，与此同时，“联指”派则召开大会，拥护警司的决定。

   自此两派的斗争全面展开，焦点是支持还是打倒韦国清，影响遍及整个广西。

   随着两派斗争的深入发展，自6月中旬南宁首次出现武斗，很快武斗遍及广西的许多地方，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人民的生活。

   面对广西的形势，中央从1967年5月初开始组织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周恩来总理从6月1日起至11月中旬，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接见中，周恩来总理对“4.22”派，特别是桂林的造反派“老多”有所赞扬，对广西军区和“联指”一派则有所批评，经过中央数月的工作，广西军区和韦国清终于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砸“工总”，逮捕“工总”宣传委员熊一军，给造反派发忠告、警告书施加政治压力，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没有做好工作，这些都是错误的。向造反派表示赔礼道歉，向毛主席请罪，决心改正错误。

   在中央的主持下，两派代表经过多次讨论，达成了《关于广西两派促进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并同时达成了停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的协议。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由党政军领导干部韦国清、欧治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习称“区革筹” ）。至此，广西的形势应该变好了，人民盼望的平静生活将会实现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不但没有变好，反倒愈来愈坏，并且最终出现更大规模的武斗和乱杀人的惨剧，是人们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早在1967年的10月，在桂北一些地区就出现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乱抓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加以杀害。最典型的是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的杀人事件，在大队民兵营长黄天辉的直接指挥下，10月2日晚至4日，两天之内就集体坑杀了76名地富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拉开广西的大屠杀序幕。

   1967年11月，容县“联指”派就杀害地富分子及“4.22”派成员69人。12月5日，在武装部的支持下，容县“联指”派400多名武装人员攻打黎村“支多阵线”（“ 4.22”派），打死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联指”进攻福棉公社“4.22”派据点，历时4天，“4.22”派多人被杀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联指”围剿修仁“农总”（“4.22”派），当场打死“农总”多人。7日下午，“联指”公然在修仁召开所谓“荔浦修仁镇压反革命夺权胜利大会”，会上当众杀害“农总”成员11人，是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典型杀人惨案。

   面对这几起典型的杀人惨案，所在地的政权机关（武装部就是当地最高执法机关，公、检、法都是由他们军管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就是当时广西最高的权力机关和执法机关，如果他们能出面调查这些事件，并依法处理，惩办杀人凶手，后来的大屠杀就不可能发生。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事情就是在他们的支持或者纵容下发生的，被杀的是“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他们是心中暗喜的，不可能作出任何处理，终于导致新的杀人事件不断出现。

   从1967年的11月起，广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联指”派进攻“4.22”派并抓人、杀人的事件。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县的“4.22”派成立“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广西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制止武斗，依法严惩杀人凶手。同时，各县“4.22”派“反屠杀控诉团”向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出公开信，严正提出五点要求：1、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对“4.22”派的围攻；2、立即派野战部队到武斗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3、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最高法庭”一类非法组织；4、立即解决各地因受迫害而逃到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难的“4.22”派人员生活问题；5、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要到群众中公开检讨改正错误。

   这些要求不论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看，都是诚恳的合理要求，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是大权的执掌者，对这些要求是理应做到，也是不难做到的。

在各地“4.22”派反迫害、反屠杀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区革筹和广西军区也曾发出通告要“制止武斗”，严禁“乱抓人、杀人”，但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说说而已，并未见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也未对杀人事件作出任何调查处理。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武斗和大屠杀实际上都是在各地武装部的直接操纵指挥下进行的，也是在韦国清和军区某些负责人纵容下所为的，完全是执政者利用派性进行报复，利用国家权力介于派性之争以消灭异己的政府行为。

   文革之初韦国清这样的当权者受到过冲击，他们惧怕学生而东躲西藏，1967年1月在南宁、桂林又被造反派押上汽车游街示众，在他们的内心里充满了对造反派的刻骨仇恨。1967年11月他们被迫交出检讨，承认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事实证明这是假的，是他们玩弄两面派的一种手段而已。

   1967年11月以来各地一些围攻和屠杀“4.22”派成员的事件尚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自1968年1月开始，各地围攻和屠杀“4.22”派的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真是老帐未了又添新帐，使大屠杀之风愈演愈烈。

   最典型的事件如：

   1968年1月28日，钦州“联指”在武装部的指挥下，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武斗，围攻“4.22”派据点。由于“4.22”派未掌握什么武器，29日据点很快被攻破，“4.22”派成员多人被枪杀，就连支持“4.22”派的县委书记王剑东，县总工会主席冯怀忠，副县长周中权，农业局长张石英，百货公司领导干部蒋斌等人，在“4.22”派据点被攻破后，手拿白旗出来“投降”，也当即被“联指”武装人员枪杀，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又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把“4.22”派歼灭后，“联指”派胜利了，召开庆功会，武装部和县领导人刘玉柱、卢寿凯、董文、任勇宪等人亲自参加会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两千多人全付武装攻打玉林“4.22”派州配据点，包围两天后，据点被攻破，抓获“4.22”派13人，全部枪杀。

   2月11日至20日，灵山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竟敢公开枪杀“4.22”派成员3人，并陈尸示众。大会公开号召要对阶级敌人实行镇压，布置会后各公社、大队回去立即执行。会后，新圩公社即按会议的布置杀了5人，四海公社则把全公社的“四类分子”数百人几乎全部杀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杀人的事件发生。

   2月16日，在柳州“联指”的支持下，融安县“联指”攻打融安“4.22”派据点，“4.22”派有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即有15有被枪杀。

   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大队“抓促”领导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会议。周永山在会议闭幕时讲话说：“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后各地代表回到本地后，立即按照会议的布置杀人，在17天的时间里全县就杀了439人。

   除上述围攻和屠杀事件而外，从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平桂矿务局、巴马、宜山、凤山、天等、崇左、北海、上思、宁明、临桂、罗城、武鸣、陆川……等许多地方，都先后发生“联指”派围攻“4.22”派的武斗事件，都伴随有杀人惨案的发生。据有关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此期间被杀害“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女、“4.22”派成员约3万人左右。

   由于各地“4.22”派遭到“联指”的围剿，许多人为了逃命，不是下乡上山躲藏，就是逃到“4.22”派力量较强大的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谋生。此时的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领导人，面对如此严峻的武斗和大屠杀事件，不是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不是依法严惩那些杀人凶手；而是大造舆论攻击支持“4.22”派的那几位领导干部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人，诬称他们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诬称“4.22”派中混进了“反共救国团”、“反革命”，号召“联指”派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要大刮“十二级台风”。“联指”派控制的《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积极配合，报导各地“群众专政”乱杀人的经验，对武斗和杀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消灭“4.22”建立革委会是韦国清及“联指”高参们早就定下的计谋。在各地“联指”围剿“4.22”并残杀无辜的时候，韦国清及广西军区负责人又设计纵容“联指”在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抢先占据点，构筑工事，抢夺军队的武器，制造武斗的紧张形势，以刺激这三座城市的“4.22”派被迫自卫从而发生武斗，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权势向中央谎报军情，诬称是“4.22”派在“挑动武斗”，在“杀人放火”，他们就可堂而皇之的出面镇压。

   6月17日，区革筹和广西军区果然向全广西公布了《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习称“6.17”公告），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为了消灭“4.22”派而搞的政治陷害。这个公告的下达，对全广西的大屠杀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由于韦国清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得了独裁者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等人的相信，中央对广西问题发出了《七.三布告》，使韦国清等人的阴谋诡计得以实现，他们就可以据此明正言顺的调动部队公开出面消灭“4.22”派了。1968年7月底和8月初，南宁和柳州的“4.22”派就是在部队的公开镇压下被歼灭的，桂林“老多”（“4.22”派）则是在他们主动上交武器后，由桂林地、市革委会、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名发出“8.20公告”后，由桂林军分区、各县武装部带领“联指”武斗人员打着“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纠察队”的旗号，全副武装开入市区，对此时已是手无寸铁的“老多”人员实行抓捕，倾刻之间，“老多”派被全部歼灭。

   区革筹和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都是大屠杀的动员令，中央的“7.3布告”又被韦国清和“联指”高参们歪曲和利用，对大屠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大屠杀达到了最高潮。7、8、9三个月是广西最血腥恐怖的时期，是大屠杀最疯狂的时期，仅这三个月全广西非法杀害了约6万人，加上之前所杀的，总计约9万人左右，实乃有史以来少有的大屠杀惨案。

   五、惨不忍睹的血腥屠杀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不但杀人数量之多居全国之首，杀人手段之残忍也是全国其他地方少有的。形形色色的杀人惨案几乎遍及广西各地，那种种的杀人场面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惨不忍睹的种种杀人手段，1983年广西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名曰“处遗”），一些地方政府在有良知的官员主持下，在“处遗”报告中对种种杀人手段作了事实求是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武宣县：杀人手段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砸死、被迫上吊、杀父奸女、杀夫奸妻等等，更有甚者有生割活人，挖肝吃肉的，……

   纵观历史，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有吃人肉的现象，此后这一现象已绝迹。但文革中武宣县有75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返古”人吃人的离奇行为……，在武宣县，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到开除党籍或清除出党的共有27人。

   合山市：我们……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个“伟大”的革命时代，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国法不复存在，公理不复存在，整人、害人、杀人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党、当了官。挨整、挨害、挨杀的人不但背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连他的家属、亲属都受到歧视……

   崇左市：……（杀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肠挂在树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杀夫奸妻、杀父奸女的，有杀人后抄家抢劫财物的……

   柳江市：（杀人手段）有拳打、脚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枪杀、粉枪杀、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后砍头示众、火烧死、活活甩死、活埋、丢下水潭或河里淹死等等。

   在巴马县更有用五马分尸来杀死一名小学教师的。

   笔者早些年在《广西文革列传》和《不应遗忘的历史——论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两篇文章中对广西的大屠杀已有较详尽的记述。下面拟再通过武宣县和融安县两县的大屠杀惨案来看看种种杀人手段的运用，便可知广西各地杀人手段之大概了。

   武宣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全县有526人被非法杀害，其中竟有75名死难者被凶手们割肉、挖肝煮食，是广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个县。凶手们使用的杀人手段有：

   敲死：5月4日是通挽圩日，有陈汉考、臧世赏、蒙志高、覃家琼、黄瑞成、甘德班等六人被“联指”武装民兵押到通挽圩游斗，行至邮电所门前时，均被凶手们用棍棒敲死。

   5月×日，桐岭圩日，桐岭区新龙大队龚培民、龚培卫二人出于泄私愤，以龚姝颖是顽固地主分子为由，将其捆绑游斗，被活活敲死。

   1968年7月1日晚，桐岭中学批斗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会议，批斗中主持者煽动人把黄敲死。黄在建国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桂中支队十八大队长，解放后任过苍梧县副县长，桐岭中学副校长，可说是一个老革命了，也不能幸免。

   7月17日，三里区上江乡开群众大会，批斗廖天龙、廖全福、钟振权、钟少廷等4人，在批斗中被乱棍敲死。

   溺死：1968年5月12日，蔡友斌等5人在武斗中据点被攻破后突围，泅游渡江到南岸时，被“联指”派的韦玉锦、李炳龙等人抓捕后，用铁线捆住手脚丢入河中溺死。

   1968年6月18日，古禄乡治保主任覃祖同指使民兵覃廷笋、黄天桃等人抓覃太焕等三人上街游斗，被毒打后，捆绑手脚丢下水塘中淹死。

   枪杀：1968年3月19日是三里圩日，陈北福等15人被押到三里街游斗，“联指”民兵陈立生、何才兴开枪将陈北福打死，“联指”小头目陈友权随后又用手枪补打两枪。

   1968年5月14日，支持造反派的交通局局长刘志远，被“联指”非法抓捕关押，后被梁春林等人从关押处拖到县城十字街枪杀。刘是一位经过南征北战的老干部。

   1968年6月3日晚，李光伟、李春会、李光仁、李树兴、张兴昌等人被集体枪杀于二塘街果园内。

   1968年6月15日，李赞龙、李锦良、刘业龙、陈天掌等在三里车缝社游斗后被枪杀。

捅死：1968年6月12日，武宣区在县城街上圩亭召开批斗会，“联指”人员王春荣押送被批斗的周忠等十多人入会场，在批斗会上谭启欧被活活打死，黄振基被打休克，醒来后向王春荣求饶说：“同志，原谅我嘛”，王春荣摇晃着闪闪发光的五寸刀，气焰嚣张的说：“嘻！嘻！原谅你五分钟”，随即令拖的人不停地向前拖，到达中山亭时，王即令停下，同时手持五寸刀，一脚踏上黄振基胸部，活生生地剖开腹部，挖出心肝而死。

   砍死：1968年6月18日，三里区台村大队开会批斗陈汉宁、陈承云、陈除建等人，文革主任陈思庭主持会议并讲话，材料员陈竟明宣读被斗对象的所谓“罪状”后，群众批斗了约半个小时，陈思庭问群众：“这些人怎么办？”群众中有人喊“杀！”民兵即将被批斗者推出会场，“联指”人员陈志明用大板刀将三人砍死，并剖腹取肝煮食。

   拖死：1968年6月×日，“联指”派刘杰等8人在东乡李树岗村第二生产队刘世贵家开会，研究对陈平的处理时，梁树明、刘杰提出把陈平杀掉，会后交雷保英、刘达耀、蒙惠强等人押陈平到后山松树林枪杀未死，次日陈爬回村边，被刘国谋用绳套住陈平的脖子在地上拖，他在呼救、惨叫的呻吟声中活活被拖死。

   活割：1968年6月17日是武宣县圩日，“联指”人员蔡朝成、龙凤桂等人押汤晨辉上街游斗，走到新华书店门前时，龙用步枪将汤击伤倒地未死，王春荣手持五寸刀剖腹取出心肝，围观群众蜂拥而上动手割肉，汤命绝身亡。当时在场的县革委副主任、生产组长、县武装部副部长严玉林目睹这一残忍暴行的全过程，而一言不发。

   1968年7月×日，通挽区大团村第七生产队甘克星在附近田边组织批斗甘大作的会议，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在批斗中甘业伟一棍打在甘大作的头上，甘大作倒地后尚未死，甘祖扬即动手脱下甘大作的裤子用刀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道：“等我死先嘛，你们再割”。甘祖扬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中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则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则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令人怵目惊心，惨不忍睹。

   砸死：1968年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黄培刚与该乡雷国保组织召开的的批判张富展（当时18岁，系武宣中学应届毕业生）的大会，批斗会开始后不久，黄海军（当时12岁）用木棍敲打张富展的头部使其昏倒在地，黄培刚即将张富展拖到一里多远的那凰岭放下，用五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张挣扎着扭动身子，黄培刚又在旁边持一块石头砸张的头部，接着又连捅了两三刀，从胸部直割到肚脐处，取出心肝，接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张的肉割光。

   被逼上吊：江乃生从广东海康县堂兄江毅生处避乱返回桐岭老家，被桐岭区纠察队捆绑押进区公社所院内，绑在树下，此后三次对其轮番刑讯逼供，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在被关押的房内自缢身亡。

   杀父奸女，杀夫奸妻：1968年5月20日晚，禄新区大榕乡党支部书记石朝保等人，在桥巩村召开批斗王德欢、王开华大会，批斗会上王德欢遭乱棍打死，王开华被拖到会场外捅死，随后，覃锦必伙同潘新德、覃汉民、覃世松等人到王德欢家，轮奸正处豆蔻年华之次女王凡珍。

   1968年6月23日，武宣街圩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等人的脚扣住，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带领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持棍棒押送被斗者到县城区进行游斗，游到菜市场时，即令黎明启等人跪下，李炳龙当场宣布这三人的所谓“罪状”，宣读完后高喊“该不该杀”，围观者中有人答“该杀！”李炳龙等人即将黎明启等三人活活敲死，后将尸体拖至河边，黄启焕等人即去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弃尸于江中。

   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到黎明启家，轮奸黎的妻子，并抄家把财物洗劫一空。

   围捕杀害：1968年6月29日，三里区“工农总部”（“联指”派）常委周胜松对三里乡治保主任陈必洪观点倾向“4.22”派，以其有驳壳枪为由，调集一百多“联指”武装人员包围陈必洪家院，9时左右，陈爬上房顶被“联指”人员用枪击伤，不久死亡。

   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兼纠察队长覃忠兰，革委副主任兼纠察队副指导员李华天，授命纠察队副队长覃振权率领纠察队8个班，并有金岗乡加强班配合前往金秀、武宣、桂平三县交界的驾马山，以剿匪为名，追捕“4.22”派刁其棠、刁其洲、刁其瑶等人，刁其棠在被追捕时被打死，刁其瑶坠洞身亡，只有刁其洲死里逃生。

   融安县：该县在1968年的大屠杀中共杀害了1416人，绝大多数是在8月杀害的，有用枪杀的，更多的则是用木棍、石头、砖头、大刀活活虐杀的。

   1968年的6月至8月，融安县成了人间地狱。“联指”派在县革委会、县武装部的支持和主导下，开始了对“4.22”派、“四类分子”、“21种人”等的大屠杀。

   6月16日，融安县武装部政委刘彬、副部长张子义和县委副书记杨仲林、曾竟军在长隆公社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会议。

   刘彬和张子义在会上布置全县刮“12级台风”，大搞游斗、戴高帽、挂黑牌，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刘、张二人在会上肯定并积极推广潭头公社新寨大队屠杀“4.22”派人员取得了伟大成绩。

   长隆会议结束后，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乱抓乱杀人的高潮。从6月16日到8月10日共杀害了304人。

   7月24日，刘彬和韦宗芳（县长）决定由潘续祥、刘新安、黄光明、杨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头头，带领融安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联指”武装人员和融安县武装部99分队包围雅瑶东平大队平顶山“造反大军”据点，“造反大军”被打死2人，烧死2人。

   7月上旬，板桥公社革委主任张树生主持召开大会，号召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张树生亲临滥矿、梁老、江边三个片指导“刮台风”，共杀害“4.22”派人员21人，继之，全公社又杀75人。

   8月10日融安县革委会成立，李树春任主任，刘彬、韦宗芬、杨仲林任副主任。

   为了庆祝县革委会的成立，需要杀一批“阶级敌人”来为新生的红色政权祭旗，于是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8月13日上午县革委会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刘彬（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号召：“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刮起十二级台风！要抓一批人，杀一批人，坚决镇压他们，毫不留情，毫不手软”。会后立即组织民兵纠察队，收集捆人的绳子。

   8月14日早上，戴着“纠察队”袖章的武装民兵（“联指”成员），满脸杀气的挨家挨户按“黑名单”抓人。抓到后即五花大绑，一阵毒打，个个都被打得半死。县水电局干部罗美和被抓时据理责问：“你们抓人有逮捕证吗？”抓人者得意洋洋地指着佩戴的红袖章说：“这就是逮捕证”。

   被抓的人有干部、学校师生、街道居民、工人和农民，凡有人参加过“4.22”派的家庭，家家户户都吓得魂不附体，噤若寒蝉。有的为了避免遭受那令人发指的暴行，纷纷上吊，或者割喉自杀。如建设街第九组居民唐毅与妻子卢金梅把尚读小学的一女三子送到婆家后双双上吊自尽。

   8月15日，长安镇革委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刘子卫等人研究决定，在长安镇大刮“12级台风”。

   8月16日上午，长安镇革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杀人名单，然后指挥纠察队把人押去游街，再假暴民之手实施杀戮。

   16日是长安圩日，先枪杀了贫农周老关，县教育局干部莫海明和教师曾漫涛。中午时分纠察队按革委会的安排，押着26人游街示众，当即有21人被木棍、铁棍、砖头、石块等活活打死在街上。

   8月20日下午，长安镇革委会4名领导成员再次开会讨论通过次日的杀人名单，酝酿更大规模的杀人，并事先物色安排好棍棒手，到时起杀人带头表率作用。

   8月21日又是长安圩日，快到中午时，只见纠察队押着一队队被捆绑着的“4.22”派成员从百货大楼（临时监狱）押出来，共计235人，经几条大街游街示众，一路批斗，一路打骂。

   在游斗中，纠察队员宣布被游斗者的“罪状”：某某是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某某是右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然后高声向围观的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早已安排好的打手发出一声吼：“杀！”，便一拥而上，暴徒们挥舞着大棒呼呼地朝被游斗者打去，刹那间，只见木棒翻飞，砖头、石块如雨点般砸下，“嘭、嘭、嘭……”地响着，被打者有的当场倒下，满身血污；有的则挣扎着趔趄地乱跑，怎奈双手被捆绑着，哪里跑得了，被随即飞来的木棒、石块击倒。

   暴民们与这些被游斗者有的素不相识，此时却成了不共戴天仇敌，非置被游斗者于死地而后快。而有些则是街坊邻居，或者是单位同事、车间工友、同校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能解恨。满街的哭声、饶命声、追打声、漫骂声、喊杀声、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条的血沟。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8月21日的游斗有财政局干部公靖波、钟维琼、岳朗，县工作队成员周富云，长安税务所职工黎继昌，教育局职工莫海明，县工商联主任米伯初，邮电局职工殷远芳，长安粮所干部覃美荣，教师戴景培，服装厂工人张德尧，五金社工人（女）曾碧英，立新街居民陈汉英、龙志安、余寿松等56人被打死。不死者也是伤痕累累，留下遍体残疾。

   在当天的县革委会议上，刘彬、韦宗芬在讲话中肯定长安镇8月16日和8月21日游街打死人的行动，并要总结经验以在全县推广。使全县各公社、大队杀人高潮不断涌现。

   直到9月1日，长安镇革委会又杀了10个“四类分子”和“21种人”，他们是罗杰、罗毅兄弟，覃梅枝（女）、吴仁富、潘炳战等。

   在9月1日的屠杀中，五十多岁的杨大伯就挨家挨户通知：“今天敲四类分子，去敲啊，去敲啊，不去敲就有罪啊！”

   中午，五十多岁的陈家阿婆从街上杀人回来，两手都是鲜血，笑呵呵地去河边洗手。

   老大爷、老大娘也如此这般的去杀人，可见毛泽东的邪教歪理害人是多么深啊！

   这就是震惊世人的融安大屠杀。

   上述种种的杀人手段，除挖肝割肉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仅发生在武宣、贵县、宾阳、邕宁、合浦、灵山、武鸣等几个县外，其余的杀人手段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这些残忍的杀人手段与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相比，与后来波尔布特制造的“红色高棉风暴”和霍梅尼夺权后的“伊斯兰革命”的杀人相比，真乃有过之而不及。是人性的沦丧，是兽性的疯狂，是反人类的屠杀。

六、对文革和广西大屠杀应有的认识和反思

   回首文革，往事似乎还历历在目；回顾当年广西的大屠杀，那残忍悲惨的情景至今尚使人胆战心惊，悲恸欲绝。

   大屠杀血腥残暴的历史已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世人永远也不应该遗忘它。然而这一段历史又似乎被湮没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屠杀的有关史料还被尘封着，包藏在秘密档案中，广大的人民是不得而知的，特别是当今的青年人对这一段史实是一片空白；就是现今仍在世的当年的见证人，他们也只是知道身边的一些事件，除此而外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也是知之甚少或根本无从知道的，特别是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以为事件过去多年了，没有必要再谈他了，也没有必要再纠缠旧帐了，这实在是一种胡涂的认识。当年参与杀人的人，特别是一些杀人的指挥者和凶残的暴徒，他们当然不希望再谈当年的为非作歹。但受害者家属和许许多多当年耳闻目睹过杀人惨状的人，那种种恐怖残忍的情景定会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血腥记忆，今天他们应该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揭露当年的事实真相，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受难者，也才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使是当年的杀人凶手，现在40多年过去了，一些人也已作古，就是活着的人，现在也不是追究什么凶手的时候了，你们应该受到良心的责备，站出来反思自己的罪行，说出事实真相，这对自己、对历史才是负责的态度。总之，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去总结经验教训，才是正确的态度。

   而今大屠杀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幸存者和许多尚在世的见证人，你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何认识和反思呢？大屠杀后出生的人，当你们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以后，又有何想法，会受到何种启迪和教训呢？

   笔者以为，从下列几方面来认识和反思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1、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罪过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否定文革”，并认为“毛泽东要负主要要责任”的官方正式表态。这个表态当然是中共的一大进步。

   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早在1930年在江西苏区时他就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风暴——“肃AB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1942年的延安整风他又把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打成“特务、托派、反革命”，使许多人被抓捕关押，一些人被逼致死，一些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就是因为发表了某些批评意见而被砍了脑袋的。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更是没有干什么好事，从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反右倾、四清……，一件件留下的都是罪恶的记录，文革则是他所有犯罪的最高峰，是他一生革命的缩影。

   与他一起从事革命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一批开国元勋都被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干部、老党员受到迫害，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学者、专家等知识精英惨遭迫害，一批有作为的优秀青年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久莲、钟海源、黎莲……等惨遭杀害，更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四类分子”死于非命。有学者估计文革期间约有七百万人非正常死亡，遭到株连的人和受到迫害的家庭更是无计其数。经济建设处于崩溃的边缘，思想文化上受到的创伤更是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文革的要害就是反文明，倡导仇恨与暴行，与人为敌。如此弥天大罪都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打着“革命”的 旗号，利用国家权力所造成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犯罪。

   然而，毛泽东至死都不承认文革是错误的，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他对发动文革这件事的观点都没有改变。这从他在去世前的说话中即可看出。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在死前的这些话。没有丝毫的忧虑与不安，相反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至死不变，这是值得世人很好的认识和反思的。

   对于毛泽东在去世前的这段谈话，“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去了”，对此事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却并非毛的功绩。抗战中的毛泽东有意保存实力，批评八路军的将领搞“百团大战”是“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为蒋介石打日本”。八路军、新四军的广大将士是积极抗日的，而毛是不积极的。至于打败日本，那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全国人民积极抗战的结果，是国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起了主导的作用；更有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美国战机轰炸日本本土，并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促使日本投降的最重要的条件。假如没有美军的胜利，抗日战争虽然最终的胜利会属于中国，但那决不是八年也许还要过多少年才能胜利就很难说了。至于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确是真实的。因为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太大了。所以我们要牢记文革的历史，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千万不能使文革的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想当年文革中的人们，许多人是满怀热情投入其中，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而陷入疯狂之中，一些人甚至施虐打人、杀人，并且在这些暴行中，总是伴随着不断地高呼“毛万岁”、“××党万岁”、“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的狂呼声，这一切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么。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毛泽东的本质，认识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毁灭性灾难。

   2、广西大屠杀是韦园清一手造成的

   发生在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当然是与毛泽东有关的。因为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之初为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他煽动学生们起来造反，向走资派手里夺权。局势混乱了他又派军队介于地方的文革，支持左派。这一切的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了更大的分裂，形成派性之争，派性的进一步发展终酿成大规模的武斗。其后他又抛弃造反派，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而这一切都是他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专政是 群众的专政”等歪理邪说指导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大灾难毛泽东当然是难逃其责的。

   这是就全国而论，文革的种种罪恶自然要算到毛泽东的头上。然而在广西，大屠杀之事除了毛泽东应承担的责任而外，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是韦园清和当时广西军区的负责人，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始作俑者。

   从1967年11月以来，韦园清和“联指”高参们实施的计划步骤是先围剿歼灭除南宁、桂林、柳州以外广西各地的造反派，然后再集中力量最后歼灭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

   如：

   1967年12月5日，容县“联指”武装人员进攻容县“支多阵线”（“4.22”派）并将其歼灭，是在县武装部的组织下进行的；

   1968年4月，在巴马县武装部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等的领导指挥下。“联指”武装人员围歼“4.22”派，“4.22”派在乙圩大队下乙屯的据点被烧光，枪杀俘虏，未死的百姓流落他方；

   1968年5月18日，平果县革委会、武装部下文通知，抽掉榜圩、凤梧、黎明、海城等区的武装民兵数百人，于5月23日至24日在县武装部政工科长指挥下，进攻“4.22”派据点并予以全歼；

   1968年5月28日，武鸣县革委会和武装部指挥调动城厢、陆斡、两江、罗波、双桥等公社的武装民兵270多人围剿“4.22”派；

   1968年5月11日，武宣县武装部副部长廖秀峰率领“联指”武装人员300多名围歼“4.22”派；

   1968年7月7日，梧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李钱荣、副参谋长李玉涛在贺县革委会委员张仁义、缪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平桂矿务局实地观察，参与决策组织围攻平桂“井冈山”（“4.22”派），“井冈山”据点被攻破，数十人被枪杀；

   ……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广西许多地方都是如此发生的。

   事实清楚地说明，从1967年11月以来，广西各地所有“联指”派围剿“4.22”派行动，所有各地发生的屠杀，都是在各地军分区、县武装部、革委会的部署指导下进行的，他们或者亲临组织指挥，或者暗中支持、纵容下级的公社、大队所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步骤实施的围剿和屠杀。这些地方政权机关和他的领导人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地围剿另一派群众组织，可以随意抓人以至杀人，没有广西的最高权力机关区革筹和他的领导人韦国清以及广西军区领导人的纵容或者默许，他们是绝不敢于轻举妄为的。

   为了配合各地对“4.22派的围剿和屠杀，为了最后一举歼灭南宁、桂林和柳州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4.22”派），他们一方面通过其控制的喉舌《广西日报》大造舆论，诬称“4.22”派在各地“挑动武斗”，“杀人放火”，并以此多次上报中央，谎报军情；一方面又谎称“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就在“‘4.22’派的组织中”，并为此以政府的名义发出《6.17公告》，动员各地狠抓“反共救国团”，矛头直接指向“4.22”，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偏听偏信，根据韦国清们的谎报军情，中央于1968年7月3日发出发解决广西问题的《7.3布告》。其后又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党政军领导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会上无端指责“4.22”派，把一切罪过都算到了“4.22 ”头上，并不允许“4.22”和桂林“老多”的代表们据理申辩，和1967年的接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时的接见能如实的听取意见，赞扬 “4.22”和桂林“老多”，对军区和“联指”有所批评；现在则把事非完全被颠倒了，周恩来等人的丑恶嘴脸也暴露无遗。

   有了《6.17公告》、《7.3布告》及“7.25”接见中央领导们的讲话，韦国清们抓到根据、有借口了，他们可以明正言顺、明目张胆地调动部队围歼“4.22”派了。7月底至8月初，南宁、柳州的“4.22”就是这么被全歼的；8月20日至22日，桂林“老多”虽然早已上交武器、拆除了武斗工事，此时手无寸铁被全部歼灭就轻而易举了。

   8月26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广西实现了“联指”派的一片红，韦国清成了当然的第一把手。

   7、8、9三个月是广西大屠杀的最高潮，这完全是韦国清、广西军区负责人组织领导的结果，绝非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群众自发所为，而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国家罪错，是韦国清一手制造的红色恐怖下反人类的大屠杀。

四、大屠杀之事为什么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虽是在“文革”的特定时期所发生的事，但，事后依法进行处理，对杀人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杀人凶手依法惩处，总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国家和政府所应该做的事。然而在广西，这些杀人的策划者、指挥者及杀人凶手们不但未受到法律惩处，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干部韦国清”、“镇压阶级敌人”的积极分子而入党、提干，或者参军、升学，一些人并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权的领导干部。这又是一件叫人无法理解和无法容忍的怪事。

   如南宁“联指”的头目廖炜雄、颜景堂、潘玉臣，因指挥武斗、指挥杀人、迫害干部有功，廖、颜都当上区革委副主任，廖并当上了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九大代表，潘也当上了区革委常委、公安厅副厅长；凭祥“联指”头目黄日南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市长；来宾县“联指”头目唐彪当上县委书记；兴安县“联指”头目唐廷国当上了县委书记；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领导干部；其他许多地方的“联指”头目和杀人凶手如临桂的胥明德、韦英豪、凌云的王德堂，宾阳的王建勋、韦善强，阳朔的吕明忠、蒋彬，上思的段振邦，罗城的段志英等等，因镇压群众或杀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桂林开枪连杀5人的兴安中学生蒋孝生（时年20岁）事后也参军、入党、当上了大队党支书和大队长。像这样的人和事。在广西是太多了，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闻。

   

   原来这一切皆因有韦国清的关系，“文革”中韦国清一直是广西的一把手，他大权在握，背后又有黄永胜和林彪在支持。黄、林垮台后又有毛泽东的支持，广西各地、各级的当权者又都是他的亲信、党羽，无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云覆雨，谁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面，韦国清所控制的舆论阵地广西日报，更是成了韦国清的喉舌，一直在为韦国清歌功颂德，摇旗呐喊；鼓吹“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为韦国清涂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广西日报都成了韦国清发号施令、胡作非为的传声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动乱期间，1968年的大屠杀期间，广西日报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无须重复了；就是在其后的清查“5·16”运动、批林批孔、儒法斗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的所谓运动中，广西日报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不光彩、令人作呕的。对报上的语言，那种低能的水平，笔者当年（1968~1978年）读广西日报，往往会发出会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广西开始全面清查“5·16”运动，广西日报劲头十足，一马当先，把在1968年镇压“4·22”和“桂林老多”所说厌了的话又搬出来鼓噪一番。什么“广西有一条‘5·16’黑线”，他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党乱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压人的空话、废话。笔者当年是一个单位“老多”派的负责人之一，对广西的问题十分清楚，广西根本就不存在什么“5·16”集团。可是韦国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还是通过广西日报在拼命的喧嚷，还是在装腔作势的在搞清查，只不过是把“4·22”和“桂林老多”的各级大小负责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又抓来软禁明曰办“学习班”交代问题。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恶之举。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来揭露1968年桂林“8·20”行动镇压“老多”和人民群众之事。“8·20”行动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区12个县近万人丧命，是一起惊天的大惨案。这些人站出来揭露“8·20”，揭露韦国清、陈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但此举却惹恼了韦国清等杀人的幕后策划者，他们当即布署镇压，把敢于揭露杀人之事的张雄飞、许瑞林、龚志明、李新等20多人非法逮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刑，同时在全市各单位强制群众表态，要说“8·20”是“革命行动”，这是地地道道地法西斯行为，是强盗行为。广西日报也在舆论上配合，说什么“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以压制人民起来揭露韦国清等人的罪行而在制造歪理邪说。

   

   到了1976年春、夏时节，“四人帮”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韦国清又通过广西日报把桂林1974年抓捕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张雄飞、李新等人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到了1976年冬“四人帮”倒台后，他们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时则把张雄飞、李新等人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组成部分，是“四人帮”的别动队。1977年广西区党委发出的3号文件中说：“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生在桂林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帮’插手广西的严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广西日报上连续刊登批判文章。对于韦国清和广西日报这种“翻云覆雨”的卑劣伎俩，笔者当年就觉得可笑、可耻。韦国清和广西日报所做的一切，全是欲盖弥彰的可耻伎俩。

   

   1968年广西大屠杀之事，长期得不到揭露和处理，原因就是因为韦国清和他的党羽一直在把持着广西的党、政大权。大屠杀、大镇压本来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怎么能自己起来清查自己、处理自己呢？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不准谈论“文革”中广西杀人之事，更不准揭露；谁敢于揭露，他们就会利用权力来封锁、镇压，免使他们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

   

   1975年韦国清调到广州，其后又调到北京升迁，可谓“一路顺风”。虽然“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但安平生、乔晓光依次在广西执政，执行的仍是一条没有韦国清的韦国清路线，他的余党仍在把持广西各地的大权。当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时，广西却依然不动，使广西的“处遗”工作比全国晚了六年多，其原因皆在于韦国清的缘故。

   

   五、广西的“文革处遗”及其给世人留下的遗憾

   

   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在韦国清当政时期不可能得到任何处理，这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事情本来就是韦国清及各地的当权者们策划、指挥的，他们不可能自己处理自己。但，在韦国清调离广西后，特别是在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也仍然长期得不到处理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帮”的垮台，“文革”的结束，全国到处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处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追究“文革”中的坏人坏事，特别是那些作恶多端的杀人凶手，对他们依法严惩，这是广大人民正义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声。然而在广西，却是景物依旧，人事依然；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可急坏了无数受难者的家属们和无数受迫害的人们。他（她）们无不心急如魂，对那些杀人凶手和现在仍在保护杀人凶手的执政者充满了无比的愤恨。

   对于广西的大屠杀，广西人民一直都是不停顿地在揭露的。现在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许许多多受难者家属及受迫害的人们更是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韦国清及那些杀人指挥者和杀人凶手们的滔天罪行了。到了1982年，在全国各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名曰“处遗”）基本结束之后多年，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之下，在广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广西的“文革”处遗工作也终将开始了。

   

   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这个问题犯了错误，其后乔检查了错误。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领导小组，区党委先后发出了[1983]54、55、59号文件，以指导广西各地的“处遗”工作。文件中所规定的“处遗”方针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对打死人问题和对杀人凶手的处理，要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行事。某些领导人甚至说“文革”中杀人问题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干，石头不能现”，“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看当时的历史情况”，现在如果“再杀一批人怎么了得”。

   

   根据区党委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广西各地、市、县都成立了“文革处遗”领导小组，抽调一批干部从事“处遗”工作。首先是调查核实各地的冤假错案和打死人的情况，然后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否定了中央的《7·3布告》，特别否定了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的《6·17公告》和桂林的《8·20公告》。对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对被非法杀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给予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这词一律推倒。对农村中被杀害的人，每个受难者发给丧葬费100元，抚恤费120元；如果是国家干部和单位职工被杀害的，除单位给予丧葬费和抚恤费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单位抚养至18岁，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业，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者给予定期的生活补助。这样的处理无疑是一大进步，也是最起码应该做到之事。

   

   然而，对那些严重的违法乱纪者，特别是那些残杀无辜的杀人凶手和它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们的处理，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处遗”中，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全广西87个县、市、柳州铁路局被非法杀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计89810人（民间估计应超过十万），而在“处遗”中受到判处死刑的仅10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14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竟达47617人。这样的处理结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受难者家属无法接受，社会舆论也普遍不满。

   

   人们的不满，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杀中杀了89810人，现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却只有10名凶手被判死刑，14名凶手被判死缓，判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这怎么能使人满意呢？

   

   当然，当年杀了近9万人，现在不可能再杀这么多人，这是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的。虽然当年的乱杀人是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但，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等于可以乱杀人，而杀了人并不等于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少杀是对的，但那些杀人手段残忍、杀人数量多的凶手（连小孩也杀，全家杀绝）每个县、市至少应有数名被判死刑，全广西至少应有100至数百名凶手被处死才能足以平民愤，才能还法律的尊严与公正。

其次，人们的不满是以党纪、政纪的处分来代替法律的惩处。党纪、政纪处分怎么能与法律的惩处混为一谈呢？“文革”中的杀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广西47671人只受党纪、政纪处分，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太叫人难以接受了。这近5万名杀人凶手（或与杀人有关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另外，一些幕后指挥者或者负有领导责任人的一些人，他们根本未受到任何处分。如韦国清就调离提升了；宾阳县杀了三千多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调到广州升官去了；平乐县武装部负责人李嵋山对平乐县的乱杀人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也调到南宁军分区升官了。类似这样有罪（起码是过错）未受到任何处分就调到异地升官的还大有人在，这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大屠杀本身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当时的革委会、武装部、军分区以至区革筹、广西军区，都是当时执掌大权的领导机关，他们发《通告》，鼓吹杀人理论，鼓动杀人，带队围剿造反派，这不是政府行为又是什么？个别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面对乱杀人他们看到了、听到了，都不出面制止（或制止不力），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这个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的负责人站到了杀人凶手一边。直到处遗的时候，也未见哪一级政府和哪一位负责人站出向受难者家属和受迫害的人说一句道歉的话，他们哪里还有一点人性和自责之心呢？

   

   特别是在那个疯狂与荒唐的年代里，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杀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歪理邪说，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谈论“文革”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暴露出许多认识上的错误，这是十分令人忧虑的。一些人当年虽未参与杀人、打人，但他们在旁边围观，有的还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内心有愧和自责，认识没有提高，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

   “文革处遗”是一大进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给世人的遗憾也是永存人间的。

   

   六、广西“文革”给世人留下的反思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认的了。“文革”在广西，更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灭绝人性的兽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广西的“文革”与全国各地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毛路线的挑动而产生的派性之争而已。但从1967年的夏季以后，特别在1968年及以后的漫长时间，广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们反思广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面两个方面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一是关于韦国清的问题。“文革”的罪责当然首推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挑起的“文革”，全国人民就不会有十年的大灾难。然而在广西，除了要追究毛泽东的罪责以外，更主要的是应追究韦国清的罪责。因为广西的几乎一切问题和事件，都是因为韦国清而引发的。正是他利用职权，指挥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支一派、压一派；制造《6·17公告》把“4·22”派打成“反共救国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向中央谎报军情骗取中央下达《7·3布告》；公开动用军队镇压“4·22”和“桂林老多”及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导致广西大屠杀的发生，十多万的生灵死于非命。那种种残酷的杀人手段，那种杀人如麻的惊天惨案，乃是历史罕见的。这是一场灭绝人性、反人类的大屠杀，比起当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的大屠杀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现代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反人类的大屠杀、南联盟前总统米洛舍维奇反人类的大屠杀，与韦国清的大屠杀相比也是远远不及的。

   

   就是这么一个韦国清，大屠杀发生之后，他一直压制广西人民，不准人们谈论和揭露大屠杀之事，谁要敢于揭露他就要利用权势来镇压谁，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张雄飞、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韦国清的霸道和独裁者的本质。

   1976年9月毛死了，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了，全国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错案。然而在广西，大屠杀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却是仍在被压制不准揭露，受难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谈不上平反昭雪，这一切皆因韦国清及他的势力仍在控制着广西的缘故。

   

   “文革”中韦国清对广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广西人民面前他都是一个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然而大屠杀之后十多年了，从未见他对广西人民有一丝一毫的检讨，从未见他对受难者和受迫害的人们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国各地“文革处遗”结束6年之后，在广西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才开始了“文革处遗”。而直到此时，韦国清才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说，“对错误认识不足，思想转不过弯来”，仍未见有一句对广西人民的检讨和道歉的话。所谓“思想转不过弯来”，是他一直认为“‘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他自己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是一贯“正确”的，这种错误的思想一直在阻碍着广西处遗工作的开展。

   

   韦国清在广西所犯下的罪行（绝非一般的错误），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清算和处理，反而一路升迁，实在是叫人无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以至本世纪的初期，仍有人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还在为韦国清歌功颂德。这说明韦国清的余毒、说明“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思考。

   

   如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广西新四军人物》一书，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亿人景仰》是专门写韦国清的；2000年6月，《南宁晚报》连续刊载了何绍榜写的《韦国清上将主政广西二十年》（下称《两篇文章》）。《两篇文章》都是极尽能事吹捧和美化韦国清的，看了使人觉得肉麻，空话、套话使人生厌。

   韦国清何许人也，他主政广西到底干了些什么，广西人民是最清楚不过的，任何歌功颂德和吹捧的不实之词都是广西人民所绝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韦国清出生在广西东兰县东院区板梅乡弄英屯一个壮族农家。1925年夏天，韦国清的父亲韦宗典因参加共产革命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地方政府，1926年7月17日遭到团防局的伏击而丧命；翌年春祖父韦廷繁也因参加共产革命而遭杀害。父亲及祖父的死，给了韦国清巨大的打击与影响，他决心为父亲和祖父报仇，对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充满了仇恨。1929年韦国清终于跟随韦拔群参加农民运动，参加共产革命了。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而后转战到了井岗山，成为正式中共党员。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韦国清从井岗山的反围剿、到转战至延安、然后参加八年抗战、到国共3年内战向国民党夺权，近二十年的时间从一个普通战士而成为共产党的将军，就他的个人奋斗来说是收获颇丰的。他作战勇敢，是深得共产党领导人称赞的。

   

   客观来说，韦国清参加了八年抗战打日本，是为中国人民做了好事的。至于他参加共产革命，参加了两次国共内战，为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立下战功，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未必有什么功绩可言。

   就算他过去有功，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韦国清从1955年至1975年主政广西20年究竟干了什么呢？

   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此时的韦国清虽是广西的第二把手（区党委书记刘建勋是第一把手），这些胡作非为、残害人民的所谓运动，韦国清也是负有责任的。1960年的反瞒产，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广西有数十万人饿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整干部、整群众、割资本主义尾巴，此时的韦国清是广西的一把手了，他该负什么责任不是很清楚的吗？至于十年“文革”给广西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人所共知的，就无须再重复了。

   而所有这些韦国清所犯下的罪行，《两篇文章》皆只字不提，不知这是无心还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会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两篇文章》最后都说：“1989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对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极为关注，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赤诚之心，他的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至死都不忘独裁专制，至死都不忘压制人民、镇压民主运动；和他在广西的一系列胡作非为，和他在广西所制造的大屠杀一样，他的罪行才是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两篇文章》都在不顾事实地吹捧和美化韦国清，其目的在于掩盖和抹去韦国清在广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实现的今天，还有人把韦国清这个独裁者和侩子手搬出来胡吹，只能说明“文革”的余毒远未肃清，人民更应该反思“文革”，更应该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其次，广西的造反派与民主运动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广西两派的基本群众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指引下参加运动的，谁都标榜自己要“保卫毛的思想和路线”，“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两派之间的派性之争，全都冠以“革命”的名义在进行斗争。这是“文革”初期那个特殊年代的普通现象。

   

   然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们会发现，最初参加所谓“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实、本分、听话”的人，多是一些平时表现“积极”和“先进”的人；而参加“造反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谓“不太听话”、“思想活跃”、“调皮”的人。笔者当年参加“桂林老多”这个“老造反派”组织，就是笔者一个人带着几名学生在毛路线的推动下，经过数月的斗争，最后全校90%以上的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我们的组织中来了。其实我们当时敢于站起来“造反”，正是平时我们对领导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不民主的不满，我们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言论指导下，很巧合的与我们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结合的结果。后来的发展，社会上的一般群众，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他们也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与他们长期受压制、受迫害、没有民主、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有是关系的。

   

   全国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东北的张志新，湖南的刘凤翔、杨晓恺，江西的李九莲、钟海媛，上海的林昭等人，她们反独裁、反迫害、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是令人敬佩的，她们最终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们广西的造反派“4·22”和“桂林老多”，也是因为反政治歧视，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而受到残酷镇压和屠杀，而且是集体的屠杀。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场大屠杀，正是这种屠杀和反屠杀斗争的集中表现。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反独裁、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一方是失败了。这是因为独裁者一方他们动用国家机器，动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骗那些愚昧无知的人，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的谎言，以“革命”的命义挑动起一些人的凶残和兽性，草菅人命、大开杀戒而上演了一场20世纪人世间的大惨剧、大丑剧的结果。

   

   其实，广西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杀、争人权、争民主的斗争之所以遭到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问题。

   

   我们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如此，其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如此，国民党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泽东的共产政权更是如此。毛的独裁专制更是要远远超过了历代的政府。毛氏的共产邪教理论深深地毒害了几代的中国人民，他教导人们一切只为党、一切只为领袖而存在，从不给人民以人权、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视人权、民主为异端。1900年的拳匪暴乱、杀人放火被他视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农民运动”；“文革”之初在北京这样的文明城市就出现了“红色恐怖”大屠杀，一千多人丧命，毛氏却在鼓吹杀人凶手们是“勇敢的闯将”，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为“要武”。这种毛氏的狼奶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国产生，他们在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领袖”、“主义”等等的名义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凶手们正是这样的狼群，在侩子手韦国清指挥下一群凶恶的狼群。

   

   中华民族有5千年的文明史，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我们这个民族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们愚昧无知、凶狠残忍，这在每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到了毛氏当权的共产时代，喝了毛氏的共产邪教狼奶，表现得更为遇昧和凶残罢了。

   

   假如没有独裁者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的歪理邪说，假如没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这些邪说的鼓动，大屠杀之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文革”中要反思的问题是很多的，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要取消一党的独裁专制，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市场化；给人民以真正的人权、民主和自由。惟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才能与世界接轨。否则，“文革”之类的大灾难说不定哪天还会在中国再现。

   今年是“文革”运动暴发的4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文革”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使无数的受难者再被隐瞒、不要再被遗忘。要牢记“文革”的惨痛教训，牢记“文革”中的广西大屠杀。要使“文革”中的惨痛教训、要使那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成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这样，才能使仁爱、友善、不害人、抵制暴力、尊重人、保护家庭、讲礼仪道德、重知识等等这些社会生存的基础得以实现，才能促进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这是今天的人们所要追求的和实现的目标。

   （全文完）

( 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全文完博讯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