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芦笛：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由小见大看近代中国！

芦笛


一、“十年磨一剑”与“一年磨十剑”


马悲鸣出来谈史，依据是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这书是他毕生修习的《葵花宝典》。早在11年前他与林思云合作通篇胡说的《策马入林》时就用为立论依据。 11年过去了，那书仍然是他发宏论的唯一依据。用贾岛的诗来说就是：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如此读书，不像读史，倒像是古人所谓“治经”了，那不是治月经不调，而是终生只看一本儒家经典，反复来回打磨。文天祥所谓“辛苦遭逢起一经”，说的就是这种亵渎智力的蠢事。区别只在于，马悲鸣把曹汝霖的回忆录当成经书，终生“治”之，治出来的是脑筋严重失调，专门看到作者没说过的话。马氏“治史如治经”，治出了自身的幻视幻听，不亦怪哉？

过去屡有网友来信，问我如何寻找与阅读史料。马悲鸣出来胡说八道一番，倒提醒我可以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演示一下看这类书该注意什么。这样才能“一年磨十剑”而不是马氏的“十年磨一剑”，最后还磨得脑筋不调，磨出了幻视幻听。


二、关于治史的一封信


小伙子：

你好！谢谢来信以及你对我的谬赏，我是个票友，不是科班的史学家，玩历史是出于兴趣而非专业目的，过去从未受过史学研究的专门训练，所以你要让我像科班教授那样指导你是没希望的。我只能说一下科研的一般方法。事实上，我就是用这套来研究历史的，它是否正确，我心里并没有谱。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科研经历，不管怎样，笼统说一下原则吧。

研究历史，首先当然是要选定领域。到底是想搞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是外国史。古代是哪个朝代，近现代史又是哪个分支，是中共史还是国民党史，是人物还是事件，等等。

选定领域后，便是熟悉史料，先从阅读通史开始，亦即泛读你选定的那个领域里的所有的重要史书以及有关的论文。现在网络上下载史书相当容易，论文也可以从中国知网上去调出来（如你在学术机构工作，应该可以利用公家的帐户免费检索调阅），要做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相当熟悉。

熟悉了史料后，就是发现问题并针对性地选题，在过去的阅读中，你应该注意处处使用逻辑思维，不放过一个你觉得情况不明或是叙述不能自洽的地方，从而找到要研究的课题，再有针对性地去进一步查阅史料，查阅的地方无非是公共图书馆，最全的就是中国知网吧，检索方式无非是输入关键词。在透彻研究了相关材料后，再运用逻辑推理，给出你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来。

这就是写史学论文的一般方式，我附上一篇旧作，供你参考。必须强调指出，以我看来，票友要战胜科班，只能靠自己的逻辑思维优势，学文科的逻辑思维能力一般都逊于理工科出身的，因此他们给出的解释很容易就从逻辑上找出破绽。我附上那篇文字就是想演示这一点。

待到论文写多了，你对某段历史或某个人物的认识自然也就丰富全面深刻起来了，此时即可写出专著，而原来的零散的专题论文就可以用在专著中，杨奎松就是这么干的。他的史书，都是先前的论文集中起来加以进一步编缀而成。

这就是大概的治学程序吧，主要还得靠你自己去努力，祝你成功！

芦笛


三、曹汝霖回忆录撷萃


曹汝霖身处中国天翻地覆的重要时代，目击或亲身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晚清立宪运动、“二十一条”谈判与签订、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等，见过或是相当熟悉重大历史人物诸如慈禧、光绪、摄政王、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蔡锷等人。因此，作为那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人，他的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证言，蕴藏着许多重大的研究课题，值得学者去进一步发掘。

下面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演示如何“由小见大”，而不是看了反而出现马氏幻视幻听。

1）晚清的市政建设

晚清新政，意味着按西方模式全面改造传统生活方式，其改革内容无所不包，除了在政治上效法西方立宪，制订西式法律，建立西式国家机构，在经济上兴修铁路、开办工厂矿山，奖励民间工商业外，在文化上废科举、办洋学堂外，甚至还包括改革狱政，进行市政建设。

今天的读者出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隔膜，往往容易忽略次要方面的改革。看过来人的回忆录，往往能提供当时的生活细节，有助于我们对那古老的原始世界获得较为逼真的认识。

在旧作《刺刀逼着盖起来的厕所》（载香港《新维》杂志）中，我指出， 北京的公厕是八国联军用刺刀逼着北京人民盖起来的，而马路也是在晚清才改造成了可以让人行走的通道。我援引了齐如山的回忆录，告诉读者拳乱前的北京街道是什么样子：

“据著名的戏剧艺术家齐如山介绍，那时北京的大街中间有条所谓的'雨路'，'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 ’”

但我不知道那“雨路”是怎么形成的。看了曹汝霖回忆录，我才知道，它其实叫“御路”，也就是“皇路”，其实是“官路”或“公路”的意思，其出现乃是吏治腐败与人民缺乏公德心相结合生出来的宁馨儿：

“入清后，地方行政方面有巡城御史。每隔数十丈，有一看守所，等于警察，至今尚有夜间提灯笼巡街者，直至设立警察而废。巡城御史之俸给，尚照清初所定，从没有增加，等于枵腹从公，难免受居民之贿通，遂将整齐之大道，分为三段，中间一段为御道，高出数尺，供车马人行。两旁稍低之道，架棚设肆，售卖鱼肉、菜蔬之类。晴则尘土飞扬，雨则泥泞载道，路狭人稠，拥挤不堪。至大明壕之上，亦盖瓦房，且设店铺，每年挖沟两次，都在人民家里开洞淘挖，秽气薰人，因之内城本来整齐清洁之街道，搞得杂乱无章。”

这意思是，“巡城御史”的工资太低，因此收受居民贿赂，听凭他们在马路上搭建摊棚，只将路中间的一段留下来作通行用，称为“御道”。大约棚户摊贩都往御道上倒垃圾，日久天长它就高出了路面好几尺，而且尽是尘土，以致根本无法行走。而那所谓“大明壕”本来是条下水道（明沟），可居民竟然在上面盖瓦房。于是每年疏浚时，都只能在人民家里开挖。真是乌烟瘴气到无法想像。

我记得80年代北京有的街道也被摊贩占用，搭起了永久性摊棚，只留下了路中间窄窄的一条供大众行走。区别只在于现代摊贩们没向路中间倾倒垃圾，使得那“御道”高出两旁数尺。

这面貌直到推行新政后才改观：

“至庚子后，始派肃王善耆，为管理京师工巡事务大臣。后设民政部，即任肃邸为民政部尚书，始开始整理市政，将内城大道旁之棚铺，一律拆去，恢复旧观，改修马路，由内城展至外城。但护城河工费太巨，尚未疏通，大明壕上之房屋，亦无法拆除。当时虽属专制王朝，然拆民房须给补偿，无此经费，即无法拆除，尚有恤民公道之意也。”

这善耆就是肃亲王，川岛芳子她爹，是晚清最开明的皇族。他担任民政部尚书时负责北京市容改造，在作了补偿后，将马路上违章搭建的棚户一律拆除，恢复了马路原有的面积，并用碎石铺设路面，使得北京变得像个城市的样子了。

据他介绍，北京的警察也是肃亲王建立的：

“肃王开始设警察，聘日本川岛浪速为顾问，设内外城厅丞，专司市政，内城厅丞为章仲和（宗祥），外城厅丞为朱桂莘（启钤），于是内外城均添修马路，编查户口，每家编门牌，盗贼案顿减少。”

有了警察，汪精卫谋杀摄政王的阴谋才破产（其实若把那废物炸死了，大清反而能获救也未可知。对大清的垮台，摄政王立下的功劳再怎么着也比毫无寸功的孙中山大到不可胜计）：

“汪在地安门什刹海银锭桥下埋设炸弹，是处为摄政王每朝必经之路，正在工作之时，被巡警发见逃走。”

而案件的发生更加促进了北京警务建设：

“自汪案发生后，北京特设巡警部，由北洋大臣袁项城推保赵秉钧长部，并调北洋有经验之警察数十名为警察官，至是北京警察规模始具。”

他的这些回忆与他人的记述一致，可以视为基本可信。当然也有矛盾之处，例如他先说汪精卫埋炸弹被巡警发现，后又说案发后北京才特设巡警部。不过这问题不是太大，估计是原来也有巡警，但没有专门管理机构，待到案发后才专门建立了该部，赵秉钧出任部长，并把他在天津训练出来的警官带到了北京，于是由肃亲王开创的北京警察局至此才真正具备了规模。当然这推测是否成立，还需要更直接的史料验证。

可笑的是，马悲鸣十年读一书，最后居然没看见上面引用的那些话，却硬说“中国的警察制度是曹汝霖一手组建的。这也是其一大功”！您说这幻视幻听是怎么炼成的？

2）官制改革何以似是而非

曹汝霖说，袁世凯的政改决心很大，“以朝廷既决意立宪，自应照立宪国成例，改为内阁制，其它不适用于现代之官署，亦应审核，应留应废，以利推行新政”。不料这却引起了军机大臣瞿鸿机和满族大员们的疑忌，以为袁世凯是想当总理，“政权操之总理，岂非成了独裁，又谓君权下移，流弊更甚”。

曹汝霖于此叹道：

“夫责任内阁，成为立宪国通例，总理权限，自有宪法规定，何能成为独裁？至君主之权，亦定之宪法，王大臣并此而不知，何能行立宪政治？”（注：老曹不会用标点，此处两个问号原来都是句号）

大员们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成立了四不像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两人，均钦派，仍每日奏对，不设公署，下设章京数人。另设铨叙局（执行吏部事）、公报局、印铸局等，等于换汤不换药”。

老袁时任直隶总督，任所在天津，这次是被召到北京来主持政改的。改成这个样子，当然要大失所望：

“项城抱了改革政治热心而来，而所得者适得其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出京前夕，在北洋所设宴通请王公大臣，下及馆员，并演话剧，剧名'朝鲜烈士蹈海记'，寓有讽刺警惕之意。剧情大意，朝鲜顽固党争名夺利，与一烈士争论，烈士对顽固大臣，力说朝鲜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权利，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若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后日本进兵，迫王退位，烈士痛哭流涕，演说一场，跳海而死。剧情切实现势，语语打动心弦，使听者惊心动魄。”

可见由一群对立宪政治毫无认识、只知宫廷权力斗争的废物去主持政治改革，会闹出何种笑话来。曹汝霖当时参加了官制改革的设计工作，提供的内幕信息很有参考价值。

3）慈禧的疑问

慈禧曾召见过曹汝霖，垂询立宪的事，两人的对话非常精彩：

“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

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

问：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

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

太后听了，将手轻轻的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

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

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

答：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 ”

由此可见，慈禧确实是个厉害的政治家，深知晚清的痼疾就是官僚阶层四分五裂，这大概就是她最大的苦恼。因此，她对立宪开国会的担心，就是这党争会不会导致国家瘫痪，是以一上来就抓住这最要紧的问题。曹汝霖的回答令她非常惊讶，她实在无法想像，为何容许公开的党争反而能使国家团结。很明显，对曹汝霖作出的解释，她限于知识与视野，既无法理解，也不可能信服。

事实证明，她的疑惑是正确的。民初实行的宪政之所以无法工作，就是中国特有的“党争”毁掉了一切。先是国会不顾国家存亡决于俄顷，以刁难总统为职业，接连搞垮内阁，使得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迫使老袁解散国会，帝制自为，导致南北分裂；后又是“府院之争”引来张勋复辟，最后南北公开分裂，军阀混战。曹汝霖许诺的“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在哪里？

这次陛见，让曹汝霖对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印象：

“仰窥太后，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设使戊戌变法，南海任公诸公，先拟全套变法计划加以说明，各国强盛，都由立宪开端，以祛除其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觉，我想以翁师傅等的渊博，傅以南海诸先生之学贯中西，若将各国因立宪才能兴盛之故事上陈，未必不能得太后的同意。惜乎当时维新诸君子，求进之心太急，而光绪帝因搁置王照一奏，竟一日罢斥全部堂官，操之过急，反激起守旧者之反感，失此机会，真是可惜。以余之观察，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为无权之人，或即可敷衍过去，亦未可知。”

他对康梁在戊戌变法中的躁进的批评非常中肯（顺便说一句，他对戊戌政变的介绍与今日史学界的共识相似：“时袁方在天津小站练新军，谭嗣同密往袁之旅舍，告以皇帝将遇大难，非你带兵入京围颐和园，无法救驾”）。但我个人认为，即使慈禧太后被康梁说服，戊戌变法也是要失败的，盖康梁根本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何等艰巨的系统工程，由两个对西学一无所知的人来作西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岂不是靠盲人领路？但若不是康有为想谋杀慈禧，则帝后也不至于成了死仇。那么，后来的拳乱也就不会有了。中国承受的损失也就不会那么大，而大清也未必会垮得那么迅速。

4）关于“党争”的一点补充说明

前文贴出后，kingsmill网友指出：

“准确的说，在明治时期日本国会还没有什么正经的党派，更谈不上'党争'。那时的政治派别多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大人物为中心的各种“会”，宗旨是随着主导人的意思改变的。当时日本也没有什么像英美法那样的政党内阁。那个时代日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政治，主其事者是维新倒幕那个时代的元勋们。国会的权力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时期一直不大，远比不了西方民主国家。

民国国会的问题与其说是党争太烈，不如说是国会的纸面权力太大，达到了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消受得了的程度。

日本真正的政党政治出现在1919年之后，有个短命的活跃时期。各党派纷纷踊跃讨好国民，很多采取的方式是为日本侵略亚洲加油打气，出谋划策；也有的靠拢军部，争取利益。在大正民主的活跃时期过后，日本逐渐被绑在了军部的无脑车轮上，那一点儿混乱的政党民主也就迎来尾声了。 ”

他这儿对“党争”的误会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是以专门作个回覆。

实际上，用“党”来翻译party，大概是最典型的误译。盖古文中的“党”，不是什么好玩意，孔子就说：“君子群而不党。”所谓“党”就是“结党营私”的意思，而所谓“党争”，如唐朝的“牛李党争”，明末的“东林党祸”等等，一律是祸国殃民的权力斗争。尤以后者为祸最烈。当时的“党”的名目之多，老芦根本就记不住。除了东林党与阉党之外，还有什么浙党、齐党、楚党等等，斗到血流漂杵，一直斗到南明去还没完没了。有如说大明是亡于李自成加辫子兵，莫若说是亡于这些乌烟瘴气、毫无是非可言的“党争”。可笑的是，后人还把东林党人及其后继的复社当成了道德模范。

大清还未亡时，“党争”就很剧烈了。最突出的就是“清流”保守派与“洋务派”之争。甲午战争之所以输得那么惨，原因当然很多，但党争也不能辞其咎。 “清流”主战派成心看主和派的李鸿章的笑话，百般掣肘，致使整个战争成了李鸿章一人敌日本全国的战争，大败之后把他推出去负责签字卖国，过后还举国笑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到晚清改革时，这“党争”又严格限制了改革的步骤。曹汝霖已经说了，当时的满族亲贵以及瞿鸿机把改革官制看成是老袁个人的夺权阴谋，百计加以阻挠，最后是如愿封死了老袁当总理的路，而皇族亲贵个个当上了主管“要害部门”的大臣，致使官制改革换汤不换药。

正因为深知党争的危害，老佛爷才会担心开国会后会闹到不可收拾。盖当时的人除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党，也实在无法理解西式政党。第一任驻英副公使刘锡鸿在细心考察英国政治后评论道：

“英国宰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否臧。而众官之进退，又视乎宰相之进退。持其失者多，则当国谢去，公举贤能，告诸君而代之。相既易，则各曹长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应灵动。进必群进，退必群退，故常相倾轧，有一利必有一弊。”

很明显，他是把西式党派政治当成了中式党争。国会的两派当然互相倾轧，但政治本身就是互相倾轧的龌龊勾当，关键是如何将互相倾轧公开化、程序化、和平化，将它引入建设性的轨道，而民国政改之所以流产，正是因为政客的觉悟过不了这一关，使得国家在这上头翻了船。

民国当然是毁于党争，既毁在丝毫不遵守起码法治规矩的革命乱党手与中央政府之争，又毁于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之间的派别斗争，致使文斗变成了武斗，国家土崩瓦解。

之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因为民智民德未开，政客与军人毫无职业道德观念。他们既无“程序至上、手段至上、愿赌服输”的观念，又无“国家利益至上，作忠诚的反对派”的顾全大局的思想。如果革命乱党有前者，就不会借宋教仁案与大借款案发动武装叛乱；而如果国会有后者，就不会滥用权力搞到连个内阁都无法成立，逼得老袁翻脸解散国会了事。若是蔡锷、唐继尧等地方实力派有起码的政治道德操守，那就应该利用当时充分的言论自由特别是“通电”自由，先使用和平手段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无效才诉诸武力，而不该出尔反尔，先上书劝进，等他真的当上皇帝了，又发兵“护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佛爷的担忧一点都没错。当然，对党争，她的态度其实很矛盾。作为独裁统治者，她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传统统治术，在这个意义上，党争对她维护统治有利；但若是需要团结一致对外之时，党争又使得中国不堪一击。她之所以感叹中国人不能团结，就是在后一个意义上说的。

在这方面，中国人可是远远不如日本人。明治时代的日本可能没有成熟的西式政党政治，但举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精神可是中国人做不到的。日俄战争爆发时曹汝霖在日本，写下了第一手观感：

“当日本征召退伍兵之时，我住在中江家，见退伍兵应征到东京者，军部令分住民家，视房屋之大小，配住兵之多寡。中江家派住八人，中江家自动让出六叠房两间以住兵士，自家母子女三人，挤在四叠半的一间小屋。余以外国留学生，不令让屋。每日三餐，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户户，集团欢送，手持大旗，旗上写的都是'光荣战死'、'为国捐躯' 、'祈必胜'、'祈战死'等等字样，以壮行色，于鼓励之中，寓有不胜毋归之意。

兵士踊跃前进，人民欢呼万岁，欢送场面，人山人海。以这种字句来送出征之士，在中国人视之，必视其为不祥，而他们则认为鼓励军士之必胜，即此可见其忠君爱国之心为何如矣。 ”

我觉得，日本人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他们充分利用了儒家的“忠君”说教，把天皇当成了凝聚全国人民努力的精神象征。晚清的改革也就失败在这点上。

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最关键的改革，是把一个中古时代的原始国家机器，改建为中央集权的具有起码国防能力的西式国家，这才能应对当时的最大危机——外侮，而不是去搞加剧国家分裂的地方自治。自洪杨作乱以来，地方督抚权力日益加重，业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拳乱导致的“东南互保”更加重了地方离心倾向。晚清预备立宪还雪上加霜，在各省开设咨议局，为日后的土崩瓦解作了充分铺垫。由此可见，当时的谋国之士根本没看出当务之急是什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满族亲贵搞的“中央集权”尽管出自私心，反而在客观上符合改革应取的方向。

即使如此，如果慈禧太后能晚死一二十年，改革仍然可能成功。这其实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留给后人的遗憾——它的真正恶果，是不但推迟了改革，而且导致帝后失和，引出了拳乱。这主要罪责我觉得应由试图发动政变暗杀慈禧的康梁承担，光绪也不能辞其咎。

其实若是光绪听了袁世凯的进谏，以慈禧为名义上的“改革的总设计师”，将改革归在她的名下，让她来扛这大旗，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主要谋划者与推行者，仅以康梁谭等人为“体改所”一类低级顾问，那就等于把晚清新政往前提了几年，成功的胜算甚大。就算不成功，起码也能逃过拳祸。

总而言之，根本制度、根本生活方式的改革，需要中央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也需要具有足够实力的铁腕人物。在那个时代，皇权是最高权威，而慈禧是改革必需的铁腕人物。慈禧死掉了，改革的前途也就跟着她死了一大半。再把皇帝搞掉，和平转型的希望就再也没有了。若不是孙中山从苏联引入“党治”，用以取代皇帝的权威，那中国可能至今还在军阀混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此后出现的极权统治，似乎也可算成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弥补（这似乎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只是我并不认为那是必然的，而且觉得那比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更糟糕）。

这其实也就是六四的教训。六四那伙“民主斗士”其实也就是新时代的康梁。区别只在于新时代的老佛爷寿命比较长。若是他90年代初就死了，那么今天中国还在陈云、李鹏打造的“鸟笼”中挣扎。

5）间岛问题

所谓“间岛”，就是中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晚清从日本人嘴里夺回来的，应该算是近代中国取得的两大外交成就（另一成就是民初老袁让外蒙放弃独立。可惜因为国会无故捣乱，致使后来与俄国缔结的条约不如陆征祥谈成的对中国有利）。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

“1909年9月4日，日本与清朝政府谈判解决中韩边境问题，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和大淸国钦命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在北京签定该条约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其中规定：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并以石乙水为江源。后来的满洲国和朝鲜边境没有进行过大的变动。

七十年代，韩国开始提出'间岛'问题。 1978年元旦《韩国日报》刊载了徐桢哲的系列图片文章《新年展示韩国旧貌》，其中表述为当年日本和清朝签订的条约将韩国领土划为中国所有，提出要收回间岛。同年韩国兴起'恢复国史'运动，间岛问题也是核心内容。 ”

清廷之所以取得这一外交成就，官方宣传都归功于宋教仁，说宋教仁1907年去东北运动马贼从事反清革命，得知了日本人想夺取间岛。他化装成日本人，打入日本右派的“长白山会”，获取了该会关于该问题制造的大量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汉城与东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找到了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上面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根据这些材料，宋教仁写成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论证了日本人说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宋把该书托人转交给清朝驻日公使，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与日本谈判中保下了这片领土。

曹汝霖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他当时在外务部当主事，却无一字提到宋教仁，而是将功劳归于吴禄贞：

“时外部以间岛问题，与日使交涉，久未解决。间岛位于吉林边境，与朝鲜接壤，日俄战争时，日本驻兵于此久而不撤，且主张为朝鲜领土。该处朝鲜居民甚多，中国方面，仅有少数满洲人。我国以图们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图们，东望鸭绿字样，并无他文，不知何时所立，据此为我领土之址，此外亦无证据。日本则指此碑不足为凭，但亦无朝鲜领土之证据。

部中以这事非口舌文书所能解决，乃电商东三省徐总督派员调查，并带军队以资应付。徐督派吴禄贞先赴间岛察看情形，侦知日本收买匪头韩登举。他部下有数千人，吴遂诱以禄利，晓以大义，劝受招抚，允助以军械，于极秘密中代他训练，韩果归顺。半年后，韩部竟成劲旅，吴令据守各要点，日本初不知也。

吴自己又带卫队赴间岛，日本始知中国派兵入间岛，即由斋藤少将率兵一团，赶到间岛，见韩登举竟已归顺，且占据要点，即大声叱吴曰：尔来何为？此是朝鲜领土，尔快将兵撤退，绶卿（禄贞字）为日本士官出身，斋藤曾任士官教官。绶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来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问题应由政府解决，非我辈所能主张，前在学校时，老师教我忠君爱国，今日之事，即遵老师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斋藤见守要点的兵，都是韩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启衅，遂屯驻于朝鲜边境，说双方听候政府命令。

后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谓我侵占朝鲜领土，我则谓派兵守我边界，不应干涉我内政，且诘责侵略我领土，彼此辩论，各不撤兵，遂搁置甚久。后改为自开商埠，以结此案。日兵尽撤。吴号绶卿，湖北人，与我甚稔，性机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吴绶卿相机行事，措置有方，间岛非我有矣！ ”（原文为一大段。为读者阅读方便，将其拆解为数段）

我觉得曹汝霖的说法相当可信。无论是马克斯韦尔还是王力雄，都指出过东方的疆界与西式民族国家不一样，是模糊不明的一条“带”而不是一条“线”。朝鲜原来是中国的属国，就更没有精准勘界的必要。因此，延边其实是个无主地带（有居民，但行政归属不明）。什么“历史证据”云云都是一家之言，就算朝鲜人真的画了什么《大东舆地图》，那也不过是民间作品，当不得真。那中文碑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当时朝鲜人也用中文，谁知道那是谁刻上去的？

对这种无主土地，国际惯例是“捷足者先得”，谁占领了就是谁的。日本知道这惯例，所以才会在中国先行占领后让步。若是让日本人先占领了，那就再搬出再多的“自古以来”的证据也没什么鸟用。所以，个人觉得，宋教仁的考证或许为清廷在外交谈判中使用过，但那并不是关键因素。

这当然只是我的个人感觉。曹汝霖所说，在史学研究上称为孤证，还需与其他材料对照方能正式立论。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内容如何，​​是否为清廷使用，在谈判中起到多大作用，吴禄贞是否如曹汝霖所说那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个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值得有志者去查明历史真相。这就是我为何说此类历史证言中蕴藏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6）张之洞与袁世凯提议赎回路权

众所周知，铁路在中国的引入无比艰难。早在郭嵩焘、刘锡鸿等人出使英国之际，就有大批的洋人川流不息地前来劝说中国修建铁路。据郭嵩焘日记，就连主持建造印度铁路的斯蒂文森（不是发明火车的那位，只是同姓）都曾亲自登门拜访，自报奋勇承担中国的铁路修建工程，向他们出示了自己绘制的铁路干线图，还报出了初步预算。刘锡鸿的英国译员博郎更是反复劝说他，两人的讨论被刘记录在《英轺私记》中。

这刘锡鸿并非白痴，自己就坐过火车，深知火车的便利与经济效益。但他仍然认为铁路虽好，只是不符中国国情，举出了一系列修建铁路的弊病。博郎一一加以解释，但仍未消除他的顾虑。其中真正的难题，就是中国没有那财力。

（刘问）“创造伊始，中国奚能有此巨款？”

博曰：“可借诸外国也。外国罔不借债，中国何惧而不为？借之既多，则债主护惜中国，不肯加兵扰乱之，以自失本利，亦维系交谊之一道也。”

余曰：“本利不偿，则兴兵勒取奈何？”

博曰：“讨债以兵，外洋所无。土耳其负欠最巨，各国咸宽假之，且代筹其国生财之方，即此可知其概。”（芦按：我还从未想到过这点。的确，鬼子不兴武力讨债。北韩赖掉了巨额外债，债权国还不是只有干瞪眼）

余曰：“此皆非治国正轨，恐未可恃。”

当时的满清大吏如同后来的土共，无一人懂经济学。出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心态，当然无法接受“借债投资能发财”的怪论，刘锡鸿就认为这如同挖肉补疮：“洋人医足疾，辄断其筋而续以他物。如此灭裂办法，其何能久！”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出的这个医学发现。此公明明参观过西医院，而且观察力一流，立论何以灭裂如此？如今医学虽发达，也不知道发明了能代替韧带肌腱的合成材料没有。

但以中国之穷，不修铁路则已，要修，就只有靠借外债。关键不在于借不借，而在于不能丧失主权。我已在旧作中举出了滇越铁路与中东铁路作对比，指出前者是单纯的商业投资，不存在丧失主权问题，而后者则完全是强占殖民地的侵略行为。

晚清大员后来也悟出了这一点，张之洞袁世凯建议收回路权就是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举措。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讲到这一事实，惜乎不详。

据曹说，京奉铁路（如今叫“京沈线”）与京汉铁路都是借款修成的。前者由英国人出钱，后者由法国人出钱。京汉铁路一开头是“芦汉铁路”，因为朝廷不准火车入京城，只能修到卢沟桥。拳乱之后，才把城墙拆开，让铁路进了内城。

这些线路都是洋人投资建造的，洋人自然享有全路的行政权与管辖权。张之洞与袁世凯觉得这有碍于中国的主权，于是建议“借款造路不应有全路行政权，并请重订合同，只管会计，不管行政”。朝廷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设立了邮传部，专管路电邮政。首任尚书为陈璧，为交通部之前身；又设铁路总局，以梁士诒为局长，叶恭绰为秘书长，“与各借款国磋商重订合同，厘定权限，借款国只管会计，行车人事，均由路局局长管理。借款分年归还，还清路归国有”。

这样就把洋人投资建造的铁路的路权完全收回来了。虽然留下了个“借款国只管会计”的尾巴，但我认为那非但无损于中国主权，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盖当时的官场太贪污（当然可能比现在清廉吧），若不让鬼子管会计，则铁路收入必然被贪污中饱得一干二净，非常无法归还贷款，只怕还要债上加债。

各借款国竟然如此通情达理，同意与中国重订合同，交还路权，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知道梁士诒等人是如何谈判的，可惜曹汝霖没有详细介绍。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谈判对手是野蛮帝国主义如沙俄与日本，那就万万不会作此让步。日俄霸占的南北满铁路别说路权，就连其特有的“铁路附属地”都未能收回。直到俄国爆发革命，北洋才趁机收回了北满铁路的“附属地”，但行车、人事等权仍由苏俄霸占。日本战败后，苏联竟然强占了他们早就丢掉或卖出的中长铁路。中国虽然收回了南满铁路附属地，旅顺却仍然被苏联霸占。

苏俄烂污帝国主义此举，与日本人一般无二。山东的胶济铁路（青岛到济南）本是德国人投资修建的。在一次大战时被日本人攻占。中国也是一战战胜国，业已没收了德国在华的一切财产，胶济铁路理应在内，但日本却竟然占为己有。为收回此路，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日本反复谈判。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才作了让步，同意吐出赃物，但中国仍需“借款赎路”，以5340.6141万金马克赎回胶济铁路及其支线。中国政府用国库券支付赎金，在国库券偿清前，中国任用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

这是日本人在近现代外交中作出让步的唯一一次，也是北洋外交的重大成就之一（由陆征祥建立起来的北洋外交部，是迄今为止中国有过的最出色、最专业化的外交部） ，而这奇迹之所以发生，虽然颜惠庆、顾维钧等外交家立功厥伟，但也靠机缘凑巧，一是老美主持公道，二是当时日本正在推行温和的“币原外交”。仅此一端，就足以昭示“文明帝国主义”与“野蛮帝国主义”的区别。

过去国共两党奉行“斗争史学”、“革命史学”，为此掩盖、歪曲甚至捏造历史，致使大众认定“只有靠革命斗争才能争回国家利权”。这对于野蛮帝国主义来说或许成立，他们才真是“凡是野蛮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但对文明帝国主义则未必如此。上述路权的和平收回就是明证。由于国共两党的干扰破坏，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铁路路权的赎回就是值得现代人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据曹汝霖说，在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梁士诒与叶恭绰都精明干练，铁路总局“初只辖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路。故人称为五路财神。后又逐渐加入各路，归局管辖又定会计年度，改用阳历，会计独立，办得很得当。后又奏设交通银行，铁路收入均归其经理，于是人事愈繁，势力愈大，形成为交通系，遭人指摘。然梁氏对于赎回铁路其功不可泯也。”

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洋“交通系”的由来。曹汝霖本人就是交通系的一分子，当然说话必有感情倾向。但他说的这些事，官方历史教科书从未说过。如果所说是真，则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为国家民族立功厥伟，而经办的梁士诒、叶恭綽等人也功不可没。记述历史，必须有一是一，有二说二，该臧者臧，该否者否，不能因为这些人干过错事或坏事就全盘否定。

五路财神财源滚滚，民间看得眼红，也要来分一杯羹了，这就是“保路运动”那千古笑柄的由来，曹汝霖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事：

“后来民间创议民营沪杭甬铁路，久而无成，仍出之外债一途，津浦沪宁两路莫不如是。迨盛杏荪（宣怀）任邮传大臣，主张干路应归国有，短线可由民营，此亦正当办法。惜那时各省争自治权，民族性已发动，对于政府设施，诸多不满。川粤汉路之川汉一段，在光绪时曾准民营，但集款未成，政府拟收归国营，川人即起而反抗，闹成风潮。”

所以，上海—杭州—宁波的铁路，津浦线、沪宁线，统统都是商办不成，改为借债筑路。有此正面例子与商办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的反面例子，盛宣怀提​​出来将拟建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举债建造，当然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由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保路运动”这见不得人的丑事竟然成了民族的丰功伟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曹汝霖也讲了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事儿：

“后来开办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不借外资，不用外人，由袁项城保举詹天佑君办理。詹君留学美国，与美国工程师金达从事铁路有年，资历很深，由袁项城委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君悉心筹划，初次测量路线，由北京经昌平直达张家口，地平费省。清廷以有碍西陵风水，令改路线，遂由居庸关八达岭前进，开山越岭，以八达岭长城下之隧道工程最为艰巨，而詹君措之裕如，惟工款则加了不少，至今青龙桥矗立之铜像即詹天佑先生也。可知中国早有修造铁路之人才，惜政府未尝留意及之耳。”

这段历史为国人家喻户晓，所不知者，第一，詹天佑是袁世凯发现并保举的。第二，原来选的路线经过昌平，道路较平坦，工程量要小得多，是慈禧命令改走后来那条路的（经沙平、南口出居庸关），于是工程特别艰险。听曹汝霖的意思，若按原线，好像根本就不需打隧道。我刚才在谷歌地图上看了一下，现在的京张高速公路走的实际上就是詹天佑原来选的那条线。只是卫星地图上看不出地形来，是否需要打隧道无从看清，还有待地图专家老稀使用他最拿手并酷爱的Google Earth去查明。

詹天佑的伟大，也就是时代衬托出来的，盖他领导了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然而历史书忘记交代，他也曾任商办粤汉铁路总理兼总工程师，而商办粤汉铁路总计花了大约1000万元，只铺设了40公里的铁路，创下造价最昂贵的铁路的世界纪录，而那段铁路不过是从长沙到株洲，并不通过什么险恶地域。所以，晚期的詹天佑，未必还是当初那个雄心勃勃建造京张铁路的人。如梁启超所说，北京就是个大染缸，不管什么样的人掉进去都会给染得乌烟瘴气。

北洋政府还是搞了点基础建设的，修完京绥铁路（即现今京包线）就是一例。清廷在修成京张铁路后，准备延展入内蒙。 1911年11月通车至阳高，因武昌起义爆发而停工。 1914年展修至大同。 1921年通车至绥远。 1923年1月通车至包头。

对这工程曹汝霖也有贡献。他在1916年至1919年任交通总长，任命丁士源为京绥铁路局长。据他说，丁就任后提出，已有铁路营运所得利润，只向部里报数而不上交，留作延伸线路用。曹素知丁非常清廉（丁曾在前清受肃亲王委托管理过崇文门税务，据称铁面无私，清廉如水），就不顾次长叶恭绰的反对，破格予以批准。 “后果在两年间，将余款展长到平地泉（芦注：为今日集宁市的一个镇）以北，虽是平原，亦华里千里以上，没有请过部款，亦没有借过外债，成绩独优。又购飞机四架，卡车两辆，以为铁路运货之用。岂知皖直之战，征为军用，因之得祸。”

为和平建设修起来的铁路成了内战利器，当然可叹，但并非曹某初衷。他该负的罪责，还是为帮段祺瑞打内战，向虎狼之国日本大量举债。

历史的嘲弄在于，大清原来怕负债，后来总算学会了“借钱发财”的伪经济学常识，在华北华东初步建起了铁道干线。孰料到了民国，因为革命闹得国家财政破产，袁世凯不得不向国外举债维持政府运作。此后便借钱上瘾，从“借钱发财”变成了“借钱消费”，早着吾家小芦之先鞭。到了段祺瑞手上便堕为“借钱打内战”。这堕落之急速，不能不令人慨叹。

不过说句公道话，老段这一手，还是从孙大炮那儿学来的。早在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他为了维持一文不名、随时要垮台的南京临时政府并发动北伐，就不惜提出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换取日本借款，只是遭到日本拒绝，媒体群起抨击，这卖国计划才未得逞。后来他收买议员南下“护法”，分裂中国，靠的就是德国人给的两百万银元。此后又全靠俄饷俄械才建起了党军。老芦无知，不知道孙大炮除了借钱干革命外，还搞过什么基本建设？

7）曹汝霖代孙中山受过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曹汝霖是为五四运动讨伐的臭名昭著的卖国贼，其在赵家楼的住宅被爱国愤青一把火烧成白地。章宗祥适在他家，愤青们将他误认为曹汝霖，顿时棍棒拳脚齐下。章的头部遭到铁棍猛击，全身几十处受伤，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若非他的一位日本朋友舍死以身相护，而愤青们又根据“不杀鬼子杀汉奸”的原则，对日本人比较忌惮，则章定要被当场活活打死。这种严重刑事犯罪，居然被当成中华民族的觉醒歌颂至今，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事。

这且不论，由章的遭遇可见，曹汝霖即使不是罪大恶极，也实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辈。但他到底犯了什么卖国罪，一般人就不大了了了，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似乎是与“二十一条”和山东有点什么关系。

这里简介一下他的卖国事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看到趁机在亚洲扩张的时机来到了，乃加入协约国，给德国下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撤出山东，声言战后将把胶澳（青岛地区，含胶州湾）交还给中国。德国拒绝后，日军随即占领胶州湾附近各岛屿，并在龙口登陆，占领了平度等地。这严重违反了中国主权，但中国无力抵抗，只好援日俄战争旧例，将胶县以东地区划为日德交战区。此后日军与英军相继在崂山湾登陆，进攻青岛德军，日军并攻占了胶济铁路的重要车站。 11月间，日英联军攻占青岛，德军投降。日军接管青岛，并控制了胶济铁路。北京政府反复要求日军撤出山东半岛战区，日军都置之不理。

1915年1月间，日本见欧洲列强陷于大战中无暇东顾，乃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号第一条是：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袁世凯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也成功地抵制了其中最凶恶的第五号（共七条，其精神与孙文主动向日本提出的“十一条”差不多），并对其他四号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减轻了危害。中方还在柔性抵抗中，日本就对中国下了最后通牒，以武装入侵相威胁。中国只得忍辱接受，在5月间与日本换文。其中上引第一条未作改动，等于向日本出让了德国原来在山东享有的特权。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本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和其他一切特权，遭到日本反对。作为弱国，中国只能指望英美法为中国主持公道。可惜英法当初为了拉日本参战，秘密答应了战后让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享有的利权。于是收复胶东的唯一指望，就落在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头上。

为了堵住威尔逊的嘴，日本亮出了1915年5月以及1918年9月间与中国政府的换文，在后一换文中，日方提出：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三）上列巡警队之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四）上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北京政府内阁在讨论这照会时，曹汝霖主张同意，于是经内阁批准，由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章宗祥回文：“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这换文原是秘密的，但日本人为了证明他们的要求有理，在和会上公布出来，用以证明中方违反了双方所订条约。

这一招果然见效了。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时，威尔逊总统说，日本坚持要在凡尔赛和约中将胶州问题列为专条，他觉得该问题实在复杂：中日既有1915年5月的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的续约于后，而英法过去也曾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而这次大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条约的神圣，云云。言下之意是不便违反已有的条约。

中国代表顾维钧当即回答说，1915年的条约是在日本的最后通牒威逼下签订的，当时中国为了保全东亚和平，不得不隐忍。而1918年的条约则是根据该约而来的。威尔逊说，1918年9月那阵，协约国军军威正甚，停战在即，日本绝无可能再强迫中国，为何中国还要“欣然同意”与之订约？

顾维钧答道，当时日本在山东的军队非但没有撤退，还设立了民政署，设置警察课税。地方上不胜其扰，非常愤懑。政府生怕激起事端，因此不得已又订立该约。那只是临时协议。在他看来，英日的有关协定也是因战争的特殊原因造成的，应当通过这次和会变更。

威尔逊说，不是欧美不想为中国主持公道，实在是被过去的种种条件束缚而无能为力。好在现在国联成立了，它的宗旨就是为了维护各国独立与安全的，中国已是会员国之一。以后谁若再欺负中国，各国都有援助中国的义务。英国首相也如此说了一番，于是中国的要求便被拒绝了。

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五四运动于焉爆发，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也就从此成了遗臭万年的卖国贼。愤青们最痛恨的，就是那“欣然同意”四字。那如同西班牙斗牛眼前晃动的红布一样，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理智。

其实我看威尔逊之所以拿那“欣然同意”说事，无非是个借口。美国人固然同情中国，又富于侠义心肠，不像英国人那样老奸巨猾，唯利是图，但国际政治毕竟涉及的是现实利益。成立国联是威尔逊的主张，他为此押上了本人的声誉与政治前途，不能因小失大，开罪于英法，而英法早已决定牺牲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只能“丢卒保车”，跟着英法牺牲中国利益了。这是威尔逊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美国朝野因此普遍觉得对不起中国，这才会在后来主持华盛顿会议，压日本吐出赃物，并以九国公约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至于1918年9月的中日换文本身，我看根本就不是什么卖国罪证。就连王芸生都说：

“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与（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这意思是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协议其实对中国有利。只是当时德国失败已成定局，而中国早在1917年8月14日就已经对德奥宣战了。所以，这类枝节问题不如搁置到战后和会上去解决。可惜政府没这么干，使得日本后来以此为借口。

细看那协议，不能不承认王芸生说的很对，确实对中国有利。头三条与第七条是要日军撤出胶济铁路，由中国接收，只有第四与第六条对中国不利，但那是为了换取日本撤军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丧失胶济铁路的部份经济利益，总比被日军全部霸占强。更何况从丧失主权来说，外国占领要比经济损失惨痛多了。为了国家安全，就更必须让日军撤出。曹汝霖所办不妥之处，充其量也就是如王芸生所说，反正停战在即，不妨忍耐一时，留到和会上去解决。

但曹汝霖不可能预料到后来日本会以此作借口，因此顶多只能说他思虑不周，不能说他蓄意卖国。而且，没有1918年9月的换文，日本照样可以用1915年5月的换文作借口。英法早已决定牺牲中国，而美国又不想开罪其他强国。即使拖延到和会召开，那问题仍很可能照样得不到解决。更何况被日军占据的胶济铁路已成反复发作的脓肿，北洋政府再也不能坐视了。

据曹汝霖说，日军进攻青岛时，未经中国许可就擅自在山东登陆，抄了驻防青岛德军的后路。德军没想到日军会从陆地上来，猝不及防，只好投降。此乃日本人的惯技，当年甲午战争打威海卫，以后日俄战争打旅顺口都用过，后来又在新加坡玩了一次。但日军在德国人投降后，仍然赖在着临时划出的交战区内不走，不但占据胶济线，还向当地要粮草，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纷纷向北京求助。曹乃出面与日本人反复交涉，但日本人就是赖着不走。曹派员调查，才发现日本人赖在胶济线不走的内幕原因：

“其时民军某领袖，结合土匪流氓，与日本浪人及退伍军人想攻取济南，声称打倒军阀，以助饷为名，向商民勒索，趁火打劫，百姓不堪其扰。日本浪人们，又商请日军留驻以壮声势，日军因之不撤。

民党与浪人等，率领土匪屡攻济南，国军坚闭城门，并不出城还击。山东督军靳云鹏避居城内，一筹莫展，后又避出城外，日军由此即进入济南城内。政府去电，靳亦不复，因之地方极度不安，地方官亦不敢明言。我探知详情，只要日军撤退，民军即失去靠山，地方即不至滋扰，但进入济南之日军却不肯撤出。 ”

所以，据他说，日本人之所以要坚持占领胶济线，乃是要为其汉奸先锋队提供后援。这汉奸先锋队是“民军某领袖”纠合土匪、流氓、日本浪人与退伍军人组成的。他们想攻占济南，所以由日本浪人出面，请求日军留驻作为后援。日军于是赖着不撤。在日军的掩护下，这汉奸先锋队多次进攻济南，吓跑了山东督军靳云鹏。地方骚乱，日军趁机进入济南。他得知详情后，才想出釜底抽薪之计，令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谈判，并在内阁会议上主张接受日本的换文。因此，他其实是代人受过，云云。

曹汝霖这番说词大部真实，但也有相当部份出了错。他说的“某民军领袖”是居正，而“民党”则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据杨奎松介绍：

“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援，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这段介绍略有小疵：日军攻占青岛，是1914年11月10日的事，不是1915年。但大致史实不差。根据山东省省情资料库的记述：

“1915年10月孙中山派居正赴鲁起兵讨袁。”“1916年3月，中华革命党总理兼中华革命军大元帅孙中山， 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讨袁事宜。居正率朱霁青、陈中孚、刘廷汉等由大连抵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青岛日本殖民当局见袁世凯大势将去，遂与革命党人暗中联系，默许居正在青岛设立军事机构。”

为这两段记述隐讳的，是所谓“中华革命军”除了日本浪人与军人外，更有大量土匪参加，军纪极差。 5月间， “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与“护国军” 相机攻陷周村、高密、诸城、潍县、邹平、淄川、桓台等十余县，由胶济铁路进抵济南，先后四次对济南发动猛攻。在第二次进攻济南时，山东将军靳云鹏仓惶出逃。城内大乱。袁世凯遂任命张怀芝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 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日本人才停止对“中华革命军”的支持，但日军毕竟趁乱进入了济南城，就此赖着不走。 8月5日，“东北军”与“护国军”接受国军改编，战事才结束。

曹汝霖也有记错的地方。除了记错了换文内容外（为篇幅计略去他所说内容。但那似乎是记忆错误，因为北洋外交档案早已公布，他犯不上撒谎），他还把“中华革命军”与“山东靖国护法军”混起来了。如前所述，“中华革命军”的“东北军”与“护国军”都已在1916年8月间归顺中央。 1918年危害地方的是“山东靖国护法军”。

1917年3-5月间，为中国是否对德宣战，总统黎元洪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府院之争”趋于白热化。为了防止中国对德宣战，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奉该国公使之命，派其翻译西尔穆尔（Schirmer）与曹亚伯秘密会见孙中山，给了他两百万银元。孙文用这笔钱贿买运动国会议员与军政要人。 7月1日，张勋复辟。 3天后，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 7月17日，孙文到达广州，9月1日，“护法军政府”成立，所谓“护法运动”开场，中国从此沦入南北公开对抗。

随着“护法战争”打响，西南、陕西、山东的革命军阀们都组建了所谓“靖国军”，与北洋军队对抗。在北方，除了陕西“靖国军”声势浩大之外，“山东靖国护法军”也一度十分猖狂。 1918年4月4日，该军相继占领恩县、临清等县，逼得山东代督军张树元于5月13日宣布全省戒严。

山东换文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很明显，为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已经成了日本人颠覆中国政府的基地，不把那个脓包挤掉，山东就永无宁日。

这就是爱国英雄孙中山与北洋汉奸的合理分工：孙中山负责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为日本人充当推翻中国政府的急先锋，而北洋政府则负责烧钱送鬼。根据革命史观，前者是民族英雄，后者则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这“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悲剧反复上演的历史。人们年年纪念五四，年年歌颂英雄，谴责汉奸，不知还要搞多少代人？

8）曹汝霖披露的独家秘闻

“独家”，就是“孤证”的同义语。不过虽说梁启超主张“孤证不立”，我觉得某些孤证还是有意义的，起码可以提供参考。例如慈禧和光绪接见曹汝霖时的对话当然是孤证，而且没有与其他证言相核对的可能，因为慈禧与光绪都没留下记录。但这不能构成否定其可靠性的理由，盖曹没有作案动机，而且其证词也不与当时的局势相矛盾。有鉴于此，把该书中我觉得有意义的独家秘闻摘录于下。

⃝ 纨绔无能，断送大清

据老曹说，武昌起义发生时，载涛正把全部新军都调到永平去搞“永平秋操”去了，也就是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就造成了华中一带空虚。武昌起义爆发后，庆亲王请抽调新军南下平乱，却又因带兵的纨绔子弟无能，部队调动发生巨大的混乱，延误了戎机，致使革命乱党坐大：

“于是政府派荫昌陆军大臣，率领毅军二十营，开拔南下，以姜桂题为副，驰赴汉口。荫昌虽曾学陆军于德国，娶了德国太太，德语娴熟，但于军事知识有限，又没有经过战事。姜桂题统领之毅军，亦无新式行军经验，出发之时，已耽搁许久。及至开发，又各自为政，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刘家店，不能前进，经京汉局长率领军务人员，前往指挥调度，方始前进。及到汉口附近，检点军装，有携炮没带炮弹者，有带了炮弹与炮膛不合者，转展配换装运，费时一月有余，正让武昌方面，从容布置，通电各省，呼吁响应。又与英领事交涉，决守条约，保护外人。各省本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对清廷已感不满。各国领事，见叛军秩序整然，南下毅军，反无秩序，遂承认叛军为交战团体。两月之中，毫无进展，遂使各省响应宣告独立者竟有二十一处之多。”

最搞笑的是“有携炮没带炮弹者，有带了炮弹与炮膛不合者”，大员无能如此，大清安得不亡？

⃝ 袁世凯的外交辞令

武昌乱起，纨绔们收拾不了乱局，朝廷只好请袁世凯出山。袁开足价码后才复出，回到北京时全城轰动，盛大欢迎之，宛如盼到了救星。当时日本公使为伊集院彦吉。袁世凯过去在天津任直隶总督时与他就很熟。袁世凯回到京城次日，伊即请见，袁世凯让曹汝霖参加会见（估计是让他做翻译）。

“伊即说奉政府密令,以中国时局混乱，日本政府甚为关心，此次阁下出山，必定有计划，阁下仍拥护清廷呢，或另有高见，务请密告，日本决以阁下之意旨是从，且愿援助，故特来密商，决不外泄。项城答以现在我是清朝钦派的总理大臣，怎能说不拥护清廷。至南方乱事不足平也，请谢贵国政府好意，无庸援助。日使称谢，握手而别。后以项城言行不符，遂辞职回国。其实项城答词，言外之音，已有含意，言现在言怎能不拥护，惜伊使未能领略其语意耳。此事恐外间无人知道。”

老袁这番话中话，可谓外交辞令的典范——“我现在是清朝钦派的总理大臣，怎么能说不拥护朝廷的话？”这种话表面上什么毛病都没有，可中国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老袁真是老奸巨猾：既说出了自己的意思，又让人抓不到把柄。可日本公使竟然不懂，说明尽管同为东方人，两国的国情民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后来日本人讨厌袁世凯，据说是因为觉得他是个篡位的奸臣。除此之外，恐怕也与觉得他当初糊弄欺骗日本政府有点关系吧。

⃝ 老袁榨干清廷内库，手段毒辣

“项城手段灵敏，立于被动地位，从没有露出不臣态度，对南示以可战之力而不用武力，俟水到渠成，自然达到目的，避免篡夺之名，而得篡夺之实，其手段可谓敏且妙矣。惟坚持成立对清优待条件，尚有不忘故主之心。又参与密勿之人，恐宫中内帑，留为后患，于是以军饷无出，前方军心动摇不能担此重任为词，奏请辞职。隆裕太后没有阅历，何能洞察，总理既以军饷无出为辞，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这批金条，都是督抚关道等所进之贿赂，每条都粘有臣某恭呈字样，余曾目睹，项城亦有进呈者，真是算无遗策，手腕之辣，名不虚传。”

⃝ 兵变是袁家的密谋

南北议和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迎袁专使”，要袁世凯到​​南京即临时大总统之位。专使们刚到北京，城内就发生兵变。过去国共两党的宣传都说那是袁世凯策划的，目的是吓唬南方，证明北方局势不稳，需要他在京坐镇，而这一诡计也奏效了，南方果然放弃了要他来南京就职的要求，云云。

但这解释也不是人人都接受。丁中江尽管完全按照国民党的史观写史，也不得不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承认，兵变是很难控制的事儿，袁世凯不至于敢玩这把火。而且，他当时最怕的，是列强不承认他这个大总统。若在京城闹一次兵变，等于是向列强证明局势不稳，失去对他这强人的信心。兵变发生后列强纷​​纷抗议，甚至扬言要援引辛丑条约，调洋兵来保护，吓得老袁又是道歉又是保证。所以，他不至于不知轻重，出此下策。

我原来觉得丁中江此说很有道理。而且，其他作者也披露，兵变是自发的，主要是南北议和后驻京的北洋部队以为鸟尽弓藏，“袁宫保不要我们了”，因此想在被遣散前大捞一把。正因为不是组织的，因此乱兵才会与由冯国璋统领的负责保护皇宫的禁卫军发生冲突，云云。

但曹汝霖却认为那兵变是袁家策划的。兵变发生后次日，他遇到了袁克定：

“入门即见着芸台（项城长子），他尚假惺惺的问道，昨夜受惊没有？军士们听说南方专使到京，迎家父南下，即纷纷反对，不守营规胡闹起来。这班兵丁，听了风声，即闹成这样，倘使家父真南下，不知他们要闹成怎样？原因由于南方坚持要家父南下！又问不知朋友家里，有没有被惊扰？告以衮父家被抢掠了，其他尚无所闻。他又说，这班兵丁太可恶了。我问他如何处置？他说，各营都有出来闹的，闹完了又归号了，总得细细的查究，太不成话了。说得煞有介事，我只暗笑也不多问即辞出。”

如果这对话是可信的，那么袁克定的话相当可疑，最可疑的是“各营都有出来闹的，闹完了又归号了”。若真是自发兵变，抢劫完了乱兵就不会再回到营房，只会拿着抢来的细软跑回家乡去。所以，这段史实如何，还需仔细调查。目前无论是哪一说都没有过硬证据，只能靠推理，而推理毕竟可能失误。

⃝ 庆亲王竟不知共和就是废除帝制

兵变发生后，曹汝霖去慰问庆亲王：

“我听说庆王亦在六国饭店，即去慰问。他说，昨夜兵丁到我家，竟放起火来了，我只好出来暂避，幸即救熄，想不到全权交给慰廷（袁的号），他也没有办法。共和开始，兵丁即自由行动，往后怎样办呢？听他的口气，好像以为清室只交袁组织共和政府，清帝尚在，惟没有政权，对于逊位即亡国，似蒙在鼓里。虽是老迈糊涂，然诏书内加上委袁组共和政府一句，故意含浑，妙不可言，真可面面骗人。”

我过去最想不通的就是，庆亲王是晚清位高权重、而且唯一有点头脑的亲王（恭亲王溥伟不计，他虽是“天潢贵胄”，爵位很高，而且见识不亚于乃祖。若是慈禧把大宝传给他，则大清也不会亡国，只是他并无实权和潜势力），但其贪墨不下于和珅。老袁能逼退清室，他与有力焉。我一直都很纳闷：袁世凯就算再送他多少财货，怎么可能说动他同意清室放弃江山？现在才恍悟：敢情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以为“共和政府”不过是清室下的一个政府，如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一般。

不过这也怪不得老庆——当时的人中又有几个知道共和是什么？何况是那行将就木的棺材瓤子？更何况当初的优待条件就起到了强烈的误导作用。不但隆裕太后的逊位诏书写的是：“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段祺瑞等将领发的拥护共和的通电也引用了优待条件中“大清皇帝永传不废”一条，而且，民国成立后，紫禁城里什么都没变，隆裕与溥仪仍能躲进重楼成一统，称后称帝，毫无亡国气象。老庆能不迷糊么？

据说隆裕直到退位好久后才知道那其实是亡国，于是郁郁寡欢，在民国二年就去世了。按她的岁数根本不该死。估计就是因为稀里糊涂丢了祖宗二百余年的江山郁郁而终吧。历史上竟有这种糊涂的统治者，实在是匪夷所思。

⃝ 朱尔典劝进

曹汝霖某日进总统府求见，在门口​​听说英国公使朱尔典正在和总统谈话。他是外交部次长，便觉得奇怪：公使求见总统都要通过外交部，怎么外交部对此事丝毫不知？

后来会见结束，他进去见袁，在过道上与朱尔典相逢，握了握手。 “晋见总统时，见他异常兴奋，满面春风，问见朱使否？答以在长廊遇见，没有交谈。项城即说，奇怪奇怪，朱使刚才亦来劝进，他必奉有政府密令，即将会见情形略说。又令侍卫请蔡廷干来，蔡即到了。项城即对蔡说，刚才朱使的话，可详细讲给曹次长听。蔡耀堂即将朱使与总统彼此问答，从头至尾讲了一遍。项城还时时加以补充，谓予受人民选举为总统，且宣誓效忠民国，何可背誓？朱说人民要阁下做总统即做总统，人民要阁下做皇帝即做皇帝，这是人民的意思，不能算背誓。又云五国劝告尚没有下文，说至此，朱使即抢口接说，这是贵国内政，且出于人民公意，外国不应干涉。临行还戏言说，以后体制攸关，余不能随便与阁下谈话了。总统述完，颇见得意之色，还连说他此来一定接了密令的，余未答覆即辞出。”

曹汝霖寻思：

“这次英使晋见，不由外部，他亦有保密之意。恰好我进府，又是项城亲口对我说，就泄了朱的秘密。他对项城既未说奉有政府训令，项城竟信而不疑，未免轻率。朱使虽与项城为老友，然以现任驻使之地位，亦不应率尔进言，岂欲于国际暗潮中先着一鞭欤？真百思不得其解。随后项城故后，朱使竟对人说，可惜项城不听他言，真是善为掩饰，死无对证，然扪心自问，能无愧对泉下之老友乎！”

老曹这番话，向壁虚构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他给出了蔡廷干作证人，而蔡本人是反对帝制的，后来弃官从教，立身甚正，又与老曹素无渊源。最重要的是，据顾维钧说，英国当时确实支持袁世凯称帝，朱尔典或许奉了政府指令也未可知。这也就是他那英国绅士竟然在事后反过来说老袁不听他的劝告——以撒谎掩盖政府决策失误，良心负担要小得多。

这段证词的唯一可疑之处，是不符合老袁把细的性格——竟然不向朱核实那是否确是他本国政府的意思。然而这也可以理解：老袁再精明，总有利令智昏冲昏头脑之时，连英国公使都来劝进，自然要让他兴奋到忘乎所以。

这段公案应该可以从英国的外交档案中查清。如果朱尔典确实是奉政府之命，外交部档案里应有来回的电文。如果查不到，那要么是朱尔典的个人行为——这似乎不大可能；要么这件事整个是曹汝霖捏造出来的——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估计外交档案里应该有相应证据。

如果此事是真，老袁可是让英国佬害苦了。英国人的话，比克定编造的《顺天时报》与杨度的《君宪救国论》都管用得多，正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老袁临终前说的“他误了我”，指的就是朱尔典吧？

只是据曹汝霖说，老袁死前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大家只见他两手在空中乱抓，听着他发出类似“黎”的声音，徐世昌与段祺瑞猜想那是让黎元洪继位，高声说：“知道了，放心吧。”他死后，他们打开金匮，上写三人的名字，是黎元洪、徐世昌与段祺瑞。

⃝ 老袁笼络下级的手段

曹汝霖还在大清的外务部当小官时，第一次蒙皇太后与皇帝召见。老袁当时已任军机大臣，事前特地用电话把他叫去。曹还以为老袁有什么大事，不料去后老袁却跟他说，“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遂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谓应备一双护膝盖，琉璃厂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云。余深感其关切之意，谢之辞出。”

一个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竟会特地为此种小事细心关照一个区区小官。这种事，一般大官是绝对不会干的。

后来老袁想请曹汝霖担任外交部次长，特地把他请去总统府谈话，说服他放弃律师的高薪去做官。一直谈到晚餐时间，老袁就留他吃饭。老袁是河南人，吃的自然是面食，见曹吃的很少，就问他是不是吃不惯面食，立刻叫侍者拿米饭来。此后老袁但凡请他吃饭，都要特地给他上米饭。此人日理万机，夜理十鸡（晚上要对付十个太太），却竟能记住这种细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除了他也就只有周恩来有这种记性与这般细心。但周氏是绝不会去如此关心下属的，否则那些马屁回忆录上一定会大吹特吹。由此可见，老袁确实是个不平凡的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