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乙铮:论国教课程两大漏洞及当年董梁教改

＜来源：信报   2012年9月4日＞

特区政府推出国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么内容之余，还要看它剔除了什么。如此，当可察觉到，在关键的“国家范畴”，有两个严重纰漏：一是不提殖民主义，二是不讲中华民国。“殖民”与“民国”这两个辞，在该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别为香港人设计的“国民教育”课程，有此两大漏洞，原因何在，笔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当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国化。

为何不提“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侵华二百年，若问哪里是第一重灾区，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颐和园。说到底，那不过是老佛爷的一个后花园，破坏了，只有某种象征意义；倒是比钓鱼台大一百 倍不止的香港这块地连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让，受英帝直接统治百余年，才是中国所有受殖民主义蹂躏的灾区中的最重。对此，国人感受普遍深刻，却唯独港人 有异；港人当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无感觉，更有些人尤其意气当头会说狠话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当权派人士对这些港人显得特别反感，一直以来口诛 笔伐，指之为港英余孽。

反殖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今天当权者觉得香港人要补这一课，为何国教课程指引却好像完全忌讳？笔者六十年代上中学、读预科，所读国史、世史两门课，内容详述帝国主义侵华史包括割让香港那段历史，今天的国教课程指引却连“殖民”二字也不见踪影。何解？大家先看一点背景。

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于对一个重大问题意见相左：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国之内领导革命夺取政权之后，首要工作是在该国之内 建设经济、巩固政权，还是要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争（或称作“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对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张后者。

港共只是口头反殖

托氏的观点很清楚、很马列：因为资本国际化了，工人无祖国，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因而是一体的；一国革命之后，如果不一鼓作气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唤醒，已经革命那一国之内的无产阶级政权必然遭遇连成一线的帝国主义阵营围堵、干预、 侵略，以致无法有效发展经济，其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被压垮（这个说法看来是应验了）。托氏更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而已。

毛泽东师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过，毛喜欢所谓理论创新，他说自己既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革命的阶段论者；但是，他说的不断革命，乃指一国 之内而言，即后来推出的的一连串极左政策：工业公有化、农村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结果当然大错特错，搞得比史太林还糟糕。

对外而言， 毛则认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妥协，以打破帝国主义大包围。于是，他首先争取与英国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让英国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义和实质地位。也就是说，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后不反殖；1949年以后，在理论上、口号里依然反殖，但实践上、行 为上不反殖；在亚非拉轻度反殖，在自己的国土门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领导的港共当然一样：言谈里反殖，行动上不触动殖民政权利益；不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权妥协、和大资本家妥协，1967年暴动那几个月是唯一例外 （斗“港英”，而不是斗“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国、留有余地做法的不自觉反映）。其后的香港学运也分两派，“国粹派”爱国不反殖（后者指行为），“社会派”则被指反殖不爱国，甚或是苏修派来搞破坏的。

这里，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谁对谁错，也不必追问毛与殖民主义的妥协好不好、“国粹派”还是“社会派”正确，而是要看到这些政治思想与行为的客观存在及其后果。

港人被迫背弃国家

九七回归，中共形式上终止了英港殖民政权，实质上继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义法权，大者如把“行政主导”写进《基本法》（即让行政长官主导立法，议会没有 提案权），较次者如在立会加强“功能组别”、保留“广播条例”的关键发牌条文，等等。所有这些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法权，九七之后香港的新政权非常受用，因此不会、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这个继承，发生在中国社会变质为党内既得利益垄断的社会的同时。

中共在毛时期与殖民主义妥协，尚且可说是为了建设真正的（史太林式）社会主义；然则，在中共全面变质之后，它在香港继承上述殖民主义法权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为了维持一种剥夺性、垄断性的类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时代的“以华制华”，变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数具特殊身份和关系的港人管治大多数港人；洗脑方式和内容尽管与英港时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 具，一整套就是当年英港殖民政权发明的、用过的（大家设想：若香港的主权不是回归北京而是回归民主化了的中华民国，则今天这些殖民主义法权有哪一条可以保留呢？）。

如此，试问中共在港推行国教，怎会引导学生、容许老师，深入认识殖民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香港的全部历史过程，包括中共与英帝国主义的历史性妥协，以及其百倍吊诡的现实意义？

尤甚者，中共与英港殖民主义作历史性妥协之余，却经常反过来指责港人思想奴化，回归前后皆如此；这是不公平的。 试想：假若当年中共不与殖民主义妥协，像纪实电影《阿尔及尔之役》中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那样，领导人民与殖民主义作无妥协斗争的话，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识肯定不一样。然则，港人头脑当中纵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谁之过？从民族利益观点看，港人好比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外放军妓一样，为了国家战略需要而牺牲贞节，回归母国之后却处处受歧视，终于走上背弃自己国家之路。港人深谈殖民主义，不可能避免提出这种讨论，这又岂是口头上对“西奴”大事挞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与英帝妥协，1949年即收回香港，则英港殖民主义晚期实施的种种“改革”和“德政”，便根本无从谈起，思想“奴化”不可药救者，大抵只会局限于小部分当年的高等华人，何来为数众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业绩而愈发厌弃“国民”身份、拒绝“国家”认同？站在民族立场，这笔殖民主义账又该算到谁 的头上？

为何不提“中华民国”？

国教课程指引不提殖民主义，乃一种忌讳，不仅有深远历史原因，更反映中共变质之后成立的特区政府和前殖民政权之间的微妙关系。然则，不提中华民国，又反映什么呢？历史上，中华民国与港人关系极深，港人失去此段记忆，主要是近十多年来的事，国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政府眼中，代表整个中国。不过，在国人当中，起码在留意国事、能够接触各方面资料、资讯的国人当中， 中华民国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对手，争夺着国人的认同。两者之间，什么时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国人的拥戴。例如，大陆六、七十年 代搞文革，台湾却埋头苦干拚经济，声誉明显比大陆优胜；七、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赶超台湾，海外华人无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归心；不料，大陆来一个八九六四，国人为之丧胆，台湾却紧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声望于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较中台模式

大陆以其人口和经济规模，无异决定整体中国建设成败；台湾虽小，却以其勇于实践，各方面总是比大陆走先一步，提示着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国人、港人看在眼里，有所选择；于是，“一中两府，各自认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现。如此，号称代表全中国、一意垄断权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华民国和台湾在国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陆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对钓岛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种剪裁手段，就明白国教科为何不提中华民国。

再者，国共内战结束，打“中华民国”招牌的国民党是败方，胜方中共对前者的态度当然谈不上尊重；解放以后，大陆在其教育、文艺、宣传等方面，提及中华民国，观点每以负面为主，史实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和军队的角色和功劳等，全遭抹杀，“独夫、民贼蒋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来，因为对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里，提及中华民国或台湾时的态度，某些方面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特别是对台湾的一些高层人物给足好处、极 尽恭维，污点缺点都忽然消失，统统都是爱国的、善良的，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复得焕然一新。不过，后者只是共产党的统战姿态，在其他方面，对中华民国和台湾的敌视没有变。中共这种“复语术”，只能用在它的统战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课堂里让负责任的老师端详细察，给好奇的中、小学生问几个为什么，就有说不出的麻烦；大家免不了要问：“德育”是教学生谅解、接受、学会乃至精通这种“复语术”的吗？

还有，提中华民国，总不能不讲台湾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陆模式做一些比较：为什么人家经济发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会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谐？要回答这个，也有说不出的麻烦。

由此可见，课程指引的国情部分出现上述两大纰漏，实非偶然。笔者不知道这是指引编写委员会“自觉跟党走”的不自觉决定，还是有关方面干预、打了招呼的结果。

共党专长增删历史

其实，对历史和事实任意篡改增删，是史太林以降的共产党人特长，中共深得个中三昧，从创党名单到李旺阳死因，都在篡改增删之列。这是因为，对共产党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历史教学在内；既是工具，式样设计只须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领导的特区政府教育官员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读者记得，在董建华治下，梁锦松推动“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国史科，大刀阔斧“去中国化”，比陈水扁在台湾搞的还彻底。董、梁二人出名爱国，为何有此一着？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教改，关键部分其实是一个小文革；国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说得上“破旧”，“破”了“旧”，以后才可立“新”。

在当时特区政府眼中，九七前遗留下来的国史科，从哲学思想到课程设计，从编写教科书的学者到教授历史科的老师，以至这些老师的老师，都属于“旧”的那套，通通都在该“破”之列。“破”了之后，以国教科作为过渡，端正学生和教师的思想，再等到“新”的历史科教学系统成形、“新”的师资和教材具备，“新”的、改造过 的国史科便正式登场，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复出之后在学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个“天经地义”。

中国历史就是那么长，二十五史就是那么重重复复，学生厌倦，家长不察，董政府顺水推舟，旧的国史科就那样给革掉了。然而，这就是五十年回归过渡期中特区政府必须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的变。

学生利益不作考虑

首届特区政府取消了国史科，学生对国史认识更形残缺，国教科于是上场，“理所当然”地在这方面补足；如此移花接木，现在说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这样 给孩子饮苦茶医病，不能不派一点糖果，于是课程指引规定该科不对学生进行考核，和现时通识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个别考核不同。

这当然是一 种以退为进。试想，若国教科教学时，充斥如某小册子那样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试的话，则引起的反洗脑情绪一定比最近的还要强烈。于是，“偏颇”的内容逐步引入，不设考试，而以问卷测试效果，施间接压力促使学校和教师逐步加码，教授当局要学校教的那种内容。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学生的真正学习利益并不是一 个考虑因素。

当权派把国教科搞得充满政治涵义，现在成为香港政坛风眼，进而影响即将举行的立会选举，倒也合乎逻辑。

国教课程指引内容大处残缺不全，一些技术层面的设计动机可疑，社会上广泛出现推倒重来的要求，实在有理，笔者支持。

《信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