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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1
——读《遭遇警察：中国维权第一线故事》
当十年前胡温刚刚接班、笑容可掬地提出“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的时候，国际社会拭目以待，亿万国民翘首以盼。“胡温新政”彩旗招展，猎猎飞舞，很多人简直有当年胡风写“时间开始了”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感觉。然而，十年过去了，胡温时代缓缓落幕，“和谐社会”温文尔雅的面具次第脱落，只留下“河蟹社会”血肉模糊的真面目。创意十足的网友以“河蟹”取代“和谐”，在中文里面，两个词语同音而意义迥异。“河蟹”一词极为形象地勾勒出当权者如同螃蟹一样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情貌。今日之中国，名为“和谐社会”社会，实为“警察国家”。
由徐友渔和华泽合作编辑的《遭遇警察》一书，记录了一批中国的维权人士、律师、作家和记者受到警察监控、跟踪、骚扰、绑架、拘捕、酷刑的真相。所有文章均为当事人的亲笔记述，其中，既有“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丁子霖，也有参与营救陈光诚的女侠珍珠；既有依然被非法软禁在家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也有去世博会挪威馆献花的年轻建筑设计师黄雅玲……他们代表了中国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的各个方面。本书的两名编者和作者，一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的徐友渔，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本人被国保非法限制自由、软禁在家；另一位是网民为“飘香”的女记者、纪录片导演华泽，她遭遇了国保警察的“黑头套”绑架及殴打，被秘密羁押长达两个月之久。此书虽然只是揭露了“暴力维稳”之冰山一角，也堪称一面针对胡温政权的“照妖镜”。
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转世
这本书中涉及的警察，大都不是普通民警，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警察——“国保”。以我的经验来说，那些在国保的压力和驱使之下接受监控异议人士任务的普通民警，身上大都还有人性的残留，对这项工作颇感羞辱；而那些名副其实的国保，则基本都是一群以石头心取代良心的流氓无赖，他们对其作恶感到洋洋得意——那个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日在刘晓波家门外对外国媒体作出流氓手势的便衣，以及那些在朝阳医院门口的满脸横肉、大腹便便的便衣，其不堪入目状，皆为国保之“经典图录”。所以，这本书的书名，与其叫《遭遇警察》，不如叫《遭遇国保》，可以让“国保”这个丑恶的名词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
我在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常常先要向他们解释“国保”这个特殊名称。所谓“国保”，其前身为公安局“一处”，即“政治保卫处”。后改名为“国保”，为一个名义上隶属公安局、实际上相对独立的“副局级”单位。尤其在胡锦涛时代，国保的编制和经费成倍增长，遍布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逐渐从暗处走到明处。如果在中国历史上寻找与之对等的机构，那就是明朝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与之相似的机构，那就是纳粹的盖世太保、苏联的克格勃、法西斯日本的特高以及东德的斯塔西等。
盖世太保的历史贯穿纳粹统治德国的十二年，它为纳粹机器一直运转到最后效尽了犬马之劳。一九三三年，盖世太保在柏林的一个小办公室里仅仅雇用三百人对已知的共产党人做索引卡片。在它结束罪恶生涯之际，到处都有它的办公室，正式成员两万多人，雇用的线人多达数十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盖世太保获权任意拘捕、“保护性拘留”，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是其飞速膨胀的转折点。英国历史学家
理查德.奥弗里指出：“当盖世太保自成法律之时，一个扎根于法律之中、尊重法律的传统的法治德国便被毁掉了。”而《盖世太保史》的作者巴特勒指出：“同盖世太保种种酷刑的手段一样令人感到可怕的，是大量记录了成千上万人秘密资料的卷宗。”
与盖世太保相似，苏联克格勃也让人不寒而栗。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也是其终结者的巴京卡在回忆录中指出：“从克格勃存在的那天起，就不能把它叫特工机关。这是一个为了进行普遍监督和镇压而建立的机构。”他总结说，这个本来应当是负有保证国家安全使命的机构，本身却蜕变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因为，对于国家和国家的宪法体制来说，最危险的是，克格勃可以在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条件下行使它的职权。戈尔巴乔时代的改革派人物、贵为苏共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居然也成为克格勃瞄准的目标。有一位雅科夫列夫认识的克格勃上校打电话告知，克格勃正在对其策划“交通事故”。雅科夫列夫立即将此事告诉当时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可是，克氏对上帝发誓（他根本不信上帝），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看出，克格勃为所欲为到了何种程度。
如今，盖世太保和克格勃都已被扔进历史幽暗的隧道中，它们所捍卫的德国纳粹政权和苏联政权，也都灰飞烟灭。然而，今天的中共又继续走在特务治国的不归路上。这是胡锦涛最后的王牌吗？
国保崛起是胡锦涛的杰作
盖世太保是希特勒的杰作，也是纳粹制度的根基。正是通过盖世太保，希特勒实现了对德国民众从思想到行为的全面束缚与控制。同样，巴京卡在分析克格勃的成因时也指出，克格勃不是罪恶之源，“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也是作为它的一部分的克格勃产生的原因，克格勃是靠秘密侦查、不法行为和暴力保证这个制度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毕竟只是这种党国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的一切都来自旧广场上那些最高级的办公室。”
同样的道理，国保的崛起绝非公安部门自身腐败和枉法的结果，而是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必然要求。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让其意志从中南海贯通到每一个村落。那个时代，政治警察只是在康生控制下的一个规模有限的部门。毛盘踞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长期个人崇拜的宣传和教育，使他身上拥有神一样的光环。所以，对政敌和民间异端思想者的打击，用常规手段就可实现，也就是“毛主席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虽然强词夺理，却又理直气壮。故而，毛并不需要组建庞大的秘密警察来承担巩固其统治的任务。
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再到胡锦涛时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日渐衰减，领导人个人的魅力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对于胡锦涛来说，他根本无法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御用写作班子，更无法构建起一套真正深入民心的意识形态。所以，除了保持经济增长、用物质利益来收买人心以外，剩下的保持统治的方式就是“暴力维稳”。于是，上有恶棍当国，下有鹰犬横行，国保粉墨登场，开始为权贵资本主义阶层——也就是数百个“改革开放”政策受益的腐败家族——保驾护航。
昔日，土豪劣绅往往选取那些最凶残、最无耻的地痞流氓来担任其护院家丁，从《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便可见一斑；如今，彻头彻尾沦为“权贵党”的共产党，也选取那些最凶残、最无耻的家伙充任各级国保人员。大部分国保工作人员，放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那个社会的渣滓和垃圾。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国保警察：有时候，他们用黑头套绑架律师和记者，用各种酷刑施加身体折磨和精神羞辱，甚至威胁“挖个坑就把你埋了”；有时候，他们客客气气、文质彬彬，苦笑着对监视的对象说：“我跟你个人没有仇，这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甚至他们偶尔会透露一两句“心里话”——“我们并不是共产党的打手，如果有一天你们掌权了，我们也愿意为你们服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
理查德.奥弗里在分析盖世太保的成因的时候所说：“哪里施行国家恐怖，哪里总会有歹徒、恶棍为之效力。”一脸阴沉、满肚坏水的胡锦涛就是这个“国保无限公司”的总裁。
恶棍横行与犬儒泛滥的恶性循环
一般的中国民众很少觉察到国保警察的存在，如果你选择当顺民，安心于赚钱养家糊口，在今天的中国大致有饭吃、有戏看。从表面上看，国保警察所侵犯的只是极少部分为社会公义挺身而出的公民的基本人权，比如这本书中涉及的二十多名作者；实际上，国保警察的恶行，极大地侵蚀了中国社会良性的、健康的力量，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泛滥。
在当年的纳粹德国，为什么反抗希特勒的人那么少？这就是盖世太保的杰作。
理查德.奥弗里分析说，虽然盖世太保行动诡秘，但它的活动方式以及被逮捕的后果却众所周知，这便足以使普通德国人倍加谨慎，恐惧万分。那是实实在在的恐惧，但它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惯性，让他们容易服从或口头服从政权及其命令。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德国人变得不闻政治，惟恐一旦思想不对路，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与之相似，国保的作恶，在今天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政论家胡平所言的“犬儒病”。既然反抗共产党需要付出不菲的代价，那么，在共产党尚未垮台之前，最好不要去招惹它——这就是大部分国人的心态。“遭遇警察”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那就假装刘晓波和李旺阳不存在吧。
国保在使用暴力摧残人权活动人士的同时，也试图将这种犬儒精神注射到“不服从者”心中。这本书中记载了国保警察与人权活动人士的种种有趣的对话。国保警察苦口婆心地劝解说，人活一世，不就是吃喝二字？以你们的智力和学历，可以吃香喝辣、升官发财，何乐不为呢？在国保警察当中，很少有共产主义之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不会在“真理”的层面上跟对手展开辩论，他们在陪同“被旅游者”游山玩水的时候，也会多塞进一些私人消费的发票一起报销。其实，包括中共党魁胡锦涛在内，心灵深处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宏大叙事”了，其念兹在兹的，不过是其家族巧取豪夺的亿万财富。在此意义上，国保警察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挑动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让大部分国民安心为奴。其对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的摧抑，将带来严重的、长远的后遗症，将成为未来建立宪政中国的最大障碍。
不过，在我看来，本书的主人公并不是国保警察及其后台老板胡锦涛，他们没有资格获得“树碑立传”；本书的主人公乃是站在国保对立面的那些寻求真理、坚持正义、捍卫良知的公民们。比如，维权律师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中详细记录了警察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对其殴打和恐吓的过程，他写道：“造成中国人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也不会回来。”这些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的人们，或有名，或无名；或年老，或年轻，专业不同，观点各异。他们与国保针锋相对、斗智斗勇，他们的生命如同划破黑暗的光。在“国保乱中华”的同时，他们是中国“去中共化”的希望所在。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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