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介民
香港政府拟定「国民教育」、台湾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与修改教科书课纲，背后可见中华文化霸权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义议题，有其各自的政治脉络，也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地缘背景，亦即，中国崛起带给东亚地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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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的教科书争议，经常跟中国扯上关系。多年来，日本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种种历史书写，引发中国政府严重抗议。香港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内地化持续加温，港人则以本土化回应之。近年来中港两地争执的事例愈来愈多，最新一桩是，港府预订在中小学实施「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必修课，背后的推力是担心日渐流失民心的北京政府。根据一份最近民意调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16%。2011年，中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向香港访问团说：要做好80后青年工作，引导他们成为「爱国爱港的新生力量」。很多香港人担心，「国民教育」将成为「洗脑」的工具。而香港中联办的官员，也曾在微博上说：国民教育是必要的「洗脑」。台湾的变化，发生在2008年国民党重新拿回政权之后。马政府的亲北京姿态，伴随着去本土化的政策倾向。修改高中历史课纲的争议，正在台湾延烧。马政府指摘说，现有的历史课纲有「皇民化」、「台独化」的问题。
日台港三地的教科书争议起源于不同的政治脉络，但背后都有中国的巨大身影。东亚的教科书问题，其实与中国的崛起与扩张政策息息相关。
本文把焦点放在台湾的教科书修改争议。台湾从1986年进入政治自由化的阶段，1990年代推动民主制度，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获选总统，台湾正式进入民主巩固的阶段。这一段民主化的历史，伴随着国民党大中华意识形态的退潮，以及台湾本土意识与台湾人认同的高涨。台湾的历史地理教科书在戒严时代充斥着拥护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神话，从历史叙事、地图编制中清晰可见。例如，统治中国的政党叫做「共匪」、蒙古国仍然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史课程相对于中国史不成比例的稀薄、避谈国家（国民党）犯下的暴力罪行。1990年代之后，教科书的修改，是民主化的一项重要课题，社会从此有机会步向正常化的过程；教科书改正也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重点。
不正常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双重标准。日本殖民者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其属地征召「慰安妇」，是一件必须被揭露、批判的劣行。国民党与统派人士对此极力批判。然而，在戒严时代，国民党也在金门马祖设置「军中特约茶室」，从台湾征召「军妓」送往前线服务中华民国官兵。但是，国民党对于这个由军队管理的「军中乐园」却讳莫如深。
马英九政府的主权观，是冷战威权时代不正常社会的遗绪。二战后钓鱼台的归属，牵涉到日台中三国。台湾曾经在1970年代初期爆发过保卫钓鱼台主权的学生运动。马英九即属保钓世代。据说马英九本人曾研究钓鱼台的问题。近年来，钓鱼台归属争议再起，台湾又被卷入其中，而一部分抱持中国民族主义的人士，要求政府强硬保护「钓鱼台主权」，并将钓鱼台问题列入教科书中。专攻台湾史的周婉窈教授指出：
在近代国家兴起之前，没有世界上每块土地、每座岛屿都要属于某个国家的假设。十九世纪八○年代以前，东亚海域有若干岛屿是无所属，或是多重隶属，但是近代国家不允许这种情况，今天东亚国家之间的争执有部分来自于近代国家的这种假设，而且，伴随着近代国家而兴起的民族主义更是「寸土必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东亚近代国家陆续兴起之前的海洋世界，有些岛屿从来就不属于哪一国，例如钓鱼台，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中国；在琉球成为日本的领土之前，钓鱼台也并不属于琉球国。海洋史的研究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历史事实。（周婉窈，「为了历史的和解」研讨会发言稿，シンポジウム「歴史和解のために」，日本朝日新闻社举办，东京，2008年4月19日。）
稍有海洋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帆船时代，钓鱼台群岛、黄尾屿、赤尾屿都是无人岛，没有港口，船只无法停靠──除非撞岛搁浅。根据叶高华等学者的研究，1971年以前中华民国军方的地图都没包括钓鱼台，更不要说地理课本了。保钓运动之后，钓鱼台才在地图上成为中华民国的领土。（通信。感谢周婉窈教授允许作者引用。引言中提及的论文，见Ko-hua Yap, Yu-wen Chen, and Ching-chi Huang, 2012, “The Diaoyutai Islands on Taiwan’s Official Maps: Pre- and Post-1971,”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9:90–105.）
周婉窈的文章指出，钓鱼台并非任何国家的「固有领土」。根据最新研究，显然是保钓运动创造了钓鱼台主权归属中华民国的神话。教科书的编纂对于这一类议题本来就应该采取小心求证的谨慎态度。「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建立在『非历史的主张』，也就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宣称。例如，中国宣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也是，新疆也是。那是远离历史的说法。」（周婉窈，「为了历史的和解」研讨会发言稿。）
但是，国民党现在却要扭转教科书正常化的潮流，其动力是马英九一向秉持的中华民族史观。他在2008年的就职典礼上就曾经提过「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2010年教育部公布新高中国文课纲，将全部是文言文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从「选修」改为「必选」。这一次，根据报导：
马主席提到，办公桌上现正放着一叠即将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看了觉得很荒谬… 目前他已责成教育部尽快处理这个问题，有关内容违反《宪
法》的一些台独化、皇民化的内容，应该要删除；台湾史、中国史应该要合并为「本国史」，这才符合《宪法》的既定国策。（《旺报》2012.07.13）
数日后，国民党发言人再次强调，「课纲编写必须不违背中华民国宪法文字及精神，修订时也应以宪法为标准」。（《联合报》2012.07.16）
教科书课纲修改由总统直接下令执行，并祭出宪法大旗，乍看令人惊讶，但这牵涉到国民党文化霸权的保卫战，并且借之再一次贬抑本土价值。过去几年来，马英九政府总是用这样的公式，来辩护他的政策：
（A）遵守宪法 +（B) 该政策自从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即采行 +（C）以生命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备受争议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区」，马英九采取的都是同一套修辞策略。「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区」，向「一中原则」靠拢。教科书修改则向「中国文化」与「中华道统」靠拢。两者都在抵制本土化的潮流，或是民进党立委所说的「去台湾化」。然而，马英九的大陆政策虽然让两岸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但台湾人身分认同却愈加高涨；马英九的声望也滑落到历史低点。在此民意背景下，马英九的逆势操作显得极为突兀。是什么样的力量催化了这些「反动政策」？而马英九的中国政策在台湾选民与反对党的压力下，又呈现了哪些摆荡？
马英九就任总统之后，急速推动与北京签署一系列包括ECFA的协议。近年来，台湾的公民团体（例如守护民主平台、两岸协议监督联盟等组织）一再要求政府将人权列入两岸协议项目。2012年6-7月间，中台谈判投资保护协议陷入胶着，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台商在中国的人身自由。因此，原来预定在6月底举行的「台北会谈」（名义上是学术研讨会），马政府拒发签证给几位具有官员与共军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会谈「破局」；而预定于同一期间举行的第八次江陈会也延后。
《中评社》一篇发自北京的评论质问：「陆委会是否清楚台湾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到底是代表了谁的立场？究竟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段粗鲁的话语直指「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似乎在对马政府呛声：是我帮你选上总统的，你怎么不照我的剧本办事？台北会谈主办者的「破局说」，破的是谁的局？
长久以来，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许多「爱国团体」。台湾也有类似的「爱国团体」。套用香港人的说法，热爱祖国者，有「旧电池」和「忽然爱国」之分。台湾历史悠久的统左团体「夏潮联谊会」，其中许多成员曾经做过国民党的黑牢，在冷战时代历经残酷压迫，他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祖国」。民进党执政之后，统左团体微妙变化，许多人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抱持欢迎的态度。
最近几年，台湾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例如两岸统合学会，根据这个学会的自我介绍，其组织缘起包括：「为抵御民进党政府台独走向，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性社会运动团体。」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会谈，在台湾的筹划单位就是两岸统合学会。分析台北会谈预定举行的时间点，会发现这个「学术研讨会」与延后的第八次江陈会、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紧密排列。这些是巧合吗？而马政府顾虑台北会谈「偏离到学术研讨会以外的范围」而拒发签证，显然也非突发之举。
更加「巧合」的是：推动教科书修改的团体除了夏潮等统左团体之外，还包括两岸统合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要角还在最近被马政府任命为「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委员」。这一系列台湾内外的事件，指向一个事实，就是：台湾已然浮现一个具有组织性的统派的「国土复归运动」（irredentist movement）。这个运动的目标，如其揭示，以「反独」、「导正两岸关系」为宗旨；并且延伸到反本土化。
让我们复习一下揭开国共合作序幕的2005年「胡连公报」：
为中华民族实现光明灿烂的愿景，两党共同体认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
反独，让相互斗争仇恨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国共两党结合在一起。国民党从冷战时代的反共、恐共，忽然跳跃到国共合作。为什么有这样的历史断裂？原因再明白不过了。
台湾的历史经验显示：没有适当而生根的本土价值网络，就不可能维系民主化运动，因为本土化并非狭隘族群意识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湾」此一安身立命的社会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统御世界的潮流下，这个命题仍然有效。「国土复归派」在台湾的操作，正透过蚕食本土的价值，进而毁坏民主的根基。过去二十年台湾民意调查，显示统独对立的格局正在缓解，代之以「维持现状」（亦即，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之实质独立地位）。而新的冲击则来自外部的「中国因素」。换言之，台湾人民如何看待自身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会决定他们的政治身分认同，以及总统选举的投票抉择。如何处理来自中国之政治军事威胁以及经济利益诱惑，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观察最近的事例，马政府在两岸后续协商谈判上呈现摆荡。摇摆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在保障台湾人在中国的人权议题上不肯让步（最近甚至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逮捕了造访中国的台湾人），另一方面北京对马政府的「宗主姿态」，也让民选的总统马英九倍感压力。然而，马政府执行「大中华文化复兴」是意志坚定的，因为这攸关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台湾享有的文化霸权地位。
如果只从短期的政权轮替看问题，教科书的反覆修改，乃是受到政治力的牵引：蓝–> 绿 –> 蓝。当人们陷在这个层次思考时，很容易被主流媒体的乌贼战术所迷惑，蓝绿各打五十大板，而卡在蓝绿恶斗的思维。其实教科书的问题本质不是蓝绿政党之争，而是更深远的问题。
拉长历史的深度，放宽地缘政治的视野，教科书问题其实「本土民主+转型正义」vs.「CCP+KMT大中华霸权」的拉锯战，在这个历史性的战场上，本土派本来就处于劣势，何况现在又是国民党执政。即使在民进党执政期间（2000-2008年），任何倾向本土化、社会正常化的政策，经常被主流媒体涂抹成「民粹」、「锁国」。台湾主流新闻媒体机构的大脑，始终烙印着大中华思想：诉诸草根民主就有被指责为「民粹」的危险；对中国政策保持谨慎以对的态度就是「锁国」。
教科书问题的根源是，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尚未彻底处理解除殖民化（decolonization）。作为一个「外来政权」（émigré regime），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行过「内部殖民」或「类殖民」的文化政策。（关于国民党政权的类殖民性质，请参见吴介民，2005, 〈台海上空的粉红色幽灵〉，《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6期，页219-234。）1945年，国民党从日本手中取得台湾之后，进行了它自己规划的「解殖」，把日人资产全数收编为党国企业；大量原先使用日文的台湾知识阶层失去了公职与工作，在中国民族主义的霸权论述下遭受污名化。知识分子突然成为「文盲」，重新学习「祖国」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经典。一整套党国意识形态透过教育体制灌输到各个阶层，透过广播、电视、与报纸的垄断进行「系统性洗脑」。
民主化势必会解除这些殖民式的文化政策，也会损及既得利益与既有思维（例如主张中学国文教科书应该放入大量古文文本者）。因此，国民党在拿回政权之后，诸种去本土化的施政，性质上是「反动政治」（reactionary politics）。政治学者赫叙曼（Albert Hirschman）在《反动的修辞》这部名著中指出：那些试图推翻「进步」思想或政策的人，经常会动用反动论述的策略，他们会在口头上赞同进步价值，然后再试图翻案说，这种进步政策经常会导致一些非意图的结果，而且通常是恶果。民主化之后的台湾，有人缅怀起蒋经国，美化了他对台湾的「贡献」。这种论述所动用的话语策略就是赫叙曼笔下典型的反动修辞：民主虽然是好的，但是民主导致了黑金派系和政府无能。对比之下，蒋经国时代就成为「效率」与「廉洁」的美好回忆。威权的遗绪，这样一寸寸爬了回来。人们淡忘了：蒋经国为了控制台湾社会，培育地方派系，施予这些派系经营特定垄断产业的特权，并鼓励派系之间竞争而达成分而治之的效果。
香港此刻面对实施「国民教育科」的争议。背后仍是中国民族主义、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国霸权文化扩张等问题。1980年代初期中英开启谈判时，邓小平的一句香港主权回归之后「马照跑、舞照跳」，已经揭露了香港将来命运的不祥之兆。中共将延续香港物质主义的生活逻辑，但是并不允诺任何解殖之后的草根民主化要求。讽刺的是，香港公民社会之所以茁壮，正因为主权移交之后中共的诸种作为导致了港人的反感与反抗。一部试图强化控制社会的国家机器，引起了一个自我培力的公民社会的成长。香港公民的反国民教育洗脑，其意义就是在抗拒财大气粗的「祖国殖民主义」，在抵抗大中华文化霸权对地方社会文化的侵蚀破坏。
中国大陆社会本身，长期以来也深受恶质的爱国主义教育之苦。民族主义的重担，已经把几个世代以来的中国人民压得喘不过气。一直以来，中南海的统治精英都以广大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国力扩张的说辞。这种爱国主义民粹的本源正是国家的教育政策。台湾的民主化经验显示：一旦国家宣传机器不得不放松意识形态控制，爱国主义的情绪就会急速缓解，社会才有机会走向正常化、文明化的道路。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弊害，不止台湾人受害，今天的中国人受害尤烈。海峡和平论，应该是两个社会的永久和平，而不是两个不义政权之间的私相授受。
香港政府拟定「国民教育」、台湾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与修改教科书课纲，背后可见中华文化霸权的巨大身影。中台港的民族主义议题，有其各自的政治脉络，也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地缘背景，亦即，中国崛起带给东亚地区的冲击。两岸三地的公民社会，陆续展开跨海峡公共领域的沟通，抛除「国家之眼」，改以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回到社会正常化的路途，让社会与社会之间能够互相读懂对方，对民族主义霸权加诸社会的破坏，提出深刻的理解与批判。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台湾守护民主平台成员）
本文原刊登于《阳光时务》31 七月 2012 http://www.isunaffairs.com/?p=9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