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强制火葬的时代，一位怕害死亡并坚持土葬的高龄祖母，编织出一段跨越
30年的家族故事。美国华裔作家黄文广的英文著作《红小兵：家庭回忆录》（The Little Red Guard: A Family Memoir，Riverhead出版）以幽默的笔调、流畅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描绘出家庭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中国的变迁。
独特的题材：祖母的棺材
对大部分人来说，童年时陪伴自己入眠的，不外乎是父母亲、童话书或布偶，但黄文广早在10岁时，就有一样特别的“床伴”——祖母的棺材，且一放就是16年。《红小兵：家庭回忆录》就从黄文广祖母朱秀英要求土葬说起。
短短三页，黄文广已将祖母的个性与形象生动呈现。1902年出生的朱秀英观念传统，这样的传统，又往往带点迷信。朱秀英相信墓地的好风水能为黄家带来几世的繁荣，这份对风水的坚信，造就了她对入土为安的执着，朱秀英甚至认真考虑如何成为回族人，以实现她的土葬愿望。
对于祖母的要求，黄家历经多次争执，但争执中，仍一步步地准备祖母的后事，有一日，棺材终于出现在黄家，从此陪伴黄文广入睡，“新成员”到的第一晚，黄文广辗转难眠；当时的黄文广心想，身为一名红小兵，他应该守护毛主席的革命部署，而非守护祖母的棺材。
黄文广在接受《新史记》专访时回忆起祖母，笑道：“她身体健康时，会说自己怎样怎样死，当她身体开始衰弱时，突然怕死了。地震时，我们说最不怕死的应该是她了，因为她有棺材，但她很害怕，叫我一定要背着她。”
朱 秀英还是一位凡事以儿子为重心的祖母。当肺结核夺走丈夫的生命后，朱秀英从此守寡。当从小受红色教育的黄文广问祖母，是否觉得自己是孔子思想的受害者、被 迫守寡时，黄文广原本期盼祖母咒骂封建制度、赞扬共产主义，但祖母却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答道：“我为什么要管孔子？我不想让儿子受继父的虐待，仅此而 已。”
朱 秀英的人生道路充满挑战，在这条崎岖不平的路上，她展现出过人的韧性。丈夫逝世后，大儿子也遭死神眷顾，于是朱秀英将所有心力都放在小儿子黄志有，亦即黄 文广的父亲身上。珠秀英带着小儿子逃过长江泛滥，逃过日本侵略，也逃过盗贼肆虐，两人到了山西，又抵达陕西，做过乞丐，也当过帮佣，直到共产党统治中国。
文革时，政府打出“不能让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口号，在禁止土葬的情况下，祖母的愿望成了黄文广家庭的争执来源，祖母的传统、父亲的矛盾、母亲的现实思考，冲撞出一次次的火花，家庭成员见证着彼此的内心挣扎、见证了每个人的成长，也见证了生活如何跟着时代变迁而改变。
黄 文广对《新史记》表示，其实一开始，《红小兵：家庭回忆录》只是个短篇。成长过程里，黄文广总觉得自己身在一个最平凡的家庭，到美国后，他突然发现原来他 的家庭故事很奇特、有着许许多多的插曲，黄文广因而兴起了写短篇集的念头，写了一阵后，他发觉应该先观察美国读者是否对这样的故事感兴趣。
于是黄文广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以祖母棺材为主轴的短篇，一个多月内，黄文广收到30多封美国读者的电子邮件，许多人表示，从黄文广祖母的身上看到自己祖母的特点，杂志编辑甚至读到落泪，“我想，也许真能找到一种共鸣”，获得许多回响后，黄文广决定将故事写成长篇。
在夹缝中的父亲
黄文广写《红小兵：家庭回忆录》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故事献给父亲。黄文广的父亲黄志有在听到朱秀英的要求后陷入两难，一来担心自己的政治前途，二来又觉得有义务完成母亲的愿望。
1942年的饥荒后，黄志有成了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1959年开始，地方党书记鼓励年轻人对官员提出批评，以促进他们提升自我时，黄志有照做了，被批评的书记从此对黄志有态度冷淡，之后又以黄志有回家照顾摔伤腿的朱秀英为理由，指控黄志有将家庭置于革命之前，将黄志有革职。
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孩子的生活，黄志有仍交出了入党的申请表，并在1972年成为正式党员，因此，当听闻朱秀英的土葬要求时，黄志有两难极了。最终，尽孝道的义务占了上风，黄志有从此背负起规划母亲后事的使命。
在黄家，朱秀英代表传统，黄文广象征着现代，夹在中间的父亲，既有传统的精神，又有现代的思维，但也处处透露出矛盾情绪。原先推崇共产党的黄志有，过去是文化局干部，因为说了真话被革职，从此变得小心翼翼；虽然自己加入共产党，但对儿子想入党的事却又警告再三。
从 小学到高中，黄文广都是红小兵和共青团的班长，但当黄文广在政治活动花上越来越多的时间时，黄志有开始担心了，他提醒着：“政治机会如浮云。重要的是学习 真正的技能，能终身不忘并对你有利的技能。”在黄志有的督促下，黄文广学了各式各样的技能，包括书法、针灸、太极拳、小提琴。
对 于在共产党教育中成长的黄文广来说，不只祖母的观念老旧，父亲也被他归在老一代里，当时的黄文广，一点也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但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渐发 现自己身上有父亲的影子。黄文广对《新史记》表示，当时中国处在文革到改革开放过程中，父亲代表老一代，他代表新一代，所以有点瞧不起父亲，觉得父亲一辈 子活得很没价值，如今回想起来感到愧疚。
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毛泽东指示几所学校开始教授年幼的学子英文，如此能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与“帝国主义对抗”。1964出生的黄文广，为进入西安外语学校就读的第一批小学生，并在该校一路升到高中，他所听到的第一个英文单字是“socialism（社会主义）”，第二个单字是“revolution（革命）”。
进入青年期后，黄文广总希望远离家庭、远离西安，考上复旦大学英语系后，黄文广的愿望实现了，在新环境、新思想的洗礼下，黄文广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
黄文广对《新史记》表示，从小，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下，他一方面听从父母的指示，但另一方面却想找机会逃离父母的管教，文革后，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也进入了中国一流的大学，他更觉得父母的观念老旧，开始对父母产生叛逆心里。
但父亲多次的尊尊告诫，最后被证实是明智的决定，包括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那一年，黄文广正在复旦大学求学，当学潮开始时，复旦的学生都不再上课，许多人自发上街，黄文广回忆，上海感觉起来就像发生了革命。
带着满腔热血，黄文广从上海赶到北京，但父亲生前要黄文广别出峰头的一番告诫也在耳边响起，6月4日前，黄文广回到上海，躲过了北京的镇压行动。黄文广对《新史记》表示，如果当时没有听父亲的话回上海，在那样的激情气氛下，他6月4日当天肯定会在天安门广场。
黄 文广解释，他想从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观点来看六四。“我现在会从另一种角度看六四。当年我们确实很激情，但我们学生不是民主斗士，没有西方讲得那样崇高，可 是也不是中国政府说的动乱份子。我不觉得当时我们有多大的理想抱负，我也只是一个积极、普通的参与者，参加六四并非纯粹为了政治，是觉得反腐败是很爱国的 行为，同时也因为大家都上街，所以是一种好玩、冲动、好奇的情绪。”
黄文广说，六四对他来说是个成长过程，六四后他真正开始成熟、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中国的民主。
黄文广。（明镜记者柯宇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