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图血染全球的南昌暴乱

1．南昌暴乱篡军权，共党屠杀3千人fficeffice" />

根据苏联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下了个新命令，要他们发动武装暴动，组织农民造反，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要消灭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南京政权。1926年2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成立，张国焘任部长。同年底，周恩来率领一部分军事干部从广州到上海，不久将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与中央军事部合为统一的机构，周恩来任部长。ffice:smarttags" />1927年5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7月12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高层领导，决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今后的斗争；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中共中央准备联合同共产党尚有合作关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回军事部后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 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1927年7月上旬，为“东征讨蒋”，张发奎率军进驻江西。中共所能掌握的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为张发奎，政治部主任为共党郭沫若（兼党代表）。第二方面军辖有第4军、第11军、第12军、第13军、暂编第20军。叶挺任第11军副军长兼24师师长；第4军25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李宗仁曾提醒张发奎：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张说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决不会和他为难的。李宗仁说：“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张说：“不会的，决不会的。”中共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等到九江，与第11 军副军长兼第24 师师长的叶挺一起实施起义计划。李立三等到九江后，发现张发奎准备“清党”，不可能同共党合作。李立三随即建议在南昌独立举行起义。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据张国焘回忆：7月13日前后，鲍罗廷、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去了庐山，策划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毛泽东等转移到武昌的秘密机关。因为武昌是张发奎的驻防地，何键的部队过不来，暂时还安全。

1927年初，朱德来到南昌的第三军工作。那时，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进贤一带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第三军是云南部队。这年一月初召开的北代军军务善后会议后，第三军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后改为第五方面军）。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们有着很深的关系。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交谊很深。朱德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因此，他一到南昌，朱培德立刻委任他担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培训军事干部，学员1100多人。朱德经常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讲课。在军事教育和训练方面，要求也十分严格。在每个连队很快都秘密建立起共产党的小组，有的连党员达到学员的1/3，参谋长陈奇涵担任党支部书记。

1927年4月2日，中共发动“4.2”暴动，控制了南昌市。4月7日，武汉政府委任朱培德代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9日，朱培德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长，不久，又委任他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随后派朱德率军官教育团到赣东的抚州(临川、贵溪、崇仁)一带剿匪。军官教育团在赣东活动了一个多月，平息了真正的匪患，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部队调回南昌前，朱德又派军官教育团的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公安局局长，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县农民自卫大队大队长。蒋介石公开反共后，朱培德直到5月29日才被迫下令“礼送共党出境”，6月6日又下令在江西全省停止工农运动。正在赣东剿匪的朱德得知朱培德的命令后，在6月中旬赶回南昌，向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并且将军官教育团的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回到扩编的第三、九两军，其余分到赣江流域各县做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工作。6月下旬，朱培德“欢送”朱德离开南昌。朱德遂转往武汉。7月21日，奉匪党中央指示，朱德回到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共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7月19日，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在庐山举行“分共”会议，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 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张发奎对“分共”并无异议，关键是在什么时候。原先他准备到广东后再说。在这种压力下，他点头答应，对朱培德说：“此计可行，就请朱老兄代为通知叶、贺吧。”朱培德道：“好吧，我定把口信带到，届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当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张发奎在准备着次日如何软禁叶、贺两人时，他万万没想到，参加了“分共”会议的第4军军长黄琪翔(1898-1970) 与叶剑英是广东梅县同乡，在北伐中井肩征杀，素有交情，每有军机大事多与叶剑英商议。黄琪翔连夜派人下山，将这秘密透露给4军参谋长叶剑英，而叶剑英竟然是中共秘密党员。

军情急如火。叶剑英连夜赶到星子县境鄱阳湖畔找到叶挺，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地告诉他。他们商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在甘棠湖上的一个小划子上，叶剑英将他在山上听到的汪精卫、张发奎密谋要调贺军长、叶师长上山的消息告诉了大家。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能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会议提出“我们应当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发奎）朱（晖日）与我们一致。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个意见，得到了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到武汉交中共中央决定。7月25日，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从7月26日起，叶、贺部队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数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拒不从命。

7月24日，张国焘、周恩来与苏联代表罗明那兹、加伦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伦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苏联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25 日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为了迷惑对手，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刘伯承因病不能出门。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其祖父陈益怀系湘军的高级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发了大财，回家买下了240亩田地，一处院落，成了当地特大地主）保护下，周恩来于26 日赶到九江。周一到九江，立即召集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开会，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20-30亩就被定为地主而成为屠杀对象）。”可见，地主分子周恩来陈赓杀地主完全是为了使农民成为他们夺权炮灰而采取的策略，今天，共党又成了新的地主。

7月27日，周恩来等到南昌，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同时，谭平山、刘伯承等也陆续赶到南昌。前委决定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负责组织驻南昌部队的起义工作；聂荣臻到马回岭组织第25师的起义工作；谭平山等负责筹备起义后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起义时间定于7月30日晚。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的第20军7500人，叶挺的第24师5500人，周士第25师的3000人，朱德指挥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的几百人，合计兵力约2.5 万人。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再加上农军和零星部队，大致有3 万人。此时，南昌市区的守军只有第5方面军各部的留守人员及第6 军先头部队1 个团共3000 余人。兵力对比，起义军占绝对优势。

7 月28 日，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决定：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等迭次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严令贺、叶将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悉内情，立即派人下山通报给了廖乾吾，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参加起义。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莫斯科却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暴乱的电报。斯大林要中共中央慎重行事，如无成功把握，则不可起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认为，希望起义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如果张发奎参加起义，将有3万多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党能够把张发奎排挤掉；但如果共党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通知起义领导人。30 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传达了阻止命令，前委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把握。张国焘提出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能起义。他的主张受到周恩来及其它人的反对。

7月31日晨，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刘伯承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起义计划规定：叶挺指挥第24师解决敌第6军第53团和第3军的第23团、第24团；贺龙、刘伯承指挥第20军攻占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并负责解决敌第9军第79团和第80团；聂荣臻向驻马回岭的第25师周士第等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

31日下午5点来钟，贺锦斋召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了暴动的命令。3营副营长赵福生一听，浑身止不住颤抖。开完会，他匆匆扒了几口饭，放下筷子就往外走。一口气跑到朱培德的指挥部。当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都在庐山出席汪精卫的会议，师长以上的军官无人在南昌。最大的官，只有朱培德的秘书长徐虚舟。赵福生将贺龙、叶挺要兵变的情报一五一十吐了个干净。徐虚舟吃惊不已，甚至不敢相信。赵福生急得直跺脚：“你们如若不先下手为强，死期就在今晚。”徐虚舟是个文人，不懂军事，一时手足无措。他急忙去找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说有极机密消息要呈报。当时姜济寰的儿子姜襄正在身边，徐虚舟的意思是要姜襄避一避，但姜济寰却说，有什么事，请秘书长快说吧。徐虚舟只好轻声说：“据极可靠情报，共党这一二天就要搞武装暴动，请代主席立即离开南昌为好。”姜济寰回答：“谢谢你，我考虑考虑。”姜襄虽是“大少爷”，其实已是共青团员，正在秘密为匪党工作。他问父亲：打算怎样？愿不愿同我们共患难？姜济寰竟无迟疑地说：“坚决跟共产党走；同你们共患难。”7月28日左右，姜济寰的老朋友林伯渠、徐特立和他的学生郭亮，先后登门来看望过姜济寰，徐特立还由江西大旅社迁居姜家。姜襄立即将父亲的话告诉徐特立。徐特立很高兴：“你父亲和我都参加暴动，这对湖南教育界将是很有影响的。”徐、姜都在长沙教过书，男女学生极多。

这边，赵福生逃走后，很快被他营里的士兵发现，火速报告了营长，营长又报告刘达五，刘达五又找到贺锦斋。贺龙并不认为赵福生泄密会给起义军带来灭顶之灾。他心里有本账：从军事上说，敌6个团分属3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指挥序列各异，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指挥官大都不在南昌，因而不可能有人来实行统一指挥。这样的部队，不能打仗，尤其不能协同作战。区区几千人无法对付共军2万余人。贺龙交待一番，便亲自去找周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即8月1日凌晨2时开始行动！

朱德根据前委的决定，在部署好军官教育团的战斗任务后，派人“邀请”敌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肖曰文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到大士院32号市长李尚庸住宅开宴会。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会了。朱德以消闲自若的神态，将客人们迎入大厅。大厅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宴会从晚6点一直进行到9点，已是酒足饭饱。朱德又邀请客人们到院里打麻将。朱德为了稳住这几位客人，故意输给他们不少钱。客人们越打越不想撒手，就在此时，肖团长手下的一名副官溜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客人们报告说，他已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都停顿下来。朱德的心里一紧，随即哈哈大笑：“谣言！纯属谣言！大家尽管打牌，不要受这些流言蜚语的干扰。”但客人们无心再打牌了。肖曰文坚持要回去看看，卢泽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地来回踱步。朱德思索了一下，而后以惋惜的口吻说：“那只好悉听尊便，改日再会吧。”当客人们消失在大门外（即被抓获），朱德马上换上军服，向起义总部奔去，向总指挥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泄露，要赶快动手！”

于是，起义提前到午夜1 点举行。贺龙和刘伯承在总指挥部指挥作战。接着，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们及少数警察，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第20军第1师的两个团围攻旧藩台衙门里的敌第5路军总指挥部。守敌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起家的精锐部队，事先获得了南昌暴乱的密告，作了应战准备。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集中火力封锁鼓楼，切断了起义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战斗异常激烈。第1师是第20军的主力，师长贺锦斋、第一团团长刘达五都是久经沙场的骁将。他们亲自带着队伍，利用民房，攀登上鼓楼楼顶，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又组织力量穿街入巷，翻墙越脊，向敌军背后包抄，迅速将敌人压进其总部大院，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在清理俘虏时，抓住了叛变的赵福生，贺龙下令将其就地枪决。此外，贡院等地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其他敌军因为熟睡被消灭，而敌23、24两个主力团因失去指挥，很快就被起义军消灭。

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共党屠杀了国军3000 余人，缴枪5000 多支，子弹70 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一面血腥的斧头旗，在晨风中战栗。1927年8月1日一早的南昌《民国日报》，刊登了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共全力以赴篡夺中华民国军权的新时期。中共窃国后，确定8 月1 日为建军节。

上午9时，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国焘、周恩来、贺龙、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叶挺等25 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7 人为主席团委员。在庐山宣布“清共”的张发奎也选为委员，并保留了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当时，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郭沫若均没到场，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代主席主持工作。革委会任命了所属机关各委员会主席、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并决定组成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长。

第4军25师驻扎在九江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25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九江到马回岭只有两小站，火车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聂荣臻下了火车，直奔25师的驻地。鼓动25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第25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第73、74、75三个团。73团的前身即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党，参谋长许继慎是黄埔一期中非常活跃的共党，指导员李硕勋是李鹏的老爸。林彪当时在73团任7连长。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在河南激战，战争反复拉锯。在一次争夺战中，第25师3连击溃奉军追至渭河边，溃军潮水般窜过桥梁退至北岸，连长命令停止追击；林彪却建议继续追击，连长还在犹豫，林彪大喊一声“冲啊”，率领他指挥的一个排冲向北岸，其他各排尾随其后，迫使正在北岸布防的奉军彻底溃散，纷纷缴械投降。是役，3连共俘虏800余人。林彪因机智、果断受到嘉奖，被提升为第25师73团2营7连连长。聂荣臻在马回岭搞了3 天，他几乎没有睡一个整觉。第75团副营长孙一中任第75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

1日上午，周恩来发出一列火车开往马回岭。聂荣臻知道南昌已得手，立即与73团团长周士弟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接着向德安集中。他随后到第75团，第75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他和孙一中确定，以野战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3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73团后面跟进。至于第74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党。下午1时，起义各部队按计划登上火车向德安方向行进。由73团第1营担任后卫。他们的任务是，如遇敌追击，坚决抵抗，掩护主力展开。25师南行的消息传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25师师长李汉魂那里，两人大吃一惊，急忙乘车前来拦堵。张发奎隔着铁路桥大声喝斥已登上火车的73团官兵： “你们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张发奎，我命令你们停止行动！”聂荣臻令一位排长：“叫他的车离开，不离开就朝天鸣枪。”张发奎硬犟着不挪窝。聂荣臻的手慢慢地举起，张发奎凝神屏气地盯着。聂荣臻猛然一劈手，排枪炸响。张发奎听到枪声，以为火车司机已被共党控制，赶紧与李汉魂等人跳下火车，沿着路基向北狼狈而返。载满张发奎特务营的火车却一直开到了德安车站。火车一停，他们即被起义军包围，周士第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保证官兵的安全。他们只好服从。聂荣臻等人进入车厢，发现张发奎的望远镜和随身的一些物品丢在桌上，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并缀有黄穗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旗。有意思的是，这面军旗被作为起义部队的军旗，一直扛到潮汕失败为止。一小时后，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捎来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聂荣臻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镜，还把刚刚被俘的特务营也放了回去。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发奎，所以不能不留有余地。德安至南昌的火车临时不通，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8月2日拂晓时赶到了南昌。第25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汇入到起义的队伍。

8月2日，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3个军，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党代表廖乾吾，第一师3千人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2千人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2500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共7500人；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直辖第24师5500人），党代表聂荣臻，蔡廷锴任副军长直辖第10师4500人，还有第25师的3000人（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共13000人；第9军军长韦杵（未到任），朱德任副军长，党代表朱克靖，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但未获结果，8月3日撤离南昌时，改任朱德为第9军军长。第9军有两千多人，主要由教育团组建，还有不少南昌市的瓷器工人和铁路工人即赤卫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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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真是太卑鄙了。卑鄙无耻荒谬的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有稍微有点人性，应该是象张学良那样发动政变，逮捕汪精卫、张发奎等，这样也会死一些人，但总比南昌起义死得人要少。何况，冤有头，债有主：1926年12月1日，共产党就在川军中起义乱杀国民党人；1927年4月以来蒋介石李济深杀共产党人，汪精卫、张发奎是礼送甚至接纳共产党人，他们没有杀共产党人，并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抓张发奎的理由不充分。被杀的士兵是朱培德的部下，更是无辜之人；朱培德这时是反蒋容共的，朱培德反对过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尤其是他重用共党朱德，甚至把南昌防务交给了朱德，从而为共党起义创造了历史觊觎，这也是共党不放心“赵紫阳”们的2原因。朱培德和张发奎正准备东征讨蒋，却被打着国民党旗号共党烧了老巢！

周恩来公开承认共党就是做窃国大盗。周恩来认为，共产国际的1927年“五月指示”是对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8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篡政；组织7万军队，其中要包括2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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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征求苏联援助，蔡廷锴礼送共党
8月1日晚7时，刘伯承主持参谋团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和苏联顾问纪功。南下的目的地是东江地区，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县）3州所属的25县。共党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农民运动正在在蓬勃发展。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平行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少数领导主张走大路，认为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便于接济。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
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他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和老同事，包括：驻在韶关的第16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19师师长杨池生，劝他们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但他们或态度暧昧或公开反对。起义军南下的前夕，朱德又派人给驻临川的第26师师长杨如轩送去一信：“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须销，弟拿大旗。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然而，杨如轩仍顾虑重重，没有回信。
8月3日起义军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指出：“这次南昌起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行动。因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今年3月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50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骇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由于仓促，来不及深入动员，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只记住了一句口号：“打回广东去！”既然是去打仗，武器弹药是最重要的。南昌起义缴获了大量武器，每个人都做了充分的补充，原规定每人带250 发子弹，有些同志自动带了300 发以上。25师的孙一中团长为了多带些子弹，连他那副心爱的红皮绑带也扔掉了。即使这样，仍有大批武器弹药带不走，这些多余的武器，当夜被投到赣江里去了。以武器为自己性命的士兵们从来没有这样“浪费”过，他们看着成捆的枪支扔进江里，站在岸边，痛心得不忍离去。
3日上午，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沿抚河南进。朱德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他们号称第九军，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大约三四百人。驻临川的杨如轩得知起义军要路过那里，便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地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4日，南征的左翼纵队司令蔡廷锴率第10师为第2纵队；叶挺率第11军为第3纵队出发。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
劳师远征，兵家大忌，又值酷暑，天气火热，山路崎岖难行，每个战士背负二三百发子弹，还要自扛机枪、大炮，沿途居民大都逃散，他们害怕拉夫做苦力，害怕共产共妻。共军不仅食物不能保证，就是茶水也难以买到。行军3天，非战斗减员即达1/3。
部队开始清装，严格规定，凡师长以下，每个人的行李不得超过20 斤；除了年老有病的不能步行的，一律不准骑马。所有的马匹都用来驮运大炮和炮弹。挑夫还是少，旁边还要有一个士兵照看着，怕的是一筐一筐的枪支和银元被拐走。每个士兵都是负重累累，有的班还抬着大帐篷。即使这样，还有许多武器弹药带不走，偷偷投进了赣江。
蔡廷锴部队中有不少共党，第30团为共党所掌握，团长以下全团官长都是共党，28团、29团亦有不少共党。在南昌起义战斗中，蔡廷锴部队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解决南昌城外老营房一带的敌军，而且在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的配合下，对敌发动突然围攻，迅速解决了战斗。蔡廷锴本人参加了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于起义后的8月1日抵达南昌并任新职。
8月4日第10师开拔，当天部队走了60 里后宿营。部队安顿之后，蔡廷锴将28团团长陈芝馨、29团团长张世德召来密商，决定向进贤行军的秩序为：28团为前卫，29团为后卫，将30团夹在中间，以便监视30团之行动。到6日早晨，全师才到达进贤城。上午8时，蔡廷锴命特务营布置师部警戒后，又令30团架枪休息，全团官长到师部听候训话。团长范孟声不知有变，按照命令将军官和政治部人员带到指定的师部门前空地集合，等候开会。人员站好后，迟迟不见蔡廷锴出来，不免有些疑问。正在这时，一群卫兵冲了上来，将军官们的手枪全部卸下。蔡廷锴很快从房门走了出来，将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不要紧张，有话要同大家讲。他说：“弟兄们，国共合作以来，大家相安无事。我北伐革命军抵达长江，伸展至黄河流域，竟告分裂，此乃最不幸之事。分裂经过之是非太复杂，此时我不便加以批评。但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且由最贫苦的农工出身，任何牺牲，我都可以承受；任何艰苦，我都能忍受。若不顾信义，口是心非，我是不敢苟同的。”蔡廷锴想起上个月28团团副魏某被枪决的事。他说是因为政治部报告张发奎，说魏某私通（投降蒋介石的）陈铭枢，伪造书信，张发奎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枪决。“此乃极冤枉极阴险之事。当时不但我抱不平，就是全师官兵，也无不愤愤，使人不寒而栗。自魏某被枪决后，各级官长忧心如焚，纷纷向我请长假。我问他们为何请假，他们说怕枪决。他们说师长都不能保障我们，在此生命是朝不保夕，如果政治部再报告说我们通陈铭枢，一千条命都不够死……这些现象今人难忍！”他讲着，时常扫视着会场。他讲上面一段话时，场上的共产党人显然不满，人群有些骚动，周围端枪的卫队也有些紧张。蔡廷锴将口气缓和下来：“共产党员的努力，我是甚为钦佩，但对人手段，我是不能忍受。所以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蔡廷锴说是“护送”，其实就是押送。其中范孟声等4 名职务较高的共党还被“请”到了另一处，关押起来。蔡廷锴同时宣布刘占雄为30团团长。蔡部在进贤呆了两天。大部分共党已被遣散，只有那4 名职务较高的共党难办。7日蔡廷锴通电脱离共产党，于是，师部的卫队押着4名“主犯”：30团团长范孟声，陈参谋长，28团参谋长徐石林，营长胡天桀；10日张发奎从南昌来电余江，要蔡将4人就地枪决。蔡廷锴又作了好人，让其参谋长拿着张发奎的电报来给4名共匪看，并传话说：“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愿保留尔后合作余地，派参谋长雇一小舟送你们4人他避，望各自珍重。”参谋长将蔡给范团长的200光洋（后出家当了和尚），陈芝馨给徐石林的50元光洋，三十团军需发给陈、胡二人的薪饷若干，一一交付。他们4 人上船后，十师即东走上饶，电复张发奎说已将4凶枪决。张发奎遂以此向国民政府和同僚们报功。
蔡廷锴率兵脱离共党的消息传出后，叶挺来到总指挥部：“我误信朋友，此事我要受处分。”贺龙满怀遗憾：“若依我的意见，把他扣起来，哪有这等事？”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教训啊教训！这事怪我大意，我负完全责任。”

3. 教导团要血染全球，叶剑英愚弄张发奎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国民党中央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后，后来改成的委员制由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 人组成，以邓、谭、恽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们不肯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政实际上由挥代英负总责。军校有师生4000余人，共产气氛很浓。4.12后，学生开始逐渐减少。陈毅于1927年4月1日逃出重庆，5月由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分配到军校来任党委书记的，但他的公开身份只是个“芝麻官”：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唐生智从河南返回后，便把武汉军校剩下的1700余名革命师生称做“赤子赤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27 年7 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秘密党员。为了保密，周恩来要他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表示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中共临时中央将《对政局的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使汪精卫终于下决心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的“分共”主张。
7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歼灭之。战事一触即发，情况十分危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洪山演习与唐生智的阴谋后，即刻去找张发奎，劝他趁机解围，把军校这股武装力量收编过来以壮大二方面军的力量。张发奎接受叶的劝告，立刻亮出“左派”领袖的招牌，亲自出马交涉。唐生智、何键慑于张发奎的压力，把军校学生军交给了他。7月25日，武汉军校被汪精卫解散，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军校原有学生和教职员工1700 多人，加上总政治部教导营的500 人），教导团内还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以及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另有一个女生队。原军校女生大队300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遣散。但是，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另外，还有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团长由原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国民党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组织所掌握。
教导团根据张发奎命令，出发“东征讨蒋”。7月30日晚上，换上新装备的教导团出师“东征讨蒋”。他们来到武昌煤炭港码头，分乘四五只轮船及其拖挂的若干木帆船，向九江进发。岸上的老百姓见有女兵，新鲜得追着船边走边喊：“女兵同志唱个歌。”歌声就伴着滚滚江涛涌向了两岸：“喇叭铜鼓声，飘飘鲜红小旗帜。先有马克思，继有列宁者。头颅虽小血自热，心肝虽小胆不惊，前进，前进！小朋友们武装起来，要向压迫者进攻，不牺牲，安得生！血染全世界，杀尽那敌人！快来快快来，谁云我们不知兵！爱本阶级如亲，爱同志们如身。高呼劳动童子团万岁！万岁！万万岁！”
教导团的官生们把新发的汉阳造步枪擦得光可鉴人，每颗子弹都用滑油打过。有的说：“我这颗子弹专留着打蒋介石！”有的说：“我这颗子弹要打何应钦！”由于戴季陶以“道统”自负，被用谐音称为“尿桶”，因此有人说：“我这颗子弹要打烂‘代尿桶’！”引起了一阵哄笑。船上洋溢着天真的共产兽道主义气氛。教导团在赴南昌途中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这时，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暴露身份的陈毅连夜召集中共地下组织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陈毅带特务连长萧劲奔赴南昌。8月7日傍晚，苦苦赶队的陈毅终于在抚州城里赶上起义军，刘伯承力荐陈毅任要职。8月15日，陈毅、肖劲赶到了宜黄，周恩来任命陈毅为第11军第25师的主力团——第73团的指导员（相当于团政委）。
南昌起义，全国震动。汪精卫发布了缉拿贺龙、叶挺的通令，又命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进攻起义军。张发奎原是李济深第4军的第12师师长，率师北伐中，由于他有勇有谋，因而打了许多漂亮的战役，遂名声大噪。该师扩编为第四军时，他升任军长，复又跃升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职位上。而今，所辖三个军仅存其老底子第4军。张发奎见自己手下3万人马差不多被叶挺、贺龙拉走了2/3，8月4日下午一开会他就大骂：“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一定要讨伐！”朱晖日挂着第11军军长的头衔，南昌起义使他只剩下一个不完整的师，差不多成了空头军长，自然是恼怒万分，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面对这种形势，叶剑英十分焦急。他想，如果张发奎听了朱晖日等人的意见，真要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就要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将难以设想。他经过思考，从容不迫地说：叶、贺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夺取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好多了。我们原计划就是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张发奎听了叶剑英的意见，遂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然而，张发奎毕竟怕担“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出一部分兵力假装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30多年后，张发奎在口述回忆中曾对他的一些做法和立场解释：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我给每人发了路费。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此时，教导团的不少学员怕遭到暗算，又感到南昌起义已经失败，前途渺茫，于是，纷纷离队。叶剑英寻找机会，几次来到教导团要求大家坚持下来。一天，叶剑英见到团长谢膺白，谈起教导团的问题。谢膺白满腹牢骚地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叶剑英赶忙说：“你不当教导团长我来当，怎么样？”谢同意后，叶剑英就去找张发奎。张此时正在为解散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叶剑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告诉他谢膺白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来了个“毛遂自荐”。张发奎满口答应。叶剑英到教导团上任后，就召开大小会议，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教导团留下来了，大约还有1200多人；其中有未暴露的党员200 多人，重新组成一个支部。已经走散的学生纷纷来归。教导团重新集合起2000余人。接着，叶剑英又向张发奎要回部分枪支、弹药，将全团重新武装起来，稍事整顿，即随第四军开赴南昌。江西新军阀朱培德被南昌起义军狠揍了一通，三个军有两个被打得缺胳膊少腿，恨得他牙根痛。他想把教导团的“赤子赤孙”捣烂制成膏药，捂在他的伤口上煞毒解恨。朱培德要求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张发奎犯不着为这颗捏在手里的手榴弹同朱培德兵戎相见。正在他犹豫时，叶剑英又临危而出，力陈这颗手榴弹扔出去炸别人时的威力。说得张发奎点头时，叶剑英提出把这个团由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名为第四军教导团。接着，叶剑英又向朱培德透露，教导团经过整肃、清党，不会在南昌闹事。朱培德权衡利害，终于未敢下手。叶剑英费尽心血为党保留下了这支革命武装。这一年，叶剑英与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结婚。

4. 贺龙郭沫若火线入党  汤坑兵败叶挺不许哭
6日，起义部队全部撤离南昌，朱德率先头部队到达临川，在临川休整了几天。临川是坐落在抚河边上的一座古城，出过王安石那样的大政治家；但人口不多，只有二三万。7日，主力到达抚州。朱德带的所谓第九军，许多人都是当地招兵扩充来的，常常被各部抽去带路，出公差；向他要物要粮要运输队的也不少，手下的三四百人哪够分配？他向周恩来“诉苦”，希望周给他补充些人。周恩来告诉他，这一路，虽然只走了3天，已经损失了近1/3的力量，哪里还能补充什么兵。刘伯承也送来了报告：“据统计，逃跑和病死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另外子弹丢了几乎一半，迫击炮几乎全丢光了。20军的大炮也丢了。路上也有个别违纪乱拉夫乱放枪的。听说还有捉老百姓家鸡的。”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动员下，临川中学有三百多师生报名参加了第九军宣传队；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参加了起义军；随军南征的这支地方武装，在壬田战斗后编入了第九军。
朱德部于1927年8月12日告别临川，挥戈南进。8月19日，起义军到达广昌，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因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广昌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作进一步动员。贺龙在会上痛斥了反动派的诬蔑，说明起义军南下广东，完全是为了革命。盘踞两广的国军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大为紧张。他指挥所部7个师，全力堵截起义军。当起义军通过广昌分两路向壬田前进时，钱大钩部约9000人已在会昌、瑞金一带，其先头两个团——在壬田布防；黄绍竑部约9000人，正由赣州经宁都向起义军逼进。面对这样的局势，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20军的第3师拨归负责先遣任务的朱德指挥。8月25日，朱德率第20军第3师的一个营，作为前卫营南下，在壬田同钱大钧部两个团开始激战，坚持到26 日下午贺龙率第20军主力赶到，激战至27日晨将钱大钧部的这两个团击溃，敌向会昌退却。
8月末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在叛军党内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主持下：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当入党介绍人，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恽代英、叶挺、李立三等先后发言，或祝贺，或加勉，或希望；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他两加入中共仪式很快告结束。对贺龙的入党，周恩来曾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说：“从他的生活习惯来看，还不够一个共产党。你看他那么大的军部组织，有4人抬的轿子，还有厨师跟着，到了宿营地还要大摆宴席。你没听十一军的官兵在暗中骂他们土匪吗？”其实，张国焘也常常去揩油的。“打了胜仗，庆贺庆贺也没什么。他的部队纪律不如11军，但还以老眼光骂他们这个那个就不好了，我们应该多做些工作。”贺龙入党后，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打会昌，是起义军南下途中第一场恶战。朱德接受任务后，首先命令第20军第3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敢死队遵照朱德的指示，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大钧部打冷枪，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直把他们追到瑞金以南50 公里处、离会昌城只有40里的地方才宿营。
8月30日晨6 时，进攻会昌的战斗在城东北展开。拨归朱德指挥的第20军第3师，由教导团和第6团组成，约千余人。那时，第6团还未赶到，朱德便和第3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带着教导团出发了。不久，就遇到钱大钧的4个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顽抗，起义军反复冲杀，战斗形成拉锯状态。等到第6团赶到，又展开更猛烈的进攻。但由于第11军第25师未到，城西的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军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来作为助攻的东北方向，便集中大部兵力向第3师猛扑。中午12点多，周士第才带着第25师赶到。原来25师半夜行军，走错了方向，赶了好长一截路才发现错了，又折回来，耽误了时间。当时陈赓发现7连正在徐徐后移，而7连的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揳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林彪（1907-1971）在黄埔当学生时陈赓已是连长，现在陈赓不过是营长。林彪听见呼喊，马上站过来。正好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把俩人都罩在烟雾里。“七连怎么回事？”“我们连牺牲太多，有生力量仅存1/3，撤吧，营长！”“不行！”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坚持己见。“你再说我枪毙你！”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毕露。按战场纪律，不服命令者长官有权就地枪毙；林彪只好带队冲锋。
第3师参谋长袁仲贤、第6团第1营营长陈赓、教导团团长侯镜如负伤，但攻势并未稍减。陈赓左腿两处中了三颗弹！正是午后 1时。膝盖处的筋打断了，脚踝骨被打折，不能行动。卢冬生（原陈赓家的帮工，受陈赓影响参加革命，此时为他的副官）去搀陈赓，被陈赓狠狠推了一把：“快走！”敌人占领共军阵地，陈赓便在草丛的田沟里装死，随后昏过去了。天快黑时，女兵杨庆兰把他背下山去。此后陈赓在福音医院治疗，离开了起义队伍。
双方激战到16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共军一鼓作气，追击30里。钱大钧部6000人遭屠杀，剩下的3000人狼狈南逃。这是共军南征途中第一次大胜，自身也伤亡1千余人。第二天，黄绍竑不知钱部已败，带领2千余人逆袭会昌，攻入城内。城内起义军猝不及防，十分被动。叶挺亲率部队将黄部赶了回去。共军入城后，刘伯承翻检敌人遗留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忽然见到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宣布投诚的通电。陈浴新将南昌暴乱的经过尽其所知向国民党当局作了报告，南征的目的和进军的路线，已完全暴露。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参谋团鉴于上述情由，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之必要，遂决定返瑞金，改经长汀上杭进入东江。其中虽然从会昌到瑞金，有90里的回旋路程，但顺汀江而下韩江的水路可船运大批战利品与几百名受伤官兵，这也是原进军路线通过会昌-寻邬山路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回师瑞金时，朱德指挥的第3师仍归还为贺龙的第20军建制。
在8月25日至9月2日，共军共歼敌6000 余人，共军伤亡近2000人。从会昌经瑞金，大部分伤病员是民工用担架或竹椅抬送，许多农村妇女，也被迫帮助抬伤员，运辎重。起义军一路上惩处了30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堂叔，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赣东一霸。革命委员会接到许多苦主鸣冤告状的信，经调查属实，立即把他逮捕，召开群众大会，由李立三当审判官，历数他的罪行，然后处决。
9月初，起义军翻越崇山峻岭，向长汀进发。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福建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息，数百名伤病员被送迸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得到了治疗。9 月10 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沿汀江进入广东境内。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 人。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据各方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11军第25师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在梅县的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作转移兴宁的准备；起义军主力第20军和第11军24师共8500人，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周恩来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大埔会馆，留第20军第3师卫戍潮汕，又从第24师派出1个营到普宁县支援农民暴动，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65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
9月19日，共军占领了三河坝。三河坝在广东大埔县的南面，是一个位于三江口上的大镇子。从北面飞流直下的汀江，同从西南面奔腾而来的梅江在这里汇合后，向南泄入水深流急的韩江。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一部共4千人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9月23日，周恩来率军占领潮州，在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州7 天中（史称潮州七日红），潮安县委又在韩江下游、铁路沿线不断发起武装起义。23日，中共地下党领导汕头市区工人与郊区农民举行了起义，以迎接南昌起义军入汕作战。24日晨，周恩来率军占领汕头，却没有看到苏联的军援。9月26日，起义军领导人在汕头开会，张太雷传达“8.7”会议精神：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在潮汕，起义军因筹办军饷，延宕到26 日晚才占领揭阳城。
而这时，陈济棠率粤军主力3个师从广州向粤东推进，汇合王俊的警备旅，占领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第7军两个师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窥伺潮汕；钱大钧部牵制着三河坝第25师。敌军编组为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辖有12团的兵力，约1.5万人，在兵力对比上比起义军多1倍以上。共军的情报又发生错误，以为敌人只有1000 人。9月27日，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汤坑遇敌，叶挺27日把王俊旅打得溃不成军，到28日凌晨，叶挺军击败了薛岳部，前锋部队乘胜向分水村前进，拟抢占了望岽一带山地。薛岳败退后，陈济棠部又上来了。他是接到李济深之命，来支援薛、王两部的。他的11师已于前一天到达汤坑，于拂晓前展开，占领大部山地。因为此处旱地与水田交错，多是甘蔗田，彼此展望困难，一旦发现，已成短兵相接。当24师大部兵力冲至山腰时，由揭阳开来的20军2师四、五两团赶到，顿增生力，敌人纷纷溃退，起义军得以完全占领前面一座高山。不料，占山之后，敌人又进入另一高山与之对峙，自中午12时起至晚上9时，敌人仍顽抗不退。双方冲来冲去，形成拉锯战。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丢过去，双方伤亡均惨重，仍难分胜负。共军不晓得侧面被包围了，29日凌晨，叶挺下令派一个营侧翼迂回夜袭，没有成功。叶挺和刘伯承等人商量。刘伯承恳切他说：“不能再打了，我军伤亡太大，官兵算在一起，死伤足有2000人，已无力再战了。” 到了黄昏就撤，两边都撤了。
3天3夜，许多人只啃了几块饼干，喝了点凉水。退下来后抓紧吃饭。24师教导大队第三队开饭时，一集合报数，只剩下40来人。老炊事员看到只有40来人吃饭，以为还有大部队在前线没下来，把饭留在一边。有人告诉他，不要留了，这些同志回不来了。老炊事员一听，眼圈一红，当场哭出声来。叶挺也蹲在队伍里吃饭，听到炊事员哭，很心烦地瞥了一眼老炊事员，说：“哭什么，打仗总会有牺牲的，我们的队伍还在扩大，你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当连长呢！”吃完饭，共军向潮汕方向撤退；敌人也伤亡3000余，因而无力组织追击。
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并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他们向潮汕撤退途中，碰到贺龙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原来9月30日，黄绍竑部自九河寨分两路进犯潮州，守在潮州的仅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1个中队，还有总部负责筹粮筹款的后勤人员，激战至下午，潮州失守，共军伤亡1千。这样，汕头也不能保，革委会向海陆丰转移了。11军党代表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叶挺说提议向福建退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可以顺路找到25师带走，却被聂荣臻否决。
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委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20军的两个师在离开流沙不远的多年山遭敌截击，缴械投降了。至此，贺龙的第20军全军覆没，叶挺的第11军有少量部队突出重围，第24师1200余人由董朗、颜昌颐带领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2军；留守三河坝的第25师3千余人在朱德的带领下坚持下来，第二年奔赴井冈山与毛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改编为红四军。

共产党真是太卑鄙了。卑鄙无耻荒谬的共产党！
如果共产党有稍微有点人性，应该是象张学良那样发动政变，逮捕汪精卫、张发奎等，这样也会死一些人，但总比南昌起义死得人要少。何况，冤有头，债有主：1926年12月1日，共产党就在川军中起义乱杀国民党人；1927年4月以来蒋介石李济深杀共产党人，汪精卫、张发奎是礼送甚至接纳共产党人，他们没有杀共产党人，并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抓张发奎的理由不充分。被杀的士兵是朱培德的部下，更是无辜之人；朱培德这时是反蒋容共的，朱培德反对过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尤其是他重用共党朱德，甚至把南昌防务交给了朱德，从而为共党起义创造了历史觊觎，这也是共党不放心“赵紫阳”们的2原因。朱培德和张发奎正准备东征讨蒋，却被打着国民党旗号共党烧了老巢！
周恩来公开承认共党就是做窃国大盗。周恩来认为，共产国际的1927年“五月指示”是对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8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篡政；组织7万军队，其中要包括2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中共建立「国中国」

　　八十五年前的今天，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周恩来、谭平山、朱德、叶挺、刘伯承和贺龙等带领一支联合武装在江西南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暴动，中共党史称为「南昌起义」。暴动的目的据称不是要夺取政权，而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暴动领导人计划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二次北伐。但后来军事失利，不得不将队伍转移至江西南部的井冈山地区，与占山为王的毛泽东的农民武装联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并在当地建立根据地，号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隶属于苏联共产国际领导。当时担任军事顾问的库马宁正是由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实际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苏联的附属国，与东北三省的「伪满洲国」没有分别。还要指出的是，没有苏联的军事和经济上支持，这个「苏维埃国」在当时恐怕一天也撑不下去；而自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自然亦隶属苏联共产国际的麾下了。在早期中共红军的战略部署上，基本摆脱不了共产国际的左右；后来另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更一度成为中共红军的「太上皇」。

　　苏联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势力，动因是什么呢？意识形态必向外输出这种共产特质是不屑说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在沙俄时期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土地，有潜在的被追索要求，但如果苏联能成功让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那问题不是迎刃而解吗？苏联的这种意图在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是明智的：首先中共很早就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至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与俄罗斯终于签署了《中俄新边界条约》，承认了沙俄时期中国被侵占的土地为俄罗斯的永久领土。自此中国人恐怕再难产生收复国土的幻想了。

　　抗战作幌子发展实力

　　回头再说中共红军武装虽然后来发展壮大至三十多万人，但一来装备欠缺，经济根基薄弱，二来在中国搞「国中国」名不正言不顺，再兼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等因素，实在难以为继。恰逢当时中国人民有抗日的要求，于是中共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向西北逃窜，意在保存实力。可沿途颠沛流离、损兵折将，原来三十多万人的队伍，到达陕北仅剩二万余人。中共将这段惨痛的经历美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真乃化腐朽为神奇。

　　自芦沟桥事变宋哲元将军打响了北平抗战第一枪后，中共这支后来得益于「西安事变」而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八路军的武装，以及后来再加组建的新四军又做了什么呢？

　　中共过去党史称，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八年抗战；是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以及苏联红军将日本侵略者彻底打垮，迎来了全国的光复。

　　但到底史实是怎样呢？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中共军队在八年抗战中，同日军稍有规模的作战只两场，一是平型关大战，另一是百团大战。而国民党军对日作战，随口说就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台儿庄大战、昆仑大战、南昌会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会战及三次长沙大战等十多场战役，还未算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作战，且这些大战不论是兵力规模还是歼敌数量及战略意义都是中共军队仅有的两次战役所望尘莫及的。人员牺牲方面，国民党方在抗战八年中旅以上的将领就达二百多人，中共军队将领牺牲多少人呢？除了左权外，就再难举出一例了。到底谁是真正抗日？从这些数字里不是一目了然吗？也许中共在抗日历史上实在找不到多少其军队对日大战的记录，于是在宣扬这段历史时就在游击战上下功夫，拚命渲染游击战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让不少后来的百姓以为，中国的抗日是靠游击战取胜的。且不论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实际意义，但中共在宣传中却无意间暴露了游击战中一个非常严重、甚至是罪恶的问题，即「嫁祸于民」。从中共大量用各种形式描述的游击战文字中，尤其是以抗日为题材的电影、电视，总是如此套路，游击八路在敌占区实施偷袭或掠夺后，就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乡间，钻入地道或掩体，以父老乡亲作人肉盾牌。日军搜索八路不果，于是实行「三光政策」，大量无辜百姓成为了游击战的牺牲品。这不是游击战惹的祸吗？

　　党国军一体

　　与中共在抗战中少建树相反的是，中共由抗战初期的五万军队，到抗战结束，竟然发展至一百三十多万，还未计各地方的后备武装。这岂不是你在前方作战消耗实力，我在后方发展壮大吗？难怪七十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中国就当年侵华战争致歉时，毛泽东竟然真情流露：多谢日军侵华才有中共的今天呢。中共最后也是靠着这股在抗战积累起来的军事力量一举击败国民党，从而获得政权的。

　　至此，中共的武装完成了从卖国的流寇到党国军队的华丽转身；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暴动日则被定为「共军」的「建军节」了。

　　此后出兵朝鲜，帮助「金家皇朝」这个共产同盟入侵南韩最终送上几十万子弟性命，再出兵越南扶植胡志明政权等等。八九民运，这支由中共操控的军队又充当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有多少学生群众成了坦克和枪弹下的亡灵？而近年的中共领导人，每每在会议或公开场合，都不断重申：「坚持党领导军队」。这不是变相声明：只要再发生类似八九年的民主运动，枪杆子会继续对准人民吗？

　　一言蔽之，中共在八十五年前为实现一党之私而不惜出卖被侵占的国土，已注定了其军队的属性。不知这种「党军一体」的制度再延续到何年？

　　「八一」实在是中国人的痛苦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