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屠杀和24名警官被杀的黑手——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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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7月，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直接导致了8月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有人说：在街上打死人的事都是老红卫兵干的，老红卫兵直接的后台实是刘少奇邓小平。所有的那些老红卫兵，背后都有党委、政治部门提供情况。正因为背后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在外面大打出手，没人能制止。

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屠杀事件的。案例一：在1966年“红八月”期间，北京市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案，韩模宁一家不但被抄被没收，全家9口人被活活打死五口。据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案例二：ffice:smarttags" />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这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李夫人刘文秀女士被关押。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数日后，周恩来主持的公审大会上，宣判刘文秀和已经死了的李文波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共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血统论在全国迅速泛滥，文革初期屠杀“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子女到处都有发生。所有的屠杀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手段非常残忍，有的竟是杀人取乐，比国际公认的反人类罪行更丧失人性。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8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疯狂的是大辛庄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独铡16条人命，最后他瘫倒在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是民兵。“红色恐怖”远远超过了“法西斯恐怖”！

9月1日，县委书记王振元亲眼见到了杀人的现场：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问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账”，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着呵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儿，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一个70多岁的奶奶身边，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快说，你们家的变天账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噗”的一声，小孩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过多，不久就死了。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说在家中东屋顶棚内。于是，派两个人随他回家去取。到家后一找，顶棚内没有，又指挖房山墙壁、院墙，都没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那个青年被从井里勾出来，身上被扎得乱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阵铁锹、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4个方向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坏人”入狱，至9月3日，长达一周，虽然每天都送点儿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这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生茄子放在孩子们面前，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

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李恩元反复强调的就是：“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要求杀绝，不留后患”。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了他们停止杀人。这位“走资派”冒死救出马村的108个“黑五类”分子。

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1988年7月14日纪录：“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纪录：“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耀邦告诉我，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共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杨尚昆1988年8月5日纪录：“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它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呀，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19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1975年9月小平同志已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19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便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5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1988年8月6日纪录：“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

邓榕说邓小平教她残酷夺权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他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妈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选准打击目标”就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
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的。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原载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邓榕刘亭亭宋彬彬打死卞仲耘
卞仲耘（1916-1966），安徽省无为人，是个老革命。1938年春天，她随芜湖女中迁移到长沙，参加战地服务团，其父是开钱庄的老板，据说她是带着黄金参加革命的。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1年卞仲耘加入共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了去共党统治区。后来与丈夫王晶尧一道参加了《人民日报》的创建，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以这样的资格，应该算共产党的元老了，所以中共掌握政权后，她也排上了座次——北师大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从师大附中有一半学生是高干子女来看，她应该是太傅了，中共太子党阿哥格格们的老师。而且，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卞仲耘还因毛泽东女儿李纳的高考问题被江青专程约见过，就这点来说，卞仲耘还应该是太师级别。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王晶尧，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不能杀人，这是最为古老和始终不变的人类社会的法律和信条。在古代，官府杀人，要设立案卷，经过审判和批准，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别的刽子手去杀。土匪强盗不服从法律，可是他们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广众之下杀人。学校，更是传授文明之地，从来不是监狱和刑场。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区的一所有50年历史的女子中学，中学校长卞仲耘被她的学生们打死了，致命的原因是头上的那个大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高干子女们对卞仲耘下了如此的黑手呢？毛泽东对教育界的成见由来已久，除了他自己对“反动学术权威”的长期仇视之外，还和他的子女们打小报告也有一定关系，比如他的侄孙女王海容，就在文革前向他汇报过学校出现反动标语的事，而毛泽东则给外语学院的反革命指标下了定额：“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毛泽东听了侄孙女的读书情况汇报，就动起了“教育要革命”的念头，教唆王海容不要遵守纪律，提倡学校“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还嘱咐王海容：你回去后对他们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而且正是毛当年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的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个煽动经典，教唆了红卫兵的凶残无比。
从官方披露的资料看，是因为毛泽东的两个内部文件，一是《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二是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把“文革”的目标由文艺领域升级到教育界。当时这两份文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社会上并不知晓。而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这一部署，所以在6月1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在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中午，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于是，卞仲耘和老教师们首当其冲的成了教育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教育界的黑帮、牛鬼蛇神。不仅师大女附中，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也都是在6月2日开始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的。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小平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6月3日，团中央派出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长张世栋在集会上讲话，声称看到对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形势，他的心情要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欢欣鼓舞”。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每个年级有一个代表成为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学生成员，除一人以外，全为该校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干部子女。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都成为年级代表。
在皇帝时代，科举考试制度就是相对独立于权力系统外的。只是在文革大规模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在学校里才出现了这种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听起来相当浪漫的“造反”。其实，这不但不是什么向权势者“造反”，而且从开始就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工作组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了彭真的“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不可能会让一个中学校长知道。但是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 1962 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个女儿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 年 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即使这些定罪标准成立，这些“罪行”，如果允许讨论，中学生也会懂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但是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这类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
除了上纲上线的攻击以外，大字报上有大量的谩骂和侮辱性词语。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了红叉，后来就只被写成“卞贼”等等。以下所录的是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之一，1966 年 6 月下旬贴在她家的门上：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还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　
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粗鲁无理、野蛮下流，充满暴力性。
上述油墨印出的卞仲耘一个人被贴的大字报抄件，有五万多字长。当时一张大字报纸的价钱是五分，中学生食堂的伙食费是每天三角。不算人力，每份大字报的笔墨纸张加浆糊的成本就相当于一天的饭钱 。在文革中当局无限提供制作大字报的纸张、毛笔、墨汁和浆糊。实际上，如果只有当局思想上的鼓动而没有这种物质上的支持，这样的“运动”是无法形成的。也只有控制了精神和物质的所有资源的当局才可能发动这样的“革命”。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大会开始后，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把其他四个学校负责人押在台下，面对群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斗者九十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会中，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工作组不加干涉，让卞仲耘站起来继续被“揭发批判”。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检讨她的“错误”，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错误的东西，她也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她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写道：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涎沫。她写这封信是希求上级能出面帮助她。信寄出后杳无音信。上述引文引自她的底稿。卞仲耘死后，因为怕红卫兵抄家抄出这份底稿，卞的丈夫把这份底稿藏在墙缝里，保存到了文革后。
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负责人和教员都作了“排队”和“划类”。所谓“排队”和“划类”，就是把人按照“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成四类。一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类是“有错误的”，三类是“有严重错误的”，四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西城区工作队给上级的报告说：北京西城区的61所中学，一类3.3%，二类33.3%，三类58.4%，四类5%；476 个中学领导干部，一类4%，二类42%，三类40%，四类14%。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卞仲耘和另一副校长胡志涛都被定为“四类”干部。　
1966年7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和宋彬彬等人以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当面向邓小平汇报该校的文革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卞仲耘的上述求助信，他要工作组适当处理。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时，邓小平强调了不要打人。另外，对西城区的学校和学校负责人的排队“比例”，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对师大女附中被划为“四类学校”以及卞仲耘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以后随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判，各校“工作组”的领导人也被斗争。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副组长马娴华是女的，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即把半边头发剪掉。他们受到的暴力对待，甚于他们当初对待卞仲耘的做法。文革后，1980年代，卞仲耘的丈夫向当年北京市中学工作组的负责人、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了解情况时，胡克实为把卞仲耘划成“四类”一事表示道歉。卞仲耘先被划成“四类”，才在工作组撤出后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6月在北京全盘领导文革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亲自听取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汇报，并就如何“批判斗争”师大一附中的校长刘超等作了详细指示。前面说到，大字报曾攻击师大女附中没有录取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进了师大一附中。文革开始后，她在师大一附中最早写大字报攻击该校学校领导。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13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对造反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12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造反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小平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7月中旬，北京的工作组把多数中学生送到军队去“军训”，把“有问题”的学生集中送去农村劳动，留下“左派学生”参与教职员的“定案”。他们命令教职员们集中住在一起，分批“交代”和“检讨”。师大女附中的教师都搬到了马神庙小学。每人都必须写“检讨”，然后，逐个过关。当时，在全国各地，包括边远地区，对教育工作者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有一些教师在那个阶段就不堪压力自杀了。这显然是中共中央在全国统一部署的结果。
当时的计划是，把教职员按照他们划分的“类”处理，把这些“四类”“批倒批臭”后，撤职，赶出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个相当冷酷的决定。
如果照工作组的模式作下去，卞仲耘虽然已经遭到殴打并将会遭遇沉重处罚，但是不会被那样活活打死。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没有经过工作组的批准，自行斗争了几十个“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打他们，给他们戴高帽子，强迫他们下跪，用绳子勒他们的脖子，往他们脸上涂墨，等等。北大工作组批评了这种做法。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的简报转发全国，他的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他并不是反对“斗”，但是反对“乱斗”，也就是说，他要的是在工作组领导下的“斗”。
7月下旬，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时，卞仲耘已经被划成“四类”，已经在工作组主持的群众大会上被骂得一钱不值，被打得体无完肤。既然这还被毛泽东叫做“冷冷清清”，那么，只有发动学生把校长老师打成残废或者打死，才是不“冷冷清清”，才能使他满意了。毛泽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阶段开始的已经相当残酷的“斗争”再次升级。升级到一个别人无法想象到的残酷程度。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等人在7月下旬前往北京大学宣称北大的 6月 18 日事件是“革命事件”。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宣布撤销工作组。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使用暴力攻击的中学。8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撤销”刘少奇签发的关于北京大学制止“乱斗”的文件。这其中的含义十分清楚：现在中共中央支持“乱斗”了，对校园暴力的限制被统统撤销了。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红卫兵的组织纲领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即根据家庭地位来确定年轻人的地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期建立的“文革委员会”就是由学校的最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现在，根据新的“对联”理论，这些人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的负责人，同时担任新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他们获得了三项巨大的特权：一是可以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当作“混蛋”来“斗争”。二是可以不需要任何批准就可以“斗争”校长和教员。三是可以运用暴力攻击同学和老师。　
8月4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一些班里“斗争”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二（四）班开“斗争会”的时候，教室墙上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有 45 名学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余“家庭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十名被绳子拴着的学生被强迫逐个“交代”“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父母的“罪行”，结束的时候，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一些红卫兵喊着“黑帮，不许动”，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几位学校负责人集中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他们有的拿着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有的拿着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他们。他们身上被打得青紫。那天晚上，卞仲耘在家里对丈夫说，打死象她那样身份的一个人，“就象打死一条狗。”她已经知道大祸临头，但是毫无办法。第二天早上，她家的老保姆说：“别去学校了。”她还是按时去了学校，束手就擒。　
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一大早先到了中共北京市委，找到分管文教口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在中学里人身安全已经得不到保障。她希望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她得到的回答是 “你回学校去吧。”胡志涛在失望中回到师大女附中。
8月5日下午2时左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斗争“黑帮”行动。那时，副校长胡志涛正在打扫厕所，她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开“斗争会”应该先报告中共北京新市委批准，意思是红卫兵不能这样自作主张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理会她说什么。有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从她的头上浇了下去，黑墨立即洇没她全身。他们把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玉冰五个学校负责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份子”的牌子。红卫兵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有红卫兵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开始大声“揭发”和“控诉”。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 “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下午五点多，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边。副校长胡志涛看到手推车上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嘴巴还在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那时天色还亮。有红卫兵说这样把卞仲耘推过去“影响不好”，不准把车推出学校。手推车停在北门边。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建立的。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4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去抠洗厕所，弄得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窦疾病。他们四个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并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刘致平和梅树民在1990年代去世的时候，年纪都不太老。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伤害显然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和寿命。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当时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王晶尧。王晶尧不认识他们，请求他们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保存下来了这张有7人名字的纸片。这7人中有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
为卞仲耘的尸体处置，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装有数十具尸体的大卡车在北京的街道上开过，甚至不用任何东西遮盖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邓榕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后，邓榕出版了《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发现，在这本书里，邓榕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刘少奇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的女儿刘亭亭参与了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动。她的国家主席女儿的身份，显然对暴力行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刘亭亭后来只提她的父亲受了迫害，却一点没有提她曾经参与迫害别人。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他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他们，打死了就算了，以后要注意政策。卞仲耘被打死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完全没有使文革的领导人认为需要制止暴力迫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动红卫兵运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文革初期，师大的几个附中是比赛打人，二附中在恐怖“红八月”中，一天就打死包括校长姜培良在内的四名教师。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号，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百万红卫兵（以后还有7次）。8月18日大会是一个花费前所未有的巨大人力财力举行的全面发动和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大会。这一百万人的大会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实况转播。同时，制成新闻记录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这次大会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最高潮。手持红色塑料皮《毛主席语录》的百万红卫兵，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一些红卫兵的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林彪、以及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在万众瞩目之中，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第一个打死了校长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广泛发行。而且，更进一层，报纸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对话。毛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背景欢呼声中，现场女播音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毛终于公开号召“要武”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远远不是仅仅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为了搞乱天下，以便乱中夺权，毛泽东决心不顾一切：北京红卫兵被派去全国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阴阳头”，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宋要武还与人作杀人比赛，有一红卫兵打死了6人，她就打死8人。她还是是打死老舍、打死储安平的凶手。
在8月18日的大会上，也首次公开了最高权力圈子的变动。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则被提升成为中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宋任穷在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时，成为政委邓小平的铁杆死党，成为鼓惑逼迫士兵充当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脑“宋大牙”。文革开始，宋彬彬率领红卫兵疯狂打杀地富反坏右，秉承了邓小平宋任穷的意志，企图引开毛泽东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穷还是免不了作为邓小平的死党被毛远新取代。1975年邓小平复出，宋任穷也在东北恢复当权。
红卫兵暴力在8月18日大会后大规模升级。大规模的校园杀戮开始了。中学校长卞仲耘遭受的灾祸，变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运。1966年的夏天，全中国的学校变成了刑讯室、监狱，甚至杀人场。大批老师被迫害致死。有人说，在文革中受害最大，受迫害最严重的一种人，是中学老师。这是符合事实的。他们中有很高比例的人遭受了侮辱、殴打和折磨，有的象卞仲耘一样被打死，有的留下终身残疾，有的在饱受摧残后自戕。而杀害他们的人，是他们的学生。小学老师也被打死，而小学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文革的领导人鼓动中学生甚至小学生打人杀人，不但残忍，而且邪恶。根据一项“内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区（师大女附中所在的区），8月下旬有333个人被红卫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所作。当时西城区一共有61所中学，平均一个中学打死五个半人。　
1966年8月初的短短三天之内，王晶尧不仅仅失去了他的妻子。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8月4日，他们夫妇青年时代的朋友祁式潜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被指控为“小三家村”成员而且被批斗以后，服剧毒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卞仲耘被打死后的第二天，8月6日，他们的大学同学刘克林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六楼办公楼跳楼自杀。在这样残酷的斗争中，这个学校在 1968 年有三位老师自杀：化学老师胡秀正，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1973 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上面的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 400 块钱。
1978 年，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在为一批教育工作者召开的平反会上，西城区的负责人说，在西城区，有276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他的这一努力没有结果。王晶尧也开始设法要在法律上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即最后毒打摧残卞仲耘致死的三四个学生，他还控告了一个在1966年6月23日斗争卞仲耘大会上积极活动的外校工作人员。这个人因为私怨，到斗争会上“揭发批判”卞仲耘，而且制造伪证，把一张多人在一起照的照片，切去旁人，留下卞仲耘和一男老师，试图以此证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事实上，因为不准被斗争对象自我辩护，加上凶暴的斗争方式，这种利用文革机会陷害人报私仇的事情在文革时代大量发生，也是文革能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原因。　
1981年3月1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发出“不起诉决定书”。这份文件写道：被告人袁淑娥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地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袁淑娥的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决定不予起诉。这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说法显然不能服人。确实，法律规定了追诉时效期限。在追诉时效期限之外，不能再提出起诉。但是，文革延续了11年才宣告结束。文革开始14年后才被共产党正式“否定”。在文革时代，如果胆敢批评文革案件，就被称作“翻案”，而“翻案”又属于“现行反革命”活动。在“追诉时效期限”内起诉文革案件根本不可能。在卞仲耘所在的中学，1968年8月，有一位化学女教师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时坠楼身死。关押她的“罪名”没有别的，正是“翻文革的案”。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具物件都被拿走，她的也是中学老师的丈夫几乎被打死。她并没有敢提出红卫兵在北京驱逐居民是非法的，她只是认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被驱逐出北京的范畴，所以她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惨境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属“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正，那么你就是“翻案”，就是“反对文革”，你就可以因这项新罪而被划进“敌人”范畴。胡秀正不但未能翻成案，反而因此被害死。假使王晶尧在文革中为卞仲耘之死上告，他自己一定也早就成了“反革命”，不是也被打死就是被关押起来。在1978年以前，被害人家属只有忍气吞声，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文革时代的害人者。在文革结束后，检察院对文革案件如此实施“追诉时效期限”，实际上是使得起诉文革时期的非法迫害事件从根本上变得不可能了。　
在1966年夏天，北京有几千人被活活打死，但是没有打手为此受到法律上的惩罚。决定这样处理1966年的红卫兵暴行的是胡耀邦。文革以后，胡耀邦在否定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中其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在陈云胁迫下，强调对文革案件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其意思是，他主张给受害者平反，同时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
王晶尧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不服。他不屈不挠继续上诉。又过了8年，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决定说：经复查，1966 年 8 月 5 日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该校5位领导的事件，是学生仿效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此事与袁淑娥没有联系。因此，不能认定袁淑娥犯有故意伤害罪。王晶尧同志反映袁淑娥在1966年6月21、22日其中一次批斗会上曾揪过卞的头发。经查，王晶尧同志反映的情况没有其他证据的印证。即使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印证，也是运动中的过激行为，不能成为《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这个决定说了谁对卞仲耘的死没有罪，却没有说谁对卞仲耘的死有罪。卞仲耘的死不是正常死亡。检察院有责任追查死因。其实，在法律上，对杀人案件是没有追诉时效限制如犹太人追诉德国法西斯刽子手，任何时候发现证据，就能起诉。对于杀人案，即使没有人为死者告状，检察院也应当充当公诉人，起诉罪犯。这样对待卞仲耘的死亡，至少是检察院的失职。当然最高检察院如果追查红卫兵产生地之一的北大附中，就会查到热烈支持过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毛泽东。他们不敢这样作。

這些黃俄共匪的高管們和他們的狗崽子都是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