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被讥讽为“弯脚杆”的中国农民终于不再是“二等公民”的象征,曾经从宪法从删去的“自由迁徙”基本人权开始回到中国 大地。在中国西部中心城市成都,一项统一户籍、实现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重大改革今天宣布推出。长期困扰中国改革进程的户籍壁 垒和城乡标志性体制障碍首次在地方改革实践层面得以突破。
据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介绍,城乡居民在全域成都范围内统一户籍,实现自由迁徙,是成都市在七年统筹城乡发展基础 上的水到渠成之。
据介绍,这项改革在机制体制上的三大创新亮点:一是破除了长期以来束缚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制度障碍,全面建立了户籍、 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二是农民进城不以牺牲承包地、宅基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充分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益;三是破除了长期 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权利不平等,实现统一户籍背景下享有平等的教育、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著名学者邓聿文曾表示,中国尽快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即恢 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但由于在户籍制度载体上附加的各种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改革有很大的成本代价,所以,在学界尤其城市管 理者中,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是该快还是该慢认识不一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 ,他们经常提到的两个理由是,过早放开城市户籍会出现“城市病”,并挤压城市人口就业机会。
但这些担忧的看法似是而非。从世界城市的发展来看,随着人口的大量涌进,的确会出现贫民窟、犯罪增多、城市环境脏乱 差等所谓的“城市病”。换言之,它似乎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是,不能因为怕出现“城市病”就紧闭城门。事实上,防治 “城市病”的最好药方,就是在人口自由流动中发展城市,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况且,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很多“城市病”并不是 放开城市户籍造成的,恰恰是农民进城后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所致。再退一步而言,即使“城市病”无法解决,这也是城市化进 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比起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来,“城市病”是第二位的因素。
户籍制度改革,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从历史来看,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一直没有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也一度实行自由迁徙,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户籍制度,并不会出什么大乱子。从国际范围来看,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也没有因自由迁徙 而引发什么乱子。
社会发展到今天,现有户籍制度的存在,在限制了人身自由、割裂了社会共识的同时,阻碍了社会的整合和良性运行,制约 了人口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无论从制度的效率,还是从公平度来看,适应计划经济要求的户籍制度都与现代的社会发展格格不入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取消户籍限制,天不会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