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逃跑 李明瑞遭殃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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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俞作柏(1889～1959)，广西北流人，字健侯，俞作豫（1901-1930.9.6）的兄长，李明瑞的表兄；1911年加入同盟会。有人形容俞作柏“方头巨眼、脑后见腮、阴鸷险狠、甚工心计”，军中多以“俞大眼”呼之。李宗仁草创之初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老俞这人阴险得很，从前他当排长时，有一次在剿匪战中，他因升官心切，竟在火线上从后面发弹击毙其连长，当剿匪完毕，我一时不察，即以他升任连长以补其缺。事后从目击此举的某班长口中露出这消息，我为之骇然，不过不便明言，心里知道就算了。”
俞作柏1925年参加广东东征战役。在广州与孙中山、鲍罗廷交往时，其弟俞作豫就接受了鲍罗廷赠送的许多革命书籍，内有《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革命周刊》、《向导》等，被共产鸦片所麻醉。1926年广西初定，黄绍竑主政，俞作柏顺道出任农工厅厅长。久有野心又不甘久居人下的俞作柏，正好又借着“农工厅”的名头，名正言顺亲赴广州，找到苏俄顾问鲍罗廷，输诚党附，愿意奉行社会主义。这厮的心思动得很精啊，谁都知道老鲍掌握着广东实权，掌握着广东实力，利用红招牌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鲍罗庭以为广西李、白、黄个个都是比蒋介石还要难对付的死硬土鳖国民党，将来定成共党之心腹大敌，于是乎双方一拍即合。鲍罗廷要求俞作柏回桂办军校，仿照黄埔军校样子，努力培养自己的实力，并派共产党人无条件协助。一切如计所行，农工厅与广西军校遂成为共产党秘密机关，并随时准备武力夺取广西政权。当蒋介石1927年开始清党后，黄绍竑乘俞作柏去广东之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突派军警搜查农工厅，进而围堵军校，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同时罢免了俞作柏本兼各职，开除其国民党党籍，俞作柏被迫到香港。1927年lO月，俞作豫在香港加入中共。1927年12月，俞作豫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初春，俞作豫与朱锡昂、朱光、邱桂馨等奉命奔赴广西。回到家乡后，作豫先后任北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在桂东南一带开展农运和兵运工作。北流县十多个乡村，经过他宣传发动，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五百多人，进而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有200多人枪。
李明瑞（1896～1931），，原名李瑾瑞，号裕生，广西北流人。1918年入云南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炮科学习。1921年起，跟随李宗仁在广西军队中逐级升迁。192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2旅少将旅长，支持工农运动，与共党合作，北伐战争时率部在湖北讨伐吴佩孚的贺胜桥战役及在江西讨伐孙传芳的王家铺、德安、龙潭等战役中屡建战功。在讨伐奉系军阀张宗昌的韩庄战役中，他任前敌总指挥，亲自指挥3个团作战，其中第21团最为有名。张宗昌部听到李明瑞的第21团来攻，就不战而逃。当时群众称誉第七军为“钢军”，李明瑞为第七军公认战功最著的勇将，桂系首领李宗仁称：“李明瑞为我第七军的一员虎将，战功彪炳。”1927年底，竞争第19军军长一职不敌陶钧，对李宗仁、白崇禧不满。1928年底，与中共联络准备反桂反蒋。ffice:smarttags" />1929年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由于李明瑞等被蒋介石重金收买，李明瑞、杨腾辉在武汉前线临阵倒戈，导致桂系溃败，李宗仁只身逃往香港。李明瑞旅改为陆军第15师，李任师长；同年4月，蒋介石派李师由武汉乘船到上海，从海道经广东进入广西，讨伐新桂系残部。李宗仁、白崇禧只能双双遁入越南西贡、流浪街头，直至黄绍竑在广西再起（又是蒋介石支持起来反对俞作柏的），李、白才间道回桂。
1929年5月，俞作柏回广西任省主席，李任广西省绥靖司令，共产党员龚鹤村（龚楚）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由龚楚来进行的。5月下旬，俞、李在梧州释放广西“清党”时被捕的陈漫远等全部共产党员、团员、共产人士。6月至7月；中共中央先后派贺昌、邓斌（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叶季壮、龚饮冰等40多个得力干部到广西工作。蒋介石啊，机关算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应了那句老话，“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用俞作柏来“反”李宗仁，实为一生最大之败笔。再怎么说，李宗仁还是一个铁杆国民党，是“疥癣之忧”，而俞作柏等“赤色分子”则是“心腹之患”。
2．广西苏区革委会的成立
1929年7月，姜祖武应李明瑞托咐，介绍宏任远、余惠等7、8个湖南籍共产分子来见李明瑞，李一一予以安排。同时在南宁又释放了罗少彦、何健南、谢鹤筹、陈可福、陈可禄、陈赐秉、孙醒依等一批共产人士及先前刑满释放的共青团员莫文哗、吴西等共产分子并一一加以任用。邓小平通过俞作豫来做上层工作；促使俞、李同意创办军官教导总队，并把共党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当时的南宁警备司令、共产党员张云逸在教导总队任副总队长，共党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党陈可福、陈可夫任俞作柏的秘书。为达到篡夺军权的目的，邓小平还从各地抽调了1000 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学习，从广西、广东选调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队的连长、排长，并在各连相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不到两个月时间相继发展了李天佑、卢绍武等300 多人为共党。对于反共的军官，邓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一方面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再也不能影响士兵群众。
1929年8月1日，俞、李主持召开广西省政府成立典礼，同意共党主张：宣布组织“反蒋军”，又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整出一个比江西瑞金还大的“苏区”。8 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成立了广西省农会，选举共党雷经天为会长、共党韦拔群为副会长，并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后来此刊成为中共广西省委指导工作的机关报。邓小平和俞作柏多次交涉，8月26日，俞、李给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军发枪300枝，弹药若干，农民自卫军300多人，在南宁公开进行短期训练；并安排了一批共党担任右江、左江各县县长。9月，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并答应支援军费80万元，后发现俞、李任用很多共产党员，进而反目而去，分文不给。9月28日、30日，蒋介石两次致电李明瑞进行拉拢、威协，李明瑞置之不理。
1929年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俞作柏任汪精卫“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俞、李部队还没出广西，其部属杨腾飞、黄权和吕焕炎就率三个师叛变，投降了李宗仁。10月上旬俞、李在南宁召开军政会议，重新布署：所有未叛部队及总部直属各营、省辖警备第三、第四、第五大队、教导总队，统归南宁警备司令部指挥调遣，司令一职，派张云逸兼任。所有枪枝弹药、军用物资，悉数运往百色、龙州等地。以上部队开往百色、龙州集结整理，由李明瑞任总指挥。
10 月22 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他们立刻开展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进行反霸斗争。为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邓小平还强调在部队中要清洗反革命分子，邓小平还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优秀学员补充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抽调一些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各连队。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进驻百色后，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这时，奉议农民截获到黄绍竑给熊镐发出的“先发制人”的密令，邓小平果断命令张云逸作好准备，歼灭熊镐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的指挥下，第四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歼第三大队1000 余人，并击毙大队长熊镐等反动军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将农民协会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
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1929年12月11日，张云逸在百色宣布成立红7军。红7 军军长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同时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创建右江苏区。
1930年1月，李明瑞经邓小平、俞作豫介绍，加入共党；随后邓小平回到上海。他首先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了广西的工作。关于前委今后的工作，报告中提到：有几位左倾发言人（广东老、奥洋）都提到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并要加紧与之斗争，否则将为其出卖。表现了中共对李明瑞极大的不信任和排斥。
1930 年2 月1 日，龙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色的标语，红8军及左江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邓小平兼任红8军政治委员。红8军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会上讲了话。俞作豫还带领全体红八军将士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示坚决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任何牺牲。百色、龙州起义后，左右江匪区形成，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总政委。3月l8-20日，红8军败于李宗仁等人率领的桂军，同红7军合并，番号取消。
1930年11月7日，红7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楚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实力最强，由龚楚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7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1年1月中旬，红7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三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三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楚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7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
3．邓小平逃跑
邓小平以贪生怕死著称。1931年2月下旬，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一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一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着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有类似行为。可见，遇到危险就逃跑是邓小平的一种习惯。“弃军逃跑”的事，在军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只有像邓小平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邱会作回忆录》P628）。毛把邓曾经“弃军逃跑”定为邓所做的“许多坏事”中的首要一条。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1968年6-7月，邓向中央写了一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实际上这是“弃军”；当时的部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你害怕跑掉了，就是“逃跑”。
由于弃军逃跑，邓遭到严厉惩罚，此后，都是担任比较低的职务：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南村区委巡视员——总政秘书长——总政宣传部干事，主编总政“红星报”，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参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长征中邓小平则是“跟着走”。在长征途中，邓小平只不过是军团政治部下面的一个宣传部长，骑在马上看“小五义”等侠义小说，俨然一位“邓果老”。休息时则大打其麻将，往往直到深夜，第二天起来还是睡眼惺忪，摇摇幌幌。到了陕北，仍是如此。如果部队打了土豪，他关心的事是弄点吃的，比如猪肉、猪肝等。有一次，共军攻占了山西吉县，他忙带着宣传队进城，说要“发点洋财去”。结果让他在敌县长公馆里找到了一大包燕窝，囫囵吞枣地饱餐了一顿。1940年，有一回在冀南打仗，刘伯承在前方指挥，战斗十分激烈。可邓政委在后方听到了逼近的枪声，“老毛病”又犯了，登时面色惨白，双腿发软，准备轻装逃跑，竟命令管理科长把刘伯承同志的一些军事书籍埋掉。管理科长认为刘伯承不在，把他的东西埋掉不妥当。但邓逼着非埋不可。由于埋得太仓促，后来找不着了。
1945年7大召开之前，中央曾召集原红7军的干部开过一个座谈会，会后由莫文骅执笔写成《红七军简史》一文，送交中央参考。文中根据同志们的看法，忠实地写下这样一段话：“邓斌（即邓小平）、邓岗、陈豪人等领导人未能与士兵同甘苦，共生死，中途脱队，实不应该。”寥寥30余字，却打中了邓小平的要害，使他暴跳如雷，一直耿耿于怀。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20年后，莫文骅为共军政治学院院长，该院是全国第一所用毛主席著作作为教材的学院。1963年毛主席还亲自批示，要地方干部“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学习。”可是1964年7月，邓小平的死党贺龙、罗瑞卿、彭真向学院派了一个工作组，名为整风，实则大整莫文骅同志，“罪名”是“诽谤总书记”，说总书记“开过小差”，从而把莫定为“反党分子”。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给莫平了反，贺还拒不向下传达，以致还有人抄莫的家。
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弃军逃跑”怎么会“在组织上是合法的”呢？如果“合法”，就叫做“批准离队”，那不是“错误”，更不是“极端错误”。所谓“极端错误”是邓自己的定性，其实这是一项严重的罪恶。
4.李明瑞被警卫员枪杀
1931年3月初，敌人从三面进攻祟义，李明瑞指挥部队利用大雾从仅有的一条城北小路撤出，进驻营前。随后，李明瑞率55团进驻永新县天河镇，到达了湘赣共产根据地。在天河与湘赣独立师的王震为政委一个团汇合，根据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他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部队。在进攻安福县城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自率领警卫连冲进敌群，消灭敌人一个团。接着指挥红七军乘胜前进，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城，有力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5月，李明瑞担任了红七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到达中央苏区，在江西兴国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功卓著。匪党中央高度评价红七军的战功，称誉其为“千里来龙”，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
1931年10月，红七军军部驻江西于都小密镇，红七军政委葛耀山背着李明瑞军长成立“肃反委员会”，书记为葛耀山、委员为张云逸、叶季壮。他们杀害久经考验优秀干部许进、余患、魏伯昌等多人，监禁审查严刑逼供20多人。李明瑞被怀疑为改组派头子，不得参与“肃反”，只派其负责作战及筹军饷。他们将“假革命”、“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军阀”等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李明瑞的头上，使他无端地受到怀疑和打击。10月下旬，李明瑞为执行指挥作战及筹饷任务，只身带两个警卫员由军部小密镇出发至56团第8连（驻地黄龙镇朱田村)视察，当日56团政委(兼56团肃反书记) 麦农本接到葛耀山电话，指示“监视李明瑞”，麦农到朱田村后即召开连党支部会，布置连部如何杀害了李明瑞的阴谋。
10月24日，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在换防途中接特务连连长李天佑报告：58团政委麦农本，在团部扣押68名桂、粤籍红七军将领，请总指挥速速参加“肃反”甄别会。李明瑞心生疑虑，命两名警卫参谋火速去找12军参谋长龚楚，因为扣押的人大部分是龚楚的旧部。接近58团团部时，李明瑞远远看见58团政委麦农本陪同红七军“肃反”委员会“三巨头”：政委葛耀山、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叶季壮三人，面目庄严的端坐在那个小院里。军人特有的敏感，让李明瑞本能的止住了脚步，此时李天佑率特务连突然从院内冲出来。李明瑞的贴身警卫白维惠，一边掏枪，一边大声断喝李天佑：你想干什么！总指挥在此……话音未落，背后响起枪声，另一名贴身警卫拔枪击毙了白维惠，同时向李明瑞连开两枪。李明瑞后心中弹，面朝下倒了下去。迅速赶到的李天佑，按照张云逸的指令，当场击毙了向李明瑞开枪的警卫……李明瑞死时才35岁。军部发现错杀后，知道真相的卫士数十名均遭活埋。葛耀山还散布谣言，诬陷李明瑞“企图率队逃跑”。1945年中共七大为其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