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党丧尽天良炸死儿童

共党丧尽天良炸死儿童
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发生了2岁女童王悦被两辆货车碾压，司机逃之夭夭，18路人熟视无睹的惨剧。人们由此谴责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然而其始作俑者正是共党。
1967年中共在香港暴动，不少人死在中共爪牙的定时炸弹上，首先遭殃的，就是当今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董浩云的东方航运，早期在台湾创业，后来发展到香港，并成为亚洲船王。发迹后的董浩云，一直梦想办一个“海上学府”，他买下了伊丽莎白豪华邮轮，驶到香港，投下巨资改装成为“海上学府”，准备招收学生四海遨游。
那时候董浩云主持的“东方航运”奉国府为正朔，上面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并以中华民国的国花──梅花作为公司标志。这种表现在中共眼中是不可饶恕的“反动”及“反革命”罪行，于是中共便命令他们在香港的爪牙给董浩云一个警告──当伊丽莎白号改装成为“海上学府”的当天，一场大火竟然就把这艘豪华游轮烧焚，所谓“折戟沉沙”，在九龙海滩上，成了一堆废铁，粉碎了董浩云办“海上学府”之梦。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董浩云儿子董建华被中共赏识，出任香港首任特首之后，竟颁大紫荆勋章给当年放火烧他父亲游轮的“斗委会”头目杨光，表扬他对香港的“贡献”，这真是闹了个天大的历史笑话，叫人哭笑不得。因暴乱被判监的曾德成也成为特区的行政高官。一个又一个过去参与或支持暴乱的人，被特区政府的勋章和官职来正面肯定，除了侮辱了当年的死难者外，更加令香港这个国际都会蒙羞！
中共爪牙放火烧船后，港九人心惶惶，大家争先恐后移民，今日许多生活在美加、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老侨，就是那个阶段移民来美国的。然而，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当中共策动的香港暴动进入高潮之际，一名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节目的香港人林彬，因在节目中抨击中共在香港的暴行，骂搞武斗的左倾份子污糟腊塌（肮脏卑劣之意），竟被中共活活烧死。
林彬在香港商业电台的节目称为“大丈夫日记”，每天定时播报并评论香港发生的人与事动态。那时候，共党在香港游行示威抗议港英政府，主张“祖国”立即收回港澳、解放台湾，达成祖国的和平统一。他们除了到处张贴大字报（甚至到港督府外面贴了满墙大字报）外，还在港九闹区放置炸弹，上书“同胞勿近”，藉此表示炸弹是要炸死港英的白皮猪（英国人）、黄皮狗（香港官员及警察），但每次炸弹爆炸，炸死的都是华人，令港人大为愤慨。
林彬据此在香港商业电台的“大丈夫日记”中每天反映市民意见，不但骂左仔，更骂北面那个祸国殃民的政权。1967年8月20日下午，共党暴徒在北角清华街摆放炸弹，8岁女童黄绮文及其2岁弟弟黄兆勋出来游玩，无知触摸炸弹，被炸得肚破肠流、死状至惨。消息传出，全港市民同感悲愤并齐声责骂。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指斥共党丧尽天良。由于清华街惨案深入人心，加上林彬广播理直气壮，言辞动人，声泪兵下，更掀起人们的共鸣。听众踊跃打电话去电台，大骂中共政权及那个“战无不胜”的毛贼。
到了这时，共党觉得非对付林彬不可。8月24日上午8时45分，林彬与弟弟林光海照常上班，两人上车后由林光海驾驶，刚转入文福道近文运道处，前面有数人在修路、打手势叫停车。林光海当即停下倒退，就在一剎那间，路旁走出3名彪形大汉，其中两人各拿一桶汽油，分别泼在敞蓬车内的林彬与他弟弟身上，另外一人则划了一支火柴丢在他们身上，轰然一声巨响，汽车变成了火海。林彬打开车门出来，已浑身是火，在地下滚了几滚，仍然未熄。林光海坐在车头未能及时走出来。此时楼上居民看见赶快下来扑救，最后火虽被灭熄，但两人均已气息奄奄。警察到场后，暴徒已无影无踪，两人被送往伊利沙白医院急救，林彬于8月25日不治逝世，而林光海昏迷至8月30日亦告不治。
港共头目所以要谋害林彬，是想藉此吓倒不同政见人士，结果适得其反。林彬死去的当天晚上，商业电台又在固定节目时播出“大丈夫日记”，当剧中播到林彬之死的悲痛情况时所有播音员真的大哭起来。播音室内人哭，听收音机的听众也跟着哭，这半个小时中，港九新界，除一小撮暴徒外，人人流泪，户户哀哭！全港市民，除少数左派外，无不切齿悲愤。各界人士，并纷纷自动捐款慰问林氏遗孀郑女士，警方悬红5万元缉凶，商业电台立即增加10万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高的花红。但是暴徒行凶之后，当时有消息称暴徒早已准备特别船只逃往澳门，由于当时共党在澳门已经无法无天，凶徒逃到澳门后便无法缉获。
本来反共、骂共的人没有一个退缩，大家只有更勇敢批评左派人士的暴行。8月25日，几份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商报》、《晶报》（人称左报）则幸灾乐祸说林彬“民愤极大”，被“人民”所唾弃，因此自找灭亡，并说这是“人心大快事”。共党的《新晚报》居然不知耻刊登一位名叫“锄奸队”的来信，声称将林彬“正法”。一时更引起读者的愤怒，自由派报纸劝告港府对暴徒要采取坚定行动以疏导民愤，否则只要有人振臂高呼“扑杀左仔为林彬报仇”，相信最多半天的时间，所有共党在港的机构不论通讯社、报纸、国货公司及电影院，一切机构及人员将一扫而光。香港政府了解这种情形，林彬与林光海的灵柩停在殡仪馆里，一直不敢出殡，恐怕到时有数十万市民到场送林氏兄弟时化怨愤为力量，冲击本港的左派机构，社会情况将更为变得混乱。两灵柩一直停放到9月6日清早，才秘密下葬。同年9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以闪电手法，将林彬夫人及3位分别6岁、3岁及1岁的女儿们接到台北定居，后来一家4口再到加拿大居住。中华民国政府更将林彬封为烈士，灵位供奉于台北忠烈祠。因为林彬的敢言作风，香港商业电台曾被香港市民视为敢言的电台。他的住所“18楼C座”数十年来成为商业电台一个讽刺时弊的节目名称，而商业电台的办公室在1997年前一直挂有林彬及林光海的遗像，训示同工不要忘记他们的牺牲。
林彬事件激起市民对共党的强烈不满。另外一个被中共仇视要剪除的文人是在《星岛晚报》上写专栏的名作家万人杰（本名陈子隽），他每天在晚报的专栏“牛马集”上大骂扰乱香港安宁的共党政权。由于读者喜爱他的专栏，把《星岛晚报》的销量推上香港第一位，把中共办的《新晚报》打在后面。不但如此，读者每天写信或打电话给万人杰，向他透露共党的种种内幕，使万人杰的专栏更有可读性。于是中共爪牙先去信恐吓万人杰，接着打电话去骂万人杰“反华、反人民”。由于有林彬的教训，香港警局政治部派出多名密探到万人杰住所及办公大楼外保护他安全，并劝万人杰搬到政府提供的大楼居住以策安全，但万人杰表示不怕共匪暗算，他决定与中共政权及其在海外爪牙周旋到底。果然，警方密探及停车场的管理人员不止一次在万人杰的座驾下面发现共匪放置的定时炸弹，若非港府防范得宜，万人杰早就在香港六七年暴动中被中共爪牙杀害。香港政府因此对共匪作出更强烈镇压。
1967年的香港暴动统计数字
死亡人数：51人 (警员10人，英军1人，消防1人，市民及其它39人)
受伤人数：832人(警员212人)
被检控人数：1936人
怀疑炸弹：8074个
真炸弹：1167个

中共香港“暴力团伙”烧杀炸闹，无恶不作
“武斗”已成为一种共产党传统，他们相信“始皇帝”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真理”；他们认同中共的革命暴力理论，要打倒阶级敌人，要埋葬资本主义，只有诉之于暴力，否则就不叫“革命”。中共政权本身，从建党那天开始不论对内对外，都以暴力为最高诉求，尤其是大陆沦共后更把暴力武斗向外扩展，祸延平民。撇开中共在延安时代与在苏区境内的历史性暴行不说，单就它掌管中国大陆那天开始，就在国内城乡和知识界连续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被中共屠杀的中国人总数有57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若加上被饿杀5千万冤魂，毛泽东及其共匪黑帮消灭了一亿多中国人。
中共不但在中国大陆屠杀同胞，同时把暴力输出到海外的自由国家与地区，首当其冲的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香港，然后是1980年代至今的美国。
先说香港。1949年大陆沦共后的两年间，数以百万计大陆同胞逃到香港定居，或者经过香港借路转去台湾及欧美、纽澳、日韩、越柬，其中以香港收容的难民最多，高达200多万人。这些逃避共产灾难抵达香港的人中，有7000多人是国军的伤残人员，他们断手断脚、扶老携幼抵达香港，港英政府基于人道理由，只好接受他们，把他们安置在东华医院与广华医院，有一部分则散布在中环的花园广场靠乞讨维持生活。港英政府为了市容观瞻，只好把他们送到摩星岭一带，替他们盖搭了几百个三角棚当作暂时难民营，每天供应两餐饭，让他们安定下来。港府的人道措施遭到中共强烈反对，他们说这些难民是流寇，基于毛泽东穷寇必追的理论，港府应该把他们遣返回中国大陆，由“党和人民”清算斗争后处决。
英国政府虽百般讨好中共，并首先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但却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这七千多名伤残国军残余才可以苟活下来。中共方面当然不会甘休，故意派出他们的爪牙到摩星岭一带跳秧歌舞，爪牙中甚至有人身怀枪械，当摩星岭难民跑出来指责跳秧歌舞的中共爪牙时，混在人群中的共特便掏出枪械向难民射击，并高叫杀死反动派，幸港英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才把事情平息下来，但对香港社会已产生严重影响。
所有逃到香港的人都忧心忡忡，为了安定社会，港英政府乃于1950年6月25、26日，以两天时间，把7719人用木船载运送到偏僻的将军澳海湾附近的一座荒山。这座荒山当地人叫做“吊颈岭”，原因是1940年代一名英国商人在这座荒山开了一家面粉工厂，因生意失败导致工厂倒闭，该英国商人乃在荒山的厂房内上吊自杀死亡，从此荒山就不再有人迹，港英政府把难民安顿此处后，把“吊颈岭”改名为“调景岭”。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高卓雄及若干善长仁翁发起成立“港九各界救济调景岭难民委员会”，在调景岭一个填海出来的大坪附近山坡，搭建了1200个A字棚、30座葵棚、30栋木屋，让7000多难民有容身之地，同时每天发给两餐饭菜。但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不绝，他们知道有一个收容难民的调景岭，便纷纷乘船或翻山越岭到调景岭定居，不到一年，已有1.6万名不列入港府难民名单的难民抵达调景岭，他们没有居屋，自己盖搭棚屋，没有饭吃便以绣花、做火柴盒、拾面包皮糊口。
调景岭难民在调景岭内高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拥护中华民国，并盼望台湾的国军早日反攻大陆、光复国土。中共政权因此对这些难民更为深恶痛绝，不断派他们的爪牙到调景岭的棚屋放火，并在山沟水中放毒，要把难民们烧死毒死。7千多人曾经有多次因火烧棚屋餐风露宿，也有多次因饮用毒水而中毒以致奄奄一息。甚至有人被烧死毒死，因此引起国际人士注意并关切，中共的暴力才开始收敛，但并不停止。
1952年1月16日傍晚，广东台山籍的31岁男子陈寒波，在九龙黄大仙竹园联合村的觉荫园住处附近，被中共派到香港的杀手开枪击中胸部死亡。经香港警方调查，陈寒波是中共尚未夺得政权前重用的特务，因看穿中共残民祸国的真面目，1949年从大陆南下逃抵香港，经常在报上发表抨击中共的文章，人称“反共作家”。他所写的畅销书是一本定名为“一个红色女间谍的新生”，中共在香港的报纸曾对此大肆攻击，骂陈寒波是“反共、反华、反人民”的“三反顽固份子”。香港警方判定这是政治暗杀，不可能破案，传讯了几个关系人之后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有人查出，陈寒波原在中共华东区特务头子杨帆手下工作，地位重要，他叛逃来港后，杨帆曾扬言要手刃此叛徒。不过杨帆到了1954年也进了中共的监狱。
1953年9月7日上午，香港湾仔星街天主教炼灵堂内主持神职的两位神父——程野声、魏蕴辉，均被人以刀刺及棍击打死在他们的宿舍内，室内电话线被剪断，财物金饰现金均在。警方根据两位神父的言行判断，他们死于政治暗杀，原因是两位神父所办的《公教报》与《时代学生报》均持反共立场，曾接到不少匿名恐吓信，要他们立即离开教堂，并在《公教报》上刊登了这些恐吓信。两位神父并不向这些恐吓信屈服，没想到果然遭到中共的毒手。
1953年12月5日，一名外省籍男子郭大可被一群大汉在九龙城嘉林边道追杀，身中四枪不死，但身上一批文件被抢走。后来知道此人于1949年从大陆逃到香港，身上藏有中共不愿公开的文件资料，因此遭到枪杀，文件被抢去，案件当然无法侦破。
一连串政治暗杀发生后，英国远东情报局派人与中共方面表明英国的立场与态度，希望中共方面节制，不要再在香港从事暴力暗杀行动，否则英国将向国际间公布中共罪行。至此，中共在香港的暗杀行动才略有收敛，但暗杀计划仍在拟定，只是不敢下手。
1953年4月，从上海逃到香港的女新闻记者许瑾女士，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杀了我的丈夫》的书。此书只有142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香港创立的亚洲出版社出版，内容是叙述许女士丈夫莫自新被中共枪杀的经过，同时披露中共统治下上海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如何展开。这对中共宣传的“新中国”如何得民心完全相反，于是许瑾女士遭到一连串恐吓。中共方面并透露一张要处决对象的黑名单，许瑾女士被列为第一个被整肃处决的对象，其次是撰写反共政论的名作家李焰生（笔名马儿），第三是新闻天地杂志社的卜少夫，第四是另一粤籍政论家黎晋伟。这些黑名单上的人，都接到过恐吓信，信内附有子弹头与刀片，内容都是说要取他们的性命。在恐怖气氛笼罩下，许瑾女士知道不能再留在香港，只好带着三个儿女离开香港去台湾，回到她从前服务过的《中华日报》做事，这才摆脱了中共暗杀的阴影。日后许女士又带着儿女逃去西班牙，辗转来到美国，去世前历述她逃难的辛酸。

此后，中共在香港的暴力行动息止了一段时间，到了1966年又再复燃。1966年澳门开埠400周年，葡澳在澳门树立纪念碑，中共大怒，认为把中国的国耻作为盛事，便发动群众去斗臭葡澳。左派人士在澳门藉凼仔扩建学校事件，最终在12月3日发动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罢课，酿成暴乱，澳葡政府武力镇压。最后，中共使澳门陷於瘫痪。葡萄牙自知不敌，举手投降，索性提出要把澳门退还给中国。但当时中共尚未有“一国两制”的方针，恐怕一旦收回澳门，会影响香港的繁荣安定，断然拒绝了。澳督无奈向澳门左派人士公开道歉及答允澳共的一切要求，包括不允许国民党人士在澳门合法活动，亲共份子至此全面控制澳门。中共派出香港的土共去澳门学习，这埋下了1967年香港暴动的伏线。
1967年，中共在香港的中国银行挂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搞个人崇拜，煽动罢工，要“解放”香港。暴动是周恩来批准的。1967年4月中旬，九龙新蒲岗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工潮，左派份子企图将香港演变成第二个澳门，积极介入工潮。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的示威活动。5月6日，塑料花厂工人与当局的防暴队发生冲突，21人被捕。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共党动员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左派工会工联会到场声援，开始与港英政府在街头上对抗。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1967年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共外交部，中方抗议英方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就在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逮捕了许多示威者，强制实行宵禁。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委会发布命令，宣布立即关闭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围攻。红卫兵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打骂。5月16日，香港工联会领导人杨光等人成立“斗委会”，公开呼吁左派人士走上街头并使用暴力与港英政府抗争，后来共党暴徒更在街上放置自制炸弹，有市民、消防人员、英军和拆弹专家因此而毙命。最后香港军警采取行动后，他们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流血冲突；就采取路边放炸弹炸军警的战术。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1967年北京红卫兵掀起了一股对外国使馆“打砸烧”的恐怖活动：6月18日他们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殴打。7月3日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7日，姚登山等人在夺了外交部的权后，给英国下最后通牒，勒令对方在几天内撤出香港。8月22日，上万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香港的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通告》。随后，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闪到一旁，潮水般的红卫兵冲进使馆。红卫兵把英国的大使唐纳德.霍布森拉出来批斗，并要求所有的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向毛像鞠躬“请罪”。这完全和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的恐怖主义活动一样。他们动手砸玻璃、家俱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闭着铁门。她们遭到群殴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8 月23日的《人民日报》赞扬了这一行动，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文中写道：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4月1日愚人节。

说的西方自由世界革命木有动枪杆子似的~嗯，也没有杀人

好文章，楼主我顶你

共产党是由这些嗜血残忍者核心领导的。他们绝大多数都经过列宁斯大林苏俄的培养，是一帮权欲熏心、意志坚强、禀性残忍、又非常聪明、狡诈的知识分子，一帮十足的恐怖分子。这个恐怖基地训练营就是设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康生（赵云），王稼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明（陈绍禹），张国焘，任弼时……，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只是盗用“劳动”的名义和孙中山的名字，教学内容不是教给学生劳动建设的知识技能，没有半句三民主义，培养目标不是学者和科学家，而在于有效地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是给中国培养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要求它的学生毕业以后必须能“挥毫以动员群众，运剑以指挥战役。”在课程中完全不设自然科学，只设语言、历史（歪曲武断的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中山大学的学生文化基础非常悬殊，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学教授，有的则几乎是文盲。除了教学政治军事理论实践外，这个学校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表达思想的能力，这种培养是非常有效的。即使一个人什么都不会写，甚至一字不识，可是却能大庭广众侃侃而谈，宣传鼓动出口成章。中共总书记、半文盲的船夫向忠发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
《革命者教义问答》虽然没有明文列在课程表上，但却是极其重要的教学内容，教学时只许学生用心听，用心记，而不准做课堂笔记。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学校公开印行的《训练工作指导纲要》上看出《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一些蛛丝马迹，特摘录几款如下：
4，我们应该消灭家庭、地域和国家的观念，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域或国家的界限。
5，消灭在感情基础上的团结，感情上的团结是小资产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团结要在党的利益的基础上。
8，我们必须用对待爱情和文学的那种兴趣来从事党的工作，要用党的工作来摧毁儿女情长，必须终止迷恋风花雪月，因为那是足以摧毁党组织的浪漫主义基础。
16，我们必须致力于消灭知识分子的恶习，消灭大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17，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相互纠正错误思想行为。
18，我们必须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必然是站在组织之外和帮助反革命。
22，每个同志必须至少同另外两个同志发展密切的关系（不包括本小组的同志），以便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实现团结。
23，组织的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我们一定不能由于个人利益而妨碍组织的前进。
24，我们必须具有彻底信任组织的心理，不信任组织就是反革命行为。
25，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一定不能建立在个人信念和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根本没有个人生活个人自由意志那样的东西。
26，我们必须严格批评同志的错误和虚心接受自己同志的批评，每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互相监督的关系去批评和监督他的同志（共产党员的相互关系就是互相监督）。
《训练工作指导纲要》的条款条文是经过精心构思和反复推敲的，它部分地体现了《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宗旨，尽管文字上还不太血淋淋，但具体解释和实际执行却是非常严厉恐怖的，例如“监督”就是盯稍监视，“处理”就是杀死。许多学生就是因为违犯了这个纲要而在肉体上永远地消失了，时至今日仍然不知魂归何处，其中就包括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共产党人的教育和训练是非常血腥残忍和恐怖的，他们的战斗力、凝聚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共产党人没有弱者，他们把灵魂押给了魔鬼，换上了马列主义加商鞅秦始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就已经输它一筹，失败是必然的。就在国共刚刚开始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时候，吴稚晖问张国焘，你们共产党的革命估计有多少时间就成功了？回答是大约30年。听了这话，吴稚晖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国民党在大陆的寿命还有30年了！”吴稚晖还把国民党人的浴血北伐和殊死抗日看做是为共产党当清道夫，他确实是国民党的先知！
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马克思加商鞅秦始皇杂交出来的毒种化合物，有人曾天真地以为当初在路线斗争中，如果是陈独秀、王明、张闻天或者刘少奇胜利了，他们对待人民可能要比毛泽东好。其实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因为这些人行事的思想基础都是马列主义，是恐怖、暴政和欺诈，毛泽东的成功里有这些人的极大的功劳和贡献。所以，即使他们掌权，和毛泽东比较起来也只能是半斤八两！全世界的情况共同表明，只要是共产党，就没有一个吃素的，没有一个仁慈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会弃恶从善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好象没有做恶，那是它们没有掌权，放屁由不得尾巴骨，没有条件做恶，要是一旦掌权了，它们不做恶才怪哩，因为马克思主义天生就是教人做恶的理论，不管怎样美化粉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马克思主义最基础的精髓和根本，舍此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顾名思义，专政就是不让、不许别人张嘴，不让、不许别人插手，而由一家一人独断专行，斗争就是暴力流血打人杀人，就离不开恐怖，不搞恐怖不作恶的就不是共产党！今天胡温仍然欺民虐民、倒行逆施，思想根源就在于此。谢韬李锐辛子陵等先生为马克思贴金，苦心论说“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只有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党救国”，不仅招来了乌有之乡脑残左棍的狂咬，地狱中的马克思恶灵可能也并不领情，反而会怒斥这是对他的主义的曲解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