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为何被判刑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邓小平说：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难，人民会更受罪。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正是因为共党的出现，消灭了新旧军阀，建立了新中国，给人民带来稳定幸福的生活。
邓小平这套谬论，被一些中学老师所接受，当成自己的体会，四处宣讲，危害不浅。
我们的观点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1917年11月25-27日，俄国举行了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结果社会革命党以明显优势击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党仅获得23.82%的选票。共党声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可得到选票是少数，说明了共党是谎言大王。恼羞成怒的列宁公然露出暴君的嘴脸，狂叫：“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列宁的军队于1918年1月18日用机枪把庆祝选举获胜的游行的100多人打死。接着又让士兵们把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们抓起来，以后又把他们统统毙了。列宁解释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共产魔鬼！列宁枪杀立宪会议后，遭到有良心的正义人士的反抗，俄罗斯内战由此而起，1500万人死亡。
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的共党处决。沙皇专制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苏共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俄罗斯人被列宁害了，全世界的人都被列宁害了。
共党到了朝鲜，朝鲜人民到今天都在饥寒交迫，每年饿死数（十）万人。共党到了柬埔寨，柬埔寨全国人民被共党屠杀了1/3。共党到了阿富汗，阿富汗从此内战不断。
共党到了中国，中国人民因此受尽了苦难，而且中国人的素质因此而严重的退化，被共党的歪理邪说欺骗而深受毒害。
在1910年代，中华民国只有零星的内战，死得人很少。到了1920年代，中国内战规模日益扩大，战祸越来越严重。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所为。
苏共先是支持曹锟吴佩孚击败了收复外蒙、唐奴乌粱海的段祺瑞、徐树铮，由于段祺瑞、徐树铮是反击苏共侵略中国的民族英雄，所以就被共党丑化为“投靠日本”。接着，曹锟政府也反对苏联侵占外蒙，于是苏共就支持孙中山、冯玉祥来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
1925年 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绝密）》，转引自《吴廷康》，P233注1）。总数800多万卢布的军火，可见斯大林为搞乱中国的决心有多大，甚至给了如此之多毒气弹！在“731部队”之前，冯玉祥就用苏联生产的毒气弹毒杀中国人了。苏俄想把冯玉祥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冯玉祥果然不负苏联，不但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秀、姚震，1925年12月30日还命令部下张之江谋杀了曾经收复外蒙的徐树铮将军，为苏共报了仇。
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四出活动。苏联代表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攻占上海，11月7日占徐州，奉军退守山东。
1925年10月22日斯大林亲笔签批：“拨给孙传芳100万发德国造子弹，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并对拨予子弹之事严格保密，决不可牵涉到苏联政府。”目的显然是帮助中共通过工人运动来掌控上海等地。26日又签署命令催督该批子弹“尽速调运”。须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正是孙传芳，斯大林两边给武器就是要挑起中国人自相残杀！中国人死得越多，对魔鬼共党越有利！
1924-1927共党屠杀的国民党的追星族远远超过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的追星族。必须强调的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存心来捣乱夺权的，作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不宣传三民主义而一个劲鼓吹“打土豪分田地”的共产主义，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贩卖精神鸦片吗？共党一直污蔑国民党蒋介石412杀了共产党，所以他们才南昌起义杀人！事实上，1926年12月1日，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在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市）地区策动川军起义，就屠杀无数的国民党，此举远在1927年“4.12”之前数月，而且屠杀的人数远远超过“4.12”的死亡数。苏联顾问曾密令武汉政府暗杀蒋介石，蒋是被迫反击邪恶的共党！

1950年初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密约，斯大林要毛泽东减少中国一亿人口，毛泽东超额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任务，杀地富反坏右历史反革命数千万，饿死农民4千多万，一亿中国人被共党消灭。
这就充分证明了：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的人民就遭殃！

共党为什么喜欢杀人，这是因为共党是一个权力魔、霸权魔、反人类的霸权党！请看下集！



在中共的所谓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鸦片贸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翻开共党党史，无论在红军的大逃亡中，还是在所谓的“延安革命圣地”，进而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都是依靠生产贩卖鸦片而筹集资金，死里逃生的。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只有少部份地种了粮食，《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中共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21世纪，陕西地区的鸦片毒品泛滥，当地民众介绍，这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20世纪末，几个共党的下级军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所谓的“超限战”新型战争模型，提醒它们的主子江泽民，在共党面临灭亡的紧要关头，不惜采用贩毒、绑架、栽赃暗杀等各种流氓手段来维持其政权。这几个共党小丑，连自己祖宗的贩毒史都没弄清楚，就来个“超限战”，共党的祖宗早在延安时期就打的是“超限战”、贩毒战了并且将这套做法输出给缅甸共产党了。不难看出共党的祖宗到孙子，骨髓里往外冒的都是整人害人的、反人类的黑水。



《东方红》说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其实，共党是反人类的大灾星，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二章   共党反人类罪研究

第1节   共产=抢劫犯罪或谋财害命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概括共党的宗旨曰：“消灭私有制！”自己共自己的产或者自愿共产就是和平的共产主义，事实证明是走不通的，因为共产违背了人类自私的本性。所以，马克思为了共党达成霸权地球的的目标，就大肆地鼓吹强调：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与传统的制度、道德、文化、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把和平的共产主义成为空想共产主义，把他的暴力共产主义宣扬为科学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结束语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不过是“打天下”而霸占“天下”的另一种文字表述；至于“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具体涵义，直到苏联解体4年之后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才有了经典性的解释，即“三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垄断思想。可见，共党是一帮最疯狂的权力动物(霸权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复诵读着这句话，令人周身发凉，太恶毒了，它的危害性远远超过纳粹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全世界的乞丐、叫花子、无家可归者、身上一个硬币都没有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抢银行？斗地主、还是杀富豪？用暴力强行消灭私有制就意味着犯罪；暴力+共产=公开抢劫他人财产，是抢劫犯罪、谋财害命、打家劫舍、种毒贩毒、杀人放火、杀人越货。
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土匪主义。土匪主义就是一种破坏、侵犯、消灭私有产权的主义！私有制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消灭私有制意味着人民没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意味着共产主义是来破坏人权原则的，而不是来维护人权的。消灭私有制的性质就是土匪、强盗性质，其目的为了建立专制的极权社会！所以，《共产党宣言》就是人吃人的土匪宣言。在我们5-6岁的儿童游戏的时候，称共产红军为“红脑壳”或“抢犯”。
澎湃先是共产自己的财产，拉起了一帮流氓无产者；自己的财产挥霍完后，就暴力抢劫他人财产，为此，他在海陆丰下达了“七杀令”，杀得血流成河，还吃地主血肉。共产党要用富人的“血肉”筑起共产主义的长城。国共两党大开杀戒的始作俑者就是共党！1926年12月1日，正是共党在川军中首先起义，开枪屠杀国民党；正是毛亲临湖南指导农民运动，批判李维汉等“右倾”，指示湖南设立“省特别法庭”，大张旗鼓地捕杀“反动文人”叶德辉等3人，掀起了“大革命”时期滥捕滥杀狂潮。仍是毛，1930年为了维护其在苏区的统治地位，无中生有捏造“AB团”冤案，又开内部冤杀先河；再经共产国际推广，约10万江西苏区军民成冤鬼，比斯大林“大清洗”还早！湘鄂西割据政权的夏曦搞了4次大肃反，使得原来的人马有5万多人减员到4千人，杀得整个湘鄂西只剩5个中共党员。
“共产主义”是共党制造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的谎言。共党的出现，什么时候实现过“党员”与“主席”之间、农民与工人之间、“下级”与“上级”等人与人之间的“共产”？！共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违反了人的自私本性，共党暴力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了公民一无所有，公民实质上成了国家奴隶；国家被少数人所窃取，公有制是权贵们的天堂！对权贵们来说：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俄罗斯首任总统说得很清楚！
实践已经证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就是共党权贵谋财害命的过程。共产党人用建设所谓无剥削的理想社会借口，肆无忌惮地用血腥暴力来消灭一切被他们称为万恶之源的私有财产制度和有产阶级。凡是反对他们的这种极端行为或者对此抱有疑虑的一切社会成员都被他们指控为应予铲除的“人民的敌人”，用肉体消灭和剥夺基本生存条件的方式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共党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控制人的肠胃到大脑的无所不在的空前的暴政。共党极权专制是以剥夺人民的一切基本人权为特征的非人的统治。毫无疑问，共产党是人类文明的摧残者。共产专制是人类进步的最凶恶的敌人。中共就是这一世纪性的人类浩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坚定不移的执行者。以暴力消灭私有制必然导致大破坏、大灾难。这从苏联的农村集体化、公有化运动导致饿死上千万人就可知道！中国的集体化、公有化运动导致中国的大跃进，饿死了5000万人。红色高棉的集体化、公有化运动导致导致该国死了1/3的人口。所以，共产主义绝不是天堂，而是人间地狱！共产主义比地狱还残暴！如果共产成了社会习惯，该社会就无法积累财富，没有财富积累，当然无从扩大再生产，人们更没有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凡共产主义统治国家必然贫穷！
胡平指出：共党先是以革命的名义，凭借血腥的暴力，把所有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倚仗专制的铁腕，把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产变成官员自己的私产。中国70名人大代表财富远超美高官资产总和。“彭博新闻社”报导说，中国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2011年新增的财富，超过美国全部535名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内阁部长，以及9名大法官财富的总和。根据中国“胡润百富”的资料，2011年中国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净资产总和达到人民币5658亿元，相当于898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15亿美元。报导说，相比之下，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的660名高官的净资产总额仅为75亿美元。叶剑英的养女、中国政治和社会观察家戴晴女士说，中国体制内的亿万富翁绝不止胡润百富名列的数字。她说：“中国的制度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以及如何影响市场，怎么把所有能够得到的利润，都赚到这些权贵资本的人的手里。”
第2节   共党的反人类罪
究竟是人的生命、人的尊严高于一切，还是所谓共产革命、理想高于一切？认同前者的人群，必然主张人权高于一切；认同后者的共党，必然以其残忍的“镰刀”草菅人命，践踏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把人降到猪狗不如的地步，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
列宁主义把共产主义的残忍党性发展灭绝人性的高度：残忍的“职业革命家”形成精英领袖层，实行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一个规模化的黑社会党。列宁最爱说的话是“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当成最凶恶的敌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对于偷懒的工人，列宁说：“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对于农民中的违抗行为，列宁要求：“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1918年，苏共掌权14个月，就有100万人被列宁的共党处决。沙皇专制给俄罗斯人造成的苦难与苏共极权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俄罗斯人被列宁害了，全世界的人都被列宁害了。
1917年11月25-27日，俄国举行了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结果社会革命党以明显优势击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共党仅获得23.82%的选票。共党声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可得到选票是少数，说明了共党是谎言大王。恼羞成怒的列宁公然露出暴君的嘴脸，狂叫：“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列宁的军队于1918年1月18日用机枪把庆祝选举获胜的游行的100多人打死。接着又让士兵们把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们抓起来，以后又把他们统统毙了。列宁解释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的共产魔鬼！列宁枪杀立宪会议后，遭到有良心的正义人士的反抗，俄罗斯内战由此而起，包括十月政变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已经连续7年陷于战乱。在此7年期间，2千万人死亡，还有30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1500万人死亡，包括至少100万的红军和50万以上的白军战死，数百万的平民死于双方的屠杀。战争导致疾病横行，仅1920年就有300万人死于斑疹傷寒。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无偿征收，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生产倒退，各项生产指标一落千丈。有一位苏共专家描述1917-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灾难：1913年帝俄时代的谷物年产量为7820万吨，而 1920年苏俄耕地面积虽然只比战前减少7%，但谷物总产量却减少一半，只有4820万吨；苏联公有化后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到1953年，全苏联粮食的生产总量为8250万吨，比十月政变前的沙俄时代还少。1920年棉花产量仅为战前6%。1920年的重工业总产量仅及1913年工业总产量的 18%，煤炭产量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7%，而钢铁产量只合1913年产量的2.4%，日用品极端匮乏。1921年苏俄工业方面雇用员工的人数，尚不及1918年雇用人数的一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1/3。根据1970年代苏联学者计算，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俄国的经济增长是俄国有史以来最快的。
1918年春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致使520万人活活饿死。列宁看着农民挨饿时高兴地说：“饥荒能够也应该给敌人一个致命的当头一击。”足见他是与农民为敌的。在此期间有100万人逃离俄国，到远东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这些人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
共产党是消灭私有制的土匪组织、强盗集团！共产党人原是土匪垃圾，土匪科巴（斯大林）制造的著名的第比利斯银行抢劫（共党自称为“剥夺”）事件。斯大林是个非常残暴、毫无人性的银行抢劫犯，持枪扫射啊，是个变态狂、自大狂、偏执狂。他首先迫害它的政敌；然后迫害它的革命同盟；再迫害所有反抗的工农兵；继而迫害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教授、神职人员，对他们强制精神洗脑或逼迫其自宫。
苏共统治74年间，苏联居然发生过3次人为大饥荒。苏联农民真是被共产党给害惨了，三次大饥荒加在一起，死亡总数至少超过1千多万人，这是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共党对全社会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反复清洗，把社会成员一遍一遍的过滤，最后剩下来的人大多变成没有独立思想、没有独立见解、唯唯诺诺不敢反抗的人，就是所谓共产主义新人——变成没有脑子的，全部都是听共产党的话的愚夫蠢妇。所以整个苏联史，就是一部杀人和谎言史。
毛泽东的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饿死5千万人，毛无动于心；之后不惜发动文革，实行大规模的阶级灭绝政策，令千百万天真的红卫兵成为打手凶手，致人于死地而后快；造成了2000多万人自杀、被打死、被折磨死，甚至发生道县大屠杀那样灭户灭村令人发指的事件。统治中国大陆27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 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加上中共在1945年8月11日开始发动的国共四年内战，害死中国人至少2千万，中共杀害的中国人至少是1亿。毛还企图牺牲2/3的国人来发动核大战来消灭美国。
阿富汗是个小国，1976年人口1700万，在共产党统治期间（1978-1988），死亡150万人，制造的人类史上最大的伤残群体高达700万人，还有流亡各国的难民600万人，这一切都是共党带给阿富汗人民的“礼物”。苏军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苏军的野蛮残暴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
另一个惨遭共党蹂躏的国家是柬埔寨，在毛泽东指导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指点下的柬埔寨共党在内战期间，杀害至少60万人，在掌权的三年时间内，杀害了柬埔寨 1/3的人——200多万。波尔布特主要是用饥饿的办法来消灭人民的，他是向他的老师毛泽东和周恩来学的，毛夸奖他一举消灭了阶级，做得好。这证明毛是用大饥荒消灭落后阶级的老手。柬埔寨共党同时杀害了18万越南裔，越南共党对柬埔寨共党实行报复，于1979年初，入侵柬埔寨，消灭了红色高棉即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这是越南共产党在本国人受到大屠杀以后，对柬埔寨进行的报复。可是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对柬共的杀害40万华侨滔天罪行实行任何制裁，连屁也没放一个，而反过来出兵打越南，这就是邓小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通过简单的比较可知，中共暴政比苏联、越南暴政更下三滥。
全世界当权共产党政权全都是依赖谎言欺诈、暴力恐怖对全民实行极权统治，实行强制洗脑，所以谎言欺诈、暴力恐怖是共党政权一开始就有的本质特征。因为从共党诞生之日起，它就是靠这2项东西维持它的极权统治的。凡是共党政权全都是以谎言欺诈、暴力恐怖始，均以暴力恐怖、谎言欺骗终，不可能有例外。欺诈、恐怖是共党暴政的本质特征。



第4节    共产罪恶超过法西斯10倍
希特勒统治的结果是，大约1600万的人丧失生命（600万犹太人和1000万其他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而共产主义造成了1.5亿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超过法西斯10倍。
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帝国主义。2005年俄国总统普京替斯大林辩护说，斯大林不是法西斯主义。这个辩解是不能成立。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法西斯主义者，是个超级法西斯主义者，他比希特勒还坏。斯大林的所谓反对法西斯，是属于狗咬狗的斗争；是一根籐上的两颗毒瓜。斯大林侵占波罗的海三个国家，难道不是帝国主义行为？苏联侵占日本北方四岛，难道不是帝国主义行为吗？苏联在中国、在东欧各国烧杀抢掠，难道不是不是帝国主义行为？苏联趁中共傀儡政权时期，又侵占中国数万平方公里领土，难道不是法西斯行为？
共党政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组织，它的所谓“国家”是它实行暴力的外壳和工具，实际上它是一个暴力集团。这个暴力集团是从来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共产 “国家”、共产“党”，这个“国”和“党”是一小撮流氓、土匪、犯罪集团的外衣，是它的包装，是它的工具。列宁就宣称：“国家是个暴力机关”，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所以，共产党的“国家”概念，是不包括人民、土地和主权的。在中共党夺取政权的初期，不少爱国人士，抱着满腔热情投靠中共，满以为可以替国效劳，结果，不久就被中共的各种运动害死了。中共党的核心，就是一小撮统治集团；这个党就是为这一小撮统治集团服务的工具。它的党员都是这个工具的工具和奴隶。刘少奇的名言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个党的核心，除了打家劫舍，祸国殃民，卖国求荣，盗窃国家财产，没有对国家、对人民的理想和抱负。它的党纲只是一个广告，是骗人的幌子，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一小撮统治集团处心积虑，千方百计要做的就是如何保住特权集团的独裁统治。为了保住他个人的独裁统治，什么国家利益、人民幸福，他们是根本不顾的。它为了维护个人独裁统治和利益，任何反动的行为，它都干得出来。例如，邓小平为了维护他的贪污盗窃利益，他就搞天安门血腥大屠杀；又例如江泽民为了维护他那个已经破产的信仰，就疯狂地镇压任何一个民间的信仰团体。等等。
阿曼德拉把法西斯主义和共党作了对比，认为，这两个制度都是对于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整体性的极权反动。他的这种观点立即被其它学者接受。在1926年德国出版的书籍中，一些政治学者从对比中提出，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建立在同一个原则基础上的，这两个极权主义否定的都是1789年以来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以及现代文明的一切基础。在德国，当时的共产党人骂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共粹（Kozis）和纳粹（Nazis）是一对亲兄弟”。托落茨基认为，苏联是个“变质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workers'state）。托落茨基在他的《TheRevolutionBetrayed:What is the SovietUnionandWhere is it going》一书中指出：“就其调解与定序的功能、就其对维持现存社会等级的关注、就其对国家雇员出于个人目的而进行的剥削等种种方面看，苏联的官僚阶层与其它任何国家的官僚阶层——特别是法西斯的官僚阶层——并无二致。”
马克思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共同点：那就是两者都是“科学理论”，两者都对“客观规律”的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纳粹党人，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在这伟大的“客观规律”面前，没有人的位置，人不过是那类似“天命”的神圣的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无足轻重的工具而已。两者的基本思路毫无差别，结果也同样灭绝人性，只是各自认定的“科学原理”不同而已。
列宁和希特勒宣扬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张对社会实施有计划的控制，都把自己说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让人民服从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列宁是阶级优越论者，希特勒是种族优越论者），都认为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俩人都建立青年团体、培植告密者，都对媒体实行全面集中的检查，都建立军事化的先锋党，都把国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镇压的基础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连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审来完善国家机器。可以说，希特勒是列宁最细心的学生。因此，在纳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亚人类”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主子种族”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而在共党，剥削阶级也同样不是人，同样由“客观规律”决定了不配生存，只配被“代表历史潮流”的“先锋队”无情消灭，消灭他们就是行使“客观规律”。两者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一部份人类开除“人籍”，把他们当成可以任意虐杀的劣等生物，并试图使用“科学原理”证明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的“科学合理性”。而且布尔什维主义走得比纳粹主义更远之处，是纳粹还停留在“科学论证”阶段，而共党则把它升华为宗教，把滥杀无辜人质、虐待囚徒与战俘、枪毙罢工工人、抢光农民粮食、烧毁村庄等兽行提炼为宗教美德，甚至用作衡量革命意志是否坚定的标准，从而彻底翻转了文明世界的道德观。如上面所引列宁的多条语录反复表明的，在他看来，谁若不够伤天害理，丧尽天良，谁就是对革命犯罪。这世上也只有共党，才会把仇恨和复仇当成宗教赞美诗。
希特勒杀犹太人，德国56.6万犹太人中被害14.15万、奥地利185万犹太人中被害5万，比斯大林杀掉302万苏联犹太人中的110万比例还低。可见共产主义比法西斯还残酷。
第5节 种毒贩毒的邪党
当国人在义愤填膺谴责英国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忘了中共却在延安种植贩卖鸦片。那个骂“鸦片战争”骂得最起劲的中国共产党，原来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发财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们的鸦片不是卖给洋人，而是卖给自己的同胞。延安每年生产120万两鸦片，鸦片生产出来之后，由邓发、李克农和康生他们领导的社会部转运出去贩卖；八路军的115、120、129三个师的主要战斗任务不是打日本人，而是和沦陷区的日军做鸦片生意，毛泽东私下里把中共的抗日战争叫作“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26章“革命的鸦片战争”中也证实了这段历史。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付给共军军饷以及海内外的捐款。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秘密援助。1940年2月，斯大林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上，相当于今天的4500-5000万美金一年。1937-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比例分别为77.2%、51.69%、85.79%、70.5%。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1937年13859石；1938年15972石；1939年52250 石；1940年97354石；1941年200000石；1939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6月21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1940 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1941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当地人怨声载道，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1941年6月3日，而四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毛泽东，“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 中共宣传说共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谢觉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中共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便是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第二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在小范围内，中共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当张戎女士问毛泽东的秘书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
那时，贩卖土特产的收入要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个别时候要占到2/3左右。1943年2月9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5亿以上 (合法币2.5亿以上)。”这个数字6倍于陕甘宁边区1942年的政府预算7900万元。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中共卖了44760公斤鸦片，价值24 亿法币(相当于今天6.4亿美金)。到1944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南汉宸因扭转边区财政状况，“功” 不可没，而得到老毛的特别器重。一次江青见到南汉宸夫人王友兰，曾拍着她的肩膀，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的爱人真行，毛主席夸奖他，说他是这个！”建国以后，南汉宸因有此救党大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1943年6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延安市“一年生183，死224”； 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3%，死亡率14%”，死亡率是出生率的5倍。至于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怕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1944年11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1944年跟中共初来的1937年比，盐涨了2131倍，清油2250 倍，棉花6750倍，火柴25000倍。1942年6月2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1944年10月16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30-50%。”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 1500-2000元”，即5天之后就涨15-20%。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5%。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的鸦片……”1942年8月，彼得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老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彼得去前线，发现贺龙部队的军官们不是打牌消磨时光，就是贩卖鸦片做生意、逛窑子，他们与日本人和平相处，晃晃悠悠，八路军的政治教育不是抗日，而是保存实力，给日本人让出更多的地方，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中共的这种叛卖行为，使他们的同类都感到愤慨。下面的几段均摘自《延安日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由部队来做来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写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都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从彼得的日记来看，鸦片的种植地区除了陕北外，晋西北也是个很重要的产区，主要还是因为这些根据地比较偏僻，日本人也来打扰得少，便于进行秘密、成规模的生产。在《第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这里的“土产”即鸦片。
谢老在《谢觉哉日记》中把鸦片一律称为“特货”。下面摘录几条关于“特货”的情况：1）“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 18日）。从这里可以看出，仅“特货”一项的收入就足够边区政府的支出开销了。2）“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贷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特货”之多，都到了跌价的地步）。3）“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年3月14日，“特货内销”该不是指就地卖给当地群众吧？难怪会出大乱子）。4）“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出售“特货”的收入减去购货开支，还有大量顺差，竟不下两亿元）。从谢老日记中的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特货”的经营几乎是边区唯一的大宗收入来源，且使得贫瘠的边区得以扭“亏”为“盈”，是共军在八年抗战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谢老的日记里还记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退伍军人，用其积蓄买了几两“特货”，准备外出出售，结果在关卡被查扣没收，于是“变穷了”，一贫如洗，回来后向边区有关政府部门要求经济补助。从这一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特货”交易的确是赚钱的买卖，当时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并非个别；2）“特货”不允许私人交易，而是“公家”的专利，这点和彼得日记中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3万英亩。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彼得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当年边区种大烟的秘事也曾得到当地农民的证实，当人们询问一些上了年纪的陕北老农时，得到的回答是：“那是共产党让种的咧。”鉴于鸦片的销售对像主要是国统区，不能不引起国府各有关官员的注意。下面是从国民政府挡案中摘录的一部分有关记载目录概要：1940年10月29日，朱家骅、徐恩曾报告：山西共党合作社公然售卖鸦片等。1941年7月16日，第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迫商人贩卖烟土。1942年7月12日，财政部公债司抄送中共于陇东摊派公债、贩运毒品等情报函；7月21日，傅作义（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以种鸦片筹饷为由，拒绝国军派队巡查；7月28日，中央文化驿站榆林分站主任王廷龄报告：共党在晋西北广种鸦片情形；9月18日，朱绍良（第8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在陕甘擅征盐税及禁止法币流通与倾销鸦片；10月2日，42军军长杨德亮报告：中共关中分区以鸦片抵发薪饷，每人二两；10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陇东推销鸦片，以庆阳之驿马关及合水之西华池为中心，分设土膏店；12月4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与日军进行交易的情形。1943年12月18日，朱绍良报告：中共当前运销鸦片及强迫人民种植情形。1944年3月25 日，傅作义报告：中共令积极推销烟土；4月4日，朱绍良报告：中共于合水西华池设烟土公司，大量倾销鸦片；中共在绥德广种鸦片，并公开出售；10月18 日，河南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刘茂恩报告：中共在豫鄂皖边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1945年5月30日，顾祝同（第3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中共于浙西擅设出口税局并大量种植鸦片。

其实，在中共的所谓的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鸦片贸易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翻开共党党史，无论在红军的大逃亡中，还是在所谓的“延安革命圣地”，进而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都是依靠生产贩卖鸦片而筹集资金，死里逃生的。
南泥湾开荒，大生产运动，种的就是鸦片。延安的鸦片生产是毛亲自过问，由鸦片专员任弼时领导，359旅的王震具体布署实施生产。1950-60年代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因此脍炙人囗，而使南泥湾精神深入人心，还成为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的最大政治资本。中共在延安时期为经济自救，曾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南泥湾的产量，1939年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1940年收获粮食36万公斤。每年收获的这点粮食大概仅够留守兵团自己自给一个半月。实际上有关王震的359旅在南泥湾种鸦片的真相早已在海外就有不少报导。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
林彪的鸦片瘾来源于延安。据说林彪的鸦片瘾就是在延安时染上的，当时林彪被“友军”误伤后，枪伤未好，又拉肚子，整日愁眉苦脸。有一天，大医官傅连璋派人从王震的南泥湾那里，拿回一些鸦片大烟土让他抽，说是可以提神、治枪伤、止拉肚，林彪便弄一些烟膏擦在上面抽，过后便说很管用，从那时起，林彪便渐渐成了一个瘾君子。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高岗称“宁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1945年1月15日记道：“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中共只犯过两个错，两个都犯得有理。21世纪，陕西地区的鸦片毒品泛滥，当地民众介绍，这正是当年共产党盘踞陕北时种下的祸根。
一位陕北老干部当年是刘志丹的部下，谈到陕西地区毒祸猖獗的问题，这位老干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陕西地区的烟毒泛滥，正是当年抗战时期种下的祸根。他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他被派到山西参与掌管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1941年该根据地因为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不得不向延安方面告急。延安方面答应得非常痛快，没几天便派一支部队护送一批毛驴和骡子驮运物资到了山西。山西方面验货时才发现，除了几百件延安生产的土布军装外，还有几百斤大烟土。押运人员还带去了陈云的亲笔信，那信要求山西方面用这批烟土向当地国民党军队或日伪占领区换取必需的军事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位老干部讲到此处，问访问者晓庄是否会唱那首著名的《南泥湾》，然后又愤愤地说：“什么‘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说到处是大烟还差不多！”原来，这位老干部当时因为对贩卖大烟想不通，便被抽调回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根据边学习、边生产的原则，受训期间前往南泥湾，与王震的359旅一同开荒种地。粮食确实种了一些，但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王震的359旅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随时运往山西、河北等地，无论是国民党军守备区还是日伪占领区，谁给钱就卖给谁。事实上，因为日伪占领区很难进入，所以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
这位老干部说，他本人没有参加过长征。他在抗大受训时仍然表现出对我党作贩毒生意的无法理解，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干部笑他“少见多怪”。那些长征干部还夸口说：“当年如果我们手里没有大烟土，早就饿死困死在长征路上了。”早在江西时期，共军就经常将黄金、烟土这些体小易藏而价值大的东西作为地下活动的经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披露，长征大逃亡中，中共一路上都是把大烟土（即鸦片）当现金使用，随时用烟土与所经之地的老百姓或国民党地方军队交换生活物资或枪炮弹药。不少红军士兵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说，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只有少部份地种了粮食，《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中共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蒋介石说： “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
网络上还查得1945年7月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又称水东专区，因地处新黄河以东）所辖淮太西县（淮太西县系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文件《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那时的烟土税按售价的15%征收。与国民党禁止种植鸦片以及交易的政策相比，中共则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残害民众，可见中共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谎言而已。
东北共区的鸦片种殖。在1993年8月黑龙江省伊春县政协出版的《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有原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元兴商店稽查员王锡富的口述回忆。元兴商店的主要商品就是烟土，当时王锡富的复查员工作，主要就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农民是否上缴了预定数量，否则由中共士兵前去搜查，当时有一位妇女还被逼得上吊死了。
王锡富原来在东北政委会辽东办事处工作，1947年5月他被分配到元兴商店。他回忆道：“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翻身的农民都说‘共产党有福，八路军走运。过去种大烟从来没有像今年长的这么好’”。王锡富谈到：烟农一般称罂粟主干上长出Y形分叉，叉顶各长出烟桃为“烟王”。在他的记忆中四县的生产曾出现过两次，烟农发现烟王，必需用红带系住(很像挖人参的风俗)。烟王不能割浆，若任烟王自然干枯，这块地里的烟就能割到深秋。据王锡富的说法，这点已经科学检查证明。割烟时烟户要雇用很多任务人，大家都喜欢用大姑娘或小媳妇，据说这能多出烟浆。烟户对雇用人严格监视，但雇用人偷烟也很常见：“偷烟的主要方法有，头上包有毛巾，防烈日，蛟叮和擦汗，恰恰就将烟浆涂抹在毛巾上，收工回家洗后再熬成烟土。也有往来夹肢里抹的”。
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任弼时，原名二南，1904年出生在湖南湘阴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1950年10月25日，任弼时突患脑溢血，27日死于北京。毛泽东为继续肯定鸦片在中共罪恶史上的作用，参加了邪教中共掌权后的第一个葬礼——任弼时葬礼，目的是向所属党徒表示，种鸦片的待遇是最高的，鸦片的事就盖棺论定了。邪党是不分对与错的，只有“邪”！中共新领导人继续在欺骗的传统下扩展着罪恶，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毫无人性的邪恶啊！
几个共党的下级军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所谓的“超限战”新型战争模型理论，提醒它们的主子江泽民，在共党面临灭亡的紧要关头，不惜采用贩毒、绑架、栽赃暗杀等各种流氓手段来维持其政权。这几个共党小丑，连自己祖宗的贩毒史都没弄清楚，就来个“超限战”，共党的祖宗早在延安时期就打的是“超限战”、贩毒战了并且这套做法输出给缅甸共产党了。不难看出共产党的祖宗到孙子，骨髓里往外冒的都是整人害人的黑水。



中共饿杀长春30万
1948年5-10月，中共进攻长春，采取的是“围城困死”战术。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中共军队除在长春城外拉起几道封锁线，严查过往行人、车辆，封堵粮食进城外。当时的长春有人口60万，部队5万多，为了更长久地固守，守长春的郑洞国将军要平民离城。而共军却严禁城内百姓外出。不过有一种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带出一支步枪或者机枪的予以放行。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进入7月，长春吃的问题，愈来愈为严重，守城部队，也以黄豆和豆饼作为主食，市内也有人因饥饿而死。于是市府下令，凡是可以充作食物的东西，不准随意搬动，由市府统一分配，而当时可以用作为食物的主要东西，则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饼。虽然酒曲并不好吃，但市民们仍然排队领取配给。8月间，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十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人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不过也有少数人，爬出洪熙街的铁丝网，突破共匪的封锁线，逃得一命。另外则是共军谍报人员，向持有黄金的人，售卖“窝窝头”，难民们用一个金戒子，可以向匪特买两个窝窝头；一两黄金，可以买五个窝窝头。但当囊中金尽时，也就临近死期。有极少数的人，从大劫数中，保住一条性命，当时从洪熙街爬出的作家王光逖，便写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长春”，给北平“益世报”，读来一字一泪。王光逖也由于那篇文章，而被“益世报”聘为记者。
围困长春3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50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在9月11日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來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病残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日记》上册557页）。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 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他说：“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长春围困前有居民约60万，经过5个月的无情围困，至中共“解放”该城时，城中只剩下了17万人，减去逃走的，饿死了30多万人，实堪和“南京大屠杀”媲美了！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就连当时一些被迫执行围城命令的士兵都问：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饿死了15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所以他所说的15万是缩小了的数字。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20-30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较好，报道比较客观，日本人所说的数值是比较准的。
建国后，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毛非常清楚原因所在。毛在“信阳事件”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555页）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而周恩来却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在政治上最后失败而周恩来最终没有被打倒的部分原因。
第7节 毛计划大跃进至少饿死5千万
1980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争相刊登毛泽东在大饥荒中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记得一部朝鲜电影也有农民拿起饭碗哭的镜头，说金日成都吃的是粗粮），老百姓一听，深受感动，主席都不吃肉了，咱吃糠咽菜算什么？事实真相是，毛的私人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不吃猪肉。于是，他不吃猪肉而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据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披露：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毛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16、7种，计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吉士百烤鱼、菠兰煮鱼、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17种做法。
中共政权在建政初期，亦步亦趋的走苏联的老路即靠剥夺广大农民的基本生存权，来换取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于是在全国各地征购农民赖以活命的基本口粮，出口去换取工业化的原始资本。所以，中国现政权对于当时会导致大量农民死亡是有绝对的思想准备的。
1950年10月因“抗美援朝”导致财政困难，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说：“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1962年邓小平承认“过去剥削农民多了”。
1953年中央指示：“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从1953年秋开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计划，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的项目，从而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的争夺粮食的战争。毛泽东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饿就用“薯叶填补”。薄一波（薄熙来的父亲）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抢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决定统购统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一场战争，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是好的”。很明显，当时的政府已经明摆出一副你农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几天以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的指示，全国即使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的事件，仍然要征粮，“要准备十万个农村村民暴动。换句话说，要准备1/10的村庄暴动，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 “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共产党是垮不了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为了更方便的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年5月，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150万反革命，反革命占人口的5%”。通过镇压反对者来强行推动公有化运动。1955年4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说，浙江被活活整死农民为134人。
195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透露：浙江农村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像已发生。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上书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老家江苏，“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毛不为所动，反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4个月”，“顶多缺6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这个概念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良心是不多的”，“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可见，马克思主义就是吃人主义！
1957年，毛在莫斯科全球共产党大会上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毛意识到大跃进政策会导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1958年4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300亿方，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搞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1958年11月21日，毛对高层讲：“大办水利工程、大炼钢铁，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像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1/3或者1/4或者死 5千万人。”以当时全国6亿人口计，毛预计大跃进造成死亡数字是：3亿、2亿、1.5亿、5千万。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5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甚至掉脑袋）。”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当人们死亡时就不能怪我。”可见，毛是故意要饿死人。事实上，大饥荒至少饿死了5千万。
毛对死人是无所谓的，他是克意虐杀5多千万农民。当时在河南省有一个工地，一共有6万人，其中1万多人累死。1958年许多地方已开始饿死人。1959年全国已赤地千里，路有饿殍。这年春天，山东省省长谭启龙带领部分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于1959年春赴济宁、菏泽两地区调查研究。走遍十几个县、 100多个村庄之后，他在济宁市召开了济宁、菏泽两个地区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他说：“‘大跃进’的热度高到一定程度了，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有人说：‘得不偿失的说法不对’，我看就是得不偿失”。“这种情况(指当时灾情)我还没见过，简直不如旧社会。这是党在历史上脱离群众最严重的一次。”“生产力的破坏，比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毁的都厉害，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厉害。‘共产风’不是一般的风，比台风还厉害，是旋风，是龙卷风”。‘三面红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敌人了。”
大饥荒时担任河南信阳市长秘书、后来从水利部退休的余德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亲眼目睹了人吃人惨祸：成千上万的尸体倒在路边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见了，活下来的人后来说那是被饿狗吃了。但余说，“这不是实情。那时候所有的狗都已经被人吃掉了，哪儿还能留着狗？”那些尸体是被当地居民吃了。许多信阳人是靠吃他们家人的尸体，或他们能找到的其他无主尸体活下来的。
中共宣传说：周恩来捧着饭碗掉眼泪，说对不起老百姓，让人饿死了。1960年茅台酒厂无米酿酒，周恩来特批2200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造他爱喝的茅台酒，让周边的怀仁县饿死4、5万人。周还执行毛的指示，拒绝外援并出口粮食换取黄金以购买制造核武器的资源，还禁止开放粮仓赈济灾民，当周接到大饥荒时期粮食和人口变动表，马上下令销毁，严禁外传。当年的统计饿死人的方法有很多，总是想尽办法减少死亡数字，以保住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地主不算人，小孩不算人，有病的不算等等。就是这样一个缩小的数字也被销毁了。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是施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12月1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电话会议上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还在饿死人的贵州，被迫调一亿斤粮食到北京。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墓碑》p952页）。王录生在《炎黄春秋》 2010年第8期文章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予以了佐证。王民三虽然也患了浮肿病但总算捡了一条命。可怜的是农民大多饿死了，贵州省是重灾区。“我所在的遵义地区是重中之重。已经记入历史的，被称为‘遵义事件’的死亡人数是笔者计算的。当我将遵义地区各县的现有人口加起来，只有310万人时，大吃一惊，因为 1957年末人数是379万人。两年人口不增反减70万！遵义事件后，撤销了李苏波的地委书记职务，枪毙了湄潭县（遵义地区死人最多的县）的一个县长。第二年春耕时，我参加了遵义县新下区一个生产队的插秧。该队90多个人饿死了一半，只剩下两个大男人（一个生产队长，一个生产队会计）（当地妇女不下田），可见农村饿死人的惨状。”
李井泉故意饿死四川老百姓1250万（真是数字2000万），这个毫无人性的家伙残忍地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文革中被毛泽东整死，火化了都不知道是谁的刘少奇说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人相食，我们是要进史的。”但他惊人的高论：“农民吃饱了，我们吃什么？工人、共军、学生、知识分子吃什么？国家建设拿什么搞？”言下之意，农民是不需要吃饱饭的。
由此可见，广大的农民的宝贵生命只是这些政治人物保全个人地位的砝码，让哪里人吃饭不让哪里人吃饭，让哪里人活让哪里人死，都是他们一句话说了算。和邓后来的着名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出一辙，几亿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他们私有的，任意取舍的。邓小平不是曾经指示“有些问题放到下世纪再说，先搞经济。”等犯罪的老家伙都死了再说。共产暴政是绝对不可改良的邪恶政权，这早已被全世界共党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
第8节   人比牛马还贱
毛泽东明知大饥荒饿死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救灾措施。他是故意的，他不是不知道大饥荒真相。1958年10月9日，毛泽东就对他的亲信圈中人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1959年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余习广的家乡湖南澧县，在几个公社和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都发生过用饿死的人尸骨，来炼化肥的惨案。
在旧社会，中国人做牛做马；在腥社会，中国人做牛马的牛马，真正过上了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在中共国尤其如此。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李大钊所创立中共在建国后使广大人民不仅做了中共的奴隶，而且还做了骡马的奴隶。
1958年大跃进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可河南却给牲口刷牙。登封当时是全省土法炼钢铁的“先进县”，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河南日报》就登该县的照片。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当时几个农民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1960年3月3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三元大队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大队书记苏海清责令饲养员戴友姑给猪戴“孝”，并规定：⑴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高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⑵要请道士开路，后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⑶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⑷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还你来世帐”。⑸猪坟要埋一人多高；⑹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3天，送一次哭一次；⑺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⑻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
事件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全县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第9节   毛准备牺牲4亿国人做地球魔王
有人说，尊重人，要以人为本！然而共产集体主义文化里，集体是目的，个人是为集体服务的手段。共党流行语是：个人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本钱者，手段也。毛就是把人当手段当炮灰的典型。1949年12月毛访问苏联时就对斯大林说过：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3亿人，当时中国人口4.5 亿，3正好是4.5的2/3。
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1956年波匈事件的时候，赫鲁晓夫请中国共产党帮忙维护共产世界秩序。刘少奇坐镇莫斯科。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苏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求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毛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核武器问题，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
1957年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只有毛泽东是即兴发言。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共产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但是毛泽东恰恰相反，他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11月18日，毛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64国共党大会上发表即席演说公开宣称：“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是纸老虎，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一半还剩一半。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我怕谁去。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听众被震惊得鸦雀无声，唯有宋庆龄笑出声。无人料到毛泽东会说出此疯狂的狂言，都不理解。真是宇宙的总魔王！波共总书记Gomuka对毛的发言极为反感，捷共总书记Novotny拿着咖啡直哆嗦，说“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那我们呢？我们捷克一共只有1200万人，我们将在核战后死得一个不剩，将不会有任何活人，留下来传种接代。”这导致了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毛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险性、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紧接着，毛泽东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毛泽东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这样造成了中苏两党内在的冲突和矛盾。1963年苏联才把毛的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后来中国也把这个文件在外交部文选上登出来了。
赫鲁晓夫讲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因为长崎和广岛那两颗原子弹的后果是在十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日本死了很多人，出现很多怪病，人们才发现原来是十年前那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结果，还有日本海死了很多鱼。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文件，苏联科学家专门给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能发生核战争，核战争就是毁灭人类，
1958年毛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战争，中国准备牺牲掉2/3人口即6亿人中的4亿来赤化全球。1958年初毛对中共上层说： “世界大战并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就可以实现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同美国军队打常规战。战争扩大滚雪球，然后我们假装败退，逐步把美国军队引入中国内地，使美国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从而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4 亿人口。但是中国用2/3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当时中国的统计人口是6亿）。死掉4亿人，还剩2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6亿人口了。”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中国人预计死4亿，那全世界要死多少亿呢？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共死了3千多万人，不过是毛的零头。而且二次世界大战死那么多人未见得是战争狂人在战前的预计和初衷。因为在战前，战争狂人无不把胜利想得很轻松，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才无休止地杀人。再说希特勒和日本鬼子要杀死的是外族人，而毛首先预计的是死自己的同胞——4亿人，那可是我们的同胞啊，战争一旦爆发，成了脱缰野马，6亿中国人岂不是全搭进去了？中国人岂不是死绝了！毛泽东的邪恶，远比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如果给了毛泽东机会，中华民族肯定早已经被他毁灭了。
毛一面让人民天天唱什么“他为人民谋幸福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另一方面却不惜以死2/3人民的代价来统一全球，毛要做地球王！为了一个主义可以让全球90%以上的人的死掉，可见，共产主义就是草菅人命的邪教。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打原子弹没有经验，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1/3，全世界27亿人，还有9亿多人。9亿人也好办事，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个帝国主义灭亡，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说，真打原子战，不见得是坏事，是坏事也是好事。”在1958年5月25日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8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大跃进胜利，中国成为先进强国后将向太平洋扩张，最后独霸全球。他说“现在太平洋不太平，只有我们占领了太平洋才会太平。”讲到这里，林彪插话说，“X年后，我们必须建设强大军舰，准备在日本、菲律宾和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我们建成这样的军舰要多久？1962年我们炼出××吨钢铁时，有XX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1958年6月和8月，毛先后向军队和地方领导人表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就是要“把地球管起来”。这或许才是他搞大跃进的真正目的——并非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为了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以使自己有能力“管理地球”。1958年8月17-30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番，达到107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8月19日，毛泽东又对一些省市书记们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将来我们要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球制定统一计划。”此后的《人民日报》多次鼓噪要“统一全世界”，要“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为达此目的，《人民日报》还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是为了发动世界大战而独霸全球。
1958年8月23日，共军福建部队奉毛命，向驻守在金门岛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大规模炮轰，头一天3万发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是毛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台签订了同盟条约，中苏也是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毛泽东跟李志绥说，最好美国人在福建扔一两个原子弹，炸死几十万人，让全世界人民看穿美帝真相。他还向苏联外长葛罗米科郑重建议，说如果美国入侵，中国部队就要远远撤到内地山区去，到时请苏联将他们所有的核武器扔到中国土地上来，全歼入侵美军，让葛罗米科吓得灵魂出窍，坚定地相信毛泽东是个疯子。其实这和他在1957年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核大战毁灭全人类三分之一，换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光辉壮丽设想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赫鲁晓夫在毛恐吓下，同意军援。毛勒索苏联成功后即停止炮轰金门，10月14日写信给赫鲁晓夫说，他为中国能单独与美国打核战感到很高兴。他说，“为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为了完全消灭帝国主义，我国人民愿意承受美国的首次核打击。这不过是死一大堆人罢了。”当然，毛泽东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毛泽东在1966年11月对澳大利亚毛泽东主义党的领袖希尔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统一”“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一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一世界。希待勒想统一世界，日本想统一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一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一的。”
毛泽东显然认为这个角色非他莫属。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自然是中国，自然是毛泽东。他梦想着在不久的将来如愿以偿：“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正是为了革命红旗插遍全球，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土进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800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但毛泽东在做这次试验时的三天前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各国谴责共产罪
捷克、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波兰、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印度、欧盟诸国、美国如今都是自由宪政民主政治，他们都公开使用反共词汇，公开谴责共产暴政，公开指控共产党是犯罪组织。1991 年苏联共产党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1993年捷克国会通过决议，把共产政权定为犯罪政权，把共党定性为犯罪组织。捷克颁布法律，令当局退还1948 年2月25日没收私人财产，恢复所有被不公定罪者的名誉。1994年地方法院恢复了22万人的名誉；捷克也是唯一设立行政当局追究共产党罪恶，追究共产党政权成员罪恶的国家；对1948-1989年期间共产党政权的罪恶予以全部追究。1997年调查了98人，20起案件业已生效，5起法院已受理，一名前国安局官员被判5年徒刑。
2006年波兰总统把共党称为犯罪组织。2012年1月12日，波兰法院作出裁决，30年前实施戒严令的前共产时代的领导人被裁定为犯罪集团。华沙法院判处86岁的基甚恰克（Czeslaw Kiszczak）有罪，缓刑两年。基甚恰克曾经担任波兰前共产时代的内务部部长和情报组织头子。88岁的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为波兰共产时代的领导人，曾担任波兰总统。他是最初的9个被告之一，由于健康问题，没有出席法庭，被缺席审判。法院裁定，雅鲁泽尔斯基和一小撮军官构成了一个非法的犯罪集团，在1981-1983年实施戒严令，违反了法律。被告通过一个有组织的武装犯罪集团，从事共产主义罪行，拘留和监禁行为合法的人。当时，波兰共产当局所实施的宵禁，严重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使用一些站不住脚的指控，将成百上千的异见人士投入监狱；并取缔支持民主的团结工会。
1995年9月22日，阿尔巴尼亚通过一项法律，谴责共产政权对阿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屠杀罪。1998年2月20 日，保加利亚草拟了一项法律宣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2006年7月3日克罗地亚通过一项官方文件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
3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都已经立法把斯大林主义同纳粹、法西斯等同。2004年5月，拉脱维亚通过“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犯罪”法律，以禁止共产主义。 1996年8月22日，拉脱维亚通过一项宣言，谴责前苏联共产极权暴政对拉脱维亚人民的犯罪行为。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党的镰刀斧头旗和纳粹的象征；在立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爱沙尼亚国会立法禁止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
被称作“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在1921～1923年、1932～1933年以及1946～1947年间，曾发生过3次大饥荒。2003年乌总统签署法令，将11月25日定为“饥荒纪念日”，并划拨经费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大饥荒纪念碑。约30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声明，纪念因苏联的错误而饿死的百姓。2005年 11月26日，近4万民众在基辅举行了纪念乌克兰大饥荒受害者及其它政治压迫受害者的活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参加了该活动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原苏联 1930年代的大饥荒是反人类的罪行，乌克兰1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17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2.5万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立陶宛议会通过的决议说，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犯下了民族灭绝罪。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也通过决议谴责共产政权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09年5月17日在首都基辅郊外的森林参加了政治迫害悼念活动，纪念死于苏共极权下的人民。尤先科透露，2007年到2008年期间，乌克兰总共拆除了400多个共产党领袖的塑像，并重新命名了3000多个以共产党领导人命名的地区和街道。尤先科呼吁应彻底拆除共产主义政权的纪念碑，最后彻底清除这个杀害上百万无辜人民政权的标志。尤先科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
乌克兰在2009年秋季新学年开始后，让中、小学生使用新的历史教科书。新的历史课本更详细和更大篇幅地介绍1932-1933年期间的乌克兰大饥荒，1943-1951年期间乌克兰民族起义军武装抗击苏共统治的活动，19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极权制度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和镇压行动，还有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运动反抗极权政权的活动等。这更能使人理解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再次宣布独立是乌克兰人几个世纪以来为乌克兰获得自由而斗争的结果。
2009年10月11日，位于乌克兰西南部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星期天举行活动，悼念当年苏共斯大林政权镇压迫害的遇难者。在当地的一个名叫杰米亚诺夫狭口的地方安葬着500多具遇难者的尸体。1941年6月苏联红军从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撤退时，苏共秘密警察于夜间在杰米亚诺夫狭口处决了1000 多名政治犯。1989年当地的人权组织展开发掘工作，把找到的500多具遇难者的遗骨重新安葬在一起。遇难者中有妇女、老人甚至正在哺乳中的婴儿。在墓地附近，刚刚建成的共产受难者博物馆当天宣布开馆接待参观者。博物馆列出了当年参加屠杀处决行动的377名苏联秘密警察的名单。2011年共产主义红旗在乌克兰被禁。根据乌克兰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共产主义者使用的饰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违反该国宪法，因而不得在正式场合出现。2011年6月17日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定否决了2011年年４月刚通过的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律，被称为胜利之旗的这一红旗可以在每年庆祝1945年5月9日战争结束的庆典上悬挂。宪法法官裁决说，红旗不属于乌克兰国家标志。
2006年1月25日，欧洲理事会议会通过决议，强调国际社会应共同谴责共产主义极权所造成的深重罪恶。欧盟议会2006年通过了一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 1481号决议”。2009年3月18日，欧盟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在欧州有两个极端的系统，共产主义和纳粹，造成了人间悲剧，尤其是共产主义，其理念覆盖整个社会，每个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恶的罪犯。如果我们不能够反对导致可 怕灾难的共产理念及其机制，将会是很危险的 ”。
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关于欧洲良知和极权主义》的决议，谴责共产专制，提议在全欧洲范围将8月23日定为共产受害者纪念日，以纪念欧洲共党灭亡20周年。决议强烈谴责一切极权和共产专制国家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和侵犯人权罪行，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统治，重申对强化国际司法的支持，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所遭受的痛苦表示理解和同情。决议强调，如果没有对历史的一致的看法，将纳粹、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作为相同的遗产，对其在上个世纪犯下的罪行进行诚实、全面的讨论，欧洲不可能联合起来。不要忘记过去，因为没有真相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解。决议要求强化现行财政机制，为欧洲各国研究极权主义历史建立合作网络和进一步建立欧洲档案中心提供资金支持。
之所以选定8月23日这个日子，是因为70年前的这一天，1939年8月23日，苏联共产政权和德国纳粹政权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中一份秘密条款将东欧和中欧分别划入纳粹和苏联控制范围。条约签订不久，德国和苏联的军队先后入侵波兰。从此欧洲民众陷入了这两个史无前例的专制独裁政权带来的暴力灾难，上千万人命丧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