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持有新疆喀什市公安局签发的身份证，常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7单元202室，系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曾当选为中国十佳（大）律师，麾下有十几个律师，创造了20几人的就业机会。每年的业务收费几百万，缴纳不菲的税金，享誉国内外。近年来经常扶助弱势群体，抗御强权专制，被称为“维权律师”。
高智晟律师出生在陕北贫苦的农村，军队转业后在新疆自学法律考取律师资格，因为雄辩的口才和勇敢的道义担当，2001年获得司法部表彰的中国律师论辩大赛十佳荣誉律师称号。从成为律师那一天起，高智晟就担当起了公正和道义的社会责任，他每年几乎有1/3的时间在为穷人免费打官司。在这些传奇故事中，高律师最骄傲的是1998-1999年为残疾儿童邹炜毅提供法律援助的经历。1998年7月，当时在新疆执业的高智晟从中国律师报上看到辽宁丹东一个残疾儿童的悲惨遭遇，这个叫邹炜毅的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因医疗事故导致重度耳聋，祖母带着这个孩子奔波了6年，医院一分钱不赔。高律师拍案而起，主动要求代理这个案件。历尽艰辛之后，邹炜毅最终得到了80多万元赔偿。官司打赢之后，孩子的祖母一定要送给高律师一箱海鲜，高律师不顾劝阻执意打开了箱子，取出了藏在里面的2万元钱还给老人。老人泪流满面说，他们都斗不过你高律师。
2005年，高律师为道义和良知四处奔波。5月，为基督徒蔡卓华辩护，在法庭上与无良法官唇枪舌剑；7月到9月，为营救朱久虎律师数次奔赴陕北，写下大量揭露真相调查报告；10月，不顾各种警告和威胁奋力营救郭飞雄，同时又在为网络作家郑贻春辩护。可以说，2005年，几乎在每一个为争取法律和良知的战场都能看到勇敢的高智晟律师。
ffice:smarttags" />2005年5月26日凌晨，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等地的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集会”的罪名，在靖边拘捕并刑事拘留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朱久虎，6月22日正式批捕，并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拒绝高智晟等辩护律师会见朱久虎。此外，更大规模的搜捕正在进行当中，当地投资者和油农正四处逃亡。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高智晟律师及其他三位律师7月12日由北京专程赶往靖边县，与当地官员会面，试图会见朱久虎，并进行适当的调查工作。高智晟舌战群官，指出对朱久虎的关押行为完全是黑社会式的！高智晟律师后来对记者表示，有关当局一直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拒绝高智晟等辩护律师会见朱久虎。7月13日他和当地政府官员有个面对面的对话。对方有陕西榆林市靖边县公安局、陕西榆林市公安局、陕西榆林市政法委的人，会场还有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他们脸上有职业性的冷酷，一看便知。高律师对当地官员说：“对朱久虎目前的关押行为完全是黑社会化的，希望你们尽早结束黑社会化的关押，而在法律上给人们一种法律关押的形式。你们开了一个恶例。全国各地这些官员，他们虽然对北京的律师咬牙切齿，但是在文明世界面前他们守住了一个底线：没有敢抓捕北京的律师。所以，这个恶例开在你们这儿。有些东西是一种赤裸裸的邪恶的选择，病态人性才会有这种选择。你们为什么不允许律师会见呢？现在外界都认为你是黑社会化关押，你让律师一会见，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就没有话柄。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当地官员说：“朱久虎现在不能会见，因为他的罪名可能涉及国家机密，但是否真的涉及国家机密，我们正在查。”高律师立即回应：“国家机密作为剥夺律师会见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你现在还在查，无法确定本案是否存在国家机密问题。我们将在法庭上，尽我们所能去揭露这个暴政对公民的伤害。你现在阻挠会见，决不影响未来我在法庭上和你们进行斗争。所以你们现在的阻挠毫无意义。”
当地官员提到朱久虎勾结外国势力。高律师回答：“这里面有一个扭曲的认识：凡是外国势力，那必是反动的势力。那可是国家领导人为什么穿着西服去和外国势力握手？为什么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媒体的报导当中，他们总想找出豆腐块大小的外国人的表扬新闻，然后赶快转载给中国人？”当地官员提到朱久虎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稳定。高律师说：“你们老是觉得社会不稳定，人们如何如何，其实是你们每天都在大量制造社会恐慌，大量地制造不稳定因素，何谈稳定？就像我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你们把你们统治的人民当成强盗。那你闭上眼睛想一想：统治着一群强盗，那统治者能感到安全吗？所以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丑态百出的场合。比如：叶国柱案件中，开庭时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感到了不安全。一个被锁住双手的公民在审判的时候，你们出动了600个警察，而且还安排在星期天。可见你们是何等的不安全，心理感到何等的被扭曲的不安全。……我是一介平民，提个包就来了，我一点儿都没有感到不安全。我们才是在维护稳定。”高律师一行来陕北之后，奔波劳累，两个晚上只能睡三个小时的觉，除了要跟当地官员交涉之外，还要接待许许多多前来诉苦的民众，他们都表达了对腐败和暴政的忧虑，对奴役和绑架人民的中共体制的忧虑。当记者问高律师是否有身为包青天的感觉时，高律师答道：包青天那时的体制比现在好，那个时候还能出清官。现在这个体制内，你如果发现报纸上出现清官，那就是死后当局给戴的清官的帽子。在中共体制内，敢有清官，还不收拾你？黄金高的悲剧下场足以使体制内的清官泯灭。
高律师在陕西榆林市的时候，当地的一些人找他诉苦说：“高律师！我们都40多岁了，搞不好哪天我们还要拿起枪。”高说：“我和你们一样的不喜欢当局，但是枪不是最有力量的，枪从来没有解决过中国的问题。当年毛泽东拿起枪的时候，陕北人民是何等的激情高涨去跟着他。你们从那次拿枪的经历中获得了什么呢？”有人问他：“他们既然说是执政者，但为什么抢民财抢到了如此地步？既然知道是执政者，为什么还要抢民财呢？”高律师回道：“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执政者，他们才抢劫民财。正像我曾经提到过的。一位老中共党员问我：‘干部子弟杀人5年不赔偿，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我说：‘这恰恰证明当今的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与个别官员单独接触时，高问：“有一篇文章叫做《警惕陕西省当前的利益集团再次公开耍流氓》，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官员说：“这篇文章我们看了好几遍。太让人生气了，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你们能怎么样？”高律师回道：“你又耍流氓了？！”官员说：“你们肯定是不敢到山上去打游击，只要你不敢到山上去打游击，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就抓人，我就判了，我就关了，你们能怎么样？……”高答：“外界评价我的文章说这是高律师给陕西省政府公开耍流氓画了一幅路线图，真是给你们画了一幅路线图。可悲的是你们是完全按照我的这幅路线图走的。”难怪共产党这么恨他。
就在中共对高智晟恨之入骨地时候，他依然不改直言的本色，连续3次给胡锦涛、温家宝发出公开信，号召他们“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在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向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发出公开信——《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高智晟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列举了多例他所调查的法轮功信仰者受当局野蛮迫害的情况，要求中国政府调查法轮工学员普遍遭受严重酷刑的情况。高智晟说，“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在发生。”作为一名律师，他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只能通过公开信的形式试图维护法轮功成员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
此后，北京市司法局多次与高智晟律师进行谈话，当局指称高智晟已经越过了底线，并要求他收回其公开信，遭到高律师的断然拒绝。于是，北京市司法局开始对他进行报复的。10月26日，他就受到北京地方政府的电话警告。2005年11月4日，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副处长柴磊口头向高智晟宣布，停止其律师事务所的执业一年。柴威胁说，“如果在一年内仍然不服从的话，就不仅仅是停业的问题，还包括人身自由问题。”但高智晟并未退缩。
11月22日，他发表致胡温的第二封公开信，披露北京市安全局的20名左右的便衣寸步不离地跟踪高律师及其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于9辆的车围在高家门口的三个方向。高律师自述说：“我的（第一封致胡、温的）公开信发表是10月18日，19日我们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胁，20日开始，我夫人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孩子；但是到11月15日之前，对我们的跟踪基本上是秘密跟踪。到11月15日就干脆公开，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和我的家门口各守了三个人，开始贴身跟踪我们。这些情况到19日，也就是布什来华访问的开始，就彻底恶化。我们家里电话被掐断。20日我回到北京，从机场就开始有人盯着。回到家里以后，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酷刑调查高级专员办公室一些朋友来中国访问，我就出于礼节性去看他们。结果，在路上大概有5、6辆车，持续跟踪着。在二环路上，由于我当时时速80公里，因为限速80公里，在路上特务就用车来挤我，两次故意突然出现在我前面，挤擦我的汽车，我的车的侧面碰得面目全非，险些发生事故。如此丧心病狂的恐怖行为，竟然发生在首都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不仅用死亡威胁中国的维权律师，同时也傲慢地向国际社会示威，摆出一付“我是黑帮我怕谁”的痞子叫街架势。当时洛瓦克先生派来接我的代表，吓得把眼睛都捂上了。然后，联合国官员让我把车停了，他们对我的车拍了照。到了联合国官员下榻的酒店里一起吃饭，到了饭堂以后，由于这些特务、便衣贴身跟着我们，我们的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最后合影照相，由于这些特务便衣贴身跟踪，可能照相把他们给照进去了。”
高律师还接到匿名的电话威胁：“你知道很多真相，我们也知道很多真相，我们就是知道你和你家人的真相。你的孩子在那里上学，每天坐什么车，我们都知道！”但高律师并不买账。在恐怖主义咄咄逼人的阴影下，他凛然对当局声明：“在对我和我全家的非法及肮脏的迫害结束前，我将持续地做两件事。其一、每天通过以面对文明社会的公开信的方式，促你们的政府遵守中国的法律；其二、我将策划起诉非法迫害我全家的两个单位。”
2005年11月23日，《美国之音》报导，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宣布已成为基督徒，近日将会在某家庭教会受洗。记者致电高律师在北京的家，其太太耿和对记者表示，她从网上知道了高智晟退党的消息。高智晟说：“今天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的道德沦丧、权力对人民的这种毫无底线的残暴，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目前在中国，法律界许多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原因是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建设缺乏深层次的根基。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只允许官方批准的教会进行宗教活动，所以中国的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人自由的堡垒。
当局为了迫使高智晟停止代理维权案例，采取过各种卑鄙手段，包括搜集高律师的违法证据；拆散其合伙人；威胁甚至羁押高律师的助手，要他们离开高律师。11月30日北京司法局关闭了晟智律师事务所，理由是他的律师事务所搬迁后未及时登记更改地址，以及在调查太石村事件时“非法为非本所律师提供办案手续”，让没有在该事务所任职的律师参与调查。实际上，高律师的助手曾多次到北京崇文区司法局办理地址变更手续，但对方每次都找各种的借口不予办理。当局要求该律师事务所所有律师上缴律师执业许可证。
各方的压力和威胁不但没能使高智晟低头，应大量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请求下，11月29日，他成功摆脱了不下20名便衣的跟踪、围堵，在山东济南、辽宁大连、阜新市、吉林长春等地进行了十多天的新一轮真相调查。
2005年12月12日，高律师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第三次公开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用颤抖着的心和颤抖着的笔记述着那些被迫害者6年来的惨烈境遇。下面是高智晟第三次公开信的精彩片段：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那些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血腥枪杀的无辜同胞表示我最沉痛的哀悼！对那些死难同胞的亲人表达一个公民的慰问和声援！同时，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凶残杀害我们善良同胞的野蛮暴行表达我最强烈的抗议！强烈要求最高当局遵从文明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惩办凶手及责任者，抚恤死难者家眷！
我的律师事务所及全家正在经历的严酷事态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坚持说出真相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制度文明国家里，对一个掌握着政权资源的集团而言，真相就在它的手中。对真相的价值的取舍态度，不仅仅是衡量一个政权的文明程度及有无道德基础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政府获取真实的能力则完全不同。我痛心地看到，与这个体制同时伴生且已完全臻于成熟的则是它掩盖真实的机制，使得体制本身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因为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道德条件，这样的条件已被这个体制所完全灭绝，诸如：王玉环等被劳教者在劳教所所亲眼目睹的、一次次的、上级领导来劳教所检查工作时，所有的劳教所铁定的规律是：将仍有类王玉环般可能的讲真相者集中关押在一个领导找不到的处所，其时，还必要做上一顿被关押者想都不敢想的饭菜。每每的规律是：来参观检查的领导心里揣着他们亲眼“看到”、“听到”的真实而去，当检查者离去的铁门被关上时，铁门的背后针对那群无辜同胞的罪恶又迅速复展活力。而事实表明，这是检查者、与被检查者配合较为默契的一套骗术，各自心知肚明且心照不宣。旨在给被迫害者一种影响——这里发生的是瞒着上级的罪恶。也使得为被“瞒着”的上级逃避掉不久即将要到来的历史审判留下可能！
既然政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民间的真相调查行为就完全具有了正当性及必要性，因为真相的价值事涉我们民族的前途问题，与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个体休戚相关。我们有权利了解，这个制度的权力是如何和我们的人民发生着关系？我们有权利知道，这场始于6年前的镇压是怎么发生的？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决定？6年来，国家在执行这种决定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6年里，被非法关押在高墙后面的无辜同胞到底有多少？在那高墙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仍在发生着什么？澄清这些问题，是人民针对国家的最低道德要求。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和政府对真相的继续掩盖、隐瞒已完全没有了价值，这不再仅仅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那些见证了真相发生过程者终究是要走入社会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走在人民中间，已经是在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讲述着那已发生了的真相。因为谁都知道，在那高墙的里面与被迫害者打交道的是只有你政府，那里被高墙隔断的罪恶真相，被一个个有幸能活着走出那里的同胞不断地陈述着，掩盖真相的价值只能加深相互之间的心理隔阂！在这里，作为一个不断地纳着税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国的政府回答一个公民的质问：你们承不承认这个制度的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已没有了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何以应对？今天控制着这个政权的这些同胞们，你们承不承认这些问题已到了我们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时候啦？当这样的问题实在已发生了时，你们应向全民族明确，或者说你们有没有道德和勇气向全民族保证说：这样的罪恶会立即停止并永远不再发生？你们将何以保证它不再发生？要知道，人民仅仅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这实在是人世间最奇特的政府！
尽管高律师把“胡锦涛、温家宝”和“亲爱的全体尚怀良知的中国同胞”并称，但中共这个“人世间最奇特的政府”却已经把高律师当作敌人了。2006年1月12日高智晟被警察带走。高智晟自2006年2月4日发起绝食接力，旨在引起公众对维权人士及律师遭拘禁和殴打事件的关注。绝食接力在中国多个地方及海外得到支持和声援，多名维权人士因此而失踪或被捕，包括欧阳小戎、温海波等高智晟的三名助手以及齐志勇、胡佳、陈小明、赵昕等。
2006年3月6日上午9点到3月7日上午9点，在世界上几十个城市同时举行了“全球同步绝食”，抗议中国当局在一些地方以黑恶势力暴力伤害维权人士和其它公民。在德国，还有很多德国人，也参加了这次绝食接力活动，其中有很多德国人是在1999年知道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以后，陆续接触了法轮功，自愿成为帮助法轮功的人士、帮助《大纪元时报》作义工。他们一直注视着高智晟律师的维权活动，对于高智晟律师面临黑社会的这种迫害，以及高智晟律师所提出的正义呼声也非常感动。这些德国人就向德国社会，向世界呼吁，他们也参加了绝食接力活动。”德国沃尔姆市参加“全球同步绝食”的希尔克。叶尔切克女士说：“我第一次参加绝食是上上个星期六，当时就是全球绝食网站成立的那天，在德国的家中。因为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德文《大纪元》工作，一直在跟踪高智晟本人的事件和高智晟律师绝食的事情。我也知道高智晟律师为了法轮功学员的权利，还有其它中国受迫害人的权益，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非常钦佩高智晟先生。我希望能支持高先生的维权活动，同时也声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我非常想向中国的听众说，‘所有参加绝食维权的民众、维权人士，还有其它的中国民众，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在海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声援你们。’”“我第二次绝食是在慕尼黑马力安广场参加当时的集会。我还将在这周周六绝食，声援中国的维权运动。以后每一个礼拜六我都愿意参与到绝食活动中。”“我们当时在广场上散发传单，希望唤起德国民众对中国维权绝食的声援。我也发了《九评》的特刊，当时有很多机会跟路人交谈，也得到非常多民众的声援。当时参加绝食的德国人还有不少，其中我认识就有好几位，比如来自慕尼黑的奥恩海莫尔先生，还有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兄弟俩，安德雷.阿舍尔普和米谢.阿舍尔普。”这次“全球同步绝食行动”的协调人之一、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时事评论员、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女士在回顾这次全球同步绝食行动的时候，特别提到绝食当天她接到的几个匿名电话和她自己的一些感受。她说：“ 这次我接到许多匿名电话。有的人打电话来出主意，提建议。还有人说到‘我在家里会自己绝食，但是我不愿意公布我的姓名’。也有人说‘我是体制内的，看到你们这么作特别高兴，但是还不是我站出来的时间’等等。这次绝食，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维权道路不是一条，而且大家不应该拘泥于自己所作的这样一个方式，应该彼此有声援、有互动。就算是不能有声援、有互动，也应该有彼此互相尊重的局面。我上网看到，中国早期的人权人士任畹町，他写了一篇东西。说有一本书讲到，公民维权有198种方式。我想，不管怎么说，今天中国大陆民众的诉求，首先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权利。应该在这个前提之下，去理解今天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要求维护自己权利的诉求和种种作法，理解大家各自不同的维权方式，使中国社会维权运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得到更好的推动。”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赵昕">赵昕ersonName>先生是高智晟律师发起的接力绝食的参加者。2005年11月18日，北京维权人士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赵昕">赵昕先生陪父母回乡，沿途旅游；在四川茂县一家酒店被一群流氓殴打，右膝盖膑骨骨折，头部受伤。出院后，一直在云南父母家中养伤。当高智晟律师乘坐的列车离四川还远的时候，准备从茂县到成都与高智晟律师会面的赵昕先生已经被带上警车，于2006年4月14日被送回云南昭通父母家中。赵昕说：“从茂县出门，刘正有先生和我的弟弟我们三个人准备去搭公共汽车，回成都去接高智晟律师和马文都先生。结果我们出来后，就被当地的公安截住了。他们说‘你们要回成都可以，我们派车接你们，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没有办法，我们就上了警车。车开到成都高速公路出口的地方，四川省公安厅的五辆警车就去接我们，把刘正有先生单独接走，让我和我弟弟上了另外的警车。他们是四川国保总队的，叫苏涛的支队长去接的，把我们一直往云南方面拉，送回云南昭通家中。同时，我们家外面的公安明确跟我讲，24小时会有人跟踪监视我，绝对不能离开昭通。四川国保也跟我讲，不允许高智晟律师接我的案子，也不让我和高智晟律师见面。马文都昨天告诉我，高智晟和他还是按照计划坐火车往成都走。现在只要是透露谁要去接高智晟律师或者谁要跟高智晟联系，他们就肯定要把谁监视住。马文都先生发的短信和打的手机显示的号码都是13366206981，但是我问过他，他说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卡号，也从来没有换过任何号，我们打他的手机打不通，而那个显示给我们的号又根本不是他的号。我们给他发短信，只能发给那个虚拟的号，他才能收得到，他自己手机真实的号反而收不着。呵呵，所以这个是实施监督的号码。”
2006年4月14日晚上8点多钟，高智晟律师在准备踏上去往成都的列车之前，给林牧先生打来了告别电话。林牧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我昨天晚上去看他，人家把我送回来了，根本不让见面。我和我儿子一起，我儿子开着车到那个宾馆，当时他们说‘高智晟出去吃饭了，打他房间的电话了，没有人’。我就说‘我等一下’。我刚说等一下，一下子就从后面出来十几个人，在那儿看守的。其中有两个是西安的，认识我，他们的态度并不恶劣，都嘻嘻哈哈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不要见了，不要见了……’我说：‘他是我的律师，是我的法律顾问，我为什么不能见面呢？’他们就把我推推拉拉推到我的车上，他们也跟着坐上，两个人把我送回家，还在我家谈了谈。我提出‘我必须和他见面，他是我的律师，他到西安来，怎么能不见呢？’我说‘这样吧，你回去跟你们那个领导人讲，我要请我的律师到我家里来吃顿饭。你们要是不放心，你们来陪，你们来听吧！我讲话从来不保密。’但是，今天上午他们传达说，领导人给他下了命令，说‘高智晟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马上离开西安，一条路就是只能在他的房间里不许出来’。有时候打电话他们都要来掐掉。到今天态度就非常恶劣了。高智晟律师临走以前，刚才跟我告别告诉我，他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甚至说‘你没有权利跟我讲话’。高智晟又不是罪犯，怎么没有权利跟他讲话呢？”
林牧先生当天发表了《抗议声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重申了其中的主要内容。他说：“我对这件事非常愤慨。高智晟他又不是罪犯，你们又没在全国发‘通缉令’，你们为什么剥夺他的自由，每走到一处，大批特务包围，不许跟别人见面，限制他的自由，你们这是根据什么法律？从高智晟这件事情，我对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意见。高智晟的问题是因为他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上书三次，以律师身份，也以公民身份，谈他亲见亲闻的一些劳教所和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非人道的虐待，希望引起政府注意调查解决这些问题。任何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他作为律师更有这样的责任。中国领导人接到他这三次上书，上书讲的是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有根有据，你接到这东西应该调查解决。我们先不要说法轮功的是非如何，即使你是对待俘虏，对待罪犯，你采取那些非人道的手法也是犯罪的，也要严肃处理。负责的政府，负责的领导人，接到这样陆续三次的上书应该调查处理，而且给上书人答复，但是没有。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对上书人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残酷打击。长期叫特务包围他的家庭，监视他的妻子和十几岁的女儿……简直无法无天了嘛！高智晟今天临走以前还接到他妻子在北京打的电话。说他女儿现在还受到监控。即使高智晟有什么问题，这个儿童有什么责任呢？虐待儿童这也是犯罪吧！胡锦涛主席不是最近提出‘八荣八辱’吗？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辱的，其中就有一条‘遵法守纪为荣，违法乱纪为耻’嘛，你们这不是严重违法乱纪？还不引以为耻吗？还有你说是‘为人民服务为荣，脱离群众为耻’，你现在这样对待群众，对待老百姓，你还不引以为耻吗？还有，你说‘以爱国为荣，不爱国为耻’，你们用这种特务机关，特务分子把中国的国家声誉形象败坏得不成样子，这就是反爱国行为，不断制造国家的耻辱，也应该引以为耻。首先，你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高智晟的三次上书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不要求太高，不要求你是民主政府，中国现在有没有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现在有没有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你就是采取特务、非法手段，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警察包围人家家庭，走到什么地方，特务就包围在什么地方，而且所有他走过的地方，都抓人。不仅是高智晟的事情，河北的定州血案、广东的汕尾血案，怎么样处理的？这样严重的问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没表示态度？为什么没有向全国公民说明处理结果？这是不是负责的态度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都不能负责，能够要求它对我们的国际事务负责吗？高智晟律师确实现在也已经是心力交瘁，他在中国不仅没有活动空间，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这种……”
此时电话里突然响起音乐。问：“喂，您是有电话来了吗？还是怎么样？电话有什么问题？”对方：（没有回答，仍然是音乐）我再拨电话，无法正常接通。二十多分钟后，才重又打通。林牧先生：“那就是很长的干扰，放了一段很长的音乐。”主持人：“我还以为是您接了另一个电话……”答：“不是不是，那就是有意干扰。今后他们很可能切断我的电话。另外再给你补充一下，他们事情做得多么绝。本来这次我所以必须和高智晟见面，是原来我们准备提出一个缓和矛盾的措施。酝酿很久了，就是说在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为了营造一个中美会谈的良好气氛，我们顾全大局，暂时停止绝食。他们不让我们见面，我就说我是给高律师提缓和措施的。但是，就是这样给他们提出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意图，还是坚决不许我和高智晟见面，而且把高智晟驱逐了。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原来的设想是错了。我们对你这个政府、公安、安全部门还是估计不足。这件事情要说明，也让中国政府和外国舆论知道我们是如何委曲求全的，我们并不是要搞得非常僵硬。因为我们是搞政治的，必要时有妥协，有进有退嘛。他们对任何缓和措施都不接受，是要把高智晟逼上绝路。请你告诉一些传媒和其它朋友们，很可能今后有一段时间和我联系不上。他们不择手段，掐断电话、破坏电脑，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进一步的措施我们也应有准备，无非是砍头。我嘛，活了已经79岁，过去已经死过几次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如果能够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献出残余的生命，那是无尚的光荣，是找到最好的归宿。我确实有这样的准备。这也请你转告那些国外的朋友们，请他们充分估计到国内的一部分反动势力的猖狂程度。”
高智晟律师4月15日到达成都，未能与想去看望他的朋友见面。在云南家中的赵昕先生4月17日说：“四川的很多朋友准备去看望高智晟律师，或者去接他。结果很多人都被看起来了。其中有像周老师、蒲飞先生，杨宇，还有王怡先生，很多很多朋友要去看他的，全被看起来了。甚至还把蒲飞先生，还有一个姓陈的兄弟……很多人，带走了两三天，今天还没放完。很多人被放了以后还是要去看高律师，打电话，高律师担心给大家再添麻烦，就说‘我们不见了，别来了’，高律师婉言谢绝了。高智晟律师昨天和我通电话，他们昨天晚上坐成都到重庆的火车，准备到重庆后换轮船，一直到上海那边，再坐轮船去青岛，再到天津，然后回北京，找个郊区招待所住下来。好好静一静。”
2006年8月15日12：00，高智晟律师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姐姐高艳芳家看望病危的姐夫时，被来自北京市国内安全保卫总队的十余名秘密警察绑架，把他套上黑头套，反剪双背，然后带走；其间没有人任何人出示证件、法律文书或者口头说明身份。
2006年8月15日上午10：40，高智晟律师妻子耿和与女儿耿格在北京市朝阳区小关的一家理发店中，被多达40名北京国保总队的警察扣留，并对其家实施严密搜查。耿和说：“当时，我跟格格被软禁在家，那些警察来搜家，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搜完了，那些警察就3班24小时住在我们家，一班有六、七名警察，我要求知道高律师的情况，他们不讲，我就绝食，绝食应该有三、四天。”她说：“他们就强迫我喝水，到了第四天，我答应喝了两口水，他们就讲高律师在山东被抓现在押送到北京，在这期间格格也是断断续续地绝食。”
北京当局直接派警方进驻高智晟家中，至8月25日下午17：10，总共有20名国保总队的秘密警察分4班，每8小时一换班在高律师家室内严密监控耿和与两个孩子达11天。耿和回忆说：“有2、30个警察围着我们很大一圈，说要到我们家，他们说的同时已经把我的钥匙拿走了，到了家门口我就看了一下，我们家从二楼到三楼全是警察，我都看不到尽头，然后我朝下面一看，楼下也全排满了警察，我也看不到尽头。警方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走，24小时住在我们家。”其间秘密警察对高律师妻儿进行言语凌辱。此后，改为在高智晟律师家楼道和楼下单元门口布置十余人。2006年9月底盖起一栋可容10人左右的岗亭，进行24小时的定点监控；并有多辆国保总队车辆机动跟踪监控。
当局收起他们家的银行存折，以致他们生活拮据。在耿和反复要求后，才容许她在国保的“陪同下”，从户口提取1万元，之后，存折又被警方收回。
高智晟的女儿耿格每天要乘一辆7人坐的那种“别克”商务车上学，通常情况下有7名警员陪同她。那个车只有7个座位，等于格格是被挤在里边。这个就是说，警察觉得只有这么多的人数才能控制住这个小女孩，才能控制住外界可能对她进行的一些接触。从06年9月1日开学以来，耿格几乎每日受到言语辱骂，并经常受到肢体暴力。车里面警察就会污辱高律师，格格要是在车上跟他们顶撞的话，他们就那种讥讽、污辱就更大。比如：放学了以后呢，格格要是出门晚了，他们就会很生气，就让她赶紧走，要是格格不愿意，他们就会去拽着她，其中有一次好象是学校补习放学晚了，格格想跟同学想吃点饭再回，他们不让，格格非得在那吃饭，他们就让格格走，格格就不走，他们把饭也给打翻了，格格晕在车上被拉回来的。12月16日，格格第二次被6名国保殴打，这些都超越了世人所能容忍的极限。
耿格在学校里面被欺负得很厉害。老师说：哪个同学都不能带手机，如果带手机后出了事，学校都管不了，只能由公安局管，就这样，全班都不能带手机；上计算机课，怕格格跟外界联系，全班的计算机课都给停了。老师孤立她，老师鼓励同学孤立她，不跟她在一起。有一天格格放学以后很晚没回来，当时七、八点，耿和很担心。原来格格那天上长笛课，跟她的警察就坐在她教室的后面，格格就很生气，在公园里坐到很晚都不回家。
在高律师被抓的那段时间，高智晟的3岁儿子天宇上幼儿园是由4个警察和其母接送。警察在天宇的班级挂了摄像头以便于监视，所以天宇情绪就不好，就不愿意上幼儿园。
孩子的承受都达到了极限，大人的承受就不用说了。高律师妻子耿和在2006年11月24日到一个市场去，警察就跟踪，跟得很近，11：20前后，耿和要他们离远一点，结果，被北京市国保总队两名高大便衣殴打，面颊流血、牙齿被打掉了一颗、右手小指指甲盖翻开、颈部下方有青紫，头发被抓得披头散发的，衣服都给扯成了碎片。格格一回来看到妈妈的样子，就拿着她的琴架子要冲出去打他们（警察）。耿和为抢那个琴架子，把琴架子的铁管子都给扯断了，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劲？耿和说：“我跟格格抢得全身都是血，你不由自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能让格格这样去打他们，说也不能说，做也不能做，真的想不通、很绝望。”耿和想到了自杀：“我就跟格格说，你看好天宇，我开煤气把房子点爆炸了，咱不活了。格格说妈妈你别死，你死了我怎么办。”耿和想把房子点着了，与警察同归于尽；因为家里面没有碗、没有剪刀、没有菜刀，一切都没有，就是织毛衣服的针全都被他们搜走了。
2006年12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中国法院12月12日审理人权律师高智晟被控煽动颠覆政府案时，未让他的家人和法律顾问到场聆听，表示关切。美方认为，高智晟和其它积极份子的行动，只是和平行使国际承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中国自己的宪法所承认的权利。美国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们。欧洲议会14日得悉高智晟被秘密审判。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志德（Edward Macmillan-Scott）对此表示遗憾。他说：“我确信议会对于（中共）这次对维权人士的最新镇压，与我一样同感遗憾。”胡佳12月14日透露：“昨天和今天，德国使馆、美国使馆、英国使馆、法国使馆的人权官员分别致电给我，详细了解12 月12号高律师开庭，我们外界所知的有限的信息。这四国的人权官员表示认为这个事件非常恶劣，他们表达让我放心、让家人放心，他们不会坐视这种情况。”
2006年12月22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法轮功表示，高智晟是中国少数敢于为法轮功团体辩护的律师之一，代表着中国的良心；目前对高律师的拘捕和起诉完全违背中国法律，非常荒唐。
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乔高和人权律师麦塔斯提名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为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乔高表示，高智晟是他所见到的最勇敢的律师，在被捕前，高律师曾公开邀请他和麦塔斯到中国调查有关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摘取的事件。06年7月，乔高和麦塔斯发表了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被摘取器官事件的独立调查报告，认为此事在中国确实存在，而且仍然在进行。之后他们一直在世界各国发表有关报告。
高智晟释放回家后，他本人和他的妻子、女儿、儿子，一直被软禁，当局把他家当成监狱，长期来每天都是100多特工和警察监视。2007年4月，缓刑出狱后的高智晟首度发声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对他和家人采取的“残酷遏制措施”。他在一封致友人胡佳的信中说，当局在06年8月15将他秘密“暴力绑架”之后，对他实施了长时间的酷刑折磨。公安局对他采取的违法手段包括戴手铐时间600小时，长时间锁在特制铁椅子上的时间达590多小时，被左右两边的强光灯照射时间也超过500小时。除此之外，当局还多次威逼他参加当局导演的电视录像，“诸如自己自愿申明认罪，自愿写公开声明和作笔录的过程”。耿和说：“在我们家有一群警察，家门口也有警察，我们家是二楼，二楼到三楼的位置也有警察在那值班，二楼到一楼的拐角都有警察，一到晚上的时候，门口的警察跟楼上的警察说话，或者门口的警察跟楼下的警察说话，我们都能听到。”有几次他们把电和电视经常给掐断，然后说一些恐吓的话，“我就在里面很紧张，要是听到有人敲门，我会害怕得浑身发抖。”
高智晟在2007年9月12日曾发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他在信中指责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和地下教会，并呼吁美国政界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局非常恼火。多次对他实施绑架和迫害。2007年9月21日晚上，他被套上黑头套，绑架到不知名的地方，多人对他进行长达59天的各种酷刑摧残。其中，有电棍击打身体、竹签捅生殖器和烟熏五官等酷刑。当时，疼痛难当，汗水、血水和各种体液，流了一地。
2008年的时候北京开奥运会，7月24号高智晟全家就被带离北京到了新疆，8月底才回到北京；后又因开残奥会，再次被驱逐出北京，带到一个荒郊野外。耿和说：“晚上把我们带走，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小的招待所，就不让我们出去了，吃、住都在房间里，呆了一个多月。……邻居都没有来往，也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然后我们家就是说，收水费的来了，我们都不能开门，警察都不让人收水费。长期对我们家的跟踪呀、监视这种手段，让我们跟外界隔离，任何人到我们家来都是不行的，我们也不能出去跟任何人朋友接触，一旦接触就会有麻烦。这种情况下发展到2008年9月份不让格格上学，格格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不稳，新陈代谢紊乱，浑身骚痒，看了许多医院也看不好，医生说是情绪紊乱造成的一种代谢失常。耿格没心思在家学习，情绪很低落。”格格的书桌上有制作小手工的小刀子，她就拿小刀在胳膊上拉，拉了好像就觉得舒服，有的口子已长好了，有的皮肤到现在都没长好。她自残三次，有一次自杀被我们发现了，格格割了自己的动脉血管，割的时候她看着血就笑，这是无意中到房间看到，这时候我们就难受得很。耿和：“又发现了她两次抽烟。”记者：“格格妳为什么要想抽烟？”格格：“特别特别烦，就是烦到了极点，又特别特别不想活了，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发泄。”格格不能上学后，“就绝望……我觉得都绝望成这样了就不要活着了，就特别特别难受……，例如我想找人跟我说说话，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有人。”
2009年2月，高智晟在网上发表了《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一文，向外界披露自己被当局绑架期间遭到酷刑折磨。并且被译成英文，提交到国际人权机构。文章详细描述2007年9月份他被秘密警察绑架50多天，遭到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如殴打、虐待、酷刑、电击生殖器等非人迫害。当局以此来报复高智晟给美国国会写信揭露中国的人权状况。可见，这没墙的监狱是远比有围墙的监狱还严厉、残酷。高智晟要求进监狱。“王姓头目对我破口大骂：‘高智晟，你他妈现在还在作梦想进监狱，美死你，今后你再甭想进监狱，只要共产党还在，你就再也没有进监狱的机会，什么时候也别想’。”看到了吗？进监狱对于高智晟是做梦。没墙的监禁，可以随时限制人的自由，强行斩断社会上所有人与你的联系，就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尝尽孤独的煎熬，这种被捆绑的自由直接戕害的是人的精神与心灵。这没墙的监狱绝对是亘古未闻！这没墙的监狱只有在中共的体制下才能大行其道，为中共所迷惑的世人在感叹中共强大的同时，请您别忘了高智晟一家人所经历过的没有围墙的黑监狱的经历。
高智晟家人逃离中国后几个星期的2月4日，大约“10多个警察和打手”把睡梦中的高智晟从床上揪起带往陕西老家的，期间高智晟被打得“挺惨的、挺厉害的”。此后，政府没有透露任何有关高智晟的消息。2月15日，约百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前举行集会，强烈谴责中共对高智晟律师变态式的摧残。
有一个特殊的监狱，远远的超出有史以来对监狱的定义，可是对人的监禁却也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个监狱的打造来自于公检法司的最高行政领导中共政法委，囚禁的对象是高智晟律师及其家人，监禁的地点大多在他们的家中，负责监禁的是受过专业训练、装备精良的一百多名公安警察。这个级别监禁就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跌破眼镜了。高智晟因公开信被公安非法跟踪后，他和家人就一直“享受”着这种“高规格待遇”。开始这些人还算人道，没有进入高智晟的家中，就在他们家单元楼的楼梯上住着值班的警察。楼下的百十号人游离于周围，警车始终待命负责跟踪。高智晟到公园里锻练一下身体，警车立马紧急启动，人员前呼后拥。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时出动的，还得留有看守他的妻子耿和与两个孩子的呢。后来，这伙人又奉上峰之令，直接住进了高智晟的家中贴身监控。监控到什么成度？上厕所都要有多人陪伴，洗澡时亦要有人在场，睡觉时卧室里都不能没有公安看守。这些监控可不是全部都在家中完成。高智晟的女儿格格上下学，他们要一路“护送”。进班学习，他们甚至就坐在了教室充当起了学生。还不止如此，老师和同学要一律的疏远格格，不能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一个孩子，就因为当局害怕她的爸爸和外界有联系，全班所有的学生都不准带手机。经常当着格格的面专门讲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放学走的晚一点要招致拳打脚踢。孩子在自由的环境中完全失去了自由，内心的孤独与凄苦只能靠对自己的父母发脾气来宣泄。然而这正是警察们所希望看到的。家中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一家人相对无言。劝慰？一家人共同的处境，几乎都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心力。一方面是自己的亲人，一方面是蛮不讲理的公安，孩子选择的是用自杀的“游戏”来宣泄内心的压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残忍的迫害已经超过人类的极限，这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遭受了3年监禁的16岁的孩子，已有过多次自杀的经历，即使是一个死刑犯，他的内心能如此痛苦吗？
耿和说：“我们为了孩子必须要走出去，要不然我们真得太对不起孩子了，对高智晟打击特别大，感觉特别对不起孩子，我们的情绪都不是特别好。”耿和还提到，有一次警察半夜来抄家，用好几种灯光照着高律师，她说：“我们家墙上有天宇玩的时候，画的乱乱的东西，他们也狠劲照，也狠劲照天宇，天宇很紧张，吓得使劲跑，使劲躲。”
高智晟妻子耿和及子女，在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后，于2009年1月9号在朋友帮助下，经化妆离开北京，甩开了警察的跟踪。1月16日到达了泰国。途中历经万般惊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最终于在3月12日，飞到美国政治避难。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McMillan-Scott)立即发表声明甚感欣慰，他认为欧盟和英国现在应该一起从中国营救出高智晟，让他与在美国的亲人团聚。自从2006年5月访问北京后，麦克米兰-斯考特与高智晟进行过多次的通话，针对中共的人权状况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交换意见。他一直在帮助营救高律师。在高律师第一次被抓后，他就致信英国首相要求采取行动。麦克米兰-斯考特指出，“高智晟优先考虑的是希望他的家人出来，现在我们优先考虑的是让高获得自由，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早在2008年1月17日，欧洲议会就通过决议，呼吁欧盟理事会采取行动关注在2007年9月22日后失踪的高智晟。听到高智晟家人安全抵美的消息后，来自布鲁塞尔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波杰先生(Beauthier)也表示,“这真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知道高律师的情况，他在哪里？我们要采取行动。就在两天前我与布鲁塞尔律师协会的主席就高的情况进行了会谈。我们要向中共政权施压，要比利时政府采取行动。”波杰先生去年就中国同行高律师的处境而向各界呼吁营救，他曾代理法轮功学员于2003年在比利时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起诉元凶江泽民、罗干和李岚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