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報接連發文批駁“人權觀察”
來源：多維新聞
在今年中國人農歷新年的除夕，而且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的前夕，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發表了審查全球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全球年度報告（2012年）》，對包括中國在內的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了指責。中共黨報1月26日刊載文章《“人權觀察”，請觀察一下自己》表達對該組織目的的質疑。27日又發表研究西藏發展的學者文章《給老百姓修建住房侵犯了什麼人權？》再對該組織進行批駁。
該學者在文章中指出，《報告》中所談及的“中國政府繼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高達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遷至他處”，是中國政府改善農牧民群眾居住條件，並深受歡迎的“安居工程”，被“人權觀察”“觀察”後，怎麼變成了違反人權的行為？而且，“將高達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遷至他處”，既不符合基本常識，更不符合基本事實。
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西藏已實現定居的農業和半農半牧人口為185萬人，占自治區人口總數的61%。一個直觀的基本事實就是，這部分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仍生活在他們祖輩生活的社區，根本就沒有遷移或者重新安置。而搬遷最多的人群就是居住在大骨節病和大脖子病多發地區的農牧民。統計數據顯示，到2010年，西藏自治區已經完成對大骨節病發源地的4,000個農戶進行了搬遷。此外，西藏自治區還通過安居工程實施了扶貧搬遷。
該學者稱，根據其長期觀察和研究，西藏在過去6年實施安居工程的過程中，遷移至他鄉的農牧民人數超不過15萬人，總數也不到總人口的5%。《報告》中說的80%這樣龐大的一個遷徙比例，不知有何根據？
文章指出，西藏民主改革前平均期望壽命不足35歲，初生嬰兒死亡率高達30%。政府在他們靠近交通沿線的夏季牧場，建造溫暖舒適的安居新房，讓孩子有學上，讓患者有醫治，讓老者不再顛沛。如果只關心他們的獨特生存方式，但不關心他們經歷的痛苦，不僅不人道，更談不上什麼人權。政府是在充分尊重人們意願的基礎上，幫助西藏農牧民改善住房條件，或是對其重新安置，這是政府的基本作為，無論在哪個國家和地區都應該是無可厚非且深受人民擁戴的事情，但為什麼經過總部設在紐約、自稱尊重人權基本標准的人權觀察組織的觀察後，其結論完全違背基本事實和基本常理？如果不是資料來源嚴重失真，那只能是別有用心。
此前，《人民日報》在1月26日發表的文章中批評“人權觀察”在“全球報告”無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就，赫然使用“中國人權環境每況愈下”的措辭。而此次報告重彈“香港自治權利正被削弱”的老調，質疑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歪曲事實，挑撥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關系，暴露了“人權觀察”一貫反對中國、插手別國事務的醜惡面目。
文章表示，“人權觀察”熱心國際人權保護，似乎是難得的人權衛士，但是它在有選擇地開展工作，采取雙重標准，缺乏政治中立，而且用人失察，方法有失嚴謹，已經引起了人們對它自身的質疑。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媒體和分析者批評“人權觀察”組織戴著“有色眼鏡”判斷一個國家政府或組織是否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
文章轉引《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采訪說，對於“人權觀察”來說，擁有足夠影響力是最重要的事。“人權觀察”總是希望自己的報告能夠為美國政府所用，對那些難以引起華盛頓注意的議題缺乏興趣。
此外，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於2月中旬訪問美國，在發表該報告後，該組織又發表公開信，呼吁奧巴馬總統應該利用習近平這次訪美機會，不論在公開還是私下場合，都針對中國惡化的人權環境，向習近平提出挑戰。
附：《給老百姓修建住房侵犯了什麼人權？》全文
近日， “人權觀察”這一個非政府國際組織發布的《全球報告2012》（以下簡稱《報告》）中，不乏對中國人權狀況指責和聲討的個案。作為長期從事西藏發展研究的學者，我們對《報告》中“中國政府繼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高達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遷至他處”等語句百思不得其解。改善農牧民群眾居住條件，並深受歡迎的“安居工程”，被“人權觀察”“觀察”後，怎麼變成了違反人權的行為？
話題還要回到2006年。鑒於西藏農牧民群眾的住房普遍比較簡陋，且廣大農牧民群眾對改善住房有強烈的願望，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作出了全力抓好以游牧民定居、扶貧搬遷和農房改造為重點的農牧民安居工程的重大決策，力爭通過5年的努力，使全區80%以上的農牧民住上安全適用的房屋。與此同時，這項工程也被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視為推進西藏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並通過新華社對外進行了發布。
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西藏的發展問題，而且將主要精力用於西藏農牧區經濟的發展和農牧民民生改善問題的研究。我們從1990年開始，在西藏拉薩市和山南地區選擇了4個農村社區（分別為拉薩市林周縣、曲水縣和墨竹工卡縣的查巴拉村、春堆村和倫布崗村，以及山南地區扎囊縣的扎西林村），進行了20多年不間斷的跟蹤調查，與此同時，筆者還多次接受西方國家學術機構的委托，對西藏其他農牧區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我們將用親身的經歷和第一手資料對“安居工程”及《報告》結論作一個解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報告》所談及的“將高達80%的西藏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和游牧民遷至他處”，既不符合基本常識，更不符合基本事實。
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西藏已實現定居的農業和半農半牧人口為185萬人，占自治區人口總數的61%。一個直觀的基本事實就是，這部分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仍生活在他們祖輩生活的社區，根本就沒有遷移或者重新安置。比如在擁有102戶的春堆村，2010年完成了安居工程的建設任務，其中，90多戶在原址重新修建房屋，其余農戶在本村選擇新宅基地自己建造了新房，還有兩個貧困戶認為自己原來的宅基地風水不好，政府出資並根據他們的願望，在其新選的宅基地上建造了新房。
西藏自治區在實施安居工程的過程中，除了大量的農房就地改造和重建外，也進行了一定數量的農戶異地搬遷。搬遷最多的人群就是居住在大骨節病和大脖子病多發地區的農牧民。統計數據顯示，到2010年，西藏自治區已經完成對大骨節病發源地的4000個農戶進行了搬遷。2007年冬季，我們參加了一個大骨節病考察組，當我們路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一個大骨節病多發地的時候，聞訊趕來的500多名藏族大骨節病患者在嚴冬裡赤著上身，在道路兩旁排著長隊等候著我們。
他們迫切希望政府幫助他們遠離病源地，讓他們的孩子有一個光明的未來。目前，四川省已通過類似於西藏的安居工程，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此外，西藏自治區還通過安居工程實施了扶貧搬遷。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扎囊縣德吉新村，全村108戶712人均來自貧困地區。在新村建好初始，政府動員幾十戶搬到德吉新村，其余的農（牧）戶在經過了兩年多的觀望等待，確認了新村可以為他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後才將其家庭成員分期分批陸續遷移過去。
根據我們的長期觀察和研究，西藏在過去6年實施安居工程的過程中，遷移至他鄉的農牧民人數超不過15萬人，總數也不到總人口的5%。《報告》中說的80%這樣龐大的一個遷徙比例，不知有何根據？
安居工程上馬初始，政府委托西藏地方的建築設計師，根據不同地域的建築風格，設計了幾十套具有濃郁民族風格和地域特點的建築圖案供農牧民選擇，通過安居工程為農牧民改造或重建的建築均為藏式建築風格。2006年，安居工程一經推出，就深受農牧民的歡迎。我們在西藏山南地區扎囊縣扎西林村五金村長家借住期間，在拉薩市林周縣春堆村扎西丹巴村長和其他兩個村村長家調查期間，均見到農戶希望村長能夠幫助他們拿到安居工程的指標，此外，還有一些當年拿到安居指標的農戶希望將其新的安居房建在公路旁邊。與我們交談過的農戶不下1000家，沒有一個農戶反對安居工程。道理很簡單，政府補貼幫助人民建房，在哪個國家和地區都是不容置疑的大好事。
近年來，還有個別國際組織、學術機構和學者對西藏自治區在游牧地區實施的安居工程頗有微詞，認為西藏保持著世界上最完整的游牧業生產、生活方式，這樣的生產、生活方式有利於保護西藏高原脆弱的草原生態系統。這可能與《報告》特別提到對西藏游牧民搬遷的態度一脈相承。
應該注意到，西藏的牧民只是在水草旺盛的夏季才進行長距離的游牧。在漫長的冬季，他們駐扎在海拔相對較低，離公路相對較近的冬季牧場。政府為牧民提供的安居房充分考慮到了這一特點。截至2010年，西藏自治區已經為30000個牧戶建造了舒適溫暖的安居房，而且大都分布於牧戶擁有的冬季牧場附近的交通沿線。此外，住進安居房的牧戶在夏季仍沿襲著長途游牧的習慣，與以往不同的是，游牧隊伍中已經少了許多學齡兒童和失去勞動力的老人。老人和小孩留在定居地。
過去，在零下20多攝氏度的嚴寒冬季，他們中大部分不是住在牛毛帳篷裡，就是住在用石頭和草皮壘砌的被當地老百姓叫作“冬窩子”的居所裡。西藏民主改革前，他們的平均期望壽命不足35歲，初生嬰兒死亡率高達30%。政府在他們靠近交通沿線的夏季牧場，建造溫暖舒適的安居新房，讓孩子有學上，讓患者有醫治，讓老者不再顛沛。如果只關心他們的獨特生存方式，但不關心他們經歷的痛苦，不僅不人道，更談不上什麼人權。
此外，我們經常看到國外人權學者對安居工程的議論，說把農牧民搬遷後，生活設施不配套，老百姓生活不方便。也有議論說搬遷後沒有必要的生活資料，欠銀行或者親戚朋友很多錢，因此，搬遷後老百姓變得更加貧困了。我們駐村調研的情況是，政府通常在老百姓建房後較大規模推進當地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配套建設，大力開展村容村貌整治，或者鼓勵農牧民向交通便利、水電等條件較好的地方集中，學校、醫院在定居點建設起來，由商務部推行的“萬村千鄉工程”（超市進農村）也大面積惠及這些社區。政府加大了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搬遷後的居民耕地得到了保障。例如，在德吉新村，搬遷前人均耕地0.8畝，搬遷後人均得到耕地2畝，為了解決水利灌溉，2006年政府花了1800萬元修提灌站，2009年又花2100萬元更換了設備。
同時，我們還看到，在交通比較便利的社區，年輕人大量在非農產業實現了就業，做生意，跑運輸，開餐館，當領班的人在德吉新村都出現了。過去，他們的祖輩沒有一人從事過非農產業。在實施安居工程中，當時的辦法確實是“政府補助一點、自家出一點、銀行貸一點”，雖然有些農戶向銀行貸了款，我們實地了解的情況是，沒有一家因為借了銀行的錢而陷入貧困的，政府多次補助貧困群眾解決貸款償還的問題。
政府為了老百姓的生存安全，健康安全和改善民生，在充分尊重人們意願的基礎上，幫助西藏農牧民改善住房條件，或是對其重新安置，這是政府的基本作為，無論在哪個國家和地區都應該是無可厚非且深受人民擁戴的事情，但為什麼經過總部設在紐約、自稱尊重人權基本標准的人權觀察組織的觀察後，其結論完全違背基本事實和基本常理？如果不是資料來源嚴重失真，那只能是別有用心。
附：《“人權觀察”，請觀察一下自己》全文
2012年1月22日，是中國人農歷新年的除夕，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發表了審查全球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全球年度報告（2012年）》。照例，它又對包括中國在內的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了指責。
但凡是評估的工作，就有一個主體資格和評價方法的問題。客觀、中立、嚴肅、科學應該是對所有評估者的基本要求。“人權觀察”熱心國際人權保護，似乎是難得的人權衛士，但是它在有選擇地開展工作，采取雙重標准，缺乏政治中立，而且用人失察，方法有失嚴謹，已經引起了人們對它自身的質疑。我們不禁要問，“人權觀察”，是否對自己也應該有一個清楚的觀察呢？
一、政治中立還是政治工具
事實上，已經有不少媒體和分析者批評“人權觀察”組織戴著“有色眼鏡”判斷一個國家政府或組織是否存在侵犯人權的行為，比如對一些國家大加批判的同時，對另一些存在人權問題的國家卻視而不見。《星期日泰晤士報》援引美國一名人權事務專家的話說，對於“人權觀察”來說，擁有足夠影響力是最重要的事。“人權觀察”總是希望自己的報告能夠為美國政府所用，對那些難以引起華盛頓注意的議題缺乏興趣。
美國在去年再度加強了所謂價值觀外交，包括在中美關系中重打人權政治牌。在這方面，“人權觀察”雖然是非政府組織，但是與美國人權外交的思路是一致的，也是一貫的。今年發布的“全球報告”竟然無視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就，赫然使用“中國人權環境每況愈下”的措辭。相信任何訪問中國的人都無法認同這種抹黑中國的論斷，更不能認同這種通過人權歪曲和施壓“促進”人權的做法。
此次報告，它還重彈“香港自治權利正被削弱”的老調。其實，這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04年9月，香港特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作為香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選舉即將舉行之際，“人權觀察”就曾發表“香港人權狀況”報告，質疑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報告再次歪曲事實，挑撥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關系，暴露了“人權觀察”一貫反對中國、插手別國事務的醜惡面目。
二、用人失察誰之過
事實上，“人權觀察”自身的人權問題同樣降低了其可信度。近年來，“人權觀察”組織用人失察的問題屢屢出現。
馬克·加拉斯科作為該組織的專家以調查各種各樣戰爭罪行為名，多年來活躍在中東。他曾在五角大樓擔任７年文職工作，擔任“伊拉克情報高級分析師”，離職前擔任“高價值目標定位負責人”，負責確定美軍在伊拉克的空襲目標。加拉斯科接受媒體采訪時承認自己參與了至少50次空襲，從未擊斃預定目標，卻導致了數百名平民死亡。2003年4月5日，外國聯軍對伊拉克城市巴士拉發動空襲，試圖殺死綽號“化學阿裡”的阿裡·哈桑·馬吉德，結果錯失目標，卻炸死了17名平民。
他在2004年加入“人權觀察”。然而，這位以人權衛士為己任的專家，卻是德國納粹標志性物品的狂熱收集者。他以網名“Flakk88”活躍在網絡論壇中，甚至在一個論壇上發布了一張穿著納粹鐵十字汗衫的照片。加拉斯科還寫了一本准備出版的書，竟然是要紀念二戰時期在德國空軍服役的爺爺！
2009年9月14日，該組織宣布，加拉斯科將“停薪接受調查”。熟悉他的人說，加拉斯科事實上已經離職，但“人權觀察”承諾將支付他合同剩余期限內的薪水。
2010年3月5日，加拉斯科的名字從“人權觀察”組織成員名單上消失。一名組織發言人在回復媒體詢問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兩周前，我們遺憾地接受馬克·加拉斯科的辭職申請。”
另外，據報道，“人權觀察”中東部門高級官員喬·斯托克是一名極端左翼分子，上世紀70年代擔任一家雜志編輯，該雜志當年曾發表社論，稱贊1972年致使11名以色列運動員和教練遇害的慕尼黑慘案！
面對指責，執行主任羅思辯解說，以色列媒體報道的事情發生於30多年前，斯托克僅是那本雜志的7名編輯之一，他後來成為薩達姆的堅定反對者。
這樣的解釋難以服人，而“人權觀察”組織在爭議前後又招募了一名曾為極端反猶太主義出版物工作的人擔任研究人員，同樣令人費解。
三、工作方法是否嚴謹可靠
“人權觀察”每年發布年度報告時總能引起國際社會反對的聲音。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它的工作方法特別是信息來源存在嚴重缺陷，沒有可信度。
比如位於以色列的“非政府組織監督者”是一家專門分析和評價非政府組織的機構，它強烈質疑“人權觀察”報告的信譽。今年1月9日，該組織發表報告，揭示“人權觀察”缺乏嚴謹的研究方法。它說，“人權觀察”經常基於未經證實的不可靠消息撰寫報告。它常使用匿名的“目擊者”的說法，從而無可印證。而且，對於所謂的見證人往往也不是面對面進行訪問的，而是由缺乏專門訓練的人訪問或者只是使用互聯網的在線服務進行。因為使用了不可靠的信息來源，“人權觀察”執行董事肯尼思·羅特曾經鼓吹的一位敘利亞“被武裝人員綁架的博客博主”經證實其實是一個來自美國佐治亞州的美國人。
在今年關於中國部分的報告中，“人權觀察”使用了“估計”、“可能”、“很可能”的字樣。關於中國篇幅不長的報告中，它全面否定中國的人權狀況，批評了中國司法制度、宗教制度、民族自治制度、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對外政治和經濟交往等，甚至對討論中尚未通過的立法法案進行了批評和指責。事實需要可靠的信息來源，論證需要嚴謹的邏輯，它缺乏的正是對中國國情的客觀認識以及對中國法律和政策制定及其實施狀況的真實了解和科學分析。報告的簡單、片面和政治化風格讓人失望，或者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該組織的局限性，特別是其在新“冷戰”思維下產生的別有用心的政治性。
“人權觀察”年度報告發布後，其亞洲部主任布拉德·亞當斯1月23日對媒體表示，中國需要西方國家的市場，所以中國不太可能在經濟上與西方作對，尤其是當西方國家都保持一致立場時；因此，歐洲不應該懼怕中國，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應該加強呼吁中國改善人權。由此，“人權觀察”施壓中國的用心昭然若揭。
筆者倒是希望，“人權觀察”在面對世界地圖指手畫腳的同時，能夠捫心自問並認真自省。特別要想一想，倡導和促進人權的正確路徑和方式是什麼？它自己的人權問題和信譽危機如何解決？
(洪砂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