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连载】金唢呐：大船何日过三峡？——探讨中国社会转型问题╭(╯^╰)╮

大船何日过三峡？（一）


金唢呐


最近妖刀与网友讨论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我一时冲昏头脑，不知深浅地应承下来，要就这个问题理论一番。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这个题目太大，似乎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精力和时间也难以保证。不过军中无戏言，既然应承下来，就得硬着头皮写。这也跟武松打虎一样，说不怕老虎，本来是借着酒劲吹牛。但大话吹出，必须要兑现：“我回去必叫人耻笑，算不得好汉。”“怕什么，且只顾上去，看怎的。”最后还误打误撞获得了打虎英雄的光荣称号。

另外，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不完全是网友给激将出来的。套用一句香港警匪片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不是一定要你说，除非你想说，不过你所说的话将会成为呈堂证供”。在现实生活里很多话题是根本不能与人交流的，除非是彼此的想法完全一样，否则就要伤感情的。我本大凡人一个，没有勇气自绝与党和人民，为这些事情把周围的人都给得罪光了，犯不上啊。而且一谈这些事情大家都很激动，争来吵去，很难有机会完整地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中国有无可能发生民主转型？按照官方和毛左的说法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虽然没有实现，但柴门毛所创立的一党专政制度却可以 a long long life，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他们坚信，“中国如果发生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在武汉给江青的一封信》）。若非说一党专政制度的寿命有什么极限的话，那么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彻底消灭了阶级和三大差别，实现了世界大同，政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党也就自然消失了。按照大话西游里周星驰的说法，“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那就是：一万年！”

这些鬼话、屁话，只要不是白痴谁都不会相信，不过是毛左那帮白痴在那儿自说自话，不值得一驳。

而激进的民主派们则认为我党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已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头了。只等风乍起，吹起一根稻草，即可把这匹年老色衰的骆驼彻底压垮。现在国内矛盾积累如山，民怨沸腾如汤，14亿中国人就是14亿个一点就着的火药桶，老百姓个个都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李勇奇，“人人心头一把火，争着去打中南海”。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指日可待。

被“理性”民主派广为引用的是唐德刚的“两百年出三峡说”（即“历史三峡论”，见百度http://baike.baidu.com/view/3326373.htm ），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这“三峡说”概言之便是把人类历史发展比作水过三峡，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瓶颈，是个“三峡”。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之前却往往是“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其间社会混乱，矛盾突出，民不聊生，杀人如麻，极其痛苦。

唐德刚把奴隶社会以后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要出现两次转型。把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转型定在秦始皇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的大举动上，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亦即毛泽东所说“千古犹行秦法政”。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而第二次转型即“帝制”向“民治”的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洋鬼子打进来搅乱了了我们封闭循环的好日子，是受外来刺激而进行，是被迫的。

唐教授除了在哥大教书挣钱外，主要的学术贡献似乎有两个，一是“口述历史”，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等，再有就是关于中国近代演变等“历史三峡论”。唐德刚对于他的“两百年出三峡说”非常得意，在不同文章里都有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唐德刚“历史三峡论”的相关论述大概有以下六条（引号内黑体字是唐德刚原话）：

一、由帝制向民治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二、这个转型从1840年开始，如果不出偏差，则2040年就会成功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晚清七十年》）

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当然也知道历史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所以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提出个条件，就是“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原话是这样说的：“时至二十世纪之末的今日，我们已转了一百六十余年了。今后如不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了。”“以上所述，当然只是今后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四十年时光，白驹过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横生枝节，乱出纰漏，则阿弥陀佛矣。反之，则今后国运、族运如何，就不知伊于胡底了。”

唐德刚还举了张学良的例子：“余尝面告张学良将军曰：‘您一时冲动，搞起了个“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呜呼，西安事变就是个历史学中的‘偶然’；星象学中的‘变数’。举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预祝人民政府百年长寿者，期其一帆风顺，富贵寿考也。下世纪中，如半路杀出程咬金，搞出另样的‘西安事变’来，则一切自当别论矣。”


三、对于转型后的中国，唐德刚表现得极为乐观，认为制度决定一切，“一转百转”

“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务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回复安定。”


四、毛时代就制度层面而言，唐德刚认为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而五七年之后这二十年（准确说是19年），则是一无可取，即使和“传统帝制”时期比较也是最烂的。

“毛泽东生前当国，前后凡二十八年（1949-1976），从完全正确，到完全错误，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

“我们只可说毛政权最后二十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我们肯定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中，毛泽东政权，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是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

而对毛泽东本人，唐德刚的评价基本上是夺权有方，弄权有术，治国无能：“总之，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寿终正寝约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海内外一般毛评家，大致都可同意说，毛泽东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毛是熟读古书的人。他在‘史记’和‘通鉴’里就学到了无数政治权术，而能活学活用之。”


五、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唐德刚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此举让国家“起死回生”，但对“六四”屠杀则持完全否定态度：

“毛死后迄今又已二十三年（1976-1999）。从华国锋的‘凡是派’，邓小平的‘开放派’、‘两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两制派’、‘走资派’，让苦难的人民大喘一口气，虽不免也有过坦克上街，杀人不眨眼的恶劣嘴脸（这原是个极权遗传下，绝无必要的败笔），但是大体说来，还是相对的国泰民安，颇具升平气象，也自成一个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读史者歌颂的第二个阶段。”


六、对于现政权，唐德刚认为有以下特性：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
（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
（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
（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吾人如果把这悬隔霄壤的一国两段的历史连接起来，做个鸟瞰分析，我们就可以约略地看出近代中国，从‘帝制’转向‘民主’底清楚的阶梯，和明显的脉络。它前一段（指毛时代——金注）显然是两千年帝制的尾声，和回光返照；后一段（指后毛时代——金注）则分明是社会经济变质（从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独裁制随之滑坡，独裁者权力也随之递减，极权政府更是亦步亦趋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我总结了上面六条，不知是否完整准确？望广大网友参与讨论，不能注册的国内网友也可来信赐教（email：[email protected]）。对于唐德刚“历史三峡论”的上述观点，我大部分同意，大概是三七开吧：七分同意，三分不同意。

 


惊悉本坛网友中还有唐德刚的粉丝，那我就先说说对唐德刚的印象吧，得罪之处还请原谅。

唐德刚的东西我还真看过不少，总觉得唐德刚算不得真正的历史学家。首先，唐德刚文章里面实在的史料东西太少，老芦曾称为“摊煎饼”，面不够拼命加水，摊成一张大煎饼看着唬人，真正吃起来却填不饱肚子，还得再往里加薄脆油条。同为近现代史学者的杨奎松正好相反，文章像硬硬邦邦、瓷瓷实实的压缩饼干，东西倒是实在东西，就是叫人难以下咽。另外，老唐的史论来满嘴跑火车，里面感性的东西太多，弄不清是史论还是演义，读唐先生的书，好看倒是好看，但有一种“负鼓盲翁正作场”的感觉。

至于唐德刚被人称道的“文笔”，我想让人感到新鲜的无非是两点，一是不拘一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那么呆板；二是文章纵横自如，大开大阖，联想也比较丰富，看着过瘾；三是半文半白，这也是唐文的一个重要看点。民国文人的文风受人欣赏，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比如我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就是因为鲁爷能写一手熟练而漂亮的夹生白话文、青涩白话文。最近陈丹青文章受到追捧，除了内容外，我看多少也是跟这方面的刻意模仿有关。

不过老唐确实有值得敬重和佩服的地方。是因为和大陆的史学家比较起来，唐德刚有良心、讲原则，看问题有眼光。无论写人还是写史，唐德刚基本做到了客观公正，即使对恩师胡适，也不是一味的吹捧。“唐先生凭借其一贯的学者气节，不依风附草，不人云亦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言必有据。（《袁氏当国》序言）”我觉得这评价基本不错。

台湾的这些学者，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儒家，都有着共同的理念，就是最终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包括左翼的李敖，也就是到大陆来敢胡说八道，再怎么放炮在台湾也不会鼓吹一党专政。鼓吹和维护一党专政是政府官员和宣传部门的事，知识分子从来不会突破这个底线。台湾的这些历史学家，不管是唐德刚还是黄仁宇、余英时，都把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当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且会尊重事实，这是和大陆历史学家的重要区别。

另外，唐德刚有独到的历史眼光，对历史脉络把握的非常清楚，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也非常到位。比如说他提到袁世凯和孙中山是这么说的（引号内黑体字为作者原话，后同）：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当国》末尾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我认为确实是这么回事。袁世凯的“中国华盛顿”绝非浪得虚名，对历史进步的贡献不容抹杀。但说到底袁世凯还是个旧派人物，如果对现代政治有所了解的话，混小子袁克定再怎么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也不会搞出称帝的闹剧来而遗笑万年。而孙中山周游世界，有理想，也知道欧美世界是怎么回事，提出的民主宪政的主张也不错，但做事毫无章法，乱来一气，而且不择手段，善于演奏各种“狂想曲”，客观上起到了搅屎棍作用。

再看看唐德刚对胡适学问的评价。对于胡适学问，褒贬都有，我认为只有唐德刚说到了点子上。唐德刚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记得在50年代的末期，有一位治‘中共党史’专家的萧作樑教授，要我陪他去看胡先生。胡先生很兴奋地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共党史，使萧君大为折服。我们辞出之后，萧君向我翘起大拇指说，‘胡适之在任何一行，都有他的‘高等常识’，真了不起。’我问萧，‘高到何处呢？’萧说，‘二三流专家以上的水平吧。’细分起来，我们这个‘人文科学’（胡适口头语），可不止三十六行啊。在每一行里都能考他个榜眼、探花，可就真不容易啊。所以胡适之先生实在是个不世出的‘旷世奇才’，一位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博通古今的真正的大博士。正因他博通多行，他在某一行之内，其‘学’可能不及各该行的第一流专家；而其‘识’则往往有以过之。‘见多’始能‘识广’。如此，则一些只会钻牛角的小专家，如果只是某一行的专材，在‘见识’方，他就无法与融会贯通的胡适相提并论了。正因其如此，胡适在人文科学的每一行之中，都可算是个专家；在每一行也都有第一流的‘劲敌’。擂台遍打、拳友如。这也就是50年代中共举国批胡的精华所在。那时大陆上的批胡学者，虽多半都是奉命作文，奉旨办事，然其中亦有好多旧仇，是藉机泄愤的。”

我觉得唐德刚说的一点都不错，胡适的红学知识，远不及索隐派的旧文人；论佛学知识恐怕也不如那些大师高僧，可人家愣是凭着实证主义方法和渊博的“二三流”学问，佛学界、红学界、哲学界、史学界通吃，都有“极高水平的原始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芦的成功我看也有类似之处。老芦常说自己“思而不学则殆”，实际上是自谦，现实生活中我想一定是个手不释卷（电脑笔记本）的人，否则不会像小王说的“丰富的令人发指”。而且老芦还比胡适多一个优势，就是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丰厚知识，而且在实验室里摸爬滚打过，对运用“事实”、“逻辑”得出解释实验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有亲身的体验。用“学贯中西”“文理兼修”“学识俱佳”说明老芦大概并不为过。

唐德刚对于民主、威权与专制政治的区别也比其他台湾人认识的清楚，不像那些台湾人说起大陆的事情那么不着调。一看就知道属于那种阅历丰富，饱读诗书，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比起那位“坐了几天牢，自以为不怕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篡改自《毛主席语录》）的斗士李敖来，头脑要清醒得多。看看他是怎么敲打李敖的吧：

“再看我的小友李敖。这小子终日在骂混账国民党，骂得名满全岛，稿费如潮，施施然‘总统候选人’焉！”“‘敖之呀！’一次我告诉李敖，‘你是国民党民主橱窗内的模特儿啊！’但是李敖不以为然，他认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结果。敖之，小麻雀也。就把你‘陈文成一下’，看你怎样？小蒋先生不闻不问者，非不能也，大可不必也。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长的溺！”

扯远了，还是谈谈我对唐德刚先生这“历史三峡论”相关六条内容的看法吧。

第一，唐德刚所说的这个大趋势（或曰必然规律），即帝制向民治转型，我认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任何人不能彻底扭转的。

同意。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好像老芦在《文明》系列中曾对我有所批判。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完全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所左右的，任何时间段里的结果，也是无法预测的。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方向却是可以预测的，那就是人类社会要发展和进步。换句话说，从宏观看，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前进、发展是必然的；从微观看，某一段历史可以是前进、倒退或者停滞。我想如果验算一下，我的说法并不错。任何国家和民族跟自己的数千年前相比，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总体上都是发展和进步的，无一例外。即使把历史坐标系无限延长的话，很难想象将来还会回到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德刚所说的这个大趋势，即帝制向民治转型，我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同意唐德刚的“今后中国的历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的说法。中国早晚要进入到民主宪政的社会阶段，没有人能改变这一发展方向，能改变的只是发展速度。而且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

毫无疑问，与帝制相比，民主制度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说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国人通常都是从功利的角度考虑：有利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稳定政局、遏制腐败、合理分赃、解决政权交替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没错，我举双手赞成。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全部。民主制度还体现着人的存在价值、权利，人性的自由、解放等。我觉得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是不是随着人脑进化或者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不愿受人控制、自由自主发展的冲动？就像随着躯体的发育，先是“三翻六坐七滚八爬”，然后站起来靠着学步车蹒跚学步，踉踉跄跄跌了无数跟头后自由奔跑一样。

就拿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来说吧，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不一定就比民众选举出来的差；包办婚姻在很多情况下比自由恋爱的结果可能还要好。但不行，我的青春我做主，我的国家我做主。再举个更极端的例子，每天由营养师指定饮食肯定比自选饮食的营养更合理，起码不会出现酒鬼和肥胖。但只要不是孩子和病人，谁也不会受这种限制。中国人在解决温饱问题一定阶段之后，总会去追求一种更自由民主的生活。就像没有那个健康的成年人还愿意永用学步车的一样。

反证也成立。毛左的演讲视频我看过，底下那些听众看上去目光呆滞、反应迟钝，傻兮兮的，周舟混迹其中毫无破绽。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毛左的基本群众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大都头脑简单，知识贫乏，说话不着调，没几个灵光的。这也好理解，认知能力达到一定水准后没人会真正接受那一套。即使毛泽东从未干过诸如文革、大跃进、反右之类的烂事蠢事，也没人愿意回到那种社会去。

这次看《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质疑司马南》的视频我就很有感触，那些学生娃不再是拿就业困难、物价上涨、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等具体问题来说事儿（我估计司马南对付这些提问驾轻就熟，“以民主国家印度为例”就可以对付过去），而是要权利、争自由，那个穿黑衣服的学生是这样说的：

“我们从小就在政治课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脑，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理应有权利接受不同的理念，并从中选择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们要自己选择某种政治理念，作为在这个世界对政治的看法。你是否认为，执政当局安排的政治洗脑课，是对我们个人政治认识的侵犯？”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有意思：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剥夺我接受“不同的理念”的权利！我个人认为，这才能称得上觉醒，是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应该有的追求。这让人想起胡适先生说的一段话：“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与老金商榷

芦笛

拜读了老金的《大船何时过三峡》的已写出部份，有些疑问，写出来就教于老金以及诸位大贤。


一、 关于“自私基因”


据老金介绍，霍金认为：

“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地球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这当然是屁话，是“社会生物学”最高最活的顶峰，用生物学去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却完全忽略了人类理性对塑造人类自身乃至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动作用（起码是一种potential吧）。老金的驳斥大部份我也赞成，但我觉得下面的推理似乎有点问题：

“从器官水平看，往往一个器官的活动要受到两种互相拮抗神经的支配，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实际为兴奋性神经和抑制性神经）；一种激素的分泌，一定有控制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如甲状腺激素和皮质激素的分泌要受到来自垂体和下丘脑的控制，而且通常为负反馈调节。基因也是一样，既然存在着自私基因（或称利己基因），就一定有与之相反的利他基因，以及抑制、下调自私基因的机制存在。上帝造人，绝不会让一个自私基因毫无约束地存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老金是说，人体必然有一个或一套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基因。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自私基因？过去本区讨论道金斯那本烂书时，老非就曾问我：你说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问得我一愣，暗赞这老不死老东西就是有水平：是啊，如今人类基因组的序列都测定得差不多了，有谁证认了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如果说那是尚未被克隆出来，那看看细菌与病毒的基因组也就够了。它们早就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根本就找不出来，然而你能说那些低级生物是无私的么？如果这样，那世上如今也不会有这些物种了。自私就是物种的存在方式，不自私，物种就一定要灭绝。一切物种都有无限繁殖倾向，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说生物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损人利己行为，光是自身拼命无限繁殖，就必然要在客观上起到损人利己效果。这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我由此想到，道金斯的“selfish gene”，其实是个哲学概念而非科学概念，如同中医的“阴阳五行”“精气血”一般，根本就无从落实。生物体当然是自私的，然而这自私只体现在全套基因组的设计目的中（少正卯又要无语了，其实那才是他最适合干的事），并不能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基因上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噬菌体：所有的基因都是为损人利己而存在的，然而那损人利己是综合效果，不是某个基因的功能。

换言之，损人利己只体现在设计目的中，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并不能落实到某段核酸的序列上去。正如您无法在潜水艇中找到“潜水元件”一般，全舰潜水并在水下航行是潜水艇的设计目的，每个元件都是为此目的制造装配的，但没有哪个具体的元件单独负责此功能。微生物如此，高级生物当然也只会如此。因此，我敢断言，即使人类把所有物种的基因组都查得清清楚楚，也绝无可能证认某个具体的“自私基因”。

赶紧补充界定一下：所谓“自私”，指的是“生物体的存在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不择手段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繁衍本物种”，因此，所谓“自私”，其实是“种私”，老金列举的那些生物的舍己为人行为，就是为此目的出现的。它貌似与“保存自己”相反，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保存物种，只体现了物种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行为，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设计目的上去，并不可能证认蜜蜂的某个具体基因驱使它们去奋勇捐躯。比起高级动物来，蜜蜂的基因组十分简单，应该早已查明，而我们至今尚未听说过“奋勇捐躯基因”被克隆出来，足证我这一推测不错。

以上所说，现代生物学家们是决计不会同意的，因为那是目的论。但不采用目的论，您根本就无法解释生物（起码是低等生物）损人利己的存在方式。论实质，目的论与进化论都是假说，但前者更言之成理，至少没有后者那样牵强，需要过人的信仰力才能相信，生物体那按一系列鲜明目的装配起来的复杂系统，竟然是随机进化出来的。

不管怎样，迄今已有的证据提示，没有具体的自私基因存在。既然如此，那与之相拮抗的反基因或调控基因也就不可能被发现。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第二，高级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两大拮抗调节系统，诸如分子水平的蛋白质磷酸化与去磷酸化，神经系统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等等，而且这些系统都以负反馈方式调控。但这是为了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设计出来的。广而言之，一切自控系统都应用此原则，离开负反馈调节就一定没有稳态。

但据此似不能类推出生物体内也存在着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无私基因”，盖两者的设计目的完全不一样：两大拮抗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维稳”，亦即维持生物个体内的负熵态，而物种的存在方式是无限制地繁衍，没有什么系统内的稳态可言。例如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菌按指数曲线疯长，哪里有什么稳态可言？又哪有什么内源性的负反馈调控机制来控制它的繁殖速度？限制其繁殖的只有外界条件，而这并不是什么负反馈调节——放在培养瓶里的细菌，用完了资源也就悉数死翘翘了，并不会受到某个基因的调控，使之保持“合理繁殖速度”，以尽可能长地存在一些时候。

其他生物也类此，迄今没有发现什么负反馈调节系统来遏制一切物种无限制繁衍自身的倾向。老金也说了，对这种倾向的遏制是外界强加的，并不是由物种内源性的“刹车”来自我调节的。因此，我很怀疑这种“刹车”的存在。


二、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与孙文


老金提到我对唐德刚的不屑，并给出了他自己对老唐的“三七开”评价。我的确非常看不起老唐，觉得他那个专业历史学家实在是尸位素餐，滥得虚名。

前些天国内开了个史学研讨会，杨帆、刘仰、秦晖、萧功秦等人都参加了。那会谈纪要很有意思，竭诚推荐大家去看看。萧功秦先生在会上发表的对史学流派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杨奎松、高华、沈志华等人可以称为史学里的“新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对去伪存真、澄清史实作出了伟大贡献，但这还不够，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发展出一种“解释学派”，我的理解就是寻找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必然因素。

我很赞同萧先生的这个主张。国内史学界的“四大天王”（二杨、高、沈），都是“史料派”，其共同特点是发掘大量的史料，查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诚如萧教授所说，这些大家的努力，对破除官方伪造的神话贡献厥伟。但这只是“微观史学”，并未对历史现象发生作出解释。这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弱项，应在未来补足。

用萧教授的分类来看，则唐德刚应该算是“解释学派”。如果说杨奎松教授的著作是“压缩饼干”，则老唐的东西完全是清汤灌水，几无史料可言。我曾经说，看他的书必须以沙里淘金的精神，淘去无量屁话，才能打捞到星点见识。除了下面要批的“三峡”论外，他的零星见识也偶有可观者。但其所以可观，乃是国共两党伪造历史玉成的。唐本人无非是生得早，能抢在别人前头看到那彰明较着的事，又跑到海外来，具备了说出为当局所不容的话的地位，因而很有限地首次突破了国共的神话框架，然而那突破委实有限得紧，辜负了他的机遇。

他对老袁与老孙的评价就最能说明这一点，据老金的引用：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当国》末尾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肯定袁世凯，当然需要一定勇气，但这在海外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一个真正有学术勇气的史学家，若是生活在海外，都该实话实说。而要看到老袁在戊戌之前就主张并投身改革（远在康梁驰名宇内之先），在此后对中国西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知识与智力，有点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即可。用鬼话来说就是，nobody should have missed it。然而老唐对老袁的总评，却是从《三国演义》上抄下来的对曹操的评价，这无非是从国共制造的魔鬼脸谱“转进”到传统脸谱，实无突破可言。

例如他称老袁为“标准的中国法家”，完全就是用一幅漫画取代另一幅漫画。只需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便可看出这传统脸谱之无稽：老袁是中国首倡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当年曾与严复一道支持傅增湘、唐绍仪、吕碧城等人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吕碧城就是老袁推荐给傅增湘的。这是“标准的中国法家”的作法么？不知主张女子教育见于哪本法家的典籍？

老唐对老袁与老孙的比较更是可笑。老袁当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对西洋政治文化的认识也相当有限，但我看未必比孙中山懂的更少。老孙看的英文书或许远比老袁多，但那又便如何？他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价值与涵义，更不懂中国国情，竟然会以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所以要用革命去剥夺人民的自由：

“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竟忘却了‘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

这些烂话，起码老袁不曾说过吧？这就是唐德刚心目中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这种思想，到底算是什么优点啊？而且，老唐凭什么说孙中山“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由他启动的国民革命与共党革命，不是最终把人民的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因而实现了国家富强么？中共自称孙文的正宗传人，又难道不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

记得朱学勤有言，朝廷应该走向现实，而民间则该走向浪漫。窃以为此话很有道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而老邓是什么理想、思想都没有的政客，两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贡献孰大？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老袁与老孙之间。中国需要的，到底是有治国才能的现实主义政客，还是毫无治国才能、唯有“满头脑理想”的浪漫草包？

其实，老袁的问题，不是他不懂“现代政治思想”，而是他已有的“现代政治思想”过于超前。惟其如此，他才会在晚清新政中持激进的立宪立场，推动了“预备立宪”出场，就此铸成大错，因为改革步骤太快，规模太大，范围太广而最终诱发了辛亥丑剧，终至清廷倾覆。他本人虽然藉此当上了大总统，却因骤然打破了传统而使全民遭受了传统的惩罚。当然，这已离题太远，应该写在我的辛亥系列中，拿去骗钱才是。

多谢老芦赐教！不过自私基因在21世纪已不再仅仅是哲学概念了


行为基因的研究可以说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课题，美国、加拿大科学家发现了自私基因，以色列科学家发现了利他基因、慷慨基因，而且说的很具体，如“‘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其基因变异发生在11号染色体上”。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学术期刊而不是科普杂志上。当然，行为基因的研究现在还有争论，我对他们的结论也有些疑问，不过不能否认行为基因的确实存在。 还一种说法是自私遗传元件（Selfish genetic elements），与自私基因的关系我也不太清楚，最后面是篇综述，我还没找到全文。


加科学家证实“自私基因”存在
文章： http://yy.zjol.com.cn/health/kjxw/124771.html
视频： http://v.ku6.com/show/GT0c16-0MbRNDtAT.html


[[作者：记者 彭东] [来源：科技日报]


1976年，著名的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神惑》一书中介绍的“自私的基因”这一概念，被全世界科学家誉为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自然延伸。最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科学家的一项新发现，为这个已存在数十年之久的进化学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支持，使其从理论层面提升为事实。

在社会生活中，“自私”是指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行为的形容词，属道德层面的贬义。可是，在基因组学研究中，“自私”这个词并不是描述人的利己主义，而是指基因在遗传中表现出对自身延续的盲目倾向。有趣的是，这种“自私”趋向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甚至成为某些无私的、自我牺牲行为的原因。例如，在被称为“超有机体”的蜜蜂巢群中，有一项复杂的社会繁育体系，雌工蜂是不育的。从工蜂中选定和发育的成熟蜂王，具有和雄蜂交配和生育的能力。

由于“自私”基因控制工蜂不育问题尚未被科学家证实，所以直到现在对这种生殖利他主义演变的了解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西方生物学教授格雷厄姆•汤普森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彼得•奥克斯利的研究小组，第一次独立地确认了蜜蜂基因组上含有“自私”基因，正是该基因隐藏了工蜂的生育能力。

这就是说，“自私”基因确实存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汤普森说，“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哪一个基因是‘自私’基因，但我们已经很接近了。这一发现为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庞大机构提供了确切证明”。他还表示，2006年蜜蜂基因组工程的完工对这一发现起了决定性作用。该研究结果将刊登在7月份的《遗传学》杂志上。


美科学家发现自私DNA 在进化中起重要作用http://news.qq.com/a/20100428/002002.htm


　　自然界中的基因有千万种，哪类基因最为常见和最为丰富？由美国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圣迭戈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在对大量基因组进行成功解码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有“自私DNA(脱氧核糖核酸)”之称的转座子。转座子基因的丰度和广度表明，它们在进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转座子因其独特的行为在科学界获得了诸多“名号”。目前仅知的功能就是到处传播自己，故有人昵称其“自私基因”；根据转座子可在生物体内或生物体之间移动，并产生不断变化的遗传物质的特性，也有人将其叫做“跳跃基因”。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研究员米亚•布赖特巴特称，转座子还有个称呼叫“剪贴基因”，它们能持续地改变和移动，有时甚至还能将其他基因一起带来。

　　此项发表在最新一期《核酸研究》上的发现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是因其给这些常见的DNA片段带来了新的认识，还在于科学家们在该项目中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计算。该项目由圣迭戈州立大学牵头，使用了阿贡国家实验室的一台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用于测序分析。研究小组对数千种细菌、古细菌、真核和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以及数千种环境群落宏基因组中的蛋白编码基因和基因标签进行了分析。

　　布赖特巴特说，科学家们常在研究项目中使用转座子基因来进行各种实验，以对研究的生物体内的基因实施变异、破坏或是敲除等。但转座子也能带来新的功能，并创造出生物体内的多样性。研究人员表示，转座子基因在基因组中是如此的无所不在，以至于它们常常被忽略。它们能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引发出通常而言是有害的变异和重组，但偶尔其也能帮助生物体存活。

　　生物学教科书一般认为在光合作用中能固定二氧化碳的酶是地球上最为丰富的酶，也据此推测能对这种酶进行编码的基因也应当是最丰富的。共同研究者之一、开罗大学的拉米•阿齐兹表示，科学家们都会期待那些重要的基因会出现在自然界最丰富基因榜的前列，不过研究却发现，被某些科学家称为“垃圾DNA”的转座子反倒统治着已知基因世界。

　　不过，转座子基因在整个自然界中并非均匀分布，有些基因组中有许多转座子基因，而另一些基因组中则缺失转座子基因。布赖特巴特表示，科学家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转座子在环境中的存在和作用，这些极其成功的基因正到处扩散其DNA，制作大量的副本并侵入所有类型的生命体。

　　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知转座子在人类基因组中占据40%的份额，不过从没有在不同生态系统中对其进行综合评估。阿齐兹表示，现在人们终于知道，在截至目前所采样的几乎每个生态系统中都有大量的此类基因存在，这些基因加速了变异和多元化的进程，从而驱动了不同生物体的进化。

(科技日报)


以色列科学家在人类第11号染色体上发现利他基因http://topic.xywy.com/wenzhang/20050330/458515.html


中新网2005年1月25日据《科技日报》讯：由以色列西伯莱大学心理学家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长期研究，从遗传学角度，首次发现了促使人类表现“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其基因变异发生在11号染色体上。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分子神经学杂志》电子版上。

由于人和动物在表现“利他主义”行为时，往往会冒着伤害自身利益的风险，难以符合进化论规律，因而早已成为进化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对“利他主义”的来源孜孜以求，甚至连达尔文也研究过此类问题。

爱伯斯坦说，调查发现，大约有2/3的人携带有“利他主义”基因。有趣的是，“冒险”基因的变异情况与是否吃药、吸烟以及其它刺激行为有关。尽管妇女在哺乳等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但调查并没有发现妇女的“利他主义”基因比男人多。

研究人员指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的。这意味着多巴胺在忠实于社会道德准则的利他行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拥有“利他主义”基因的人可以承担好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从工作中得到更多回报。

这种“利他主义”基因是第一次被发现，但研究人员认为，一定还有其他“利他主义”基因有待发现。不过，“利他主义”基因只是决定人类表现利他行为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素则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如教育等。 (文章出处：医业网)


科学家发现吝啬人群源于体内缺乏AVPR1a基因http://news.163.com/07/1217/11/3VTM26CR000120GU.html


生活中，人们不时会碰到一些一毛不拔的朋友，他们常常在该付账的时候不知所终。以色列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可能将为这些“小气鬼”的吝啬行为找到原因，即他们天生就缺乏“慷慨基因”。

　　本报综合报道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有些人体内可能天生就带有一种“慷慨基因”，叫作AVPR1a，这意味着他们往往比一般人更加乐善好施。统计数据显示，拥有“慷慨基因”的人捐钱的可能性比没有“慷慨基因”的人要高出50%。

　　关键在于AVPR1a基因

　　在研究中，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叫“独裁者”的游戏，邀请203名网民参加。科学家给参加者每人发放6英镑，他们可以决定把这些钱全部保留、全部捐出或者捐出部分给其他参加者。

　　研究结果显示，那些拥有AVPR1a基因的人，捐钱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50%。

　　领导这项研究的艾瑞尔•纳弗博士表示：“这是第一项能够证明基因与人类利他行为(慷慨)存在关联的科学证据。”

　　纳弗说：“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发现。人们常说，一个人大方还是小气是天生决定的。现在，我们发现慷慨与否是基因决定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有这种‘慷慨基因’，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基因。”

　　过去，很多人认为一个人慷慨与否是由外界因素决定的，例如他拥有财富的多少，以及他的文化背景如何。

　　但是纳弗的研究小组认为，AVPR1a基因才是关键，因为它能够使得一种名为“精氨酸抗利尿激素”的荷尔蒙作用于人类大脑细胞。他们还发现，如果AVPR1a基因内一个起促进作用的重要部分越长，这种基因就越活跃，这个人也就越慷慨。

　　这项研究报告已经在《基因、大脑和行为》学术期刊上发表。

　　符合进化规律

　　英国白金汉郡大学的心理学讲师乔治•菲尔德曼博士表示，促进人类利他行为和社交的基因符合人类的进化规律。那些乐于助人的人往往能在社会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做好事的人将会得到回报。

　　菲尔德曼说：“拥有‘慷慨基因’的人，在一个团队里往往能够与他人展开更好的合作。他们更乐意花时间去帮助同事。结果，他们往往能够在社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对于人类来说，取得社会成功至关重要。”

　　菲尔德曼表示，“慷慨基因”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类的狩猎时期。他们发现集体打猎更有收获，由此使得“慷慨基因”得以进化。他说：“如果你能够很好地跟人合作，那么你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慷慨的人。”



自私遗传元件
【英文篇名】 Selfish genetic elements
【作者中文名】 靳忠英; 彭正松;
【作者英文名】 JIN Zhong-ying; PENG Zheng-song （Sichu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作者单位】 西华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省重点实验室; 西华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省重点实验室 四川南充; 四川南充;
【文献出处】 广西农业生物科学, Journal of Guangxi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中国期刊方阵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自私遗传元件; 转座元件; Wolbachia; B染色体; 减数分裂驱动元件; 限制-修饰系统; Medea基因;
【英文关键词】 SGEs; transposable elements; Wolbachia; B chromosomes; meiotic drive elements; restriction-modification systems; Medea genes;
【摘要】 自私遗传元件(SGEs)采用对自身有利的方式进行传递,它们在生物中广泛存在,在生物进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SGEs被认为是生物基因组的重要部分,它们以低拷贝数长期稳定地寄生在宿主及其基因组中。SGEs的种类很多,所熟知的有转座元件、Wolbachia、B染色体、减数分裂驱动元件、限制-修饰系统和Medea基因等。为了加强自身的传播,这些元件通过许多方法操控宿主配子发生过程或宿主生殖,如诱导减数分裂驱动或胞质不亲和性和雌性化、雄性致死或雄性不育等。它们对宿主的调控和宿主基因组对这种调控的反应可能暗含着性别决定的进化、物种形成等重要机制。本文对SGEs的种类及其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英文摘要】 Selfish genetic elements(SGEs) spread through by the self-interested patterns.They exist extensively in many organism and have important functions in the evolution.They maintain at low copy number,stable propagation and long-term persistence in the host and their genome.And it is recognized that a portion of the genome of any organisms is composed of selfish or parasitic genetic elements.Diverse types of SGEs have been identified,such as transposable elements,heritable microorganisms(Wolbachia),B chromoso...

第三，对于转型后的中国，唐德刚认为“一转百转”。我同意唐德刚的这个观点。当然，前提是“一转百转”不等于“一转全转”。我以前的系列文章里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就是中国能改的都已经改完了，今后看中国有无实质的进步，主要还是看政治框架有没有改变。只要吴邦国（不知怎地，吴委员长的尊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中的“鼓上蚤时迁”，或是游本昌主演的济公）代表中央发出的“五不宣言”的立场不变，中国就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改良可言。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一个民主的框架，就没有民主的一切。

唐德刚“一转百转”说的比较含糊：“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务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我理解他的意思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的转型需要有其他制度和观念的转变做基础，另一方面，制度转型也可以带动引起其他相关制度的转变，即“一转带百转”、“百转促一转”。比如说唐德刚谈到的财产制度，一个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肯定要搞财产私有制，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也多少搞了些，但毕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还是公有，这也是毛左和权贵集团绝不退让的底线。前两年上演的建国大业（还是建党伟业？记不清了），里面伟大领袖发动农民运动时一口一个“耕者有其田”，当时我就奇怪，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后来一想觉得也对，古文意思模糊，这“耕者有其田”也可以是“耕者有其田可种”的意思，不一定是“拥有”、“所有”的意思。

至于婚丧制度转型不知老唐说的是什么，是不是指今后不再搞“干尸崇拜”？或者是荡平八宝山高干公墓？中国大陆的婚丧制度与其他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有什么不同，我还真想不出来。

必须说明的是，“民主转型是关键、是主要矛盾”没错，但绝不意味着“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民主制度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只要不是白痴都知道，同样是民主国家，“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存在着千差万别，民主国家中的穷国、弱国、烂国照样存在。比如像贪污腐败问题，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把腐败的政府选下去，清廉的政府选上来，再让独立的司法把贪官抓起来。像台湾就是这样，把贪污的阿扁抓起来，不粘锅马英九选上去，这也是马英九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这次台湾大选小马哥还借此敲打蔡英文：“绿营贪污，人民会忘记吗？”。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存在贪污腐败问题的民主国家有的是，甚至在民主早期，还有可能出现“谁不腐败谁下台（或上不了台）”的情况，现在中国农村普选就遇到类似的问题。毛左们经常举印度、菲律宾等民主国家的例子，这一点人家并没有说错。据从印度回来的人说，印度大贪未必有，但基层公务员的贪腐问题却非常常见，办什么事儿都要洒点“毛毛雨”，否则就拖起来没完没了。

说到这儿想跟各位讨论个问题。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一直萦绕在头脑中迟迟找不到答案，这就是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民主制度与文化、经济孰先孰后，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也就是人们通常争论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这和“环境创造人还是人创造环境”、“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在讨论问题之前先得把文化和制度定义一下。这里所说的“文化”我想应该是指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等。而“制度”是指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具体说就是我前边说的那几条：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私有制等。这里所说的“决定论”，我理解应该是“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意思。

一、文化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决定了这个民族所处社会（国家）基本制度的状态。这跟“素质决定论”、“国情决定论”有些意思上的重叠。由此推理，要改变制度并且保证制度的有效执行、修正完善，必须首先从改变文化开始，文化是制度的土壤。要改变制度必须也唯有从改变文化开始，也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改良、改变、颠覆或者抛弃原有的制度并且杜绝旧制度复辟的可能。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基础就“霸王硬上弓”式的民主，要么根本弄不成，即使弄成了也运转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还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这样的话还不如凑合着搞专制。

有人把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比喻成一个民族的“基因”，只要不发生“基因突变”, 它就能决定历史沿着既定的价值认同方向作永久的惯性运动。例如，西方的中世纪沿续上千年之久，其间也曾有过大起大落的变化，但由于人们的基督教价值认同系统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目标一成不变，所以社会的性质不过是循环绵延而已。只是到了近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基督教的价值认同系统让位于启蒙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时，西方的历史才步入工业文明。

文化决定论有大量的事实支持。伊斯兰文化对民主制度和共产极权制度就有着天然的免疫力。20世纪无论是国际共运还是民主浪潮，都没有在伊斯兰教国家取得成功的例子，称得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进入21世纪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伊斯兰教国家搞“霸王硬上弓”，至今还没有瞧出好来。美国撤军以后会怎么样？民主政权是崩溃还是能继续延续下去，真还很难说。相反，基督教国家除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外，大部分都是民主国家。我在《中华文明“行”在哪里？》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与现代民主宪政理念之间具有不兼容性。台湾和民国的新儒家，就是千方百计找出儒家思想和民主宪政思想的重叠部分来，如“民贵君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以便民主宪政能在中国平稳着陆。

因为制度必须由人来操作，并不是说有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就可以保证这种制度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合理的民主政治框架确定之后，人的素质（如有无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就是决定能否正常运转的因素。像同时“剧变”苏联和东欧，现在实行的社会制度虽然差不多，但苏联的现状不如东欧，选举充斥舞弊，“（选民）须投票给执政党，否则前程有损” “（大学生）如果拒绝支持执政党，或给踢出校。”（见 http://news.stnn.cc/guoji/201112/t20111205_1675502.html ），还玩什么普京和梅杰耶夫二人转这类小把戏。而且贪污腐败也远比东欧各国严重。共运专家金雁（秦晖的夫人）认为，一个国家能避免腐败主要有4个原因——反对派、宗教、新闻监督、高薪养廉（我认为少说了一条“司法独立”）。和东欧各国比较，她认为上面四个遏制腐败利器中俄罗斯缺的就是宗教。下面是她的一段原话：

“东欧人说，在物质化的社会中，宗教对人的精神支撑是最后的一块沃土。宗教无论在极权社会还是在经济大潮中都能体现着一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拯救道德的‘内在追求’。而宗教无论在极权社会还是在经济大潮中都能体现着一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也有教会的作用，所以东欧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空白’问题，思想转换与过渡基本没有落差。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反腐败、平衡、心理医治、疏导、诚信、慈善作用十分明显。”

我觉得她说的极有道理，东欧的革命远不像苏联、中国那么彻底，既没有像列宁说的“打他个灵魂出窍”，也没有做到文革中常说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公共知识分子始终存在、宗教也始终存在，民间团体并没有完全被摧毁。苏联时期波兰的统一工人党甚至允许教徒入党的，波军总政治部甚至有副部长级中将神父职务。而苏联革命比较彻底，在苏联存在的70余年问，宗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神职人员被剥夺了公民权，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甚至被流放、镇压；教徒不能成为苏维埃人民代表，在政治上无法享受平等待遇；政府印发了大量的书籍、报刊、小册子，向人民宣传“宗教历来起着反动的作用”，“宗教过去和现在都是进步和科学的敌人，是社会机体的病态反应，是社会罪恶，是社会的破坏因素”等等。

仅以东正教教堂为例，1914年全国共有各种规模的东正教教堂7.7767万座，到1986年仅存6794座。况且，俄国东正教本身也多少有点邪性（我这么认为，网友中有熟悉或信仰东正教的可反驳），在社会中能够发挥多少正面作用还很难说。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有破坏、迫害，如文革中“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冯小刚语），西藏喇嘛挂着黑牌，上书“什么佛经，都是狗屁”；而更厉害的是“改造”，不能不说是毛主席的独创、首创。这种改造包括来自官方的改造，也有人民群众自发的改造行为。

像这次纪念建党90周年举办的“五大宗教唱红歌”活动（见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6/25/7248897_0.shtml ），就是官方的杰作，居然把“十三不沾”的和尚、尼姑、道士、阿訇、牧师都捏合到一起高唱“颂主歌”，心潮澎湃地谢主隆恩，让人感到冥冥之中在上帝、真主、佛祖上面还有个党妈妈存在。看看五大宗教合唱团那气势，歌声之嘹亮、感情之真挚、态度之虔诚，绝对不是什么西方教堂的唱诗班能比的，堪称人类宗教史上的奇迹。

官方的改造还算是好的，还有些是民间自发的改造，其中最邪乎的就是拜女基督的“东方闪电教”，这让人想起当年洪秀全当年吸取部分基督教的教义，创立拜上帝会，自称上帝之子，排行老二，称呼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以《规时良言》进行布道，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这么看，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什么也不信也未必是坏事。

二、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另一种表述。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将带来文化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队伍的出现。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越来越困难，对经济的控制也会逐渐放松，会催生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公民的合作与妥协精神逐渐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也会随之逐渐形成（老芦认为这两者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我觉得应该把顺序调换一下，契约精神比权利意识更重要），进一步孕育和催生了个性解放的文化理念以及宪政理念、宪政制度。

近现代大腕里面，我认为说得最明确、最具体的是李普塞特的“门槛理论”和亨廷顿“政治过渡带”概念。

李普塞特的“门槛”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进入某个“门槛”（人均GDP）之前与民主化关联度较低，进入该门槛后则为民主化时期，此后远离这个门槛则是民主化巩固时期。这种关系也被以后大量的研究所证实。在1989年，世界银行根据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其中只有3个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外是非民主国家，其余的21个高收入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把42个人均国民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归为“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包括从塞内加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20美元）到阿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810美元），只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1989年，有5个国家可以归人从非民主到民主过渡的国家。

至于老李的民主巩固期的说法，我认为也经得住事实的检验。从现有民主国家的状况来看，一旦在富裕国家实现了民主，便“风萧萧易易水寒，专制一去兮不复还”，不管再怎么出现暴动骚乱，诞生何等抢班夺权的天才，都不会再出现专制复辟的情况。而穷国即使实现民主也不大靠得住，比如我在《阿三》系列里提到的巴基斯坦就是其中一例：巴基斯坦建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专制——民主之间反复震荡，文官政府和军人政权轮流更替执政。实行几年民主后，贪污腐败猖獗，社会矛盾重重，国家发展停滞；而这些问题必须靠军事政变产生的强力独裁者整肃；几年后独裁者再腐败，民众开始“要民主要面包要自由”，独裁者再还政于民，文官政府重新组阁。

亨廷顿说的更清楚、更具体，他提出了人均GDP“政治过渡带”的概念：即经济发展水平处于 “过渡带”的国家最有可能向民主转型。他有个统计数字，19世纪和20世纪初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国家的人均GDP在300一500美元之间，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国家人均GDP提高到500一1000美元，卷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国家有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一3000美元之间，1976年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非民主国家，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实现了民主转型。“正如我们所知，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中间层次的国家有些是民主国家，有些不是民主国家。”“简而言之，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在70年代中期要预期民主化的前景，他只需简单地数出处于1000一3000美元转变带的非民主国家即可。”

我认为还有一个吊诡的地方是，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李普塞特的“门槛”和亨廷顿的“政治过渡带”，不管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停滞或倒退，都可能会成为发生民主转型的契机。经济发展良好，不正是实行民主转型的大好机会吗？经济出现停滞或倒退，往往要归罪于“体制问题”，更需要通过改变制度框架来解决矛盾，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其实亨廷顿所说的中东产油国和新加坡的特例也好理解。那些中东产油国的经济不是靠国民的努力发展起来的，而是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记得疆独分子常说他们对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无私援助并不领情，甚至他们也承认自己懒，但人家说穆斯林自有真主的眷顾，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脚下就有石油。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了点，但大致不错。这样看那些中东产油国没有实现民主转型的原因也好理解：一是宗教抵抗，二是他们的经济发展和那些工业国家不同，财富来源极为简单，就是卖油收账，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以及人的观念意识的相应改变。

至于新加坡，我觉得这么个跟海淀区大小差不多的城市国家有它的特殊性，其中包括李光耀的个人因素和国家的历史背景（等于是被马来西亚甩包袱给踢了出来）。再者，新加坡的“专制”和其他国家也不一样。司马南之类的毛左动辄举新加坡的例子，其实他根本没弄清楚新加坡的专制和一党专制的区别。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基本政治制度：盛行于欧美澳及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前苏联东欧、今日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再细分的话还可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经常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的权威主义制度。

虽然同是“威权主义”，新加坡与台湾、韩国当年的威权主义统治还不一样，人家实行的是“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软威权主义”，这种“软威权主义”与“权威主义”相比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强、参政化水平高、制度化水平高、执政效率高和人民满意度高等特征，因此具备了很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李家父子通过控制选举委员会、高等法院、传媒与国家财政拨款机构，来影响选民投票的方向，让其他反对党成不了气候，这跟中国根部不允许建党结社不是一个概念（具体可见萧功秦： http://q.ifeng.com/group/article/76568.html ）。再者，不得不承认，人家李家父子确实有一套，内政外交处理的都不错，有旁边那些东南亚烂国家可以做对照。


三、制度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认为顺序应该相反，是以往延续至今的制度或者外来的制度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经济的落后，要改变文化和经济必须从从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发轫。不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一切问题都没解，篡改一句毛主席语录就是：“没有一张人民的选票，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文化是太监文化、痞子文化，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培养的只会是奴才、白痴和痞子，满眼望去，尽是颟顸愚昧之徒当道。种下的龙种，可能会因为发育不良而收获跳蚤；但种下跳蚤，再怎么浇水施肥也绝不会收获龙种。而且，没有合理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再怎么发展也是畸形怪胎，也成不了世界银行说的那种“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而政治制度决定教育制度，现行的教育制度，培养不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相反，民主国家也培养不出爱党爱领袖的愤青和奴才。

制度决定论不仅从逻辑上讲得通，也有鲜活的例子摆着：远有日本，近有不丹，前者是外力作用，后者是内因主导，跟经济水平和文化都没什么关系，真正转型完成运转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


“谁决定谁”的问题我反复想过，因智力和学识所限，最后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悖论。虽然经济、文化和制度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并不证明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尤其不能证明是一因一果关系。这有点像高血脂与糖尿病：血脂增高可以产生脂毒性，损害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或减弱胰岛素降低血糖作用，从而引起糖尿病；另一方面，糖尿病人胰岛素分泌减少，而胰岛素又有血脂调节的作用，所以糖尿病又会引起血脂升高。从发生顺序看什么都有，有些是先患糖尿病后有血脂升高，还有些是先有血脂升高再患糖尿病，这在医学界争论多年也没有结论，最后一句“互为因果”算是结案。

当然，回答“谁决定谁”这个问题最讨巧的还是这种说法：制度与经济文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或者干脆活学活用中医理论：两者相生相克、互根互用、互为表里。再具体说还可以用中医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来比喻：“气”是血液生成和运行的动力，血是气的化生基础和载体；“血”之所以不停地运行周流全身，有赖于“气”为它的动力；但“气”又必须依赖于营血才能发挥作用，营养组织器官而产生机能正常活动。而正常的机能活动，又推动了“血”的运行。只有“气血”平衡，人才能健康。上述中医的气血理论，只要把分别“气”和“血”替换成“制度”和“文化经济”就可以了。

不过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倾向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说法，理由吗，歇几天再说吧。

虽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悖论把我弄得晕头转向，最后以中医的“气血理论”结案了事，但我还是倾向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说法。我认为经济、文化与民主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转换关系，但经济文化的变化不会自动地转形成民主制度，要经过很长的传递过程，并且必须有催化剂存在才能出现制度的“质变”。这个催化剂可以是领导人（集团）决策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丘吉尔所说的“活见鬼事件”的出现。

这里面还涉及马到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被描述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提高其生产能力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人不过是一个经济动物，一个追求其物质需要的最大满足的社会动物。经济达到了一定水平，人们就要寻找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以谋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手段则是革命。于是就得出了先进工业国共同爆发革命，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的结论，恩格斯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不用我说，列宁同志的“落后农业国一国胜利论”成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彻底推翻了马恩的“先进工业国共同胜利论”。不过，这是不是也反证资本主义是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说到这儿我这个外行想谈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腚”道理，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作为一种参考理论来学习经常会有“受益匪浅”、“茅塞顿开”的感觉。但这俩老家伙话说得太满、太绝对、太武断，思维也偏于简单，经常是“一因一果”、“静态单向”来解释问题，而且从不说明是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充要条件，再加上马恩二老酷爱大手笔，经常搞预测人类的前途与命运之类的大题目，所以比较适合思维简单且雄心勃勃的民族当做指导思想来膜拜。

就拿那几个学说来说吧。阶级斗争学说（即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在某些时期是成立的，但楞要穿凿整个人类历史，就有点扯淡了。还有那个“剩余价值学说”，在极简单的生产活动中还适用，比如说搓麻绳，小贩上门来收一条十块钱，搓麻绳的农妇只拿到了五元，剩下的当然是黑老大给剥削了。可大工业生产不胜复杂，光是资本家的企业管理和风险投资这两大块就无法用剩余价值来衡量，所以剩余价值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基本上就是毫无价值。还有那唯物史观，按老芦的说法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屁话，屁就屁在那个‘唯’字上”。这经济水平确实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况且，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不仅仅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精神层面的意义在里面。譬如说，与民主制度比较，威权统治是否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争论，至少从短期看，民主未必有利于经济发展，台湾就是个例子。

台湾当年的威权政治体制，再加上蒋经国个人的因素，带来了台湾6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如果不是两蒋威权政治时代打下的厚实家底，台湾恐怕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台湾民主化后，经济发展迅速放缓。这当然不完全是制度改变的结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也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由于实行民主带来的扯皮、低效率确实存在。我还看过一个资料，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议二十年后高铁覆盖全美80%。结果第一条高铁，尽管由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地方仅承担10%的费用，仍然被地方政府拒绝。拒绝的原因很多，比如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有一个原因是今日美国已经无法解决拆迁问题了。还有我前边说过的成田机场瘸腿跑道的例子，也暴露了民主国家的软肋。当然，民主体制也可以避免出现专制国家集中力量办蠢事儿、办坏事儿、办缺德事儿的现象。

这次2012年总统选举电视辩论马英九自夸执政3年来的经济成就，小女子蔡英文不服：“那都是民进党打下的底子”，这时候宋楚瑜发话了（老宋向来是民进党、国民党都看不上，经常发表些“把政权交给民进党不放心，交给国民党不甘心”之类的言论），在旁边表示不屑地说：“不对，都是蒋经国奠定的基础！”意思是你们这些政治侏儒显摆什么，不过是站在了经国巨人的肩膀上而已（蔡宋两人对话均为大意，没时间查对了，原话网友自己看视频吧）。

这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使我想起网上看到的一段争论。某愤友提出，欧洲文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起源于中国，没有中国发明指南针和火药，欧洲的舰船只能在内海瞎转悠，就是出去也白搭，那些以捕猎为生的美洲土人个个身手敏捷，没有火枪的白人未必是对手，因此也就谈不到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也就淘不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第一桶金，后面的工业文明更是无从谈起。后面立刻有网友调侃说，更严格地说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应该是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因为科学家在那里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类化石。没有埃塞俄比亚人民果断地站起来直立行走，就没有由此而产生的双手和大脑解放，恐怕现在人类还和狒狒混在一起上树摘桃子吃，更没有文明可言。


扯远了，接着说这个话题。我认为决定制度的因素很多，除去偶然因素外，最主要的我认为还是经济和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等）。不顾文化基础和经济水平，依靠外力成功完成民主转型主要见于特殊时期，比如战后日本，美国在“把日本炸回石器时代”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国家机器已经被彻底打烂，国民被打怕、打服，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阿富汗若将来的民主政权若能顺利运转也算个例子。在和平时期，对中国这样的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的大国来说，外力的作用有限。没有一定的文化和经济基础，这种民主转型我看很难实现，更谈不到正常运转。

网友“越南人”提出民主转型的“混合动力推动说”，我理解也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台湾的民主转型就是“混合动力”推动的结果。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平稳过渡，起码从现在看，目前的运作也还说得过去。整个转型过程，称得上是“上下互动”、“里应外合”。

从高层来说，国民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民主宪政，党纲、宪法里写得清清楚楚，还政于民是迟早的事儿。以前还有个共产党颠覆破坏的问题，一旦国际共运威胁解除，大陆宣布停止金门打炮，老邓提出“一国两制”，这时候再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糊弄人说不过去的。体制外的自由知识分子和民进党愤青也不依不饶。另外，老蒋小蒋在严峻的岛内外形势下建立了二元政治体制（威权体制），即上层（中央）的专制体制和下层（地方）的代议体制，使民主政治有了生长点。

从台湾当时情况来看，选择这种威权政治体制是合适的，再加上蒋经国个人的因素，带来了台湾6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威权政治体制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在工业化初期可以有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整合民众，避免民主的低效率，若领导者明智，可以使经济快速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政权缺乏合法性，而且从长远看也难以避免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所以只能是一种不稳定过渡状态。

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让台湾有了大量有知识的中产阶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假如选民都是一帮子急红了眼的穷棒子，民主选举能顺利进行才怪，恐怕最终结局“不是选举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选举”（篡改自《毛主席语录》），最后建立起一个红彤彤的革命政权来。再者，本土文化儒教作为一种准宗教在台湾还在发挥正面作用。虽然我本人没有去过台湾，但从台湾回来的亲戚朋友都普遍感到“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在台湾社会生活处处存在，跟香港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儿，香港社会丝毫没有台湾那种缠绵温柔乡的感觉。台湾人也远比大陆人规矩老实（到了大陆得另说，那可是入乡随俗），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也远不如大陆人强烈。连佛教台湾也和大陆不一样，比较一下星云大师和少林寺CEO释永信，就知道两者的区别。我党过去定义老蒋为“政治流氓”，有一定道理，起码是没全错。但老蒋最多也就是个“城市流氓”，多少也还知道点讲规矩、守契约，甚至太把对盟国的承诺当回事儿，和翻手云覆手雨、无法无天的“农村痞子”有天壤之别，否则也不会输得这么惨。

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西方国家在共产国家和威权体制国家之间肯定要选择后者，但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输出革命的做法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态度恐怕就要转变了。在价值观上不与民主国家保持一致，有事儿没事儿就鼓捣出“陈文成事件”、“江南事件”、“雷震事件”、“美丽岛事件”，谁捣乱就把谁做掉，很难得到西方的长期支持。即使总统不在乎，议员和选民也不会答应。在人家眼里你总是怪怪的，“见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电影《大腕》经典台词）。可不这么搞，又很难维持威权统治，保持社会安定。这恐怕也是促使统治者下决心搞民主宪政的原因吧。

另外，实行中央专制、地方民主的威权体制（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市长县长和省市县议员完全是选举产生，十几年来的基层民主选举，使国民受到了民主训练，也培养了台湾人的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这种小权分散，使得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独立自由的民间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农民有农协，工人有工会，学校有学生会。这种民间组织，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极为重要。尽管我没有去过东欧，但对金雁“教会遏制腐败”的说法完全可以理解。

在大陆农村呆过的网友都知道，农村刚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的时候，实际上是农村什么都没人管了，一时间秩序混乱、治安恶化，甚至不少地方的农民晚上要睡在牛棚里，否则牛就会被人偷走，弄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甚至还有不少人希望恢复人民公社，重建大队民兵，南街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民国时期的农村可不是这样，农民相对老实憨厚不说，乡绅对于稳定农村的生活秩序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少数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的劣绅也肯定有）。只要没有战争，不闹土匪、不搞农运，中国农村苦确实是苦（一亩地收获二三百斤粮食没个不苦），但完全是安定祥和的大好局面。阿Q不过是表达了想和吴妈睡觉的愿望，“淫欲一闪念”而已，就被一顿臭揍，真要是谁干点鸡鸣狗盗的勾当，赵老太爷的家法、钱老太爷的文明棍可不是吃素的。

歇个晌，然后再接着说。

中国若想成功民主转型，最大可能（也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过程）既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强行输入民主，也不是内部爆发民主革命，而应该也是一个台湾那样的“上下互动”、“里应外合”的缓慢而平滑的过程（据说国民党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主动实行民主宪政，并且日后又重新上台的专制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交锋和利益博弈促进观念改变和制度演进，把民主制度需要的软硬件尽可能地配备齐全。所谓硬件，我认为最主要的经济要达到一定水平，穷国、大国搞民主，估计也就是巴基斯坦的水平，最多超不过印度。前一段看到一篇文章说（大意），专制适合穷国，而民主是富国的享受，人均GDP没到一定水平，你就没那个资格，只好老老实实在专制下讨生活。要想享受民主自由，只有先把经济搞上去，到时候民主定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动找上门来。

作者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几个富裕的中东产油国为何没有实现民主转型，这里面的文化因素，即来自伊斯兰教的“宗教抵抗”谁也不能忽视。接触过穆斯林的网友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这些人思想偏执、观念陈旧，根本无法交流，听不得别人说伊斯兰一个不字，否则就要和你玩命。他们把不信伊斯兰的人称为卡菲尔（敌人），而在经典的伊斯兰教法中，杀卡菲尔是无罪的。所以，有人说伊斯兰教需要一场类似马丁•路德发动的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使统治者不能再利用宗教干涉世俗生活，让真主的归真主，萨拉丁的归萨拉丁（不知这样比喻对不对，伊斯兰的世俗英雄我只听说过这一位），我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这样看来，实现民主转型文化软件必不可少。具体说就是国民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从没有契约精神的痞子、没有权利意识的奴才进化为具备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关于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老芦是这样说的：

“实行民主的主观条件有两条：一是公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既知道捍卫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二是具有高度的契约精神，能严格遵守游戏规矩。民主是绅士而不是痞子的游戏。如民国经验昭示的那样，参与游戏的只要有一方不按规矩胡来，民主实验就必然破产。”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引用美国传教士密迪乐的话，将之称为“基础文明”：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我认为契约精神与权利意识相比，前者更为重要。人们把契约精神称作现代文明的基石，真是一点也不过分。像不丹就是国民有契约精神、但没有（或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例子。不丹从君主制走向民主制，不是民众自下而上的普遍要求，而是不丹国王自废世袭搞民主，自上而下大力推动的结果：仅有的两个政党（人民民主党和不丹繁荣进步党）都是国王在立宪3年前亲手扶植起来的，为了动员那些不习惯、不熟悉选举流程的不丹选民，国王派专车接送他们参加投票，不识字的选民还可以根据两个政党的不同竞选标志进行取舍，为了避免投错票，事先还进行了多次模拟选举，百姓含泪要求国王收回民主承诺，坚持君主制N年不动摇。“今夜，我们都是余含泪”。所以不丹百姓未必有什么权利意识，但有契约精神，平等、诚信、宽容、妥协、守序这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人家基本具备，这点去过不丹的人都有体会。正是因为有这个“基本国情”，所以国王可以“霸王硬上弓”，可以用“独裁”手段强行把一个君主专制国推向议会民主国，把臣民变成公民，在兵不血刃中完成了向现代文明的跨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现在问题来了：“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篡改自《毛主席语录》）人家制度决定论者说的也没错啊，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文化是太监文化、痞子文化、愚民文化，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培养的只会是奴才、痞子和白痴，种下跳蚤，绝不会收获龙种产生不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

我觉得如果中国仍然处于毛时代那种封闭状态，搞指令经济的话，这种说法成立。但时代不同了，我觉得这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还是有可能在中国产生的，只不过是过程漫长而已。现在中国是开放状态（尽管上国外网站还需要翻墙），也算搞了市场经济（尽管不地道），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率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生活条件改善，一部分国人的物质生活也逐渐接近或超过日本和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这里主要是指“量”，“质”还差得远），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肯定会发生改变。我前边说过，人类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这是刻在基因里东西，也是人类与动物的差别。动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没有发展的要求和能力。而人类同时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本能，这个本能说白了就是首先要活下去，其次要活的好一些。怎么才能活的更好，怎么才算活的更好，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其实中国人的思维行为模式、价值观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尤其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方面。你通过两代人的砸场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是毛左砸袁腾飞的场子。一帮老家伙在商务印书馆售书现场大喊大叫，张牙舞爪高呼口号，嚷嚷半天无非就是说你小子有什么资格反对毛主席；再就是最近，司马南演讲现场去了一个戴墨镜的女孩，质问司马南有什么证据说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拿美国津贴。司马南吭哧半天答不上来，一会儿让女孩摘墨镜，一会儿又拿女孩该不该和男人睡觉说事儿。那女孩回答的也很干脆：戴不戴墨镜，和谁睡觉是我个人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说陈光诚拿美国津贴得把证据亮出来，胡乱陷害人可不行。

两者一比较就知道，前者是毛时代的遗民，多年来基本上是老太监的圈子里自娱自乐；后者是看港台和美国电视剧长大的孩子：你司马南在公开场合说别人坏话要负责任的，“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而我私人领域的事情你无权干涉。

我觉得只要中国继续开放，继续搞市场经济，国人的思维行为模式、价值观的改变一定会持续下去。这种改变可以是主动的，前几天有网友问如何做才能让国民树立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我认为能做的就是两条：一是启蒙宣传，二是向政府的各种侵权和违约行为作抗争，别的我还真想不出什么来。这种改变恐怕更多的是被动的，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输入，会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契约精神就是近代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意识形态，市场交换实际是交换者以自由自愿的以平等身分进行的权利交换，就像约翰•泰勒所指出的那样“交换，如果发生的话，存在于所有权的转移和双方对各自所持权利的共同承认。”市场经济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

从现状看，这些年中国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但契约精神长进不大。这跟社会环境有关：谁讲权利谁沾光，谁守契约谁倒霉。现在之所以拆迁越来越难，甚至政府和开发商都已经无法应对，必须动用黑社会来解决了。“四零五零买断工龄”的事情放在今天，恐怕很难搞定了。而契约精神为何长进不大，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与毛主席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遗产有关。依我看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就是“不按规矩出牌”、“无法无天”两条，象征着毛主席的智慧和气魄；再者，现在最不遵守契约的就是那些政府官员（毕竟过去只是毛一人“无法无天”），通过不守规则趁乱捞取利益，这种示范效应和对市场经济的恶劣影响也使得契约精神培育缓慢。就说这农村基层普选吧，这本是培育契约文明的好机会，中国政府本该发挥正面作用，如制定各项制度，确保竞选过程公平。包括建立选举的执行、监督机构和程序，培训相关人员，厘定候选人的参选条件和胜选标准等。可事实相反，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瞎掺和，最后把农村普选变成了一场闹剧，让人们一提民主选举就反胃。

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过程远比台湾复杂。台湾做为一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万的小岛，也是能够平稳实现民主过渡的先天条件。早在古希腊时代，公认的就是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之地取得成功。再者，多年的政治洗礼也不是无用功，正如唐德刚所言，“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从外部环境看，大陆和台湾也完全不同。首先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是单向的，美国可以不带台湾玩，而台湾没什么可以拿住美国的地方。但大陆不同，西方现在和中国大陆谁也离不开谁。再者，西方的经济也远不如九十年代，这还不是金融系统或产业结构有什么漏洞，补上就可以了，或是关系不顺，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根据我亲眼所见和亲戚朋友反馈回来的信息，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外，很多西方国家得以立国的传统制造业都被掏空（即产业空洞化），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厂房，而且短期内看不到有恢复的迹象。中国人的思维很简单现实，如果你经济好，那说明民主制度好，我就跟着你学。现在西方到处都是经济危机，那说明你的制度不行，咱还是先放放吧。

总而言之，民主宪政这事儿真是急不得。发动革命推翻专制，然后实行民主宪政，不行就再革命，这种“急就章”近代中国已经干了好几次了，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再来这一套就显得有点俗了。看看“宪政之母”英国实现一人一票的过程吧。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算作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那么，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自由宪政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从1688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这一个半世纪基本上是有自由、无民主；1832-1918年又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民主化即“一人一票”化。但1918年的“一人一票”还男女有别：男性公民21岁享有普选权，而妇女则要30岁。而且仍规定了部分人可以享有复票权。1928年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1948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废除了营业处所、伦敦市和大学选区的“复票制”，实行“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平等选举权制。196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至此，英国现代选举制度中的核心精神——自由、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才真正较为完整的确立起来。

当然，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人的思想观念和当时英国佬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民主化的过程也不会一样，但这种“循序渐进”的原则恐怕还是适用的。

我认为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

休息几天，下周再接着说唐德刚的第四条。这两篇写得有些沉闷，估计评论毛时代要有趣得多。

唐德刚对毛时代的评价有道理但不准确

第四，唐德刚在不同文章里评价了毛时代和毛泽东本人，概括起来有下面三小条：
1、毛时代就制度层面而言，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

2、就毛执政二十八年的政绩而言，以五七年为界，由五七年前完全正确，到五七年以后的完全错误，堪比“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而且“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

3、就毛本人的能力而言，是夺权有方，弄权有术，治国无能，“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

我对唐德刚论述的看法是：第1条完全不同意；第3条完全同意；第2条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下面就把不同意的理由说一下。

先说第1条。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制度转型。所谓转型的含义，就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样看来，1949年红色政权的建立完全可以看做一场转型，若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算“转型”，那神马才算转型泥？楞把这说成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就更有点搞笑了。因为实在看不出1949年以后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及“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与“传统帝制”有什么相似之处？毛时代对人们财产的剥夺、对于民间社会的摧毁以及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绝不是“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帝制”能望其项背的。“传统帝制”从来没有让农民失去迁徙的自由，更没有农民饿死也不准到其他地方逃荒要饭。

再说第2条，唐德刚五七年以前毛主席“完全正确”的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说别的，光是1951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清水里洗三遍，血水里泡三遍，碱水里煮三遍”，就看不出正确在何处。但唐德刚以五七年为界我认为是对的，只不过五七年之前应该是“部分正确”而不是“完全正确”，五七年以后确实是“完全错误”。1949-1956年年，毛主席干的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1957-1976年，毛主席抛开苏联模式，甩开膀子大干“毛式社会主义”。所以，唐德刚说的57年前后的区别，实际上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的不同。

自毛主席在1949发表“一边倒”的宣言后，中国不仅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而且治国模式也几乎是完全照搬苏联的（严格说从二三十年代的“中华苏维埃”就开始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本人也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前八年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按现在的说法，毛主席是个“性情中人”，擅长演奏狂想曲，所以后二十年踢开苏联开始干自己独创的毛式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羡慕去吧”。

我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系列中曾说过，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特点是血腥和僵化，缺乏动力，所以不能长期运转。邪恶固然邪恶，但目的明确，方法简单实用，靠着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毕竟还能运转起来，在短期内甚至是高效的。而且斯大林并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收拾对象，反智色彩不重。像五八年“小高炉炼牛屎铁”、文革毁党建党之类的蠢事，基本跟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无缘。

比如说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残酷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为此斯大林提出了“贡税论”，即国家利用对价格市场的垄断，扩大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强迫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缴纳的“贡税”，为工业化积累足够的资金（这是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的翻版）。苏联的农民因此被剥夺了土地、耕畜、农具，被组织成缴纳“贡税”的劳动军；被置于各种刑法、法规的约束下，在包括机器拖拉机站在内的各级机关、各种机构的严密监控下劳动。集体化运动的几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据不完全统计也在400—500万人。但是，不得不承认，苏联的重工业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五七年以前中国大干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虽然也干了不少错事甚至坏事，但蠢事确实干的不多。毛泽东由于知识结构和能力所限，他老人家脑子里只能产生《桃花源记》这类的“略图”，根本无法照此施工。所以开始干社会主义的时候，只好实行拿来主义，按苏联设计的图纸施工。具体说，就是“以俄为师”：按照列宁的方式建党建军，按斯大林的方式搞建设。客观说，这种按图施工确实还取得了不少成果。那时毛主席虚怀若谷，确实做到了“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主席语录》）。比如当时的普及识字教育、推广新接生法、建立工厂学校医院等，都是我所说的“部分正确”的政绩。最重要的是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国建立了各种“体系”，包括工业、教育、医疗卫生、公检法等体系。看看东北就知道，都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其实都是日本和苏联打下的底子。除了大庆油田，那些建设成果都跟毛主席没什么关系。中苏决裂后开始还靠着惯性按苏联模式继续运行了几年，后来就完全开始任着自己的性子胡闹了。

1956年以后毛主席居然也看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决定不再使用老大哥为自己设计蓝图，开始搞自己擅长的痞子运动，就是以发动群众“继续革命”作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连时间都很具体，就是“七八年折腾一次”，力保红色社会可以像永动机般地不停运转，铁打的江山万世不竭。毛另起炉灶的结果，就是干出了一桩桩贻笑千古的蠢事，而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差，“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

唐德刚其实也看到了毛主席踢开苏联另搞一套的做法，但他和我的观点不完全一样，他认为毛的问题是“学习无对象、效仿无目标”所致。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我认为毛主席放弃学习苏联，并不是没办法“依样画葫芦”，而是不愿意“依样画葫芦”，这恐怕还是与毛本人的爱折腾的孙悟空性格有关。让毛主席老老实实搞经济建设、坐下来弄财政预算，恐怕比让他蹲监狱还难受。我至今认为，苏联与中国的国情很多地方都很像，如落后农业国、大一统情结等，马列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不搞则已，搞的话苏联模式便是最高境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问题出在制度本身，而毛式社会主义有制度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本人的恣意妄为所致。

至于老唐把毛时代形容成“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我觉得有歧视残障人士的嫌疑，不能因为人家裤裆里缺点东西就肆意糟蹋人家。“汉末十常侍”那段历史我不太熟悉，但“明末魏忠贤”多少知道一些。本来古代史官和近现代历史学家对宦官的就有偏见，我印象里除了郑和因为下南洋“扬我国威”而受到正面评价外，其余的好像没一个好东西。即使如此，魏忠贤的罪名不过两条：一是迫害持不同政见和派别的知识分子（即东林党人，实际上是官僚集团），二是建生祠搞个人崇拜。前者最多相当于搞了一次超迷你型（super mini）反右，满打满算收拾了几百人，连个五七年的零头都够不上；而建生祠搞个人崇拜那点事儿手笔之小、规模之微，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儿戏，这在毛时代要被人笑掉大牙的。这两条无论哪一条都不及毛主席的万分之一，纯粹是“纳米巫见宇宙巫”。

毛主席光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三件事儿，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远是无人能超越的高山，汉末十常侍和明末魏忠贤只有“仰止”的份儿。反右按官方的说法是定了55万右派，文革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叶帅和耀邦不一样，那可是素来以稳重缜密著称，绝不是乱讲话的主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曾送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表扬他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是非分明，这么看来叶帅的话还是可信的。

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没有定论，张戎说七千万，袁隆平说三千四百万，毛左大佬李明瑞说两千两百万。官方从不明确表态，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你猜哑谜。唯一官方提供的证据就是在新修党史《二卷》中写了这么一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用的也是这个数据）。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都是增加的，看看“三年困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数学知识，列各种公式计算去。不过最保守估计的数字怎么也有三千万吧，能让饥荒从东北到广东、蔓延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饿死几千万，而且发生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时期，这也绝对称得上是人间奇迹。“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有这等本事吗？

说起这事儿来有时也感到挺悲凉的，党和政府连到底死了几千万人这么大个事儿都不给个明确的交代，直到今天国人只能从各种文献里找点线索猜哑谜，21世纪的“公民”做到这份儿上真是悲哀。我以前说过，现在觉得不让研究人员做实验造假感到太不公平，有一次研究生答辩，在摘要里他的每组动物数是n=15，正文里面小白鼠是20只，我还质问人家，弄得人家下不来台，支支吾吾说是笔误，其实谁都知道是造假。现在想想看，我真是TMD多此一举，少几只耗子算个屁事儿！

现代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类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遵照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行事，让事实说话。事实上老魏与毛主席没什么可比性。魏忠贤并不是像唐德刚说毛那样“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连官方认可的百度都说“魏忠贤由于与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使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袁崇焕和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76.htm ）明朝灭亡前，崇祯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明熹宗临死前强调魏太监“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命人厚葬魏忠贤，墓址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至于老魏广为后人诟病的私生活和人品，其实也有不少夸张的成分，一个太监能贪污腐败到哪儿去。最主要的还不是魏忠贤生前干了多少坏事，而是没有留下像毛主席那种“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的宝贵遗产，老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死万事皆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连个当少将的后代也没留下。

众所周知，老芦当年曾在海纳百川“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主席比白痴”，说出了这样的名言：“论抢班夺权、杀人越货、造反作乱，尔虞我诈，他当然是不世出的犯罪天才(criminal genius)，可惜论正经治国，他乃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惊天动地的白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老芦这话说得要比唐德刚更刻毒，但仔细推敲，却毫无夸张之处，好像多少还有些保守，不信可以具体分析比较一下。

比如这“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的说法很好鉴定，毛主席的“卖国”行为可分为两块。一是勘定边界时明送暗赠（据说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没有实际控制”），把中国版图缩水至960万平方公里，建国前后的地图在哪摆着，很好计算。二是将960万缩水至940多万，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印度占了9万，缅甸还弄去几万，实际也就是九百四十多万，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恐怕再坚定的毛左也无法否认吧。而且这都是五六十年代失去的，跟后面的邓小平、胡赵江胡都没有任何关系，赖不到任何人头上去。“现代史上最大”也是事实，至少向缅甸这种小国、穷国、弱国、烂国赠送国土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印度那9万平方公里丢得更是极有创意，明明是打赢了，却还要再丢出去。据毛左说那是因为藏南地理环境特殊，“易攻难守”、“后勤保障困难”，所以后撤。赫鲁晓夫当时就问过周总理说：“中国单方面停火、（从藏南）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这个问题不仅赫鲁晓夫不清楚，好像能弄明白的人不多。

老芦唯一稍欠准确的是这个“卖”字，因为毛主席从来就是慷慨赠送，从没有“卖”过。历史上任何卖国条约都有交换条件，哪怕是所谓的“无条件”实际上至少也可换来暂时的和平，但至今还未见印度、缅甸有何回报，印度虽然被臭揍一顿，但好像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的害怕。但不用“卖国贼”，中文里也找不到其他的相应词汇，也只好这么用着。而且把伟大领袖定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似乎也委屈了毛主席，近代史、古代史上有这样的大手笔、无回报的买卖吗？至少我没听说过。

至于“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惊天动地的白痴。”看上去夸张，但与“燕山雪花大如席”不同，实际情况完全属实，不信让俺的考证一下试试看。

历史上最著名的白痴皇帝当属晋惠帝，以一句“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这段话出自《晋书•惠帝纪》，原文是这样写的：

“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释义：司马衷曾经在华林园里游玩，听到虾蟆咕呱咕呱的叫声，就问侍从们：“这叫唤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侍从们说：“这叫唤的东西在官家地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就是私人的。”到了天下灾荒的年岁，百姓饿死，司马衷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他的昏聩痴顽都是这种样子的。）

人们认为晋惠帝的白痴之处有两点，一是晋惠帝听到虾蟆叫，问侍从虾蟆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我觉得无论晋惠帝的提问和侍从的回答都没有错，哪怕放到今天，你到私人责任田里捉田鸡、抓黄鳝、挖泥鳅也必须经过承包人的允许，否则不把你打成肉饼才怪。倒是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草”、“资本主义苗”远比这可笑：种在农民自留地里的麦苗就是“资本主义的苗”，麦苗长在公社田地里属性就成了社会主义。养鸭子三只就是社会主义，再多养两只就成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人家晋惠帝不过是出于好奇问问而已，没采取过任何实际行动，更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清剿私家的虾蟆。而文革时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众所周知，也就是到了20世纪末国人才把这其中的复杂道理整明白。前几天（2011年12月17日）中央2台介绍中国首富华西村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镜头：有外国记者问：华西村姓社还是姓资，老书记吴仁宝还机智地回答：华西村不问姓社姓资。这种好像还与老邓南巡讲话时论证某台机器“姓社姓资”有关，不信看看这篇报道：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陆德纯指着观察窗附近的一台设备介绍：“这是我国新近从美国进口的第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之一。”邓小平马上接过话茬，问大家：“你们说这台进口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当大家还在发愣的时候，邓小平又意味深长地说：“它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21/content_1845931.htm ）


至于那句“何不食肉糜”可笑固然可笑，但要知道那不是命令句。中文中的问号是1914年胡适写日记时最早开始使用的，以后胡适发表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等文章，提倡使用标点符号，并和北大其他5名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920年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批准了北大六教授的提案。虽然过去史书没有标点，但谁也不能否认那不过是一句不耻下问的“疑问句”，按照现在网络语言就是“弱弱地问一句”，跟“速食肉糜”、“不食肉糜者斩”是两回事。况且以后晋惠帝也没有组织过全国人民学习，更没有把“何不食肉糜？”落在实处。

而大跃进的各种笑话远比这可笑得多，像河北徐水的“狗肉汤浇小麦”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要说“狗肉汤浇小麦”是群众自发行为，那么下边这段话可是跟群众没什么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金口玉言，下面是毛主席在徐水视察时说的原话：
（见 http://tieba.baidu.com/f?kz=87324616 ）

毛主席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帐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得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大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其实毛主席多虑了，第二年徐水县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了。

粮食不同于蔬菜，无论小麦玉米高粱还是大米，保存个几年都毫无问题：“今年粮食收多了怎么办？明年少种一些就是了”。打死我也不理解，这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不是白痴都会明白，怎么会把毛主席和干部群众们愁成这样。

要是这些还不算，还有更结棍的：“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是文革期间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而且这可不是光说说，还真落在了实处。五十年代中国根据苏联经验建立的医疗和防疫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其他西方国家医学教育的学制都是单一制（日本和英国为六年，美国加拿大是八年），而中国医学教育是三五七年，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四个级别，比较灵活，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对于快速培养农村基层医生确实有它有利的一面。文革时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原有的医疗和防疫体系被彻底砸烂了，然后让没有任何医疗经验的农村社员培训三个月上岗（有的地方是两个月）。要知道，这时候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啊，还用战争时期部队训练卫生员的办法构建医疗体系，你说这不是白痴是什么？

文革中停止招生的不光是医学专业，其它专业也难逃厄运。因为道理很简单：黄道婆是几年制？李冰父子是几年制？张衡是几年制？鲁班是几年制？那些人不也照样设计纺织机械，修都江堰、发明地震仪、建赵州桥吗？（注：赵州桥还有一说是李春建造的）这么说，什么纺织学院，大学里的水利系、建筑系、地球物理专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当年黄道婆能做到的，凭什么现在中国人做不到？

文革期间从工农兵里挑选“优秀人才”上大学的做法也是一样。这并非毛主席的首创，本来是斯大林在苏联建国初期的做法，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中国50年代也这么做过。我以前说过，虽然斯大林是鞋匠的后代，但与毛主席不同，他从来没有认为手上的泥巴和脚上的牛屎是什么光荣的象征，相反，工农干部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尽快洗净手上的泥巴，擦掉脚上牛屎。苏联十月革命时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为了迅速提高成年工农的文化水准，苏联实行教育“向工农开门”，高等学校附设了工人系（旧译工农速成中学），还有的开设了夜校部，不少大老粗因此成为了红色专家。像赫鲁晓夫就是个地道的煤黑子后代，革命后在矿山技术学校工人专修班学习，以后又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也算个半吊子专家；勃列日涅夫也是工人后代，以后在冶金学院夜校部拿到了学士学位和冶金工程师职称。

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实行苏联一边倒，“工农速成中学”、“工人夜校”就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当时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学生都来自参加革命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和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好像是五年工龄？），学习3～4年，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考试后被送入大学。劳模郝建秀、作家高玉宝都是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与李希凡合写评论红楼梦文章而受到伟大领袖赞扬的蓝翎，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师，后来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是在速成中学戴上的。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有它的合理性。可在建国20多年以后，突然把原有的教育体系都砸烂，然后重新回到建国时初始状态，你说这不是白痴是什么？

要想找还有的是，譬如由工人宣传队领导和管理大学，“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岂非咄咄怪事？”，真是要多少有多少，晋惠帝算个屁。毛主席要是排第二，看谁敢说自己是第一！

毛主席留给中国“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的宝贵遗产很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有些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这人口问题和城乡二元化。人口问题当时马寅初提出过，那时候人口基数少，只要适当控制就可以解决，根本不用搞到“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也要把计划生育搞上去”（某村墙上著名标语）。中国非但不控制，还跟着苏联嚷嚷“英雄母亲”（这在五十年代尽人皆知）！后来若不实行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就要爆棚。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速倒是控制了，为这事儿中国在国际上颜面尽失，而且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简直就是解不开的难题。城乡二元化也是一样，当年“八亿人口七亿农民”喊得那么自豪，毛主席驾崩后人们终于算过账来了，知道近90%的人土里刨食那是落后农业国的象征，实在不值得骄傲。可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取消户籍制度可不是说着玩的，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不过放开些口子，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现在的住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自杀问题实际上都与此有关系。

还有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迷倒了无数人的“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或曰“毛主席的人格魅力”），说白了也就两条，一是不按规矩出牌，二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说的这两条，哪怕毛主席在世也会承认的。当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着斯诺采访时，主席形容自己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听不懂中国的歇后语，还被误译为“一个没有头发的和尚打着雨伞，在雨中孤独地行走，看不到天日”，斯诺误以为是描述当时其被排挤的状况。这些“雄才大略”跟基础文明“契约精神、权利意识”完全背道而驰，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阶级斗争理论更是构建现代民主社会所需要宽容、妥协精神的天敌。所以毛左群众说的一点不错，毛泽东思想是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最有力的武器！

关于毛主席治国的丰功伟绩，要写的话得专开个系列才行，而且像我这个啰嗦劲没个十几万字根本拿不下来，毛史专家芦笛同志已经说的很多了，而且还要出专著，据说已经跟出版社签了合同，我再怎么写也写不过人家，咱们还是等着看老芦的专著吧。


休息几天，再把后面5、6条说完，人上了年纪说起话来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别嫌烦啊！

最后再说说唐德刚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和现政权性质的认识，也就是我总结的第五条和第六条。

唐德刚对改革开放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此举让国家“起死回生”，但对“六四”屠杀则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是“绝无必要的败笔”。

我认同唐德刚“六四”屠杀是“绝无必要的败笔”的说法。首先是败笔：坦克上街，手无寸铁的学生横尸街头，在当代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再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败笔：即使是镇压也犯不上搞成这样，这完全是政治智慧缺乏、神经短路的表现。所以“六四”惨案是将来一定要算清楚的一笔账，也是老邓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这点我和本坛90%以上的革命群众的观点没什么区别。

不过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我始终弄不明白。

一是“六四”后风传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内部开会时有人放出“杀N万人，保20年平安”的狠话。有人说这话是老邓说的，还有人说是王震说的。里面的数字，也有2万和20万两个版本。可无论这话是谁说的，也无论你认为这句话是对还是错，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六四”后中国确实稳定了20年，没再出什么全国性的大乱子。我记得“六四”后何新到北大作报告，中心意思也是这个，苦口婆心地和学生讲了半天舍小家保大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与其将来中国大乱陷入腥风血雨，不如现在先把动乱分子做掉（大意，不是原话）。

二是以后有很多独裁者都把“六四”当做维稳的成功范例，一旦出现游行示威，都立刻想到当年我党坦克上街、做法杀人保平安的做法：前有齐奥塞斯库，后有卡扎菲，但这些独裁者无论信心多么坚定，手腕多么老辣，从来没有人成功过。齐奥塞斯库虽说“被狗一样拉出去枪毙了！”不管怎么说，还经过了军事审讯；而老卡就惨了，直接被暴民侮辱戏耍后“爆捅菊花”。这些人在临死前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二位最想说喊的一定是袁世凯那句“老中（克定）害我”，或是民间版《董存瑞炸碉堡》：“同志们，千万不要相信中国的经验！”（原作有地域歧视和侮辱河南人之嫌）。

这真让人怀疑是不是中国真有特殊的“国情”，中华民族真有自己的“特殊性”？

唐德刚所说改革开放令国家“起死回生”的说法我也同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前二十几年应该说中国是在进步和发展的。有些事情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套用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说的那句“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飞跃（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的比喻就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小步，却是当时中国的一大飞跃”。吊诡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绝对意义上的“创新”，而改革开放却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古”。左派那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推到解放前”的说法并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里对“解放前”、“解放后”用反了，“解放”的意义是人民从被奴役、控制状态转化到自由状态，但实际上1949年后人民逐渐地被投入到极权奴役控制的牢笼之中。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设法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的问题是翻了一半再也进行不下去了。

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和老蒋的“黄金十年”有相似之处，都有点官僚资本主义的色彩。区别就是老蒋当时实际统治的地盘只有区区东南五六省，中间又经历了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石战争、蒋唐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军阀作乱，汪精卫等1931年还在广州另立中央，中共还搞国中国“中华苏维埃”，老蒋基本上是军阀割据环境中的一隅偏安，而且军力远弱于阎冯李这些军阀，“中原大战”完全是以弱胜强。所以，根本没有“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条件，“黄金十年”成果也十分有限，用不着吹得太邪乎。正是因为很多过火的赞誉，激得一群左派白痴们没完没了地进行“蒋介石的‘黄金十年’和斯大林的‘黄金十年’谁更正点”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当然就是“社会主义好”。

说到这儿也顺便说说我对老蒋的看法。不知怎地，现在突然冒出无数“姜丝”，逢蒋必赞，让人感到有点反胃。我觉得老蒋没那么伟大，干了很多烂事、蠢事，而且基本上是个旧派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面影响有限。老蒋可圈可点的事情我看主要有两件，一是历经战乱，还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不信你到台湾走一圈，和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感觉都不一样，你能感受到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情，真没想到台湾能把外来的西方民主和中国传统文化那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哪怕是同样的东方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香港都没有这种感觉。难怪不少人说，民主后的中国，就应该是台湾这个样子。

我个人感觉最能代表台湾“中西合璧”形象的就是邓丽君：国语、粤语、上海话、闽南话、山东话都能对付，英语、日语、法语虽然谈不上有多地道，但使用起来也毫无问题。邓丽君既有东方女性的温柔含蓄婉约，又有西方人的大胆开放浪漫。在涉及民主与专制这类大是大非问题上又从不含糊，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民主运动，都非常“刚烈地”全力支持。记得八九年为了声援中国的民主运动，小邓头扎白布条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边》，看得人泪珠落地摔八瓣，跟香港那种商业化艺人完全是两回事儿。

老蒋第二件可圈可点的事情是抗战，因为现在我这个系列是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展开讲的，还是引用唐德刚的原话吧。老唐在接受《一寸河山一寸血》时是这样评论老蒋的：

“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对比一下军事强国法国的表现，以及英美在东南亚被日军一击即溃的窝囊相，再考虑到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积贫积弱的现状，我觉得唐德刚说的并不为过。中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就是老蒋在抗战中打出来的。彭德怀的那句令举世华人为之一振的名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最有资格说的应该是老蒋。可不知为什么，八年浴血抗战打下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老蒋弄得灰头土脸，至今只有被人嘲笑的份儿；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钱赠地无数，耗时二十几年才把弹丸之地台湾挤出联合国、恢复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毛泽东倒成了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真TMD有点两只只老虎真奇怪。在现实中，这些浅显的道理无论你怎么说都讲不清楚的，任何有在大陆生活经历的网友恐怕都有这种体会。

我有时候感觉在中国没处说理去。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不是我一个，最近黄健翔就发微博感叹说，在中国想讲个道理真难。“比如你说屎不能吃，会引来几类质疑：1、科学技术派，从物理结构化学成分生物原理角度弄几十万字分析，说其实屎和粮食差不多；2、人文历史派，引经据典告诉你史上有多少著名吃屎案例；3、市场经济学派说只要有价格就有人吃；4、实践出真知派，你吃过吗？你没吃过，凭什么认定不能吃。”其实黄健翔说的人和事我在现实中还真遇到过不少，而且你要说屎不能吃人家真跟你急，可真让他吃他又找各种借口又不吃，闪转腾挪功夫了得，就是不进嘴里。

就拿这最近金日成暴死、金正恩继任的事情来说吧。在现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里，按理说谁都不会对三代世袭这类事情持肯定态度，至于朝鲜媒体吹嘘金正恩的那些神话，“3岁会打枪，9岁可以射中移动的目标”、“3岁就学会了开车，在未满8岁那年，驾车在大型货车大量通行的弯曲而倾斜的土沙道路疾驰约120公里，平安到达目的地。”、“金大将没有不会的运动，尤其是篮球，胜过一般职业选手。从6岁开始学会骑马，骑术比骑手还要厉害。”、“一位外国著名预言家见过金正恩后说：‘至今，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物。透着大将风范，将来可以成为统帅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大人物。’”。对于这类劣质神话，正常人都只会付之一笑。

可在当今中国还真有人相信。尤其是那些全民恸哭、举国哀嚎的场面更是把不少人感动的一塌糊涂，别人稍有微词就要“全民共诛之，全党共讨之”。这不光是在网络上，前两天在我周围就实实在在发生过，争辩双方还差点翻脸动起手来。在现实中，骂几句金胖子都有可能得罪人。当然，这些人倒是对金二、金三有什么感情，主要是生怕人们影射毛主席，联想到一党执政。

可你要说这些人真傻好像也不对，真碰到自家孩子留学、移民之类的事情，“谁个劣，谁个不劣”又一个比一个精明，谁都知道把孩子往资本主义火坑里送，从不见有人糊涂过。而且老哈说的那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不少，爱国情绪一个比一个高涨，甚至有些人移民多年，一边享受着现代西方生活，可又绝不允许别人说西方半点好，一说就跟你急。你说这些人爱国吧，又死乞白赖呆在国外不回去，哪怕在中国餐馆里刷盘子洗碗打黑工也不能提回国的事儿，一提就要拼命。所以对西方“刻骨仇恨并痴心热爱着”，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大特色。

这次说几句老邓和他的改革开放吧。

我看到的官员评论，除了官场的应景发言外，对老邓评价最高的大概就是薄熙来他爹薄一波的那两句话了：“一人千古，千古一人”。而民间说什么的都有，赞誉的当然有，提起老邓来就双目怒睁，钢牙紧挫，血脉贲张我也遇到过不少。其中有些人是“义薄云天”型：由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破灭而愤而恨。还有些人是因为利益得失，比如工人阶级，从虚幻的“领导”地位一下子摔到了“四零五零买断工龄”，虽然事情是朱镕基干的，但根子是老邓的市场经济砸破了他们的铁饭碗，他们并没有骂错人。其实只要搞市场竞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大部分都要破产，就是个早破晚破、怎么破的问题，只不过朱镕基搞得太过分，剥夺了工人群众应该得到的那部分财富而已。

实际上，老邓自1993年因身体原因不问政治后，不管中国政坛如何“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基本上实行的还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具体说就是在一党专制的政治框架内搞市场经济，尽可能的开放搞活、发展经济，只不过在具体政策执行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或缓或急，或重或轻，或保守或激进，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终于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官僚集团也用权力寻租的方式，谋取了利益最大化。

激进的民主派和毛左都把老邓恨到了骨子里，提起老邓来就咬牙切齿，似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如果让方励之、魏京生来评价老邓，绝对是比毛更坏的暴君，而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管谁执政都一样，换别人上去，也照样会搞改革开放。这些人直到现在还天真地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对“六四”的镇压，中国早已是红彤彤的民主国家了，“中国为什么出了邓小平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是他们永远的遗憾。

毛左更不用说，这些毛主席的好孩子一直都秉承我党“叛徒比敌人更危险、更可恨”的信条，国民党战犯可以特赦，叛徒顾顺章全家必须一个不留全部做掉。他们认为邓小平就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区别是斯大林伏特加喝多了，没有察觉到卧榻之侧还有老赫鼾睡；而毛主席虽然明察秋毫，把老邓识破并将其一脚踹下大床，但由于心慈手软没有像对待刘少奇那样痛下杀手，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资本主义复辟的局面。

这些毛左智力低下、知识贫乏，除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基本上就不会说话。实际上，就背离马列主义而言，老邓比赫鲁晓夫走的要远得多。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把斯大林拉下神坛，对内不再搞大清洗（不愿搞，实际上也没资本和能力搞），不再大规模地实行杀戮和流放，对外放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管制，而政治框架和经济模式和斯大林时代区别不大。而老邓的做法说好听点是“打左灯往右转”，说难听点就是“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干着资本主义的勾当”，经济运行模式很多都是官僚资本主义那一套。当然，不管什么主义，也都比毛主席无法无天瞎球闹强。

毛左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们所期望的毛主席接班人所执行的革命路线，最高境界其实就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华国锋有点玩弄权术的本事的话，中国社会完全可能按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轨道运行，实行“不搞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变“毛式社会主义”为“阉毛社会主义”，直到几十年后经济上撑不住彻底解体为止。现在的古巴朝鲜实际上都还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前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后者有中国这个冤大头供血，再加上领导人不折腾，把各种敌我友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实行“两头凑、赢不够（麻将用语）”的外交政策，所以不管制度怎么僵化残酷，还都能维持。

说到这儿我还想说几句赫鲁晓夫，我觉得现在左右双方都把赫鲁晓夫说得太过了。赫鲁晓夫并没有像左派说的那样全盘否定斯大林，背叛马列主义，也没有像民主派说得那样搞过什么像样的改革。完全是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坛后吓破苦胆、神经过敏，过度渲染所致。

首先赫鲁晓夫并未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篇就声明他不是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进行全面的评价，“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尽人皆知。”只是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为了党的利益而遮遮掩掩，凡是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的事实都没有揭开，例如涉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冤案当时并没有提，若贝利亚当政很可能会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做得更彻底。况且以后的档案资料表明，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

而且赫鲁晓夫也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犯错误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的原因，是斯大林“怀疑狂”、“虐待狂”、“迫害狂”症状发作的结果。至于在中国广受批判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其实早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已经成型了。1947年日丹诺夫主持起草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联共（布）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明确指出：“在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越来越多地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苏维埃人民专政，尽可能地让全体居民的每个人都能经常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居民的共产主义意识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将导致苏维埃人民专政的强制性职能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将被社会说服所代替，国家的政治职能变小，国家将向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职能占优势的方向发展。”

在苏联人看来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你共产党执政的首要任务不就是消灭剥削阶级吗？这任务并不复杂，财产可以没收，然后“该杀的杀，该抓的抓”，“人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无论是杀头还是自然衰老、死亡，几十年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暴力镇压剥削阶级这一职能也就消亡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性质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从理论上说，国家变为表达（实为控制）全体人民的利益与意志的机构，“强制性职能”转变为“说服性职能”，国家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应该说“全民国家”、“全民党”，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信你看看今日古巴和朝鲜，哪还有“剥削阶级”可供斗争，前一段听说乌有之乡组团去朝鲜参观朝圣，也不知这些道理他们弄明白没有？

一般说来，第一代领导人驾崩后，继任者都要采取点适度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改善民生、增加社会自由度。当时莫说是温和的华国锋，恐怕林彪四人帮当政也要这么干。不信重温一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就可推测出这些人上台后可能的大政方针。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就是老芦和老唐所说的“权威递减定律”在起作用：新一代领导人没有了原来的权威，绞肉机转不动了，不能再无法无天瞎球闹搞政治，只能循规蹈矩搞建设。这就是为什么金家王朝能在苏东波巨变中屹立不倒的原因：通过世袭的方式杜绝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避免了“权威递减定律”的影响，甭管什么功勋显著的元帅大将，照样要紧密团结在二十几岁的瓦盖头金正恩周围，继续效忠金家王朝。

中国更是如此，毛主席那份沉甸甸的宝贵遗产是任何人都无法继承的，老人家耍光棍、瞎折腾可以，继任者可没有那资本。光是“七八年来一次”的文革式群众运动，就远不是交城县大队华政委之辈能搞起来的。其实这也是毛主席和其他共产极权国家领袖的本质区别。斯大林死后，后面的秃子和长头发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据统计，自打沙皇推翻后，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开始就是都是秃子和长头发的轮换执政，这一规律对解体后的俄罗斯仍适用），愣是挺了三四十年。要不是标着膀子和美国搞军备竞赛，恐怕还可以继续多维持几年。现在朝鲜的金三胖也是一样，用不着因为人家的年龄和经历怀疑人家的能力，面团团的福相暂且不表，从业务上看金三胖接班也并无困难，无非就是萧规曹随，“继续执行金日成的先军路线，要让人民过上‘吃米饭、喝肉汤’的好日子”。按现在时髦的网络用语就是：瓦盖头表示毫无压力。

所以，毛主席的接班人在一定程度上搞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继任者不管嘴上怎么说，一定会弱化“阶级斗争”，强化“经济建设”。我记得华国锋刚上台时就提出“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建十来个大庆”经济建设的计划，虽然同时也喊几句“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继续批邓”，但实际上没采取过任何行动。现在也是一样，哪怕激进毛左如张宏良等上台，我就不信他们有本事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发动文革，这些人尿泡里有多少尿能撒出多远去我最清楚，别看这些人在台下闹得欢，上台后一定会被更激进的左派当做保守势力而送上断头台。

老邓和其他共产极权政权的继任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不仅仅是弱化“阶级斗争”，强化“经济建设”，而且还在制度层面搞了一些对“科学社会主义”大逆不道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多少接近了正常社会（即现代民主国家），我认为这些制度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下面四条：

1、把中国由封闭社会变为开放社会。这种开放包括经济上的开放和政治上的开放，这完全彻底地颠覆了传统做法。我前边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二杆子社会主义，靠的是枪杆子笔杆子，也就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才能维持运转。换句话说，毛时代中国人的幸福感，是由美国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来产生的。中国在经济上的开放我认为非常彻底，甚至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政治上虽然开放的还不够，但和“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如过去的毛中国、苏东各国和今天的北朝鲜相比，早已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就拿“翻墙软件”来说吧，像我这样的对党和政府毫无威胁的良好公民，浏览外国网站居然还要使用“翻墙软件”，在现代民主国家看来，本身就是个笑话。而朝鲜人民根本就用不着这玩意儿，前两天看CCTV新闻（还是凤凰卫视？记不清了），说整个平壤市只有一个网吧，是针对驻朝外国人开的，原来一小时100美元，现在降到了10美元，这么看能说明现在中国社会的政治自由度了吧。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中国是自由多少的问题，朝鲜是自由有无的问题。

2、经济体制改革：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也是有区别的，我看主要还是表现在经济权力上。有人总结说，现今的中国经济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六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消费者。前三者可以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非市场化的干预；后三者则属于市场经济成分。30多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大多来自市场经济成分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济、消费者贡献等，但这些经济成分参与设计经济制度、经济决策的机会却很少，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倒挂。掌握更多经济权力的却恰恰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些非市场经济成分，“辛苦经营者，不是决策人”。经济增长主体与经济权力主体的错位存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大特征，这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

3、所有制的变化：变纯粹公有制（实为官有制）为混合所有制，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制始终未变。前几天隔壁“唐好色”网友说中国虽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但实际上也差不多了，因为城市住宅土地的使用期是70年。其实老唐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大陆的情况，人们争论的土地私有化主要还是针对大片的农村土地。

4、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实际上是参照西方“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做法，使得共产极权国家的政权交替也能够在两个活人之间、和平友好地进行。这大概也是老邓敢发出“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的底气所在吧。当然，我看这五十年不变还有可能，毕竟这已经过去三十几年了；一百年不动摇不过是“夜过坟地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我想到的制度层面的变化就这些，还有什么诸位补充吧。先歇歇晌，干干正事儿，春节后再来接着啰嗦。

这个系列又啰啰嗦嗦的写了十几篇，春节期间我接到不少手机祝福短信都提到了“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到底是神马精神我现在也不甚了了，查了一下，原来“龙马”并不是龙腾虎跃与骏马奔腾的意思，而是古代传说中形状象龙的骏马。记得年轻时看过一个电影名字叫《龙马精神》，内容无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了老（小）命大干社会主义。看来我也应该发扬一下“龙马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赶快把这个大船系列结束了。再说，写这个系列时间跨度也有几个月了，基本上是想到哪写到哪，前后文章风格不尽一致。这在当今文坛可是大忌，弄不好会被人质疑“捉刀代笔”。

闲言少叙，接着说我总结的唐德刚“历史三峡论”的第六条，他是这样说明现政权的特性：
（一）它是“转型期”（“历史三峡”）中，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
（二）它具有中间性：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
（三）极权政府和独裁领袖的权力递减，从绝对权威，递减至依法治国；
（四）它具有其千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

唐德刚说的我基本同意。只是需要把其中第（二）“前有帝王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改成“前有斯毛专制的遗传，后有民主政治的远景”就更准确了。因为我前面说过，国际共运应该看成一次政治制度转型，根本不是什么老唐说的“帝制的回光返照”，跟传统帝制完全是两回事。我前边说过，所谓转型就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么大的动静还不叫转型，那什么算转型？

不仅如此，这场国际共运还为人类演化史上培育出一个新的人种。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可没那个水平，这是苏联社会科学家的总结，白纸黑字写在苏联80年代初的对外宣传手册上。程映红教授在《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期上有详细的介绍（黑体字均为程映红文章中的原话，下同）：

“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一本介绍‘苏维埃人’的对外宣传手册正式提出‘苏维埃人’是人类演化史上智人（即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一个最高级的分支，从这个角度称‘苏维埃人’是Homo sovieticus，即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它说从细胞演化到智人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但“苏维埃人”的产生仅仅用了60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革命政权的创造。”

从生物学上讲，人类属于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即现代人，Homo sapiens），人类与其他绝大多数动物不同，除了具有生物学属性以外，同时还具有社会学属性。生物学属性与社会学属性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说“苏维埃人”是人类演化史上最新的人种可能也没有错。昔日东西方知识分子和中国热血青年，不管政治观点如何不同，不少都曾为那些 “最新最高级的人类新种”所着迷，切•格瓦拉之类的偶像有着永恒的魅力。哪怕今天，很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向往也绝不仅仅是“优越的社会制度”、“物质财富”，而是出于对于“新人”的兴趣：

“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古巴政权的基本任务。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古巴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古巴式的‘新人’（即‘让他们都成为像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古巴，塑造‘新人’的顶峰是“革命攻势”（1968—1970）。　　

俄国和古巴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

我一直有个感觉，法国大革命与苏联革命有种姑表亲的关系，只是法国国民的愚昧落后程度远不及俄国，再加上缺少列宁这样天才的革命工艺师，未能建立布尔什维克那样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所以结果不同罢了。“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

大规模利用国家政权开展人性塑造工程的当然是苏联莫属：
“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把思想政治工作者、教师和文艺创作者都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心理’，‘科学计划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造就‘新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做系统准备。’”

这个坛子的网友大概都知道，俄国有个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通过动物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为此还得到了1904年诺贝尔奖。据程映红教授介绍，列宁就是受到巴甫洛夫实验结果的启发而进行新人种的培育。这么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绝非浪得虚名，真是严格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巴甫洛夫的理论无意中给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以重大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做出和灌输者、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这真是太美妙了！因此列宁说巴氏的发现“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向十分鄙视，当高尔基写信给他为大量被捕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科学家求情时，列宁回信说这些人不是人民的大脑，而是粪便。当大多数科学家和学者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忍饥挨饿时，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却能根据列宁下的一道命令每个月从布尔什维克政府那里得到不薄的补助。

程映红文中提到的这个“人类演化史上最新人种”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感觉确实是这么回事。该人种思维行为独特怪异，总体上说都有点“三观不正常”（“三观不正”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三观”具体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体还是看看苏联老大哥是怎么说的吧：

“苏联官方版本的‘苏维埃新人’体现了‘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

共产专制和威权统治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后者没有培育出新人种，所以威权政权的民主转型只存在技术上的障碍。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培育出的新人种也不尽相同，这与原来的基础、领袖的决心和能力等有关。东欧国家宗教始终存在，公共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被消灭，培育时间也比较短，不过从二战后才开始，所以新人种的特征并不明显。而前苏联的育种时间长、投入精力也多，且国民落后愚昧，基本上还属于半农奴社会，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以培育出来的“新人种”特征明显。斯大林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

“我为那些简单、朴实而谦逊的人干杯！他们是运转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机器上的齿轮。”《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而北朝鲜由于采取了世袭制，神权衰减不明显，“新人种”不仅仅是“集体的‘人’”、“党的‘人’”，还应该再加上一条“领袖的‘人’”，而且特别能战斗。不信你到北朝鲜看看去，能明显感到与其他“新人种”的不同，北韩“新人种”也是今日中国毛左希望所在。而昔日毛中国是国际共运阵营中的一朵奇葩，在培育“新人种”的过程中又掺杂了很多传统糟粕和毛的个人因素。所以培育出的“新人种”也独具特色，除了“集体的‘人’、”“党的‘人’”、“领袖的‘人’”这些特征外，又多了些痞性。按老芦的话说，就是毛主席治国二十七年的最大功劳就是培育了“满目痞子”、“一国白痴”（大意，是在不同文章中说的，若记忆有误请老芦本人纠正）。从解剖生理学上说，估计是肾上腺、唾液腺发达，大脑皮质萎缩。严格说，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痞性“新人种”，应属于“苏维埃人”的一个变种才对。

至于制度改变后，“新人种”的人性回归，程文是这么说的：

“时至今日，毫无疑问20世纪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由于这个工程的基地是在摧毁旧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失败留下的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废墟，使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大行其道。在一个有深厚宗教传统的国家，恢复宗教传统可以填补这种道德衰落带来的伦理空白；但在一个缺乏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复兴和人性回归就要困难得多。”

就中国而言，我们这代人“回归人性”真的是没什么指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什么时候我们这些40后50后60后都趴了窝，民主转型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跟政治立场没什么关系，左中右一个德行。虽然80后90后的左右愤愤们我也遇到过，但感觉跟这些“新人种”还是不一样。他们不过是少不更事年轻冲动，被“愤”所迷惑，好好跟他们讲道理还是可以转变过来的。而这些老家伙们实在是无可救药了，他们对民主自由有种天生的反感和自发的抵制。好在“岁月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谁都会有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

唐德刚说现在“特色社会主义”政权，“具有中间性”，是“最后一个有阶段性的政权”我完全同意。说现在政权具有过渡性的性质，是因为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来说，市场经济理应是建立在民主政治框架内的一种经济体制。具体说，就是必须有我前边说的那些制度来“保驾护航”：包括多党制、议会制、民主选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所有制也应该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包括土地）为主的混合所有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市场经济中的种种弊端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强食弱肉等，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保障个人权益不受官僚集团的侵犯。

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理论与马列毛邪恶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同，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它的合理性，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时中国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下，老邓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但毕竟那只是个过渡性的东东，短期内可以这么干，长期下去必定积累大量无法解决的矛盾。说个可能是不恰当的比喻，靠着邓小平理论治国，有点像农村三马子改装后在跑长途的情况，这在国道经常可以看到甚至高速公路有时也能看到：动力十足，轻点油门车就前窜，能跑一百四五十迈，像我这种车技，根本追不上人家。而且三马子也不管什么交通规则，一路上横冲直撞，但制动系形同虚设，经常出事故，弄不好就是车毁人亡。

就拿这贪污腐败来说，不仅是中国这种共党国家，其它非共党专制的威权统治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无论统治者如何强势，从重从快严打，也无法根本解决贪污腐败问题（新加坡除外，人家属于软权威主义）。就拿台湾来说，是在实现民主后，靠着选民手里的选票，才把腐败的国民党变成了一个清廉的政党，这也居然成了此次马英九和民进党人叫板的一张王牌。

现在国内温和的左派和民主派对现政权的态度有两点似乎很一致，一是现在的政治框架是两派所能容忍的底线。维持现状可以，装神弄鬼、胡说八道也可以容忍，但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政治转向，如果出现这种苗头，无论是再往前走搞民主还是搞毛左复辟，都会有人出来“死磕到底”，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梁晓声的原话（曾一度被误解，详见 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09/13/c_131118545.htm ）：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我曾经还写过一段话，但因为觉得太过于严厉，没有发出来。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

还有一点就是两派似乎都不希望现政权立刻垮杆。当然，这里面有动乱流血层面的考量，再就是怕对方得势：民主派怕的是“前有帝制遗传”，出现毛时代复辟；而左派怕的是“后有民主远景”，中国彻底告别专制，进入现代民主社会。现在毛左力量貌似非常强大，其实骨子里害怕得很。我前边说过，傻毛左们最怕的就是两件事，一是自由辩论，二是选票。乌有之乡网站左帖铺天盖地，粉丝漫山遍野，实际上那是版主编辑控制的结果。只要放开发帖，最终结果跟天涯、凯迪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其它那几个半官方论坛（如新浪、搜狐、网易）也一样。毛左们动辄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更是过坟地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在中国，判断“屎是否能吃”不能用答卷的方式调查，只能用实物证明，说能吃者，像王熙凤对付焦大那样，上去就是一嘴马粪。对于政体的选择，真正靠得住的还是选票，哪怕现在就把选票交给民众，即使不允许竞选辩论，也绝无可能选出个毛左政府来。毛左上台只有通过宫廷斗争篡党夺权或者是暴力革命，除此无他。

东风吹战鼓擂，中国大乱谁最亏？连乌有之乡领军人物张宏良都心里没底。前一段我转了个张宏良的一个帖子，题目是《“左派带路党”已成为美国进行国家颠覆的新模式》，（详见http://club.sohu.com/newclub/show.php?forumid=shilin&threadid=3804261 ），内容是抨击更激进的极左网站“毛泽东旗帜网”那帮不知深浅的左愤的，将其斥之为“左派带路党”。文章写得又臭又长，跟嘴里含着个驴粪球一样说话含混不清，其实内容很简单，就是告诫他们不要跟着民主派瞎起哄，搞什么问责动车追尾，中国大乱、现政府垮杆未必对左派是好事，弄不好会导致民主派上台，彻底实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现政权有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对，坚持二杆子专政可是没有含糊过，“五不宣言”那可是掷地有声。

说到这儿开句玩笑，赵本山范伟前几年在春晚演过个小品，里面有个过年先杀猪还是先杀驴的动脑筋急转弯段子，挺有意思。据左派领袖孔庆东说，若中美之间爆发战争，要先杀带路党再发动民众组织抵抗（该白痴教授居然也学老蒋搞“攘外必先安内”）。有机会可以问问该同志，如果真要是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是先杀右派带路党还是左派带路党？按照伟大领袖“修正主义是比帝国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光辉思想，似乎是应该先杀左派带路党才对，嘿嘿，右派带路党也是这样想的。

唐德刚所说现政权特性中我认为值得讨论的是第三条，即权力递减律。这个坛子里的网友大概都知道，旅居英国的大陆学者芦笛先生和台湾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不同时间、地点独自提出了共产专制国家的“权力递减律”（以下简称芦版和唐版），虽然两人都发现了共产专制国家随着权力棒的交接会出现“权力递减”现象，但由此可能产生的结果两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说起来挺有意思，也是“一个定律，两岸各表”。

芦版权力递减律是说专制国家会因为统治者权力逐代减弱而无法控制局面，导致军界强人干政，革命群众闹事，天下大乱血流成河，直到有一天“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再出毛泽东，重建一个更加专制血腥的毛氏二杆子政权来。而唐版却认为正是由于统治者权力逐代减弱，再也无法压制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自由的要求，统治者只好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一系列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最后妥协让步，被迫实行民主，通过选举决定权力归属，最终“‘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在老唐看来，中国正是靠着现在专制社会无法逃脱的“权力递减律”而融入现代之文明，成为现代民主法治之国家，在太平之洋中享受“姨妈后现代之惬意生活”。

我个人认为，老芦和唐德刚预测的两种结果都可能发生。就发生几率而言，局面失控越早，出现老芦所预测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失控越晚，则“芳草萋萋鹦鹉洲”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其中原因我在不同文章中说过，“权力递减”现象不仅发生在党政首脑，军界强人的铁血意志、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也都在出现递减，而且靠着重力加速度直坠青云，递减速率似乎比政治局更快。一句话，大家都在变。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敢于担当的铁血强人，这在国内绝对是稀缺之物。

不信国内的网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周围的老中青、左中右，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现在跟民国时期可完全是两回事，那时无论是手握重兵的军阀还是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满腔狗血、一身狗胆，谁都可能闯下大祸来。而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的愤（粪）们我也遇到过一些，好像都属于“嘴巴腔里硬，裤子裆里阮（软）”之类的货色，网络上那些揎拳掳袖、义愤填膺、整天叫喊着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者，现实中多是胆小如鼠、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

现在闹革命跟过去古代的农民起义不一样，那时候是“造反是死，饿死也是死，或许造反还能闯出一条生路来”。现在没这个动力，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也犯不上去冒杀头的风险，必须要有理想信念才行。这次通过司马南在“太平之洋”彼岸的电梯门事件才知道（这毛左就是邪门，滚动电梯还能夹头，实在是想象不出来这是何等的高难度技术，比春晚小品可乐多了，也算是填补了一项国际空白），敢情毛左领袖的老婆孩子也在美国，也要削尖脑袋往自己痛恨诅咒的西方世界钻。有网友统计了一下，毛左领袖本人或家属在国外卧底的还不是个别人，而是绝大多数。就凭这个，真不知道这毛左革命还怎么个搞法。当年老一代闹革命可不是这么个干法，很多是告别自己优裕的家庭生活，背叛本阶级，到深山沟里去受苦受难的。农运大王彭湃烧掉地契闹革命，彭德怀枪毙了投敌的亲舅舅，方志敏大义灭亲杀五叔，跟现在卑劣的毛左领袖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说的东西连自己也不相信。

我觉得讨论中国将来的政治走向，一定要弄明白中国人心里在想什么。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详见我转帖的：《从三八二十三，看中国的流氓文化》）。于丹教授总结的简洁而准确，现在的利益集团和毛左就是“三八二十三”禅宗故事里无赖混混，生生扯着脖子高喊“三八二十三”，沉默大多数就是通过顿悟或渐悟而深得传统文化精髓的小和尚，底层民众就是被敲诈的小商贩。但如果因此得出中国人不知道“三八二十四”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俺们那嘎达东北话来说就是“心里明镜似的”，这点与各国人民无异，中国人并不缺乏常识。不管嘴上怎么说，真要是让人们回到毛时代，无论是精神上的压制还是物质上的匮乏，都绝不是当代人所能接受的。看看那些毛左领军人物家属的居住地就知道，“良禽择木而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之类的小算盘比谁打得都精。

前面说的是人的变化，再看看国际大气候，也是越来越朝着有利于民主的方向发展。借用一句伟大领袖在老三篇中《愚公移山》中的一句话就是：“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其实毛说话时的国际潮流正好相反，当时共产专制才是主流，到了五十年代，共产专制阵营的人数还一度超过了民主世界。不过现在的情况却真是像伟大领袖当年判断的那样，不信你把最近30年的世界各国政体的变化搂一下，热闹固然热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但塌下去的大楼都是专制，起来的朱楼都是民主，政治走向都是清一色的由专制走向民主，无一例外。如果中国是处于朝鲜那样的封闭状态，世界潮流的影响还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中国这么开放，其影响就不能不考虑了。

我说局面失控越晚，实行民主的可能性越大，毛左复辟的可能性越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人命越来越值钱，谁也不敢视人命如草芥而大开杀戒了。所谓毛左复辟，仅仅是毛泽东式的野心家上台还不行（这倒是完全有可能，而且难度似乎还不太大，因为中华民族历来有被忽悠的传统，属于被忽悠控一族），难的是上台后一定要完成两件事才能算复辟成功：对国民财产的剥夺和思想行为的控制。经济越发展，国民积累的私人财产越多，剥夺起来难度越大；社会越开放，国民的眼界越开阔，思想越活跃，社会越多元，控制起来也越困难。

乌有之乡领军人物马宾曾提出来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具体的斗争目标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气魄虽然不小，但却毫无实现的可能。广东汕尾市委书记曾发牢骚说，现在当官“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实现乌有之乡这些目标，只有依靠暴力手段。离开了杀人抓人，毛左复辟就只是一句空话，出什么天才人物也白搭。诚如唐德刚所言，“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可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就知道，现在政府想大开杀戒是何等的困难。

其实不用“冷眼向洋看世界”，只要看看自己的家庭就知道。现在哪个家长还能靠棍棒控制孩子的思想行为，谁不是陪着小心说话。这些小崽子自己的卧室乱得像个猪窝，还搞得神秘兮兮的，“风能进雨能进爹妈不能进”，进去给他收拾一下还得三番五次地请示汇报。有人说这是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我看不完全是。我接触很多农村来的学生，都有兄弟姊妹，他（她）们生活条件当然不能跟城市独生子女比，不过脾气一点也不小，毛病一点也不少，富二代的毛病穷二代也都有。咱这个坛子不少网友都在国外，你们孩子怎么管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几个移民家长提起孩子也是头大，除了嗑药，孩子基本上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家长一点辄也没有。

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开放，实现财产剥夺和思想行为控制就越困难，这是毛左复辟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这才是最难最难得啊”。

毛左复辟难，民主转型也不易！其中理由我在前边几个系列里都提到过。

首先，长期生活在“大一统”环境里、以追求权力和金钱为最高信仰的国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和抵制。另外，在一个大国实行民主宪政，从技术层面上讲也极为困难，十四亿人达成合意和共识、相互妥协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具体操作起来，恐怕少不了一个“训政过程”。老蒋退到了台湾那么个弹丸之地，从五十年代两蒋时代，中央层很独裁，老蒋本人很独裁，但是台湾的21个县市长从1950年开始就已经是公民直选，尽管直选当中，执政党可能会做些手脚操纵选举，但必须承认，没有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就不可能有后来台湾的党外运动。台湾的党外运动是两个渠道发展起来的，一个渠道是自由办刊，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地方选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996年人家顺利实现总统直选这事儿也不奇怪，因为前边已经有了铺垫。

2012年蔡英文败选后说：“对于今天201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所做的决定，并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我们恭喜马总统。希望他在往后四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要用心执政，要公平的照顾每一个人民，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想想数年前的百万倒扁静坐、呛马大游行，台湾的进步真是太大了。尤其是民进党，当年给人的印象除了打架、退席，似乎没什么别的本事，就是个“打架党”、“退席党”的形象，现在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不少网友跟帖说看蔡英文败选感言内牛满面，我看绝非虚假，完全是一种真实感情的表露。

再者，西方的表现太差劲，中国民主一时陷入了“学无榜样、赶无目标”的困境。老芦在《撅起》一文中说“过去30多年里发生的中国的撅起与西方的衰落是个事实。不管您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这事实毕竟存在着。”我在《西方的和平演变到此为止》中也说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崇洋媚外跟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没什么鸟关系，主要是羡慕人家的钱包，汽车电话洋房。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防访美，陪同邓小平一同出访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言下之意，凡是和美国对抗的国家，都还处于乞丐一级。和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的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因为和美国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早早跨入了发达行列，而中国、朝鲜、古巴、东欧等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把反美当作头等大事，结果却是民不聊生。所以，那时候学习美国没遇到什么阻力。

而现在西方国家经济表现这么差劲，一个危机跟着一个危机，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而每次危机中国都表现不错，甚至被视为救世主。前几天访华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竟被西方媒体视为一个“请求者”、“乞讨大婶”：请中国对欧元区展示信心，请中国投资欧洲，请中国施压伊朗并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等等。要知道，德国可是目前经济状况最好的西方国家啊！现在西方的经济问题和以前不一样，并不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漏洞，把窟窿补上就是了。现在西方的问题是实体经济已经被严重掏空，都转移到了“低人权优势”的中国，而且俞天任（冰冷雨天）和老芦都说过类似的话，“一旦出去就回不来了”。我掐指算了一下，大概西方继续维持的实体工业的无非就是军火、高科技产品、高级奢侈品。这些产业无论利润如何吓人，但规模和容纳从业人员都有限，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长期的高福利把人已经养懒了、养娇了，任何多干活、少拿钱的方案都会引起政府下台。有资源的国家还好办（如澳大利亚、北欧国家），而像希腊这种国家，基本上就没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天天烂下去。

所以，现在的形势是：社会主义不行，把社会主义搞垮的资本主义也出了问题，不伦不类的特色社会主义倒是生猛。难怪薄熙来说（大意），中国应该按毛主席说的那样对人类做出贡献，而当前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好、走到底，给全世界做出个榜样来。

另外，我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左派和右派》系列里面说的很明白了：中国目前根本就不存在能够与利益集团和左派抗衡的民主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难再继续搞什么“西化”。我看最大可能中国还是像现在这样走下去，等到中国自己出现经济危机（或是前几天诸位谈到的“溃败”、“溃烂”）、维持不下去时再谈什么转型。中国现在社会转型缺乏动力，尽管百姓有各种不满，但还没有到了想推翻政府的程度，尽管也有骚乱，但这毕竟只是发生在乡镇的水平，并没有蔓延至全国的大规模骚乱。换句话说，中国现在不转型也还混得下去。

这也可以用奥尔森的“常驻匪帮”理论来解释。奥尔森认为，政府起源于某个“流动的匪帮”，与其他匪帮不同的是，他们在某个地方固定下来，成为“常驻匪帮”。为了获得更高的抢劫收入，他们为被抢劫者提供一个相对于“流动匪帮”更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以有节制的抢劫（税收）代替了“流动匪帮”竭泽而渔的抢劫。

按照奥尔森的说法，“常驻匪帮”为了提高抢劫水平，获得利益最大化，“常驻匪帮”会鼓励生产，甚至会为生产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如道路、桥梁，交易所需的契约保护等等。同时他们保证被抢劫者可以免予被其他“匪帮”抢劫（国防）。根据“两弊择轻”的原则，“常驻匪帮”逐渐被“被抢劫者”所接受。于是国家垄断了抢劫权，成为唯一合法的“抢劫者”。最先接受“常驻匪帮”的是那些财产较多的人，因为在流动匪帮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在一夜之间与当地的穷人一样，变为一无所有。于是他们乐于看到“常驻匪帮”的存在，并乐于成为“常驻匪帮”的帮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参加到合法抢劫者的行列。奥尔森认为民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分享权力是最优选择。但在没有一个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流动匪帮”存在时，“常驻匪帮”通常是最佳选择。

最后说说我对中国民主转型时间的预测。首先我得先为自己辩护几句。我自认为并没有受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我以前也提出马克思的“五阶段论”（即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完全是主观臆想，早已被事实所证伪。相反，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还服膺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波普尔认为，历史现象不同于完全受规律支配的自然现象，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的行动是由意志决定的，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创造一切。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着人类知识的增长的强烈影响的，但是知识的增长并没有规律可循，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因此，历史领域里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趋势”，并“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而不是去发现社会进化规律。

但我现在所预测的不是未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规律，而是中国近二十年可能出现的政治形势变化。这就跟通过观察选情判断明年谁能当总统、根据经济形势判断股票的跌涨差不多，谁都可以预测，关键是看理由是否充分、合理。

我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跟很多因素有关，包括国民素质和观念、经济形势、国际环境和偶发事件等。中国社会将来会如何发展，实际上谁也说不准。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中国在近期内不会发生什么民主转型。非要等我们这些40后、50后甚至60后趴了窝，等80后90后走向历史舞台不可。我在前边的文章中曾经提出过“中国徘徊论”。具体说就是，在十至十五年内，中国经济可能还会有些发展，但中国政治局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能在现在的政治框架内徘徊。既不会再朝着民主宪政方向迈进，也不会倒退到毛时代。我曾引用过贺卫方的一段话表达了我的感受：“我对国家没有多少期盼，但也不会感觉到太失望，因为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退也退不到哪儿去，就是这样。”至于唐德刚说的2040年我是肯定赶不上了，绝无可能活到那一天，看不到“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的壮观景象了，看来将来留遗嘱时还得写上一条：“大船驶过三峡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其实即使民主社会绝不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那么美好，照样是问题一大堆，像黄赌毒之类的社会问题在斯毛社会主义国家就绝对不会存在。只不过人类（虽然号称“智人”）智慧有限，目前只能拿出个民主制度来对付。本着“两害择轻，两利择重”的原则，明智的选择当然是应该选择民主制度。而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大一统观念的14亿人口大国，转型之难难于上青天，远不是那些小国可以相比的。况且，制度保证是一方面，不管什么制度，最终还是要人来操作。毛左曾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质疑：三权分立可以遏制腐败？三方勾结怎么办？民主国家照样有不少贪污腐败的烂国家。这点日本可真不含糊，在亚洲国家里绝对是个特例，据说从明治年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百多年，国家议员选举和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就几乎没有过“作弊”这回事。

我前边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吃狼奶长大的“最新人种”，已经没什么指望了。说句实话，80后90后也不乐观。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民国时期大学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跟八十年代的大学也没法比，那时还有点思想交锋、理想主义，现在大学基本上就是个培养市侩的地方。80后90后这代人的优点是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包容性强，但毛病也不少，虽然狼奶没吃几口，地沟油可没少吃。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比我们这代人要熟悉的多，而且极度自私。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自私本来就有两重性，既是万恶之源，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私欲旺盛，才带来了中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和扩张。“私欲，只有私欲，才是对抗毛左复辟的有力武器。”“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篡改自《毛主席语录》）。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转型的代价小一些，少一点以往革命中出现的暴力、血腥、仇视和族群的分裂，争取能做到人民不流血、国家不分裂。不过我也知道这是白说，“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这两条恐怕是躲不过的，是中国实现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国人从来才不相信什么妥协，只会斗争到底，直到拼光最后一滴血。斯大林的自治区政策在各国都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国家分裂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恐怕也在所难免。反正到时候我也不在了，“汉阳树”“鹦鹉洲”咱也无缘享受，哪还管它洪水滔天。

【全文完】

我这两天发扬龙马精神，把这个系列写完了。但不敢往外贴，因为不合时宜，现在的热点话题是“方韩大战”，我也不太了解情况，插不上嘴。不过后天就要出门了，不管怎么样也得贴出去再说。

我是制度论者

如果当时没有tg半路杀出，如果没有世界大战日本侵略，在老蒋治理下，美国扶持下，现在早就过上好日子了。当然lz可以说是我意淫。

再说了，东西德，和南北韩，人种，历史，文化都是一模一样，这个就是理科生做实验的基本条件也达到了吧，就是制造其他一模一样的条件，然后只是采取不同的制度，你看看结果如何

契约精神是必须从小培养的，愚民体制怎么可能培养好

最近有部电影 胡佛传 讲的就是美国这么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是非常害怕共产独裁主义的洗脑侵蚀他们的民众的，

因此，民主是必须时时刻刻，世世代代的教育，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利己的，（这个你前面已经分析很多了），人都想无法无天，都想让别人做自己的奴隶，而自己做主子，你以为美国人都有契约精神，利他精神啊，你错了，我接触到的来中国的老外，都他妈作威作福，肯蒙拐骗，日很多本地妞……500强还贿赂当地政府呢，这就是一样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的行为方式。

而且我可以再举例来说，现在大都市，都有不同类型的公司，有国企，有民营的，有欧美独资的 ，不同的公司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差距很大，谁好谁坏一眼看出来了，而这些公司无一例外都是95％的华人员工，这也是身边的例子。看出制度决定企业文化的演进。

lz写这么多长篇大论，还把霍金，唐德刚全搬过来，证明你的文化决定论，呵呵。:lol

而且台湾和大陆，也是个对比

文化论者都不去看大部分一样的东西，只拿着显微镜找不同小地方，然后说不行，我们文化不适合民主制度，必须先培养文化，

然后就拼命把水搅浑，让人觉得制度和文化 跟哲学的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差不多，搅屎棍子的任务就完成了。

文化和制度的确有相辅相成的地方，但是，制度可以决定和影响文化，而有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了你不能选择什么样子的文化，所以以文化作为大陆民主切入点的，简直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