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众所周知，毛泽东当国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好大喜功之荒诞离奇，到了无从想象、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不但抱负远远超出能力，理想完全脱离实际，而且以其政策之违背简单生活常识而独步古今中外。毛泽东时代以“小高炉炼钢”、“亩产十四万斤粮”、“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巧妇能为无米之炊”、“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超英，五年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千古笑话名垂青史。上下两千年，环球八万里，下令全国农民将田地深翻一米，每亩施上一万斤肥，将秧苗密植到因无法通风而腐烂的地步；命令全国人民无论三百六十行的哪一行，统统改行去炼钢，而且日日夜夜不许睡觉、必须通宵苦战的皇帝，唯此一人而已，当真是“千古一帝”，谁也没指望能跟他攀比。
这构成了我几十年的困惑。自1970 年代初觉醒后，我就一直在琢磨：毛在当国前那么明智，那么谨慎，事事量力而行，从来反对各种各样“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形形色色的冒险行径，处处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为何在当国后会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过去那个既“反左”、又“防右”的精明的现实主义者，会变成了一个梦游病患者？
很明显，成功的陶醉与权力的毒化并不能解释这种天性的实质性变化——岂不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斯大林就是个最雄辩的反例。同为大独裁者，论个人拥有的权势，他远远超过毛——毛不过是一国之君，而他是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共主；论臣民的无限崇拜，个人迷信就是他发明的，毛不过是从父皇那儿学过来而已；论功业，斯大林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超级大国，战胜了纳粹德国，极大地扩张了疆域，在20 世纪还复制成吉思汗的故事，拥有11 个子汗国，其丰功伟绩根本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毛泽东可以梦见的。然而斯大林至死也未丧失其精明而谨慎的天性。
虽然苏联在二战后拥有的庞大武力绝非西欧可以匹敌，但他仍然深知美苏国力差距，只敢在安全限度内作最大限度的扩张，从不敢越过安全线去，引发苏美直接对抗。为此，他几次在冲突行将爆发时忍辱后退，1948 年的柏林危机与1950年爆发的韩战就是生动的例证。那时他已在晚年，无论是苏联的国际声望，还是他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都因战胜纳粹德国达到了顶峰，然而他并未因此而冲昏头脑，作出有可能殃及国家民族的蠢事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也喜欢搞边缘政策，可每次都不知当在何处止步，因而使得中国三次险遭超级大国核打击（第一次是麦克阿瑟建议用原子弹轰炸东北，并沿鸭绿江施放核废料；第二次是1958 年金门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一度考虑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第三次则是1969 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曾准备对中国实行全面核打击）。如果说他因衰老而丧失了往昔的精明，那他把中国拖入韩战乃是登极不久的事，为什么还会干出这种蠢事来呢？
直到近年我开始阅读中共党史资料，才发现过去的困惑完全是个伪问题。原来，咱们的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革命回忆录，乃至一切官方出版的虚构与非虚构作品描绘的伟大统帅，不过是个神话形象，犹如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一般，根本就不曾存在于世间。毛的“左性”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除了大革命那段时间，他从来都是“左”的，有的远大理想，诸如以两三万人的兵力千里迢迢地从陕北打到南京去，其宏伟壮丽丝毫也不亚于后来的大跃进。
因此，我原来假想的毛当国之后发生“性格突变”的问题根本也就不存在。他当国前后的区别只在于：
第一，当国前，他头上还有父皇在关键时刻为他把舵，多次为他拨正船头，指引航向，避开了激流险滩。当国后，尤其是在苏共20 大后，他便唯我独尊，为所欲为，再无上司约束。
第二，战争与建设不同。前者的偶然因素更多。即使是不顾一切的豪赌，也可能歪打正着。北上投奔苏联的孤注一掷最后竟然逢凶化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毛的一生中，这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例，不能不让后人怀疑冥冥之中是否真有天意在焉。跟所谓“红羊劫”应于“洪杨劫”一般，“朱毛劫”有可能是上天注定了中国人民必须承受的苦难。与此相反，经济建设不是赌博，其成败由必然因素决定，胡来一气只能招致大饥荒。
第三，打仗与治国的后果不一样，前者弄不好会危及毛泽东本人的身家性命，而后者则任由他再怎么胡折腾，饿死的也只会是草民。因此，在打天下时，毛不能不强迫自己收束“浪漫”天性，毕竟不敢天马行空，任性胡来。例如在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他一度准备以15-20 万精兵突袭国府后方。若那只是个经济决策，那么不管会引出多大灾难，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行。然而因为那涉及到抢天下的大业，他就不能不戒慎恐惧，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提醒同僚和自己：“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1，最后还是没敢动手。这也是他何以在当国前能“虚怀纳谏”，当国后便再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后果不同使之然也。
同理，中共大员们可以在和平时期先意承旨，为讨圣上欢心“大放卫星”，“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反正饥荒来了也饿不着他们，但在战时因为性命交关，就不能不委婉抵制毛的乱命，从而限制了毛瞎指挥的恶果。
原来的伪问题消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再自然不过的疑问：这么一个连脑子都不大正常的浑人，何以还会备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狂热崇拜，被吹成“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细想答案是令人痛苦的。剥去那些无耻捏造的神话，毛泽东真正超出同侪之处，是其厚黑学功夫天下无两。他赢得党内一致的衷心钦佩，使得延安整风有了发动的可能，完全是因为他在抗战初期力排众议，主张将内战伪装为外战，而正是这一战略方针，使得在此后两三年内以奇迹般的速度崛起，向大众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
可这一主张之无耻，就连坚信“为了实现崇高目的，可以使用最下流的手段”的共产党人都难以接受。张国焘同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共党魁首，“白雀园大肃反”就记载了他的丰功伟业，其报复政敌的残酷狠辣也为他杀害曾中生等人充分显示。然而他在抗战之初耳闻目睹毛的言行时，也不能不愤怒地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助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汉奸。”
我相信这愤怒是真诚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权力斗争的失败，而是他残存的天良底线被无情突破引出的愤怒呐喊。可决定胜败存亡的，恰是政客们底线的破除程度。与受过五四影响的张国焘不同，王明并没有什么国家民族观念，但他却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底线。而正是他对莫斯科的忠诚，构成了他覆亡的重大原因。说到底，毛泽东从一个脑子不大正常的怪物变成了大英雄与智多星，是毛式革命那种汰优存劣的强大负筛选的必然产物。
（摘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芦笛著，明镜出版社201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