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单向度的改革
此文为莫之许发表在最新一期《阳光时务》上的文章：
六四悲剧之后，执政者运用严密的政治控制，试图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在此情形下，中国大陆再无成规模的实体政治抗争，并不出人意外。与之相应的，在政治思潮中，改革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这些言说并未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偶尔还会招致打压，仍可以可看作是一种主流话语，频繁地见诸报端，在人们当中口耳相传，深入讨论，影响乃至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政治判断。
在我看来，改革话语首先是极权主义社会运行走向终结的必然产物。极权主义社会消灭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并用铁幕断绝了对外交往，当极权主义社会因维持困难而试图转变时，一切资源依旧掌握在执政集团的手中，任何改变都只能依赖执政集团自身，此时，除了突变式的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唯一的可能。因此，在1978年到1989年间，改革话语的强势或者所谓改革共识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无奈。所谓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缺位情况下，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的整体战略抉择。
1989年尤其1992年以后，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了迅猛的变化，而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后极权主义社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整全式的改革话语随之终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应当与经济社会的进步相适应”、“改革正在过大关”等论调乃应运而生，一方面，这一思路考虑到了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并将其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区隔，走出了1980年代后期欲在短期内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整体跨越的改革思路，但是，新的改革话语依旧是1980年代改革话语的延续，既保留了由国家单方面自上而下推进的思路，也保留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绝对强势的前提假设，在这一思路中，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依旧处于缺位的状态，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有待处理的对象，而非可以发挥主动作用的角色。
正因如此，这种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并未过多地冒犯执政者，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在1989年后的政治高压和悲剧过后的极端悲观情绪之下，新的政治改革话语又在传递着某种希望，这使得它取得了事实上的主流地位，但是，它并未取得在1980年代那样的一致共识，而是始终受到少数人士顽强的质疑，因为，如果1989年数以百万人群的聚集呐喊换来的不过是强力的镇压扼杀，那么，同样的执政者何以会在此刻改弦更张？此外，背负上了难以摆脱的64债务，政治改革难道不是变得更加困难了吗？
尤其是在经历了近20年片面经济改革之后，新的质疑也越来越强：权力已经与利益高度融为一体，执政者有为什么要开启有损于自己利益的政治改革呢？ 近年来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随着权贵资本主义主义的成型，政治改革非但没有丝毫破冰的迹象，甚至有走回头路的趋势，以致许多人喊出了“改革已死”的断言，其含义不外是当前执政集团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意愿。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执政集团不仅丧失了改革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丧失了改革的能力。自上而下的改革乃是国家极端强大和社会极其弱小情形下不得不尔的变革路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变化，尽管国家依旧占据着关键性的资源，但大多数人都摆脱了单位或公社的管辖，民间也拥有了相当比例的各类资源，尤为关键的是，创造性和活力更多地属于民间而非体制，在此情形下，就算执政者有改革的意愿，也未必拥有了与改革相匹配的资源和能力。就算执政者猛然醒悟试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支配越来越活跃壮大的社会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驱使麾下暮气沉沉的官僚体制。一边是失去意识形态支持和利益化了的官僚体制，一边是生机勃勃自为自在的民间社会，改革不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再存在，那种由国家单方面推进的政治改革思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毋庸讳言，改革话语的拥护者，绝大多数与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或本身就身处体制之中，因此，在提出或者拥护改革话语的时候，并不容易感觉到上述的矛盾，只要最高层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却会轻易地唤起广泛的关注，而不管事后被一次次地证明为虚妄； 相反，面对日益生机勃勃的新兴社会，要么是不屑一顾，要么怀有某种本能的警惕，与当代中国的改革话语相伴随的，常常是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以及对各类民间抗争行为的疏离，和对政治抗争的厌恶。
在我看来，这种对权力不切实际的寄望和对民间毫无来由的不屑或警戒，与其说是理性的产物，不如说一种非理性的条件反射。 如前所述，改革成立的前提是国家的强大与社会的弱小，对于长期坚持改革话语的人士而言，这种坚持可能导致改革的前提成为某种不可质疑的神话，以致于无条件地相信国家的依旧强大和社会的依旧弱小，从而忽略了身边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当然更谈不上认识到新兴力量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并投身其中。
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认识到，改革的神话已经终结，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然退出历史的舞台，在当今中国，一方面是执政者既没有改革的意愿，也失去了单向改革的能力，却垄断着强制资源和关键性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足以窒息这个社会的变革可能；而在另一方面，新兴的民间社会虽然拥有了自为自在的庞大势能，拥有着绝大多数的创造性和活力，却在执政者的压抑下分裂为无数小的碎片，难以立即形成改革的力量，两方面的结果就是没有良性的力量涌现。而导致孙立平所谓的社会溃败。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话语的拥护者应该学会将眼光朝下朝外，朝向民间，当然，鉴于民间目前的离散局面，要形成力量必须通过联合，而在执政者的强势高压之下，走向联合就离不开抗争，在这个意义上，告别单向改革就意味着走向抗争，并通过抗争形成对体制的压迫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好比是油门和刹车的关系，而合起来就是一种可能的有序变革，而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社会走出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
几条补充的推文:
1.改革已死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既得利益格局已经形成，难以在体制内形成统一的改革意志；一是国家与社会力量对比改变，若无社会的自组织与之互动,即使想改革,现有体制基础也难以推动和容纳社会力量了。前一意思表达很多，但后一意思少人道及。
2.只看到利益格局对改革意志形成的阻扰作用，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只要最高层意志坚定，改革尚有可为；而如果分析对比改革之初与现在的国家社会关系，就会明白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基础也已不存，在今天呼唤单向度的改革，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因误导而是有害的。
3.告别单向度改革并非如某些人以为的那样就是拥抱革命，而是意味着，任何变革都不能忽略既有的社会势能。在执政者的高压下，社会被隔离成若干碎片，因此，只能经由抗争走向联合，进而形成对体制的压力，这可能是改变这个社会的唯一途径，当然，这离不开执政者的理智，即在压力下逐步改变管控手段。
4.社会要拥有力量，必须走向联合，而专政体制却始终将社会隔离成碎片，因此，联合就离不开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抗争就没有未来。是否参与或者至少支持抗争，可能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