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一份小报《作家文摘》上看到了关于南科大的信息。这是一所新型的大学，那位著名学者、院士、教育家的校长朱清时的办学理念是：“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去官化，去行政化”；师资从国外引进；要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譬如加州理工和洛克菲洛大学一样，办成小规模、高质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就我这个外行看来，那位可敬的朱清时校长的美好理想恐怕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因为已经历时三年了，教育部还没有发给它“招生许可证”。也就是说，“上级”对他的办学方针三年了还没有正式首肯。
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艰苦环境下，西南联大给中国高教作出了榜样，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共产党建政后，照搬前苏联的一套，大规模院系调整。一方面开始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老教师受到打击和挫伤；另一方面功课学习好的不能留助教，留的都是政治条件好，功课不行的人作助教。很快降低了教学水平。
1957年，就有人感到教学水平下降了，在共产党整风时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建议。毛泽东说：“我看教授治校有道理，”结果这是个骗局，谁再提“教授治校”打谁右派。一批教授中了“阳谋“之计，谁也不敢再提”教授治校“了。知识分子迅即成了改造对象，政治运动胜过了教学任务。有权的大小官员都可以指挥别人，有学术成就的即使不挨批，也失去了所有的发言权。
大跃进时，一向大贬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又要“县县办大学”，河南曾经有过遂平一个县办了570所大学的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竟然又发生了停课闹革命乃至完全停止招生的荒唐。知识分子纷纷下放劳动，几经折腾，谁还敢谈教学。
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才恢复了生命。留学之路也放开了。然而时间一长，有些人自不免忘记了历史教训。又来了实话实说.
前两年，有台湾出资，联系浙江大学牵头，要办一个高质量的法学院。办学的目标是仿效“解放前”的“北朝阳，南东吴”。（所谓北朝阳，就是北平的朝阳大学，学生毕业都作了法官；南东吴则是苏州的东吴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是律师）浙大校长兴致勃勃，邀请了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担任院长。也是说要“教授治校”。校址都初步选定了原之江大学原校址。
贺卫方从北大匆匆辞职，赶赴杭州。飞机没有电话快。他到了杭州，浙大校长已接到“不批准”的通知。贺教授只好无奈地又回北大。辞了职再回来，就得去新疆石河子呆两年。这种“呆”究竟算什么性质，不得而知。
至于谈到“去官化，去行政化”， 真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北京大学离休干部万耀球写的一本自传回忆录《滚爬血腥路》中谈到他父亲时说，他父亲李奇中（万随母姓）是早期黄埔毕业，和周恩来很熟。他在国民党军中作特工，共军渡长江时，他的特工、策反工作对共军迅速渡江起了很大作用。建国时，周恩来对他说：“奇中兄，现在是僧多粥少，好多人都得安排官职，你长期在那边工作，安排到实权政府部门，别人会有意见，再说需要安排（当官）的人太多，安排你在国务院，级别、待遇不低，请理解。”结果安排他作国务院参事，行政七级。
这件事说明，打下天下，就要坐天下了。大批共产党人就该当官了。事实也是如此，从五十年代初有几个非党民主党派人士当官，很快就过渡成大小官一律都是党员。
老朽离开学校60年，时间太长，只记得从前大学有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大概是国民党安排了个训导长。记不起来还有哪些官。建政后除了校长、副校长、教务长等之外，听说又有了校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处长，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保卫部、人事部……处长、科长……行政干部几乎超过了教学人员。
高教系统的“官化”、“行政化”从建政时就开始实行，历时60多年了。如今的高校非但官多，从前任教育部部长“执政”时就已经“产业化”了。再加全国贪污腐化之风吹遍了各行各业，大学都热衷于大兴土木，哪一个校园不是建筑得像独立城市，吃喝玩乐设施齐全？校长大都热衷于算经济账，谁还管那学术是神马东西，大师又是何许人也；有的学校论水平不要说国际，在亚洲也排不进前10名。可头脑里就知道“狂妄”和“捞钱”，管他“真维斯”还是“假维斯”，只要是“钱维斯”就好。在几个政府官爷的鼓动下，正经教学马马糊糊，什么MBA、高级总裁、执行经理、卓越领导……设立了各种赚钱的培训班和多项领导培训班之外，还办了房地产、富二代培训班，变着法儿地捞钱。以后可能还会办起“主席书记班”，“常凯申外语高级班”。反正能来钱就好。有的学校如同庄园，斯文校长，本该是知识分子表率，岂料却俨然“庄主”一个，搞了几个“教授”不时发表些惊人谬论，哗众取宠。养了一批家丁，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欺凌弱者。自己不学无术，醉心“孔方兄”，四处捞钱，还不耻向香港巨富乞怜。近日又笑脸瞄住了什么“企业家俱乐部”，炫耀其办学捞钱的政绩。这也算知识分子？
今年，亚洲100所大学评比的结果显示：港科大第一。北大仅列名13，清华为15。而中国审计署科研所副所长刘力云又说：“到2010年，中国1164所地方普通高校有债务2634亿元。实际上直属重点高校的债务虽未公布，数字可能更为可观。
也许看到这高教花钱不少，债台高筑，效益不高，更重要的是在亚洲还排不上名次，在“第一“病的刺激下，共产党当然也极想在高等教育上来个“世界第一”给世人看看。我想，朱清时校长应该知道“教授办校”、“去官化，去行政化”，共产党恐怕是不会允许的。“党的领导”这个共产党的命根子绝对不能放弃，尤其是人大委员长前不久再再声明的“不搞”也作了强调。这三年漫长的犹豫，大概就是不给招生许可证的原由。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曾经担任过中国科技大校长，是一位真正埋头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听说为了保证学生质量，抵制浮夸风，还抵制过上级要该校扩大招生的盲目举措。（当然他应该是党员，群众是绝对不敢的）但是，在当今贪污腐化，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他能为国家真正培养人才而思考，忘我地工作，他实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依我看，虽然他心中想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悦乎？”然而政治重于教学，共产党捞第一，也不能影响到其“作官”和“领导”，这位校长的一片好心、理想、为了中国教育前途的努力最终还得服从共产党的”党领导”。要想自己干？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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