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增善
7月23日发生高铁追尾事故后，网上出现了一条微薄：“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我读后深有感触，同时联想到北大校长周其凤先生。他就任以来不到三年，但据我所知，已经至少有三次，他不但不肯听我们这些北大反右受害人的申诉，也不理睬死亡研究生的父母的跪求，而且连句劝慰的话都没有，就迅速逃离。其表现令人惊愕。我就想，他能不能也跑得慢些呢？于是仿照那条微薄，写了《周校长，你慢些跑》：
周校长，你慢些跑
请你听一听
反右受害人的申诉
和伤心父母的哭泣。
周校长，你慢些跑，
请你等一等，
你的承担责任的勇气
和你的道德、你的人性。
这三次逃离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次是我亲身经历的。在得悉周其凤先生接替许智宏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我们8个在京的当年北大右派学生王书瑶、王国乡、沈志庸、张效政、俞庆水、博绳武、燕遯符和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于2009年1月6日送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接待处，请代为转交。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面见周校长，谈谈我们要求道歉和赔偿的事，并希望尽快答复。但一直到春节也没有等到这个答复，于是决定借2009年春节校友联谊会的机会，直接找周校长面谈。
北大每年有两次全校性校友聚会，一次是春节后的联谊会，一次是5日4日的校庆会。十几年来，在任校长每次都要出席这些聚会，与校友见面，很少缺席。2009年春节校友联谊会是周校长上任后的第一次全校校友聚会，他无论如何应该出席。2月14日早晨，我们根据学校通知按时来到了聚会地点农园餐厅。10点前，联谊会没有开始时，李安模先生（原北大副校长，现校友会负责人）对王书瑶承诺：“待一会儿校长来了，让他和你们单独见见面。”于是我们就等着周校长驾临。但直到12点左右，联谊活动结束，大部分人都已离开或正准备离开时，他突然在许多人的簇拥下来了。他在向大家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以后，就准备离开。我们见他并没有要见我们的意思，只好去见他。我走过去，问周校长：“我们给您写了一封信，1月6日送到校长办公室请代为转交，您收到没有？”他回答“没有收到”。我于是又给他一份信的复印件。周校长接到后没有打开来看，随手塞了进口袋，一言不发，拔腿就走，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只好紧跟其后。我离他较近，不断请他看看我们的信，给我们一个答复……。不管你说多少，他总是两个字“再说”。后来有校友请他合影，他就不断地和一批又一批校友合影，我们则被挡在外面。合影终于结束后，我们想再找他，他却突然一溜小跑，向餐厅东门跑去，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跑出好远；博绳武想抓拍一个背影，但刚举起相机，他已出了东门，不由惊叹：“周校长跑得太快了！”
第二次是听校友阎桂勋学长亲口所说。阎桂勋出生河北的贫苦农民家庭，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靠助学金完成学业。1957年毕业前夕北大开展反右运动，他们班里为了凑数，捏造材料，把他划为右派分子，报到党委，但党委未批准。照理说他不是右派，但在毕业时却实实在在地被当成右派对待，发配到黑龙江监督劳动。1979年，北大的右派分子都被改正，他却因为右派名册中没有其名字，无法改正。经他不断上访，直到1999年，在阎蒙冤42年之后，校党委才终于作出《关于对阎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指出：“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改正之后，他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坚持每周上访一、二次，十几年来风雨无阻，至今没有结果。
今年5月27日，阎又来到北大办公楼上访，校长办公室接待处乔女士招来保安，强行驱赶他。推拉中，一个保安还当胸打了他两拳。阎被打后胸口疼痛，卧床休息十多天后才能起床。6月10日他又来到北大，仍无人理睬。这时有位年轻人告诉他，周校长在正大交流中心。阎桂勋立刻赶去，想与周校长面谈，见周校长正在请两个男女青年吃饭，于是在门外等候。约一小时后，周校长出来，阎桂勋上前问：“两年前你到任时，我写给你的上访信，收到了吗？”周校长没有理他。阎桂勋紧跟其后诉说被打伤之事，周校长不但不回答，反而加快了脚步，把阎甩开，跑回自己的办公室，并随即关门落栓。阎桂勋紧跑紧追，跑了约八百多米，追到周校长办公室门外，但任他怎么拍门，敲门，甚至踢门，周校长就是不理。最后周的秘书将他劝离。阎感慨道：“哪怕他说一句‘上访信已收到，你的问题不好解决’也行啊。”近三年来，阎桂勋曾多次求见周校长，周的秘书王先生一直说周很忙，没有时间。但今天他可以花一个多小时请人吃饭，却不肯花几分钟和阎交谈几句，还像逃债似地逃跑，就无法解释了。
第三次逃离是我亲耳听一个青年说的。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右派听说阎桂勋挨打后都非常气愤。大家都是北大反右运动受害人，同病相怜。今天能打他，明天就能打我们。为了维护反右受害人共同的权益，6月22日王书瑶、沈志庸、博绳武、俞庆水、俞梅荪（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右派之子）和我，会同阎桂勋一起到北大办公楼与北大校方交涉。由于校方态度蛮横，以阎当时没有报警为由，拒不承认打人，只承认“有过肢体接触”和“搀扶”，交涉不欢而散。我们离开办公楼后向南走去。路边站着一个年轻人（阎桂勋后来说，这就是上次告诉他周校长在交流中心的那个年轻人），他似乎在等着我们，见到我们就问有没有结果，我们就将交涉情况告诉他。他说“他们就是这样！”阎桂勋问他“姜旸好了没有？”他回答“姜旸已经去世。”原来姜旸是北大信息学院2008级研究生，前些时患病住入北大校医院。稍后因姜旸被耽误治疗而病危一事，这个年轻人曾和其他人一起找北大校方交涉，在校园内认识了阎桂勋，互相交流过情况，所以阎桂勋听说过姜旸。年轻人接着又说：“一小时前，姜旸的父母双双跪在周校长面前，周校长置之不理，走了。”我想起，就在一个多小时前，我走过办公楼一楼楼道南头的一个房间时，听到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声，哭得很伤心。这一定就是姜旸的母亲了。想不到对这样一个骤遭伤子之痛，悲哀欲绝的母亲，周其凤竟能置之不理，掉头就跑！
这三次逃离，都很令人惊愕，而且情节一次比一次恶劣。
第一次，面对我们这些当初被北大打成右派的学生，周其凤首先表现得不诚实。他说没有收到我们的信。按照常理，如果他真的没有收到，当我将复印件递给他时，他应该看一看，或至少问一问：“什么事？”。但他既不看，又不问，拔腿就跑。显然他已经看过信，或至少已经知道信的内容，而且打定了主意，不予理睬。其次，周还表现得缺乏同情心。我们被无辜地打成右派，受到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毁了青春，毁了人生。2009年联谊会上，他作为在任北大校长，即使不想承担善后责任，也应该向我们表示同情和慰问之意。但他面无表情，除了被动地回答了“没有收到”和“再说”六个字外，一个字没有多说。再有，周还表现得缺乏敢于面对事实，承担责任的勇气。2009年校友春节联谊会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校友聚会，他不能不出席，但又害怕面对我们，于是就在大家最料不到的时间，匆匆来与校友打个照面，然后就跑。在此之后，共有5次全校校友聚会（2009年校庆，2010年春节、校庆，2011年春节、校庆），他都没有参加，显然也是在躲避我们。我们要见他只不过要诉诉我们的委屈，提提我们的要求，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有什么可怕而不敢面对呢？
周校长不肯面对我们，或许有他的“理由”：1，反右派是中央的政策，北大不负责任；2，中央没有让道歉赔偿，北大不好擅自行事。事实上他的前任许智宏先生就这么说过。但是在阎桂勋面前，这两条理由就都不成立了。阎被当成右派对待，而且直到42年后才改正，完全是北大的错误，赖不到中央头上，自然也无需等待中央规定。这完全是北大自身的事情，北大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十几年来阎桂勋几乎每个礼拜都到北大上访，近几年来还每次都胸挂鸣冤牌，在校园内走动。周校长即使一次都没有碰到，也一定有所耳闻，但竟能心安理得地不闻不问，不理不睬。现在阎桂勋找到他，跟在后身后叫他，他不但不停步，还加快脚步，料定阎桂勋年老体弱，追不上，要将他甩掉。这除了逃避责任，缺乏同情心外，还有点缺德。阎桂勋是个80岁的老人，又受了几十年的折磨，衰弱多病。周校长让阎桂勋追他，难道不怕他摔坏！
不肯面对阎桂勋，周校长或许还有一条“理由”：阎桂勋的冤案是几十年以前造成的，与他无关。那么在姜旸的父母面前，连这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了。姜旸是周校长治下的在校研究生，死在周校长治下的校医院里。不论北大对姜旸的死是否负有责任，或应付何种责任，周作为姜的师长、校长，总不能不过问，不对姜的父母有个交代。谁都知道，中国实行一胎化政策，现在的孩子就是父母的希望和寄托，甚是就是父母的一切，看到已经在读研究生的儿子突然去世，父母心中的悲痛，甚至绝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不顾体面，跪在你面前，一定有什么要向你诉说，即使是一个路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应该停下来，听听他们的诉说，安慰几句。要有多硬的心肠才能置之不理，掉头就跑啊！这就不仅是逃避责任，而是简直没有人性了。
上面我们为周校长设想了几条“理由”，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理由是正当的。其实，这些“理由”用一句话就可以驳斥：不论是将学生错划为右派，或错误地当成右派对待，都是以北大的名义做出的，是北大的行为（当然不排除具体负责人的责任）。作为北大的法人代表，此后任何一个在任的北大校长都应该为其所造成的后果承担善后的责任，直到履行了这个责任为止。我们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为周校长设想各种理由，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想替周校长开脱，希望将他托到作为北大校长所应有的品格底线之上。但可惜的是，每次都没有托住。他一次又一次地逃离，一次一次地突破这条底线，最后更沉没到更低的人性底线以下。
在此我们只好呼唤：周校长，你慢些跑！
201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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