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我的非法移民生活

我的非法移民生活

来源:南都周刊

瓦尔加斯(Jose Antonio Vargas)是前《华盛顿邮报》记者,因参与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对他来说,取得的成就越多就越恐惧。由于12岁时从菲律宾非法移民到美国,为了生存,没有合法证件的他只好靠欺骗到处隐瞒身份。现在他不想再逃避下去,决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

50_4

2011年5月26日,瓦尔加斯在纽约街头。

文 _ Jose Antonio Vargas  编译 _张小车

18年前8月的一个早晨,母亲叫醒我,把我推上了一辆出租车,递给我一件夹克,说:“那边可能会有点冷。”当我和阿姨、母亲一起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机场时,她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她们说,那是我的叔叔。“叔叔”拉着我的手,陪我第一次登上了飞机。那是1993年,那时我12岁。

母亲想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她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美国,跟外公、外婆一起居住。当抵达加州旧金山湾区山景城的时候,我读六年级,并且很快爱上了那里的新房子和新文化。虽然正式的英语和美式俚语之间有很大差别,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我学习语言的激情。还记得那时,一个长着雀斑的中学生问我:“What’s up? ”(意思是“你怎么了?”按字面意思来解释则是“什么在上面?”)我回答说:“上面是天空。”结果,被一帮孩子取笑。

在16岁的某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车管局领取驾驶证。当我把绿卡递给工作人员的时候,她前后翻了翻,检查了一下,小声对我说:“这是假的,以后别来这里了。”我又迷茫又害怕,急忙回家去找外公。外公是一个带着些许骄傲的男人,当他告诉我这些绿卡和其他文件都是买来的时候,我分明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羞愧。“别将这些拿给别人看。”他警告说。

从那时起我便决定,绝不能让任何人怀疑我美国人的身份。我始终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取得足够大的成就,我就能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此后的14年,我确实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个愿望。从表面上看,我的生活还不错,我的美国梦已经实现了。

但事实上,我依然是一个没有正式身份的非法移民。这也就意味着,我的生活注定与众不同。有时,我发现自己生活在恐惧中,很难去相信别人,即便是面对最亲近的人,我也无法呈现最真实的自我;我把所有家人的照片都放在鞋盒里,而不是正大光明地摆在架子上;甚至,有时我不得不痛苦着去做一些我明明知道是违法的事。

去年,我看到报道说有四个学生为了《梦想法案》从迈阿密到华盛顿一路游说。该法案争论了差不多已有10年,目的在于可以让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非法移民有机会转为合法的永久居民。这个法案对于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来说,是一个希望。我在美国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但是,即便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把美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但我的国家却并不把我当成是其中一员。

伪造证件

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语言。在菲律宾时我已学过英语,我想改掉口音。高中时,我经常花好几个小时看美国的电视和电影,模仿不同角色的发音。在当地图书馆,我拼命阅读各种可以提升我写作水平的杂志和书籍。高中英语老师凯西·杜瓦把我带到了新闻媒体这个行业。从我在学生报纸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我便确信:如果我的名字能够以英文写作和采访美国人的方式出现在媒体上,那我便能证实我的存在。

那时,关于“非法外来人员”的争论使我变得急躁。1994年,我从菲律宾到美国还不到一年,皮特·威尔逊因为支持187号提案而连续当选加州州长。根据187号提案,禁止任何非法移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以及获取其他的社会公民服务。在经历了1997年到车管局领驾照的事件后,我越发感受到了美国的反非法移民氛围,美国人不想这些非法移民融入社会中,只把他们看做是社会的污点。为了改变这一点,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但要想工作,必须得有社会保障号码,幸好外公已经想办法帮我弄到了一个。

外公总是对家人关怀备至。当年外公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在美国服役的菲裔美国人,于是她为外公和外婆提出移民申请。1984年,外公、外婆从菲律宾合法移民到美国。到美国后,外公又为我的母亲和舅舅提出申请。由于美国规定只能为未婚子女申请,所以外公只好在填表的过程中谎称我母亲未婚。但很快,他便开始担心移民局会在审查的时候发现母亲已婚的事实,这会让她和舅舅前往美国的计划彻底失败。于是,外公撤回了有关母亲的申请。也正是在那时,母亲决定把我送到美国。母亲跟我说,她很快就会来美国跟我会合。但是,这个梦想永远也没有实现。

外公后来跟我解释说,那个带我上飞机的“叔叔”其实是个蛇头。为了把我带到美国,外公给了“蛇头”足足4500美元,帮我弄了假名字和假护照。到美国后,外公用我的真实名字伪造了一个菲律宾护照,当然还有那个伪造的绿卡。

拿着假护照,我们到当地的社会保障管理办公室申请到了社保卡和账号,整个过程简捷而迅速。当收到社保卡的时候,我记得上面写的是我的真实名字,不过也清晰地写有“只有在美国移民归化局授权后才可使用”的字样。

车管局事件不久后,我开始找兼职工作,外公和我带着社保卡来到了一家名为Kinko的公司。为掩人耳目,外公将“美国移民归化局授权”的字样用白色的胶带遮住,然后将社保卡复印了一份。看上去,复印件上的社保卡跟正常的没什么区别。

50_1

瓦尔加斯儿时与母亲的合照。

欺骗之路

高中时,我曾在地铁以及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前台做过兼职,也曾在一家网球俱乐部工作,后来在我家乡的报纸《The Mountain View Voice》找到了一份没有报酬的实习工作。无论兼职还是全职,在10多年的工作中,雇主极少要求检查我的社保卡原件。即便有,我也可以用伪造的复印件对付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内疚和恐慌的情绪始终挥之不去。尽管害怕被查出来,但我依然在欺骗我身边的人。毕竟,我要活下去,这条路不能回头。

山景高中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被推选为代表去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这使我有机会见到负责当地保安工作的警官里奇·菲舍尔,并和他成为好朋友。我参加了演讲和辩论社团,在学校参与话剧演出,还成为校报的联合编辑。最终,我的种种努力引起了校长帕特·海兰的注意。“你在学校的时间和我一样长。”她对我说。很快,我便和海兰成为好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和我的父母没什么差别。

此后,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合唱团,一次排练后,合唱团指挥吉尔·丹尼对我说,她正考虑带合唱团去日本表演。我跟她说,我在经济上有些问题,但她始终强调会有办法的。这让我陷入犹豫和挣扎之中,不知该不该告诉她真相。我记得我是这样说的:“这不是钱的问题,事实上我的护照并不合法。”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最终,合唱团将表演地点选在夏威夷,而不是日本。

那一学年,我们在历史课上观看了一段有关哈维·米尔克的纪录片,米尔克是旧金山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官员,后来被谋杀。当时是1999年,也是大学生马修·谢泼德的尸体被发现后的第六个月,他同样是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罹难。记得在当时的课堂讨论中,我毅然举手说了这样的话:“我很遗憾哈维·米尔克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被谋杀……我只想说,我也是同性恋。”

我成了当时学校唯一一名出柜的同性恋学生,这一度让外公、外婆担忧不已。外公曾有好几周不让我回家,我知道,我至少在两点上让他失望了:第一,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我的同性恋取向始终觉得尴尬和耻辱;第二,他一直希望我娶一名美国女人,这样才能获得绿卡。而我公布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一切只会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同性恋给我带来的烦恼始终没有非法移民的身份多。对于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我自始至终隐藏得非常深。

高中毕业后,和其他同学在等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同的是,我只希望在当地的报纸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不是因为我不想上大学,而是以我的非法移民身份,不可能得到州或联邦的财政资助,而单凭我家的经济情况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全部大学费用的。当我把这些困难告诉菲舍尔和海兰时,他们开始帮我想办法解决。起初,他们商量其中一人是否可以领养我,这样我就可以变成合法的美国公民了。但咨询了律师之后发现,我的年纪太大了,不符合收养的规定。最终,他们帮我联系到了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助学基金,那里根本不在乎移民的身份问题。于是,我成了这个基金的第一批受助者之一。

大一的时候,我在《旧金山纪事报》兼职。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调查记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就得从这一系列的实习开始。但没有合法的证件再次给我带来麻烦。

我申请到了在《西雅图时报》的暑期实习。该报招聘主管帕特·富特要求每个实习生必须在第一天带齐出生证明、护照、驾照、社保卡原件,否则实习就会泡汤。我当时就慌了,于是找到帕特·富特,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她。在跟高层咨询之后,她打电话回复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实习。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更加意识到,在新闻这个必须揭露事实的行当里,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对自己的身份守口如瓶。

这个插曲之后,资助我奖学金的风险投资家吉姆·斯特兰德答应为我支付雇请移民律师的费用。我和菲舍尔在旧金山的金融区拜访了那位律师。那时是2002年,为了解决外来少数族裔的发展、救济和教育问题,犹他州共和党议员奥林·哈奇和伊利诺斯民主党议员迪克·德宾刚刚提出了著名的《梦想法案》。看起来,这至少在法律上为我自己的信念提供了支持。

但会谈的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移民律师对我说,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我得返回菲律宾,接受十年的禁止出境惩罚,然后再次合法申请移民到美国。

2003年夏,我在全美到处申请实习,《华尔街日报》、《波士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好几家报纸都对我感兴趣。但是当《华盛顿邮报》向我伸来橄榄枝的时候,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有了前车之鉴,这一次,我没有提我非法移民的身份问题。不过《华盛顿邮报》提出了个更棘手的问题:必须得有驾照。自从在车管局领取驾照失败后,我就再也没申请过。我在山景城公立图书馆花了一下午的时间研习各州对考取驾照的规定。最后我发现,俄勒冈州显然是我的首选之一,而且去那也只不过几个小时车程而已。

对我而言,驾照就是一切,不仅可以让我学会开车,还可以让我有工作,实现梦想。但外公、外婆对于我的这种举动十分担心。外婆祈祷我不会被抓到,而外公一直跟我说,我想要得到的太多,所冒的风险也太大。

那时,我已经22岁了。带着社保卡复印件、学生证、工资单以及伪造的在俄勒冈州住址的证明,我来到了波特兰。还好一切顺利,2003年,我领到了驾照,有效期一直持续到2011年2月3日,那时正是我30岁生日。在这8年时间里,我可以去实现我的梦想,同时还可能通过全新的移民法案而永久留在美国。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8年了。

在实习期间,我被安排在一个主要的新闻编辑部,经验老道的杂志编辑皮特·珀尔是我实习期间的导师。暑假快要结束时,我又回到《旧金山纪事报》。我的计划是顺利完成学业,然后到《旧金山纪事报》担任记者。但此时,《华盛顿邮报》再次对我抛出橄榄枝,为我提供一个全职的两年带薪实习。这实在让人难以拒绝,于是我又回到了《华盛顿邮报》。

50_2

高中毕业时,瓦尔加斯与帕特·海兰(右)、里奇·菲舍尔在一起合影。

50_3

瓦尔加斯与外公。

内疚与恐慌

在那里工作了4个月后,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性格中偏执的一面开始让我艰于呼吸,就好像我的额头刻着“非法移民”的字样一样。我很担心我的同事们会发现这个秘密。为此,前所未有的焦虑已经把我逼至近乎崩溃的边缘。最终我决定要向报社中的高层人员坦白一切。于是,我找到了皮特·珀尔,对他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一切:关于社保卡,关于驾照,关于海兰、菲舍尔以及我的家庭……

皮特看起来十分震惊。“现在,我比以前更加了解你100倍了。”他对我说,他还不想采取什么措施,毕竟我被录用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当你做得足够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丹·格雷厄姆和伦纳德·小唐尼把事情讲清楚(两人当时分别为《华盛顿邮报》的主席和总编辑)。”

接下来的5年内,我一直为皮特所说的“足够好”而努力。平时,我尽力避开有关移民问题的报道,但并不是总可以天遂人愿。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处于极度的矛盾和纠结当中:既想在竞争激烈的新闻编辑部脱颖而出,又担心自己做得过了头,招致没有必要的审查。有时,我试图忘记自己的恐惧,试图以报道其他人生活的方式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但却始终逃避不了我生命中那个难以摆脱的难题。

2008年4月,我因参与报道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而获得那年普利策新闻奖。而在一年前,外公已经去世了。接到外婆的报丧电话后,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挂掉电话后,我径直冲到四层新闻编辑室的浴室,坐在马桶上泣不成声。

2009年夏天,还没等皮特跟《华盛顿邮报》的高层讨论我的非法移民身份问题,我便离开那里来到了纽约,加盟《赫芬顿邮报》。不过,我依然心存疑虑。很多公司都会使用国家安全部门的认证系统对员工的身份进行认证,不知我的新东家会不会这么做。结果,我的工资单上填写的依然是原来的社保号,而我也依旧如往常一样领着工资。在《赫芬顿邮报》工作期间,我也得到了一些其他的机会。我的关于艾滋病的报道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还在翠贝卡电影节上播放;同时,我开始为《纽约客》等杂志写文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过,我取得的成就越多,我就越感觉苦闷和恐惧。一直以来,我都为我的工作而自豪,但却总感觉头顶上有一片阴云在笼罩,挥之不去——那个驾照的8年之期正一步步临近。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准备离开《赫芬顿邮报》。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打拼,我慢慢意识到,职业生涯的成功并不会对我的身份认同有丝毫的帮助。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去墨西哥旅行时,我撒了谎;在一次费用可以全部报销的瑞士旅行机会面前,我无奈地找借口拒绝;我不愿意与朋友保持长期的联系,因为我害怕这种亲密的关系会让他对我产生太多的疑问。自始至终,一个问题始终在我的脑海萦绕:一旦人们知道了我的身份,该怎么办?

今年早些时候,在30岁生日的两周前,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拿到了华盛顿州的驾照,有效期到2016年。这又为我多赢得了5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这5年时间也意味着各种恐惧和欺骗。

我不想再逃避下去了,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于是我决定挺身而出,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我联系了以前的雇主,为我的欺骗行为表示道歉。每每此时,我都感觉一种羞耻之感从内心里冒出。

我和母亲已经有18年没有见面了。起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把我送到美国,始终对此耿耿于怀。当我上大学后,我们便很少通电话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仅限于寄钱资助她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当初我离开时,妹妹才两岁,现在已经快20了,而已经14岁的弟弟我却从未见过——尽管我很想再见见他们。

前不久,我打电话给母亲,想填补几年前我离开菲律宾时记忆的空白。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一方面,我想把这些记忆永远搁置一旁;另一方面,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不得不尽量回忆当时的情景。

母亲跟我说,看到飞机以及飞机上的女乘务员,我很兴奋。她还跟我说,她曾告诉我一个快速融入美国社会的诀窍: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去美国,我就说“因为我想去迪斯尼乐园”。

TOP

怎么说呢,很佩服作者,无论成就还是人格!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诚信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中地地位

TOP

同意2楼说法。

TOP

不愧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没有英语版么?

TOP

回复 4# teensms 的帖子

引用:
原帖由 teensms 于 2011-7-19 19:58 发表 不愧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没有英语版么?

Ryan Pflu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taying Papers The documentation that Vargas obtained over the years — a fake green card, a fake passport, a driver’s license — allowed him to remain in the U.S. In Oregon, a friend provided a mailing address.

Photograph from Jose Antonio Vargas

Pre-Flight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his mother, who was supposed to follow him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never did.

Photograph from Jose Antonio Vargas

Benefactors Vargas with the school officials Rich Fischer and Pat Hyland at his high-school graduation.

Photograph from Jose Antonio Vargas

After his college graduation with his grandfather, Lolo, who provided most of his resources for his journey to America.

Above A doctored version of this card has helped keep Varg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gazine has blurred his number in the photo.


My Life as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
By JOSE ANTONIO VARGAS
Published: June 22, 2011

One August morning nearly two decades ago, my mother woke me and put me in a cab. She handed me a jacket. “Baka malamig doon” were among the few words she said. (“It might be cold there.”) When I arrived at the Philippines’ Ninoy Aquino International Airport with her, my aunt and a family friend, I was introduced to a man I’d never seen. They told me he was my uncle. He held my hand as I boarded an airplane for the first time. It was 1993, and I was 12.

My mother wanted to give me a better life, so she sent m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to live with her parents in America — my grandfather (Lolo in Tagalog) and grandmother (Lola). After I arrived in Mountain View, Calif.,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I entered sixth grade and quickly grew to love my new home, family and culture. I discovered a passion for language, though it was hard to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ormal English and American slang. One of my early memories is of a freckled kid in middle school asking me, “What’s up?” I replied, “The sky,” and he and a couple of other kids laughed. I won the eighth-grade spelling bee by memorizing words I couldn’t properly pronounce. (The winning word was “indefatigable.”)

One day when I was 16, I rode my bike to the nearby D.M.V. office to get my driver’s permit. Some of my friends already had their licenses, so I figured it was time. But when I handed the clerk my green card as proof of U.S. residency, she flipped it around, examining it. “This is fake,” she whispered. “Don’t come back here again.”

Confused and scared, I pedaled home and confronted Lolo. I remember him sitting in the garage, cutting coupons. I dropped my bike and ran over to him, showing him the green card. “Peke ba ito?” I asked in Tagalog. (“Is this fake?”) My grandparents were naturalized American citizens — he worked as a security guard, she as a food server — and they had begun supporting my mother and me financially when I was 3, after my father’s wandering eye and inability to properly provide for us led to my parents’ separation. Lolo was a proud man, and I saw the shame on his face as he told me he purchased the card, along with other fake documents, for me. “Don’t show it to other people,” he warned.

I decided then that I could never give anyone reason to doubt I was an American. I convinced myself that if I worked enough, if I achieved enough, I would be rewarded with citizenship. I felt I could earn it.

I’ve tried. Over the past 14 years, I’v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and built a career as a journalist, interviewing some of the most famous people in the country. On the surface, I’ve created a good life. I’ve lived the American dream.

But I am still an undocumented immigrant. And that means living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t means going about my day in fear of being found out. It means rarely trusting people, even those closest to me, with who I really am. It means keeping my family photos in a shoebox rather than displaying them on shelves in my home, so friends don’t ask about them. It means reluctantly, even painfully, doing things I know are wrong and unlawful. And it has meant relying on a sort of 21st-century underground railroad of supporters, people who took an interest in my future and took risks for me.

Last year I read about four students who walked from Miami to Washington to lobby for the Dream Act, a nearly decade-old immigration bill that would provide a path to legal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young people who have been educated in this country. At the risk of deportation —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deported almost 800,000 people in the last two years — they are speaking out. Their courage has inspired me.

There are believed to be 11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not always who you think we are. Some pick your strawberries or care for your children. Some are in high school or college. And some, it turns out, write news articles you might read. I grew up here. This is my home. Yet even though I think of myself as an American and consider America my country, my country doesn’t think of me as one of its own.

 

My first challenge was the language. Though I learned English in the Philippines, I wanted to lose my accent. During high school, I spent hours at a time watching television (especially “Frasier,” “Home Improvement” and reruns of “The Golden Girls”) and movies (from “Goodfellas” to “Anne of Green Gables”), pausing the VHS to try to copy how various characters enunciated their words. At the local library, I read magazines, books and newspapers — anything to learn how to write better. Kathy Dewar, my high-school English teacher, introduced me to journalism. From the moment I wrote my first article for the student paper, I convinced myself that having my name in print — writing in English, interviewing Americans — validated my presence here.

The debates over “illegal aliens” intensified my anxieties. In 1994, only a year after my flight from the Philippines, Gov. Pete Wilson was re-elected in part because of his support for Proposition 187, which prohibited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from attending public school and accessing other services. (A federal court later found the law unconstitutional.) After my encounter at the D.M.V. in 1997, I grew more aware of anti-immigrant sentiments and stereotypes: they don’t want to assimilate, they are a drain on society.They’re not talking about me, I would tell myself. I have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do that, I had to work — and for that, I needed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Fortunately, my grandfather had already managed to get one for me. Lolo had always taken care of everyone in the family. He and my grandmother emigrated legally in 1984 from Zambales, a province in the Philippines of rice fields and bamboo houses-, following Lolo’s sister, who married a Filipino-American serving in the American military. She petitioned for her brother and his wife to join her. When they got here, Lolo petitioned for his two children — my mother and her younger brother — to follow them. But instead of mentioning that my mother was a married woman, he listed her as single. Legal residents can’t petition for their married children. Besides, Lolo didn’t care for my father. He didn’t want him coming here too.

But soon Lolo grew nervous that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reviewing the petition would discover my mother was married, thus derailing not only her chances of coming here but those of my uncle as well. So he withdrew her petition. After my uncle came to America legally in 1991, Lolo tried to get my mother here through a tourist visa, but she wasn’t able to obtain one. That’s when she decided to send me. My mother told me later that she figured she would follow me soon. She never did.

The “uncle” who brought me here turned out to be a coyote, not a relative, my grandfather later explained. Lolo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 I eventually learned it was $4,500, a huge sum for him — to pay him to smuggle me here under a fake name and fake passport. (I never saw the passport again after the flight and ha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coyote kept it.) After I arrived in America, Lolo obtained a new fake Filipino passport, in my real name this time, adorned with a fake student visa, in addition to the fraudulent green card.

Using the fake passport, we went to the local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 and applied for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nd card. It was, I remember, a quick visit. When the card came in the mail, it had my full, real name, but it also clearly stated: “Valid for work only with I.N.S. authorization.”

When I began looking for work, a short time after the D.M.V. incident, my grandfather and I took the Social Security card to Kinko’s, where he covered the “I.N.S. authorization” text with a sliver of white tape. We then made photocopies of the card. At a glance, at least, the copies would look like copies of a regular, unrestricted Social Security card.

Lolo always imagined I would work the kind of low-paying jobs that undocumented people often take. (Once I married an American, he said, I would get my real papers, and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 But even menial jobs require documents, so he and I hoped the doctored card would work for now. The more documents I had, he said, the better.

While in high school, I worked part time at Subway, then at the front desk of the local Y.M.C.A., then at a tennis club, until I landed an unpaid internship at The Mountain View Voice, my hometown newspaper. First I brought coffee and helped around the office; eventually I began covering city-hall meetings and other assignments for pay.

For more than a decade of getting part-time and full-time jobs, employers have rarely asked to check my original Social Security card. When they did, I showed the photocopied version, which they accepted. Over time, I also began checking the citizenship box on my federal I-9 employment eligibility forms. (Claiming full citizenship was actually easier than declaring permanent resident “green card” status, which would have required me to provide an alien registration number.)

This deceit never got easier. The more I did it, the more I felt like an impostor, the more guilt I carried — and the more I worried that I would get caught. But I kept doing it. I needed to live and survive on my own, and I decided this was the way.

Mountain View High School became my second home. I was elected to represent my school at school-board meetings, which gave me the chance to meet and befriend Rich Fischer, the superintendent for our school district. I joined the speech and debate team, acted in school plays and eventually became co-editor of The Oracle, the student newspaper. That drew the attention of my principal, Pat Hyland. “You’re at school just as much as I am,” she told me. Pat and Rich would soon become mentors, and over time, almost surrogate parents for me.

After a choir rehearsal during my junior year, Jill Denny, the choir director, told me she was considering a Japan trip for our singing group. I told her I couldn’t afford it, but she said we’d figure out a way. I hesitated, and then decided to tell her the truth. “It’s not really the money,” I remember saying. “I don’t have the right passport.” When she assured me we’d get the proper documents, I finally told her. “I can’t get the right passport,” I said. “I’m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She understood. So the choir toured Hawaii instead, with me in tow. (Mrs. Denny and I spoke a couple of months ago, and she told me she hadn’t wanted to leave any student behind.)

Later that school year, my history class watched a documentary on Harvey Milk, the openly gay San Francisco city official who was assassinated. This was 1999, just six months after Matthew Shepard’s body was found tied to a fence in Wyoming. During the discussion, I raised my hand and said something like: “I’m sorry Harvey Milk got killed for being gay. . . . I’ve been meaning to say this. . . . I’m gay.”

I hadn’t planned on coming out that morning, though I had known that I was gay for several years. With that announcement, I became the only openly gay student at school, and it caused turmoil with my grandparents. Lolo kicked me out of the house for a few weeks. Though we eventually reconciled, I had disappointed him on two fronts. First, as a Catholic, he considered homosexuality a sin and was embarrassed about having “ang apo na bakla” (“a grandson who is gay”). Even worse, I was making matters more difficult for myself, he said. I needed to marry an American woman in order to gain a green card.

Tough as it was, coming out about being gay seemed less daunting than coming out about my legal status. I kept my other secret mostly hidden.

 

While my classmates awaited their college acceptance letters, I hoped to get a full-time job at The Mountain View Voice after graduation. It’s not that I didn’t want to go to college, but I couldn’t apply for state and federal financial aid. Without that, my family couldn’t afford to send me.

But when I finally told Pat and Rich about my immigration “problem” — as we called it from then on — they helped me look for a solution. At first, they even wondered if one of them could adopt me and fix the situation that way, but a lawyer Rich consulted told him it wouldn’t change my legal status because I was too old. Eventually they connected me to a new scholarship fund for high-potential students who were usually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ies to attend college. Most important, the fund was not concerned with immigration status. I was among the first recipients, with the scholarship covering tuition, lodging, books and other expenses for my studies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As a college freshman, I found a job working part time at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where I sorted mail and wrote some freelance articles. My ambition was to get a reporting job, so I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internships. First I landed at The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in the summer of 2001, where I covered a drive-by shooting and the wedding of the 76ers star Allen Iverson. Using those articles, I applied to The Seattle Times and got an internship for the following summer.

But then my lack of proper documents became a problem again. The Times’s recruiter, Pat Foote, asked all incoming interns to bring certain paperwork on their first day: a birth certificate, or a passport, or a driver’s license plus an original Social Security card. I panicked, thinking my documents wouldn’t pass muster. So before starting the job, I called Pat and told her about my legal status. After consulting with management, she called me back with the answer I feared: I couldn’t do the internship.

This was devastating. What good was college if I couldn’t then pursue the career I wanted? I decided then that if I was to succeed in a profession that is all about truth-telling, I couldn’t tell the truth about myself.

After this episode, Jim Strand, the venture capitalist who sponsored my scholarship, offered to pay for an immigration lawyer. Rich and I went to meet her in San Francisco’s financial district.

I was hopeful. This was in early 2002, shortly after Senators Orrin Hatch, the Utah Republican, and Dick Durbin, the Illinois Democrat, introduced the Dream Act — 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It seemed like the legislative version of what I’d told myself: If I work hard and contribute, things will work out.

But the meeting left me crushed. My only solution, the lawyer said, was to go back to the Philippines and accept a 10-year ban before I could apply to return legally.

If Rich was discouraged, he hid it well. “Put this problem on a shelf,” he told me. “Compartmentalize it. Keep going.”

And I did. For the summer of 2003, I applied for internships across the country. Several newspapers, includ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Boston Globe and The Chicago Tribune, expressed interest. But when The Washington Post offered me a spot, I knew where I would go. And this time, I had no intention of acknowledging my “problem.”

The Post internship posed a tricky obstacle: It required a driver’s license. (After my close call at the California D.M.V., I’d never gotten one.) So I spent an afternoon at The Mountain View Public Library, studying various states’ requirements. Oregon was among the most welcoming — and it was just a few hours’ drive north.

Again, my support network came through. A friend’s father lived in Portland, and he allowed me to use his address as proof of residency. Pat, Rich and Rich’s longtime assistant, Mary Moore, sent letters to me at that address. Rich taught me how to do three-point turns in a parking lot, and a friend accompanied me to Portland.

The license meant everything to me — it would let me drive, fly and work. But my grandparents worried about the Portland trip and the Washington internship. While Lola offered daily prayers so that I would not get caught, Lolo told me that I was dreaming too big, risking too much.

I was determined to pursue my ambitions. I was 22, I told them, responsible for my own actions. But this was different from Lolo’s driving a confused teenager to Kinko’s. I knew what I was doing now, and I knew it wasn’t right. But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I was paying state and federal taxes, but I was using an invalid Social Security card and writing false information on my employment forms. But that seemed better than depending on my grandparents or on Pat, Rich and Jim — or returning to a country I barely remembered. I convinced myself all would be O.K. if I lived up to the qualities of a “citizen”: hard work, self-reliance, love of my country.

At the D.M.V. in Portland, I arrived with my photocopied Social Security card, my college I.D., a pay stub from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nd my proof of state residence — the letters to the Portland address that my support network had sent. It worked. My license, issued in 2003, was set to expire eight years later, on my 30th birthday, on Feb. 3, 2011. I had eight years to succeed professionally, and to hope that some sort of immigration reform would pass in the meantime and allow me to stay.

It seemed lik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My summer in Washington was exhilarating. I was intimidated to be in a major newsroom but was assigned a mentor — Peter Perl, a veteran magazine writer — to help me navigate it. A few weeks into the internship, he printed out one of my articles, about a guy who recovered a long-lost wallet, circled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and left it on my desk. “Great eye for details — awesome!” he wrote. Though I didn’t know it then, Peter would become one more member of my network.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I returned to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y plan was to finish school — I was now a senior — while I worked for The Chronicle as a reporter for the city desk. But when The Post beckoned again, offering me a full-time, two-year paid internship that I could start when I graduated in June 2004, it was too tempting to pass up. I moved back to Washington.

About four months into my job as a reporter for The Post, I began feeling increasingly paranoid, as if I had “illegal immigrant” tattooed on my forehead — and in Washington, of all places, where the debates over immigration seemed never-ending. I was so eager to prove myself that I feared I was annoying some colleagues and editors — and worried that any one of these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could discover my secret. The anxiety was nearly paralyzing. I decided I had to tell one of the higher-ups about my situation. I turned to Peter.

By this time, Peter, who still works at The Post, had become part of management as the paper’s director of newsroom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e afternoon in late October, we walked a couple of blocks to Lafayette Square, across from the White House. Over some 20 minutes, sitting on a bench, I told him everything: the Social Security card, the driver’s license, Pat and Rich, my family.

Peter was shocked. “I understand you 100 times better now,” he said. He told me that I had done the right thing by telling him, and that it was now our shared problem. He said he didn’t want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just yet. I had just been hired, he said, and I needed to prove myself. “When you’ve done enough,” he said, “we’ll tell Don and Len together.” (Don Graham is the chairman of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Leonard Downie Jr. was then the paper’s executive editor.) A month later, I spent my first Thanksgiving in Washington with Peter and his family.

In the five years that followed, I did my best to “do enough.” I was promoted to staff writer, reported on video-game culture, wrote a series on Washington’s H.I.V./AIDS epidemic and covered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race. I visited the White House, where I interviewed senior aides and covered a state dinner — and gave the Secret Service th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I obtained with false documents.

I did my best to steer clear of reporting on immigration policy but couldn’t always avoid it. On two occasions, I wrote about Hillary Clinton’s position on driver’s licenses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 also wrote an article about Senator Mel Martinez of Florida, then the chairman of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who was defending his party’s stance toward Latinos after only on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 John McCain, the co-author of a failed immigration bill — agreed to participate in a debate sponsored by Univision, the Spanish-language network.

It was an odd sort of dance: I was trying to stand out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newsroom, yet I was terrified that if I stood out too much, I’d invite unwanted scrutiny. I tried to compartmentalize my fears, distract myself by reporting on the lives of other people, but there was no escaping the central conflict in my life. Maintaining a deception for so long distorts your sense of self. You start wondering who you’ve become, and why.

In April 2008, I was part of a Post team that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the paper’s coverage of the Virginia Tech shootings a year earlier. Lolo died a year earlier, so it was Lola who called me the day of the announcement. The first thing she said was, “Anong mangyayari kung malaman ng mga tao?”

What will happen if people find out?

I couldn’t say anything. After we got off the phone, I rushed to the bathroom on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newsroom, sat down on the toilet and cried.

 

In the summer of 2009, without ever having had that follow-up talk with top Post management, I left the paper and moved to New York to join The Huffington Post. I met Arianna Huffington at a Washington Press Club Foundation dinner I was covering for The Post two years earlier, and she later recruited me to join her news sit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Web publishing, and I thought the new job would provide a useful education.

Still, I was apprehensive about the move: many companies were already using E-Verify, a program set up by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hat checks if prospective employees are eligible to work, and I didn’t know if my new employer was among them. But I’d been able to get jobs in other newsrooms, I figured, so I filled out the paperwork as usual and succeeded in landing on the payroll.

While I worked at The Huffington Post, other opportunities emerged. My H.I.V./AIDS series became a documentary film called “The Other City,” which opened at the Tribeca Film Festival last year and was broadcast on Showtime. I began writing for magazines and landed a dream assignment: profiling Facebook’s Mark Zuckerberg for The New Yorker.

The more I achieved, the more scared and depressed I became. I was proud of my work, but there was always a cloud hanging over it, over me. My old eight-year deadline — the expiration of my Oregon driver’s license — was approaching.

After slightly less than a year, I decided to leave The Huffington Post. In part, this was because I wanted to promote the documentary and write a book about online culture — or so I told my friends. But the real reason was, after so many years of trying to be a part of the system, of focusing all my energy on my professional life, I learned that no amount of professional success would solve my problem or ease the sense of loss and displacement I felt. I lied to a friend about why I couldn’t take a weekend trip to Mexico. Another time I concocted an excuse for why I couldn’t go on an all-expenses-paid trip to Switzerland. I have been unwilling, for years, to be in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because I never wanted anyone to get too close and ask too many questions. All the while, Lola’s question was stuck in my head: What will happen if people find out?

Early this year, just two weeks before my 30th birthday, I won a small reprieve: I obtained a driver’s license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The license is valid until 2016. This offered me five more years of acceptable identification — but also five more years of fear, of lying to people I respect and institutions that trusted me, of running away from who I am.

I’m done running. I’m exhausted. I don’t want that life anymore.

So I’ve decided to come forward, own up to what I’ve done, and tell my story to the best of my recollection. I’ve reached out to former bosses- and employers and apologized for misleading them — a mix of humiliation and liberation coming with each disclosure. All the people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gave me permission to use their names. I’ve also talked to family and friends about my situation and am working with legal counsel to review my options. I don’t know what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of telling my story.

I do know that I am grateful to my grandparents, my Lolo and Lola, for giving me the chance for a better life. I’m also grateful to my other family — the support network I found here in America — for encouraging me to pursue my dreams.

It’s been almost 18 years since I’ve seen my mother. Early on, I was mad at her for putting me in this position, and then mad at myself for being angry and ungrateful. By the time I got to college, we rarely spoke by phone. It became too painful; after a while it was easier to just send money to help support her and my two half-siblings. My sister, almost 2 years old when I left, is almost 20 now. I’ve never met my 14-year-old brother. I would love to see them.

Not long ago, I called my mother. I wanted to fill the gaps in my memory about that August morning so many years ago. We had never discussed it. Part of me wanted to shove the memory aside, but to write this article and face the facts of my life, I needed more details. Did I cry? Did she? Did we kiss goodbye?

My mother told me I was excited about meeting a stewardess, about getting on a plane. She also reminded me of the one piece of advice she gave me for blending in: If anyone asked why I was coming to America, I should say I was going to Disneyland.

Jose Antonio Vargas ([email protected]) is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shared a Pulitzer Prize for coverage of the Virginia Tech shootings. He founded Define American, which seeks to change the conversation on immigration reform. Editor: Chris Suellentrop ([email protected])



[ 本帖最后由 langduan 于 2011-7-20 23:28 编辑 ]
不错过任何挑逗,也不为任何人等候。我们拥有的,多不过付出的一切。

TOP

看完这篇文章很感动!!

TOP

非常感动得一篇文章,很受教育……

TOP

宁愿在美国哭,也不愿意在中国笑  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

TOP

引用:
原帖由 菜鸟搬家 于 2011-7-21 07:50 发表 宁愿在美国哭,也不愿意在中国笑 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


 


这是我们的理想啊!!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