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号《争鸣》总405期

2011年7月号争鸣总405期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3 17:53 编辑 ]

百姓痛恨“三公”，北京当局为安抚民心，几度出手处置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 但是，这“三公”不过是“小三公”，一年花两三千亿并不算多。祸更烈的是“大三公”，而且百姓不易察觉。
何谓“大三公”？ 即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通俗举例可分别指铁路建设、国土资源出让、金融经营许可。

党官不腐败成为极端个案

在“大三公” 领域里，任何一个有权经手大小项目的人，大到刘志军那样的中央部门要员、小到工地上的项目长，是无法推拒贿赂的。 一旦有人推拒就会被周围的人指为“坏事者”，乃至于背上破坏项目的“道德指控”。因此，就在铁道部长刘志军被查之后，宁杭高铁项目还是出了“钢筋竟然瘦身拉细拉长再浇注混凝土”的丑闻。 由于该丑闻涉及面太广，浙江地方紧急灭火，对企业处以几十万罚金了事。

有体制内专家指出：中国高铁建设至二○二○年将达一点六万公里，总投资达一点八万亿人民币，称之“一亿一公里”十分贴切，“一公里腐败一千万”亦属正常事情。 在全国高铁建设工地，“纤维袋子提现金（行贿）”是正常现象。 “要是弄个一号大信封之类的袋子送钱，顶多是求送点砂石料什么的。”铁道部第十三工程局一个工地项目长，如此对朋友坦言。 有北京民间经济学者测算：二○一一年度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将达到一点二万亿，其中腐败规模至少有一千四百亿。

前年（二○○九）的政府采购规模为七千四百亿，其价格水平超过市场均价百分之三十七。 官方内部辩称“用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好”。但知情人士指出：天价采购在政府采购中普遍存在，回扣率少于百分之十二几乎不会成交。 因此，一些仰中共鼻息生存的 “民主党派”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敢直指问题本质，只说“国进民退”不利于经济发展，云云。 当然，从高铁建设到政府采购其主体交易大多在国企内部完成，因此大大排拒了有相应资质的民企。 对“低端供货”者的选择，国企宁愿与民间“无照经营者”合作，而不愿与正规的中小民企合作。

促消费不见效的谜底

由于“大三公”派生利益难以向整个社会均匀发派，其庞大的货币流量不可能有较大的比例形成消费者支出。 所以说，“大三公”一方面是“腐败压制了市场，权力破坏了消费”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害国际，以至于国际社会悲叹“中国消费者不合作”。

“ “大三公”利益向小众群体而非平民百姓发派的最好例子是国土资源交易。 国土资源销售收入完全用于各级政府维持日常开支或建地方项目，形成百姓福利的部分尚不足交易额的百分之五。为了从国土资源交易中牟取高额收入（尚不计其中的腐败规模），地方政府往往以“倒指标”方法操作。较为经典的做法“赶农上楼”──压缩农村住宅占地而转化成城建用地指标，由于制造了太多的社会矛盾而停下来。但是，编造荒地复耕、闲置工业用地再利用数据，则是各级政府骗北京的不二法门。

“政府囤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重要元素，而囤地三年赚到收购价的十五至二十倍乃正常现象。 广西桂林七星区彭家岭村与黄莺村被区政府强行征走土地共九百余亩，地款被拖了三年尚不付清，而区政府已经在出售土地中获利十七倍。有村民气愤地对媒体说：“这哪里是征地？完全是抢劫！”

“吃国家”乃成功标志之一

不少国外媒体采访本文作者时，对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园里出现高级私人会所大惑不解。 其实，这是中国历史积累而成的腐败政治文化的延续，即“吃国家”是社会公认的个人成功标志之一。在中共统治里面，这一点更为明显，从官员家属吃空饷到富豪变相占有公园会所，其现象不胜枚举。 “吃国家”的实质是吃社会公众、吃弱势群体，而能吃着的小众如几千万中共党员不以为耻，反而安之若素。 因此，当中央出台一些遏制“小三公”的政策时，基层官吏大多是如网络跟帖“我笑了”那样的讽刺心态。

对公共产​​品生产进行暗中的利益抽取，在金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并造成了难以弥合的社会鸿沟。 比方说，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系统约有两万亿的资金被其内部权力人士导入民间高利贷市场，其中以佣金表现的腐败规模今年将突破三千亿。另一方面，民间中小企业告贷无门，或是等待倒闭或是被高利贷套住。内蒙古包头市的富翁金利斌自焚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且金利斌在被高利贷套住之后竟然也成了放贷者。

中共统治时期的猖狂“吃国家”习性还大大地破坏了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尤其是警察腐败已经是许多社会矛盾暴力化解决的直接引爆点。即便没有形成暴力事件的警察涉案经济犯罪也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后果。 比如，大庆油田上半年爆出的盗油大案，牵扯出大庆市公安系统的多名警官──油田分局局长、明水县局政委、肇东市（县级）局长。

中共欠百姓多少债

中共反蒋时期，动辄称后者欠下人民血债。 现在，不提众人皆知的血债问题，只以中共利用“大三公”剥夺弱势群体（假定为十亿，其实更多）的经济利益为标的，而称之为“水债”，来算一下大概账目：从○七年初到一 ○年底，每人每年大约被“大三公”剥夺的利益在四千到六千元人民币之间，但这些损失百姓看不见摸不着。

有些经济学家曾提议将国企盈利的一部分作为红利向全民发派，想法固然不错，但是，吴邦国等中共顶尖权力人士明白，一旦发派红利就意味着承认私有化的可能性。 因此，他们要坚决反对私有化，并以堂皇的政治口号维护中共继续盘剥弱势群体的制度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的历史学家以符号代称腐败，必言“中共”，如同说能臣言“诸葛”、说“权奸”言秦桧一样。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3 18:02 编辑 ]

（大陆）严家伟

今年是中共九十大寿，当然少不了要大庆特庆。继不惜斥钜资拍出了自我歌功颂德的《建党伟业》后，更规定近期内各影视频道在黄金时段，不但要停播诸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类的影剧，甚至警匪片、侦探片也得靠边，只能播出歌颂“我党”如何伟大的“红歌”、“红片”。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树特树党的光辉形象，要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六月十日晨打开电视，央视四频道正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红色经典影片《刑场上的婚礼》，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忍无可忍，只好换个频道。谁知换过另一频道，又正在介绍歌颂青年毛泽东的“红片”《风华正茂》，更吹捧得肉麻，于是只好关了电视，图个耳根清净。

　　从“陈饭”中嗅出另一种气味

　　不过关电视之前，还是被动地听见了一大堆对《刑场上的婚礼》的吹捧之词。其实这个所谓的经典“红片”只是一碗重炒的“陈饭”。上世纪大约八十年代初就拍成了一部电影。大概情节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文雍、陈铁军二人假扮夫妻，因从事“颠覆国民政府”的地下活动被捕判处死刑。在刑场上二人突发 “革命浪漫主义”之奇想，宣布要在刑场上举行婚礼后再赴黄泉。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而且允许陈铁军在刑场上高声呼喊：“刑场就是我们结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等等煽动性的口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这个电影时，完全受中共“洗脑”的诱导，被沉浸在诸如“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之类的“感动”中。但人不可能是永远的幼稚，特别在度尽劫波后“关注点”也就变了。现在再重新审视这个所谓的经典红色影片时，我关注的就不是什么“英雄气概”，而是作为执政当局是否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是否有起码的执政的伦理道德。

　　对比是最好的识别方法

　　站在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立场来看，周、陈二人被处死，并非冤案，也不是错杀。他们要暗中组织暴力推翻当时的政权，执政党方面肯定要对其进行暴力镇压，因此国民党并没有滥杀无辜。反观中共在夺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抵抗的前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根本不顾中共自己原先公布的所谓“约法八章”中承诺的“既往不究”的诺言，假“镇反”之名大肆进行屠杀，甚至按人口比例定出杀百分之几的“标准”。更有甚者，连抗日将领、将士也“在劫难逃”。至于后来的“肃反”、“扫残”（扫除残余“反革命”）直到文革，更是乱抓、乱判、乱杀。两相对比，当时的国民政府，并不是嗜血的暴政。因而我对周、陈二人并不怎么同情。

　　按照现代普世文明的准则，死囚虽被剥夺了生命权，但其人格与个人尊严的人权并未被剥夺。国民党政权虽算不上是个民主政权，却多少还有些执政者的伦理道德。周、陈二人能在刑场上举行婚礼，进行煽动性的宣传，高呼骂当局的口号，这影片若是国民党拍的肯定令人质疑，然而却是它的“政敌”──中共拍的，难怪大陆有网民发帖称震惊，“原来国民党如此仁慈！”，“这是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的事吗？”当然，这类帖很快就被“和谐”了。

　　同样用政治犯作对比，而且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张志新不但是政治犯，而且是冤案，后被平反，还諡之为“党的好女儿”。她被执行死刑前，竟然先被割断喉管（有文章称还受到性侵犯），就是怕她发声。同样被冤杀（后来也是平了反）的李九莲，执行死刑前用竹签将其舌头与下腭钉在一起，当然也是怕她发声或呼口号。被杀害后还弃之荒野，任人奸尸。如果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有能耐干出一半这种“果断”的勾当，恐怕周、陈二人“刑场上的婚礼”早就化成了泡影。其实张志新、李九莲的遭遇并不是绝无仅有，四川大学生物系“右派”女生冯元春同样是被虐杀的；林昭被杀害后，还要向其家属讨要五分钱的子弹费。甚至刘少奇、贺龙都是被活活整死的。张志新她们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点不同的政治异见，并没有像周文雍、陈铁军那样暗中组织暴力颠覆政府，所以难怪有网民惊叹“原来国民党如此仁慈”！我作为一名“右派”兼“反革命”在监狱里二十多年，杀人的恐怖场面至今犹历历在目。由于皆是无名之辈，而且时过境迁，说出来还怕被人骂“造谣”呢！所以在此只好不说了。

　　周文雍与陈铁军并非是特别被“优待”的死囚。曾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袖的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在被执行死刑前，不但让他从容不迫地写下绝命书，最后还由他自己选了一块芳草如茵的草地坐下说“此处甚好”，然后饮弹而亡，未受到任何侮辱虐待。再看一九二八年时任中共地下党宜宾特支书记的李家勋（字仲权）在四川宜宾被枪毙前，向主管执行者、宜宾城防司令秦筱楼旅长提出死前要发表演说。秦慨然应允，并让他在市中心大观楼围观民众面前，足足讲演了近两个小时。更具讽刺意义的是，秦筱楼旅长在中共“解放”前夕还参加了“起义”，“镇反”中以“反革命罪”被杀，别说发表演讲，连妻子儿女也未得见一面。笔者本世纪初曾去凭吊过秦先生在宜宾（现卫生学校旁）的旧居，当地人对他评价也还不错。

　　“旧社会”并不万恶

　　今天掀起的大唱“红歌”大演“红片”，其实就是把当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重新搬回来，搞“忆苦思甜”那一套来哄骗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无非就是要渲染“旧社会”如何暗无天日，人民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对今天许多从未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不明真象的群众”来说，确实还能骗到不少人。然而掩盖事实真相，又往往会受到事实的嘲弄。一幕《刑场上的婚礼》就让不少观众发现，原来“旧社会”不但不万恶，还十分有人情味。再看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据史料记载，一九二七年左右，武汉纺织女工一月工资为三十多块大洋，高于当时一个科长的薪俸，而当时的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一九二七年在上海，二号梗米二百斤仅售十四个大洋，面粉一包四十四斤才三元三角。每块大洋可换二百至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就可买个鸡蛋。今天一个工人平均月工资不过一千多元，别说比科长，比个普通公务员都差天远。而一个鸡蛋就是七，八角，一斤肉十几元。

　　周文雍与陈铁军，当年应是一腔爱国热情而视死如归。但如果他们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如此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他们会不会感到自己上当受骗白送了性命，而悔不当初呢？

　　所以“红歌”再唱得婉转动听，“红片”再演得惟妙惟肖，但在当今中国社会无情的现实面前，恐怕产生了许多中共当局料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被中共谎言骗得怒火冲天的人们说：中共的新闻只有日期是真的。其实就中共大肆庆祝的建党九十周年来说，“七月一日”这个日期也是假的。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的，但后来随便就改成“七一”。二十三日才开会，怎么七月一日就已经“诞生”了呢？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党是怎样任意玩弄历史了。
   
但是不管怎样玩弄，中共毕竟已经活到九十岁了。在这一点上，它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老子──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缔造”的那个布尔什维克，从一九一二年算起，只活了八十个年头。而它派人拿着钱到中国一手组建的这个共产党，如今都活了九十年了，还没死，而且已经有七千多万党员，成为世界第一大党，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回顾这个党那九十年的历程，其“伟大光荣正确”的事迹，实在是罄竹难书。作为有权对当政者实行舆论监督的民间媒体，我们已经对中共政治上道德上之毫无底线和“唯左论”哲学给以评论。今天，我们愿意从他们伪造的“七一”“诞辰”说起，看看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谁把它生下来的，它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是忠于谁的。
   
中国共产党是谁创立的？原来一直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其实毛泽东只是陪伴身体不好的何叔衡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只是“列席”。而且在中共初创时，有影响的人物是“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根本轮不到毛泽东，怎能谈得上是他“缔造”了中共呢？
   
事实上，真正“缔造”中国共产党的，并非中国人，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而一九一九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乃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了摆脱困境而建立起来以便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共就是它派人到中国来筹划和资助并一手导演之下，才在上海成立的。以后中共的经费和人事，政治方针和人员培训，全是俄国人操办的。所以中共在国内叫作“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系列里，不过是一个小伙计（“中国支部”）而已。
   
由这里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共一向自吹“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其实它信奉的是“工人无祖国”。 “苏维埃”才是它的祖国。一九二九年，当苏联和中国为中东路事件发生武装冲突时，中共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这种汉奸行为还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嘉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和希特勒共同入侵波兰，并且瓜分了这个国家。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专门发表文章，无耻地为之辩护，为波兰灭亡叫好。在这个 “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眼里，哪有什么“民族独立”的地位！
   
至于中国的民族独立，那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在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洗掉了百年民族耻辱，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而赢得的。当时中国是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站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荣耀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每一个抗日军民当然都有份，但是汉奸除外。当战后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日本侵华表示抱歉的时候，是谁反倒向日本皇军奴颜婢膝地表示感谢，说是“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这种政党有什么资格侈谈“民族独立”？
   
其实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既不是民族独立也不是人民幸福，而是由自己来“坐天下”。只要有利于自己实行一党专政，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认贼作父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无底线”的一种表现而已。这种丑剧，在继承毛泽东衣钵的接班人那里，照样上演不误。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成为文明世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于极端孤立。为了摆脱这种狼狈处境，江泽民上台后在外交上一个最大的动作就是在一九九一年五月跑到莫斯科去签署边界协定，主动放弃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从法律上使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的强占合法化。这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不曾做过的丧权辱国勾当，然而鼓吹“大国崛起”的共产党却做到了！
   
这种可耻行径是这样见不得人，以至二十年来官方传媒和政府公报从来不敢向公众公布北方领土问题和中俄边界条约的详情，然而却有脸大吹大擂自己“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辉历程”，有这样恬不知耻的行径吗？
   
今天正是所有党的喉舌在主管宣传的中央常委李长春的指挥棒下“营造隆重热烈、欢乐祥和氛围”、“唱响共产党好”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调子与“主旋律”有点不大“和谐”。不过这仅仅是从这个党九十年的丰功伟业中随便提到的少许事实而已。提提这些事实，有助于人们了解真象，顺便使九十周年“气氛”营造者的头脑也降降温。
   
若干年来，尤其是“六四”以来，为了掩盖共产主义暴政，为了冲淡长安街上的血迹，为了逃脱一党专政九十年来祸国殃民的罪行，中共当局一直在篡改和伪造历史。他们以为，除了封锁信息，加强“喉舌”，再弄点什么“复兴之路”、“建国大业”或是“建党伟业”来粉饰一下，就能让中国人忘记真实的历史。这种智商也太低了。其实中南海里的人，只要良知尚存，头脑清醒，恐怕都会知道：中共历史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澳大利亚）张志强

　　二○一○年吉林省辽源市环保局分配责任制奖，局长与职工相差三倍，有人认为不公，向纪检部门反映，结果惹恼了局长郭东波，破口大骂：“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郭局长雷人雷语的音频在网上流传，舆论大哗。不过细想下来，郭局长话是说得粗鄙了些，但他的确很诚实地道出了中共构建的国家向来就是不公平的官权社会的事实。

　　官权社会的不公平由来已久

　　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在以暴力夺取政权时，声称革命目标是推翻一个不公平的旧制度。那时共产党干部常说：“旧社会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因为共产党垄断了官权社会的话语权，人民误认只有共产党构建的才是公平的社会，但事实恰恰相反。当年中国人在教科书上读到红军在长征途中吃树皮草根，甚至要煮皮带、皮靴来裹腹时，怎能想得到毛主席仍然每天可吃到一只走地鸡？更何从得知在延安实行的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分配制度？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一位大彻大悟的右派份子终发妙语：“旧社会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新社会是大鱼、小鱼和虾米都被猫吃掉了”。对官权社会通吃天下，实在是刻划得入木三分。

　　笔者在少年时代经历过三年大饥荒，人民不死的都在挨饿。困难时期，坊间盛传“毛主席也不吃肉了”。当然，官小一级的周总理更不吃肉了。一九六○年代初，周恩来陪同到访的金日成接受上海人民夹道欢迎。我站在欢迎的人群后面看热闹，饥肠碌碌苦候二个多小时，终于盼到周总理和金主席乘坐的敞蓬汽车驰来了。看到不吃肉却红光满面的周恩来和吃得脑满肠肥的金日成在眼前一掠而过，再看看满街营养不良、面有菜色的老百姓，反差实在太强烈。平生第一次对官权社会的不平等有了近距离的感性认识。

　　成年后，遇上改革开放，笔者第一次到北京，远远望见了宦门肃杀的帝皇苑林中南海，大门口持步枪刺刀站岗的共军士兵，和他们身旁高悬着的“为人民服务”匾匼，令笔者深感讶异。其后几十年，星转斗移，世事更迭，对中国这个官权社会因何会发展到今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越不过长安街”的地步，不再觉得奇怪。

　　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官权横行，民权扫地：官府三公消费，肆意享乐；百姓举步维艰，百物腾贵；官府特权特供，放胆吃喝；百姓步步设防，毒食难免；官府刀枪并举，为所欲为；百姓砧上鱼肉，任由宰割；官府喉舌鼓噪，一家之言；百姓集体噤声，万马齐喑。事实上，共产党在打天下时，从来没有真心想建立一个公平的公民社会，以至造成当今社会上乱象一片，实在不足为奇。

　　公民社会是普世追求的目标

　　笔者从一个扭曲的官权社会中走出，移居到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中，几十年来，对比愈甚，感触愈深。一如所有西方公民社会中的人民一样，澳洲人自认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首都堪培拉的新国会大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圣诞节，天天向公众和游客开放。议会辩论国是，访客均可就坐旁听，国家电视台也作实况转播，让公众知晓各党派的政策取向。国会大厦朴素实用，绝不奢华，更不见美女服务员影踪。大厦屋顶平台是游客必到之处，登上平台，极目四望，堪京全城尽收眼底，就像国家大事，尽皆在百姓耳目之中。大厦平台上遍植绿茵草坪，其寓意是：草根阶层的平民百姓是可以爬到政府头上的，是可以监督政府的。

　　爬在政府头上，监督政府，在公民社会中是铁律一般地实施着。年前去世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是杰出的媒体从业人员，他坚持“媒体自由”，坚称“人民有知道政府在以人民的名义做些什么的权力”。美国现任总统欧巴马这样赞誉他：“就那时代而言，克朗凯特是不确定世界中的一个确定声音”。无独有偶，澳洲媒体人员个个都信守“如实说来”（say as it is）的职业操守，口没遮拦，却没有一个官员敢斗胆责问他们：“准备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所以，媒体记者在约谈总理官员时，常常言辞尖锐，咄咄逼人，倒是政府官员表现得小心翼翼，谦恭有加。不久前，澳洲2GB电台名嘴钟斯在清谈节目中采访现任总理吉拉迪（Julia Gillard），在征收碳气税话题上直指总理说谎，还为她受访迟到而大发雷霆，而总理则唯唯诺诺，表示乐于道歉，充分表现出公民社会中良性互动的主仆关系。

　　公民社会中官员不享受特权特供，所以社会上不存在假毒食品泛滥的问题。笔者曾长期在悉尼五星级酒店饮食部供职，在借用本酒店宴会大厅开展的许多国际国内会议或饮宴上，近距离见过多任总理、省部长等各级官员，所有会议期间的饮料、食品、食水与普通百姓日常餐桌上吃喝的一般无二。除非行政总厨有特别菜单，一应饮食蔬果均由本地超市、市场购入。

　　对13亿公民“说不”能撑多久

　　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吴邦国在今年“两会”上重申“五不搞”。事实上，“五不搞”了无新意，归根结底就是“一不搞加上一搞”：即坚决不搞“公民社会”，坚持只搞“官权社会”。但是面对当前全球公民运动、民权运动、茉莉花运动浩浩荡荡，一浪高过一浪，对十三亿五千万中国公民说“不”，能撑持多久，不值得中共党内有识之士深思吗？

二○一一年六月十八日于悉尼

作者：朱家台

把“深大运”搞成扰民会      
   
    深圳人曾为“大运”高兴了好几年，以为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定于2011年8月8日在深圳举行，多少要给深圳人带来些好运。今年三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明确提出“节俭办大运”，否定了原先豪华的开幕式与闭幕式方案，深圳人更以“深大运”可避免“广亚运”的奢侈浪费而沾沾自喜。然而进入四月，才知高兴过早，其实“深大运”除了比“广亚运”开支计划稍有节省，其它扰民害民术无不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深大运大恶于民”——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形容 “商王帝辛（纣王）大恶于民”的名句，又被深圳大运会让百姓鸡飞狗跳的乱象所唤回。
   
    自4月15日媒体披露深圳八万“高危人员”被驱逐出深圳，而警方辩称“系自行离开”，两个月来又相继出台无数禁令：“菜刀实名制”、“列车实名制”、“乘地铁须验身份证”、“全市街道商店招牌重新统一制作”、“全市各类学校皆须提前放假”、“各企业单位皆须在大运期间放假”，“公交车售票员和各社区、各企业保安均须佩带‘治安巡逻’红袖章”，“所有车辆必须使用政府规定的超级汽油保证空气环保”，“非公安的电单车、摩托车一律禁行”……
   
    与此同时，许多网吧关门了！许多深圳人的手机不灵了，常常打不出也打不进！所有进入深圳的手机皆在高度监控之中，许多电脑维修点奉旨在顾客的电脑装入卧底软件……虽然离大运会开幕还一月，全城却处处是呼啸的警车、飞驰的警摩和荷枪实弹的特警——深圳宛如一个看守所，如同一个软禁城，所有的市民皆成为被监视居住的嫌疑犯。深圳人的自由度因为“大运”而牺牲殆尽！
   
    唯一可能给深圳人改善交通的五条“大运地铁”，也因限期竣工和腐败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弄得全城这里地陷，那里裂楼，今日挖断水管，明日挖爆煤气管，让许多人绕过新开通的地铁不敢乘坐——4号线试运期间的诸多事故让人们为五条“赶工地铁”捏一把汗：如此粗制滥造大运工程，谁能保证大运期间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大事故？
   
    政府还公开示意，“大运”期间，深圳人最好离开深圳，让深圳以“空城计“迎接大运客人——深圳人百思不得其解：大运会本是一个让人娱乐的体育活动，何以不提倡让深圳人个个观看大运？何以要让坚决不离开者人如囚犯一样胆战心惊，动辄得咎？！
   
    深圳政协委员金心异说得好：“深大运”是一个扰民会！——深圳政府不是借助大运会改善许多社区“篮球场破，足球场无”的落后状态，提升深圳人的体育环境，而是大搞涂脂抹粉的表面工程，将一个国际体育活动变为党文化意识形态的浮夸宣传，将扰民害民进行到底。   
   
   
     以“盗窃文明”迎大运   
   
    在“深大运”筹备中，深圳政府一面大肆违宪侵犯人权，一面又恬不知耻地自诩“深圳要以全国文明城风范迎接大运”。这种奇特的昏庸无知，在深圳各电视台的广告插播中最是一目了然。
   
    以深圳宝安电视台为例，因其节目极端官僚死板，无人收看，便天天在香港各电视台节目中插播自己的商业广告非法牟利，其中尽是一些小医院黑诊所低俗不堪的“下半身不舒服”广告，偶尔还加上一些“今天你笑了吗？”的大运广告。
   
    人难以明白，深圳既为“全国文明城”，怎么允许官办电视台公开盗窃香港电视台的广告时间——将别人的广告切断换上自己的广告，用别人的田种自己粮食，这难道是文明风范？更奇怪，深圳各电视台只盗香港电视台的广告时间，包括香港凤凰台，却从来不盗窃央视和省电视台的广告时间。可见深圳政府并非不知盗人广告时间是非法，而是对“你奈我何”的香港电视台想盗便盗，不仅放肆窃取其广告时间，还常常掐断其新闻和文艺节目播出自己的商业广告和宣传节目——想强暴就强暴！
   
    当世界各国大运客人来到深圳，天天目睹深圳如此盗窃强暴的丑行，还能感受“深圳是全国文明城”？   
   
     中共总是与口号背道而驰     
   
    此次“深大运”的核心口号是：“从这里开始，不一样的精彩”。本意很好，是对《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的现代演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深大运”的每一项举措，都与“和而不同”背道而驰。“深大运”对深圳人生活自由的限制，已形成对“深大运”核心精神的最大背叛。
   
    其根源，首先可追踪到胡锦涛对“和谐”的误读或歪曲。在胡眼里，“和谐”就是民服从于官，官箝紧民口之类的“团结”。然而，儒学中“和”的本意主要是指“包容不同意见与个性”，胡的“和谐社会”却是千方百计地封锁自由思想与言论。在“和谐社会”指导下的“京奥运”、“沪世博”、“粤亚运”，无不是以违宪剥夺公民自由来进行操办。此次“深大运”，更是集“京奥运”、“沪世博”、“粤亚运”的违宪之大成。如此专制之“深大运”，偏偏要自诩为“不一样的精彩”——恣意以“小人同而不和”代替“君子和而不同”，败坏国学，让洋人再次见证了“新中国无诚信”。
   
    再远望，中共九十年来，从来都是言而无信——惯于在动人口号掩护下南辕北辙。其国号美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则一党专政“党天下”，不与任何政党真正共和执政。其宪法明言“公民有结社、出版、言论、游行自由”，实则严禁公民自由办报自由言论自由“散步”。其中央机关报明明是官报官话，却非要自称 “人民日报”，其“两会”明明是官员为主，却硬称为“人民代表大会”，……以最美妙的口号为旗帜干最肮脏的事，这就是中共九十年的传统，也是“深大运”大恶于民的根源。      
   
    2011年 6月5日

[ 本帖最后由 红灯记 于 2011-7-13 18: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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