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 中共90年的反思
2011年7 月7 日 信報
今年是中共建黨90周年。貫穿這90年政治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共對「民主」的提倡、背叛和反對。如果我們以「民主」這個概念來考察中共這90年，可以大致分為三個相等的30年。
• 第一個30年（1921-1949共28年），中共因提倡民主而興起並奪取了全國政權。
• 第二個30年（1949-1976共27年），中共因背叛民主而使中華民族萬劫不復。
• 第三個30年（1976-2011共35年），中共經濟有長足之進，政治卻嚴重倒退。
為什麼說中共因民主而興？
第一，是「五四運動」催生了中共。「五四運動」的主要口號是「德先生」、「賽先生」，反映了當時中華民族對民主的訴求。該運動的領導者陳獨秀、李大釗事後創辦了中共。所以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對民主的訴求催生了中共。
第二， 是因為中共在掌權前，的而且確是在努力提倡民主。
1945年中國第三勢力（即國共兩黨以外的政黨）著名領導人、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創始人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他與毛澤東的「窯洞對」一時傳為佳話。他問毛澤東中共如何走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規律，毛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
在這裡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充分肯定民主的。那麼他要提倡的民主是什麼民主呢？
1945年9月，英國路透社駐重慶記者甘貝爾向中共主席毛澤東書面提出十二個問題，其第十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毛澤東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 「免于匱乏的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2)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要提倡的，正是美式民主自由。顯見得，在中共未掌權前，它認同美式民主也適合中國，所以中共今天動輒批判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掌權前的中共，宣傳民主不遺餘力。我們不妨列舉一些中共當年報紙的社論、評論的標題，就可以看出(3)：
• 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
• 爭民主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 民主主義的利刃--論英美的民主精神
• 讓思想衝破牢籠
• 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
•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運動一日不停止
• 天賦人權 不可侵犯
•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 誰使中國不能安定?專制政府!
中共除了口頭宣傳民主外，還創建了人類歷史上最民主的直接選舉方法，即「豆選法」。這可以從當時延安的民謠看出來：
「金豆豆，銀豆豆，豆豆不能隨便投，選好人，辦好事，投在好人碗裡頭。」這句上世紀40年代流傳于延安地區的民謠，反映了當時在農民文化水準即低的情況下通過「豆選法」進行直接、不記名投票的民主選舉場景。
從這裡可以看到，中共經常以所謂國情論（即人口眾多、經濟落後、人民文化水準低）來拒絕普選式的民主是毫無根據的，因為當年的延安肯定比今天的延安還要落後，但當年可以，今天為什麼不能？
中共正是因為提倡民主，所以才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才能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所以說，中共因民主而興。
到了第二個30年，中共卻因背叛民主而使中華民族遭遇萬劫不復的災難。
中共奪取政權後，卻實行專政，公然在1954年的第一部憲法上寫上專政兩個字（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奪權前提倡民主，奪權後實行專政，究竟是中共以民主欺騙人民？或是自己背叛了民主？不管是欺騙或者背叛都是共產黨一個無法向人民交代的事情。
背叛民主的結果，就使中華民族遭遇到一場亙古罕見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能說明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的，是兩組數字：
非正常死亡：超過5500萬人；
遭到政治迫害：超過一億人。
關於死亡人數：5500萬人非正常死亡是根據這些資料統計出來的：大躍進時餓死3500萬人，再加上文革時打死、迫死2000萬人。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地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佈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資料：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萬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
官方統計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人(4)。
至於文革的死人數，則見諸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葉劍英說：文革整了1億人，整死2000萬人，造成8000億財產損失！(5)
但是這還僅僅是大饑荒和大革命兩場災難的數位，還不包括建國初期鎮反運動等的死亡人數。如果把那些數字也加起來，則總死亡人數當在6000萬左右。(6)這就是中華民族為中共實行「專政」而付出的沉重代價。
到了第三個30年，中共經濟雖有長足之進，政治卻嚴重倒退。
以「經濟自由、政治專制」為特點的「中國模式」，使中國經濟進步神速，但政治卻嚴重倒退。
從「五四」（學生運動催生了中共）到「六四」（中共反過來鎮壓學生運動），就見證了這種政治上的倒退，「五四」時，北洋政府對學生一個不殺，「六四」時，中共卻用坦克來壓學生。
山東大學的孫文廣教授就曾經指出，政治上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就連晚清民初都不如：他列舉的例子如下(7)：
1 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滿清末年和民國時期的憲法中都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但中共建國後50年憲法都沒有這項內容。滿清的欽定憲法中有保護臣民的遷徙自由的內容，而中共現在的憲法中卻沒有這樣的條文，以致入城務工的農民，遭到種種「低人一等」的對待。
2 黨員壟斷公職：滿清科舉制度沒有規定進京趕考者必須是皇黨成員，或是皇子皇孫，但中共很多公務員的招考條件中規定非共產黨員不取，甚至在2008年招公務員的招考公告中，一些「民主黨派」招考公務員，也要求必須是「中共黨員」。
3 結黨自由：民國成立時，當年十月在民政部備案的黨會就有八十五個，各省的政黨就更多，估計民初政團高達「三百有餘」。例如，廣東就有黨會一百七十餘個。可是。1949年之後，政黨僅剩下被允許存在的八個所謂「民主黨派」，但都是1949年前建立的。至今60年，中國沒有出現一個新的政黨。
4 新聞自由：民國時期有很多私人報紙，有的大報對執政黨採取反對態度，對當局批判揭露多於讚揚。如當時的《大公報》、《文匯報》，但是1949年後，經過改造，全國的大報一律成為黨報。老報人儲安平先生在五十年前說，民國時期，自由是多少問題，1949年後，自由是有無的問題。我們如果認真看待歷史，就可以明白，1949年後的專制超過民國時期的專制。
政治上的這些倒退，就是我們為經濟上的「突飛猛進」付出的代價。
相對這三個30年，筆者經常思考三個問題：
第一， 在第一個30年，是什麼使中華民族選擇了中共，特別是大量知識份子如梁啟超等早已看到共產主義將會帶來的災難？(8)
第二， 在第二個30年，為什麼中華民族能接受慘絕人寰的中共暴政而不反抗？
第三， 在第三個30年，飽受專政肆虐的中華民族難道就只滿足于經濟繁榮嗎？
這三個問題有以求教識者。
(1) 見黃炎培《延安歸來答客問》
(2) 見《毛澤東文集》第四卷第25-30頁。
(3) 這些見諸當年重慶《新華日報》的文章，後來由學者笑蜀收錄在《歷史的先聲》一書中。
(4) 見辛子陵：《兩位已故領袖的遺言》
(5) 見蔣元明主編《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淩志軍、馬立誠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6)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專著《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把這400萬人加到前兩者，則非正常死亡人數達6100萬人。
(7) 見孫文廣：千載難逢的偉大戰爭與轉型——08元旦感言
(8) 見梁啟超：「國之保護與獎勵」1925年11月17日《晨報副刊》：「對俄問題專號」（三）。他在1927年3月29日，《給孩子們書》更準確預言當共產主義大饑荒：「當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