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领导批示的人治局限
作者：张耀杰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5/28/2011 10:45:30 AM
2011年5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这天深夜，53岁的重庆患者吴远碧因为无钱医病，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所幸其挥刀切腹的惊世之举，终于启动底层百姓在生存绝境中赢得救助的传奇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但是，这一极端事件背后的体制缺陷，却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5月23日人民网）
综合相关报道，租住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五一新村27栋楼31号的曹云辉一家，原籍是綦江县龙胜镇的乡村。8年前，妻子吴远碧因为患布查氏综合症做过一次腹水引流手术，花掉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吴远碧旧病复发之后，夫妇二人找过重庆市信访部门。经信访部门联系，他们被送到綦江县政府。綦江县政府认为吴远碧不属“大病救助”之列，希望他们办理新农合医疗保险。他们因为怕麻烦、等不及，就没有办理。曹云辉居住地的石坪村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兼主任张国庆介绍说，造成曹家这般现状，是曹家自身的问题。“这十多年来，他再怎么困难，也从来没见他来找过我们，更没有将妻子的病跟我们说一说。”
吴远碧挥刀切腹之后，市公安局110民警和附近石坪桥派出所干警赶到现场，迅速联系120，将她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因为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她住院三天又回到租住屋。事发一周后的5月16日上午，重庆市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救治。该市卫生局为此派出现场医疗小组，将生命垂危的吴远碧接到市中医院接受正规治疗。院方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吴远碧的生命。曹云辉的邻居对此另有更加朴素地话语表达：“如果这一次能根治这个病，吴远碧自己剖的这几刀就没有白挨，也算因祸得福。”
阅读至此，笔者禁不住要问上一句：要是吴远碧生活在记者难以采访到的綦江县龙胜镇的乡村；要是重庆市领导再滞后几天才作出批示；要是吴远碧在批示作出的同时已经不幸去世；这一极端事件又该如何收场呢？原本应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重庆市各级职能部门，尤其是以治病救人为神圣天职的重庆市卫生系统的干部职工；为什么非要等市领导作出批示之后，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吴远碧的生命呢？
像吴远碧这样拿自己的身体器官甚至于宝贵生命充当赌注，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2009年6月22号，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28岁的农民工张海超，为了推翻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此前给出的无病鉴定，自愿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开胸手术，把肺组织切下来一块做病理化验。这一极端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主要领导作出批示后，省卫生厅和郑州市有关部门立即成立调查处置领导小组。7月26日，在卫生部专家的督导之下，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组织省、市专家对张海超职业病问题进行了会诊，明确诊断为“尘肺病Ⅲ期”。同年10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18岁的孙中界把搭顺风车的一名男子送到1.5公里外的目的地，却发现自己遭遇了城管人员的“钓鱼”执法。为了自证清白，他只好挥刀砍断自己的小拇指。这一极端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几经周折才在上海市领导的批示干预下得到澄清。
回溯到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然而，60多年过去，“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从来没有贯彻落实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全民医疗保障加底线救济的现代福利制度的层面上。毛泽东所谓的“不怕别人批评”，也被政府部门及其垄断喉舌新华社报喜不报忧的新闻通稿包办取代。无论是极端恶性事件屡屡发生的河南省及上海市，还是以唱红打黑轰动全国的重庆市，即使在弱势民众乞求救济的情况下依然不肯积极响应、主动作为的政府职能部门；早把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为人民服务”，本末倒置地转换为不惜一切代价为上级领导的人治批示而服务。诸如此类的执政局限，无论如何是不符合以人为本、依法服务的科学发展观的。
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再到国家“十二五”规划纲将“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确定为未来5年的重要任务；服务已经成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之中。2011年5月11日，由省政府制定通过的《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出台亮相，其中第一次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法治框架方面进行重要探索；明确表示要“突出各级行政机关作为政府服务的责任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各类服务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针对服务不足，提出了“建立健全政府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解决之道。针对服务不公，将“公开”确定为政府服务的基本原则，设专章进行全面细分。针对管理与服务脱节，又强力推进“管理和服务的有机结合”。该规定美中不足的主要缺点，是在“权为民所用”方面大做文章的同时，并没有明确界定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权为民所赋”的依法赋权程序，或者说是依法选举程序。而诸如张海超、孙中界、吴远碧之类的极端事件一再表明，没有“权为民所赋”的程序正义，各级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为人民服务”，是很容易本末倒置地表现为不惜一切代价为上级领导的人治批示而服务的局限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