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3月到6月，国军以平均每月损失10万的有生力量，换来解放区95座城市。此后情况很快改变，蒋委员长开始只见“兵”去不见“城”来。与此同时，刘邓挺进大别山，陈粟进军豫皖苏，林彪在东北发动秋季攻势。中共战略进攻拉开序幕……
这段时期国民政府及其存续政权民国政府以宪政作为政治武器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1947年4月，作为看守政府预备行宪的国民政府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1947年11月21日—23日，国民政府举行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由全体国民直接选举3045名国民大会代表，实现了中国的首次直接民选。1948年3月，行宪国民大会召开，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一年半后，“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回顾历史，尽管决定国共内战胜负的因素很多，但是，战争前夕双方土改的目的及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存在的差异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好比刚刚经过火灾的CCTV大楼，“包工头”发动农民工向CCTV讨薪，不给就造反……
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
在土改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它可以追溯到中国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一大”制定了“联俄容共”的政策，那时国共两党在形式上是穿一条裤子的【参见：百年中国（66）——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
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贯彻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施行的是“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的土改政策；而中共则在共产国际（实质是斯大林）的操纵下【参见：杜鹃】，最终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施行的是血腥暴力的土地革命。这也是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本质区别。
国民（民国）政府的土改
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以农立国，这是历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基本国策。早在1927年4月18日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一经建立就非常重视农业，采取的举措主要有：成立主管农业的机构；1927年5月10日颁布《佃农保护法》；1930年6月颁布《土地法》；废除田赋附加和预征；开展农业科学研究，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统制农产品；提供农村信贷，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兴修水利等等，“尽管这些政策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如遭到地主的反对，日寇的入侵等）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参见：简评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农业政策（邱松庆）】。
之后，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让以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主导的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指标性（黄金十年）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再次公布“二五减租”【参见：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炎黄春秋，杨天石）】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政府赎买地主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耕者有其田”。针对中共占领区（“解放区”）的土改运动，1946年10月行政院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对中共已经分田地之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土地，而是采取“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然而，由于中共打土豪政策的结果，地主及其民团跟随国军还乡之后，实际上默许地主以各种手段收回其损失，并不加以制止）。
时局骤变，正如现在“政令不出中南海”一样，虽然1948年立法院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以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民国政府也于1949年完成了在全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一切准备，但为时已晚，只好去台湾实施了。
“解放区”的土改
与政府的土改针锋相对的是中共“解放区”的“土改”，其实质是土地革命。
正如“论持久战”是蒋百里的思想【参见：百年中国（127）——蒋百里】，“游击战”是朱德的经验一样，土地革命则是以斯大林为首之苏共的策略。土地革命是武装暴力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是为了暴力颠覆国家政权而需要的大量的炮灰和粮食、被服，还有小车……
1927年，中共五大的《土地决议案》
1928年，中共六大的《土地决议案》
1931年，中共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法》
1946年5月4日，中共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一改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参见：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提出应坚决拥护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规定了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各项具体政策。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还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没有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已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也不够彻底。同时,共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改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为了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推动解放区土改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参见：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
“全国土地会议”（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其控制的“解放区”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基本办法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土地被没收，地主要受到批斗。）后，各“解放区”为贯彻会议精神，从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1947年11月-12月，一个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其猛烈程度到了“甚至连地主主动献地的行为也被不允许，而是必须经过斗争强行分配的过程。”【参见：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张鸣）】。
1947年底土改高潮时，中农土地也要被分割没收。以至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页608】。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习仲勋，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1948年1月19日】。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参见：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选）】。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将划为地主、富农的标准提高，使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下降到10%以下）；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左”倾偏向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使土改恢复到正常有序的轨道上。
中共的“土改”让亿万解放区农民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前线……
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结论中，对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过去这一年（从五四到现在）的土地改革要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参见：人民网党史百科之土地改革】。
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
战争，是集体、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发动战争是要有“理由”的。谁能够把“理由”标榜的更合理更感人，那么他便会拥有一只“正义之师”。“暴力”是个体力活儿，一般的屠夫（战士）不需要也不能够具备“善辩”的能力。发动战争的“领袖”在对它的“人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强烈激发出它们内心深处潜在的“仇恨和愤怒”之后，将杀人的本质美化为一种艺术，接下来便可以命令它的屠夫（战士）大开杀戒了……
二战结束后，中国发生的国共内战与国际逐渐形成的冷战格局是分不开的。中共最终赢得了那场内战的胜利。内战中，死去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战争结束，绝大多数农民的境况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他们与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农民起义一样，再一次沦为了改朝换代的工具。
1949年10月1日，“包工头”在北平天安门城楼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了表彰亿万农民工对革命成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授予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称号，世代为农，永世不用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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