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5月3日新闻自由日的呼吁

作者：昝爱宗 文章来源：参与  更新时间：4/30/2011 4:37:50 PM  

[日期：2011-05-01] 来源：参与  作者：昝爱宗 [字体：大 中 小]  

（参与2011年5月1日讯）：5月3日，是自由新闻人自己的节日——世界新闻自由日。

对于中国新闻人而言，在自己的节日来临之际，惟独要呼吁的、要发出的声音：第一是新闻自由，第二还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似乎是老话题，但时时是新话题、新新闻，因为没有新闻自由，哪来人权自由？哪来公平正义？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人权和自由。没有人权和自由，任何时候呼吁新闻自由，都是天大的新闻，就是现在进行时。

新闻人当下的职责和热情，就是争取新闻自由，反对任何势力剥夺这一自由。

新闻自由，当是宪法中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关键所在，首先它是全民的，尊重事实的，客观和公正的，是利于全民的，其次它是新闻竞争的必然结果，因为舆论通过出版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各种出版方式如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等，不能由国家的官方权力垄断，而应该属于每一个公民或NGO或其他企业机构所有，让公民或其他机构通过出版自由，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监督政府公权力，又保障公民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正常社会，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就应该毫无阻碍地传播人权自由理念，广传真理，广传普世价值。

可我们看到，这点新闻竞争在当下中国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中国禁止私人办报纸、办私人新闻通讯社、办出版社、办杂志社和办电台电视台的，也不允许私人举办具有发布新闻报道的新闻网站……所以中国都是官方媒体，没有民间媒体，官方独大，如何新闻竞争？

换句话说，尽人皆知，因为新闻报纸都是“官办”，所以没有竞争，更没有新闻自由。

只有正常的新闻竞争，才会有新闻自由，否则谈新闻自由只是一种奢侈。

中国实行党治，党领导一切，包括传媒。非共产党员身份的前国务院参事骆介子曾直言不讳地说：“《人民日报》只登歌颂政府的意见，而不登批评政府的意见。”前《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也曾说：“现在的报纸，实际上担任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和‘惹事生非’的责任，使得新闻工作者的从属性很大，没有独立思考。”

看看美国和英国就与中国不一样，他们的制度保障新闻自由。英美两国是曾经的和今天的世界强国，又是传媒强国，其著名的新闻通讯社却都是商业企业制和私人兴办的，如美国联合通讯社，简称美联社，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成立于1900年。在形式上是一个合作性的公司企业，更重要的是它非官方通讯社，所以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是不能与它相提并论的。

再一个就是英国的路透社，是由加入英国籍的德国犹太人朱利叶斯·路透在1851年创办的，开始时是一家商业通讯社，路透社是报业合股经营的私人企业，他们的社长不像中国官方新华社的社长兼有政府内阁成员或政党领导职务，他们都是典型的报人或传媒大亨，可中国新华社的社长就不一样，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实乃大官僚也，党内党外有多个身份：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委员、正部级身份、新华社党组书记，可新华社本身又是靠新闻垄断赢利的商业机构，所以李从军社长另外一个身份是新华社商业企业的老板，国有垄断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样的人是官员+老板，而不是新闻人，他们一旦失去权力垄断，新华社就会自然关门，因为它不是路透社，也不是美联社，在世界级通讯社面前更无竞争力，怎么会有将来、会成为百年老店呢？

一个讽刺新华社发布消息尽是党八股的笑话说，说有一个朋友，夸他正上小学的孩子可以到新华社做记者，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孩子写有关参加野外篝火晚会的报道和“新华体”一模一样：“某某少先队在某地举行篝火会，参加的有谁，参加的还有谁。”最后是：“大会是在和谐的乌烟瘴气“乌烟瘴气”，已经六十多年了，丝毫没有改变，而且今天他们还在用毛泽东的话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权力垄断之下，就会断送新闻自由，别无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大大小小的《人民日报》和各地《人民日报》，有了官方新华社，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新闻人就不能享有新闻自由——眼下只能是经常呼吁新闻自由，争取新闻自由。

无论是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还是平常日子，都当是自由新闻人争取新闻自由的纪念日。所以我说，新闻自由，高于一切。争取新闻自由，人人有责。

附：

世界新闻自由日介绍：世界新闻自由日是由联合国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该权利铭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中。每年5月3日，开始年份：1991年。

中国的记者高瑜(曾是中国新闻社记者）、程益中（曾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始人）先后获新闻自由奖。

世界新闻自由日：英文：World Press Freedom Day；法语：La Journée mondiale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俄文：Всемирный день свободы печати；西班牙文：El Día Mundial de la Libertad de Prensa；阿拉伯文：اليوم العالمي لحرية الصحافة‎
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12月20日作出决定，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行动源于教科文组织大会，其1991年题为“促进世界新闻自由的决议”，承认自由、多元化和独立的新闻是任何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大会向联合国大会转达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关于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愿望。这一天是为了纪念《关于促进非洲新闻界的独立和多元化的温得和克宣言》，该宣言是1991年5月3日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温得和克举办发展非洲独立和多元化新闻研讨会上通过的。

总部设在美国的媒体监督组织“保护记者协会”发表报告指出，目前记者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危险，而驻外记者更是如此。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多起记者因其职业身份而成为袭击或绑架目标的事件。70%殉职的记者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而被杀害的，而这其中85%的事件永远无法得到正义伸张。

美国宪法(1791年)《第一条修正案》(FirstAmendment)确立了美国最基本的信念之一──通过提供自由言论的论坛，新闻对发展民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作者托马斯•杰弗逊(ThomasJefferson)坚定地支持新闻出版自由，尽管他对报纸本身乏善可言。杰弗逊曾写道：“如果要由我来决定我们应该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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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奇的国度里有用吗？我不知道。。。

什么都要自由·····  什么都要呼唤

解放日报言论及中共领导人语录


来自：赵牧博客

愚民政策虽然造成了沙漠，却绝难征服民心。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国际民主既然与国内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参加到世界民主国家家庭中去的人们，就无法违反国内民主的原则。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9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家，曾经这样表示出中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 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他说得很对。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些一切，只有证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对实施纲领的意见，首先是对人民自由的主张，是切实的，迫切需要实现的，万万“撤销”不得的。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
　　——《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这正如前天座谈会主席左舜生先生说的：“我们不去敦促，自由这一客人是永远不会进我们的门的”!
　　——《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平等”与“自由”为什么被民主国家这样重视，重视到认为没有这就无从谈民主政治呢?这是很简单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提倡人民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权利便有不平，……所以对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义。对于国内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权主义”。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取资欧美”，但又要避免欧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驾而上之，这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识见。
　　——《新华日报》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
　　——《新华日报》1943年4月15日
　　
　　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闻：据说美国在马绍尔战场协助土人实行民主，让他们自己选举行政官。这是很平凡的事：从民主的美国来说，正应当如此。这也是不平凡的事：从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国家来看，觉得新奇、觉得刺耳、觉得不平凡。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动能有正当的发展……可分两种，一种是主张思想统制。这就是说，把一定范围以内的思想，灌输给青年，对于这种思想是没有怀疑和选择的余地的。……另一种主张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觉和自愿，才能产生心悦诚服的信仰，和惊天动地的创造活动。一般民众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这样。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结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许多事实说明在强迫注入的训练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这种办法是必须改正的。我们主张思想应当是自由的。
　　——《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
　　——《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为了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我们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这必须事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那样牺牲自己是真正为了国家和革命么?第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一面说青年“根本不能谈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这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对青年所施行的“标准”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过是为着要装装门面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4月15日
　　
　　“五四”运动以来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自主运动密切结合的历史，就是学生运动充作人动的先锋和辅助军的历史。在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学生用自己的血、泪和汗写下了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史上光辉的史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页。事实证明：中国学生将一本过去传统的爱国精神，继续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状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他们各自所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有一个基本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权为人民所握有，为人民所运用，而且为着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务。这样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社论
　　
　　反动者企图以“共党煽动”，轻轻把“一二．一”惨案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七日的新民报说：“学生罢课反对内战，当地军警出动镇压……，在这情形中谁是谁非，几乎不待判断”，“看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次惨案却证明基本人权无保障……政府当局亟须反省”。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1日
　　
　　这件惨案的事理至为清楚，责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
　　——《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
　　
　　中国青年在现阶段中所从事的运动，应该是争取民族独立，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为这三大目标而奋斗的人，在历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内政部公开颁行一种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借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响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宁”。据中央社讯，其要点如下：负责筹备游行的人员，需于事前将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游行宗旨、集会地点、进行日期及时间经过路线等呈报当地“治安主管机关”。散发的印刷品和张贴的标语须事先送当地 “治安主管机关”审查。上项法令，已由内政部发致全国各省市地方机关，本市市政府业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区公所“遵照办理”。有了这个“法”的根据，今后各地当局更可以随意于事先防止临时禁止一切人民团体之游行。人民游行已无自由可言了。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严惩虐待犯人、毒杀犯人的凶手!未获释放的政治犯应切实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为。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而在重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青年学生们的组织与行动也被当局宣布为“不合法组织……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缔。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组织，是有益治安，而应力加保护。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让我们在这个不合法的罪名下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
　　——《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
　　
　　昨天报载：慕尼黑在上周未暴动，“革命精神炽烈”，这是真的民意了，“纳粹调集坦克出动镇压”。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
　　——《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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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说：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2、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3、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5、不做懦夫，不做□□，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民的公意。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除了上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 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

领导们的讲话，放在今天，哪个再说，，，全他妈去喝茶

自由靠争取才能得来

本文作者与虎谋皮，我等屁民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