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食右派”不同凡响的经历

“绝食右派”不同凡响的经历（一）
—— 《五十年恐怖岁月》第一部分
朱忠康  
我知道耻辱，但是我能勇于改过

《毛泽东时代》“人祸中国”27年，也是毛泽东暴政“浩劫”27年，其中浩劫之一的1957年反右“浩劫”，不仅制造了把中国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的民族灾难，还创造了许多名人效应，特别是过去曾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学生，经过毛泽东的钦点都成了大名鼎鼎人物。在许多有名的右派中，大部分都是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向共产党提出了善意意见的，但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真诚善意不但未被中共接受，相反还被落井下石打成敌人划成右派，成为独裁专制政权下的最早一批牺牲品。

我如今也是一个大名鼎鼎人物，不过我在中共眼里，在右派群里是个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是个臭名昭著人物。因为我在劳教期间是个经常绝食的右派，是个经常计较窝窝头大小的反改造分子。当与我相处在一起的数百名右派都解教或回到人民队伍时，只有我一个人还关在劳教所里，足足关了21年，比他们多关了十多年。每当我与分别了五十多年的难友见面的时候，他们都会记得我这个在劳教所里像疯子一样经常绝食的朱忠康。

我本来是一个上海的“小瘪三”、“小流浪儿”、“小学徒”，想不到中共像玩魔术一样把我划成了“资产阶级右派”，于是我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下子荣登“资产阶级”的榜上。当我被打成右派时，我的母亲正在上海汉阳路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摆着茶摊，为炎热夏天往来的行人和苦力车夫消暑解渴，每杯茶只收一分钱。如果为了收这微不足道的一元钱，老人家要卖出去100杯茶。而这一元钱中除了开支煤火费、茶叶费外，已是所剩无几了。而这个处于最低贫困线之下的老人，她的儿子竟被中共划入了资产阶级的圈圈。

中共还把我挤进右派行列，因为我在人民大学里混过一阵子，因此划为右派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在与我相处的数百名右派中，许多都是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大学生，甚至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定型设计者，自称铁托干儿子的“革命左派”等等。可见我在人大上学时，不但是个极普通的学生，而且是一个小小的右派而已。经过长达五十多年的迫害和打击，才醒悟到原来我这个普通小右派，早已升级到了被公安、国安围着转的“敌人”了。

我自己不明白是不是已经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了。在我所有的档案中记录的是右派，但是中共的卑鄙在于他们可以给任何人乱扣帽子，乱定“敌我性质”。我只记得我在上人大第二年放暑假时，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淮海路“旧货商店”买过一件格子呢西装上衣，并且穿着反领衫别了枚人民大学的校徽照了一张相。根据中共对敌人、敌情的隐喻和影射，完全可以把我视作反革命分子。因为五十多年前，很少有人穿西装，那是西方资产阶级穿的服装，而且还穿着反领衫，这不是寓意着“反”吗？而我那时所想的只是为了学一下过去的俊男靓女打扮而已。所以当他们在五八年把我补划右派后，还不甘心，再设圈套把我五花大绑捆了起来送进了海淀公安局，那时，可能已经把我当作反革命分子对待了。

  


他们不仅因为我穿了一件旧西装和反领衫把我打成右派打成敌人，而且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法国革命史》，到《全聚德》吃了一餐烤鸭，就设下了圈套把我五花大绑“押”着逮捕起来，“拷”着手铐关押送进了劳教所，这一关就是21年，

这与我上海的家庭地址“汉阳路121号”的后面两个数相同。我相信如果我能活过一百多岁的话，估计他们还要牢牢地关我121年的。

我小时候曾是个偷书贼，被人抓到过，至今还引为耻辱。我是寄养在姑妈家里长大的，姑妈家的服装店位于福州路上，如今这条路已是贯通人民广场的通衢大道。但是在旧上海，人们把这条路称之为四马路（上海路名从北到南，南京路叫大马路，九江路叫二马路，汉口路叫三马路，福州路叫四马路，广东路叫五马路），它既是一条文化街，又是一条妓女街。中国最大的两家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就位于这条路上，中国最有名的高级妓女集中地，就位于这条路的“会乐里”里。当国民党通货膨胀最厉害又被蒋经国的“限价政策”捆住，资本家都难以维持时，当我就读的《中法中学》要缴纳第二次学费时，我没有脸再向姑妈伸手去要钱了，就辍学在家成了一个小流浪儿，每天到书店里去转，转悠的结果是把一叠叠《小朋友》杂志都偷了来。有一次偷了一本厚厚的大字典被人抓住了。《小朋友》杂志偷来之后也不看，像是偷窃上了瘾似的。长大成人之后，我才知道我小时候的偷窃行为是多么的可耻，真有点无地自容的感觉。如今，如果有人把黄金像金山一样堆在我的面前，我绝对不会产生一丝一毫非分占有之心。

而解放前位于福州路河南路之间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中国出版界可谓是首屈一指，两店连在一起的大楼，规模远胜今天“上海书城”。 2010年12月当我又来到60多年前我原先生活过的姑妈服装店老地方时，想不到“商务印书馆”竟开到了这里。如今的“商务印书馆”只有一开间店铺，畏缩地挤身在众多大商场、商店角落里，就像一个破落户一样。而它身边的“振鼎鸡”饭店比它大三倍，说明今天读书市场已经处于衰亡地步。而当年我姑妈的服装店占了三开间门面，包括如今的“商务印书馆”和“振鼎记”饭店，当初也算阔过一阵子。

  




中共为了进一步羞辱我，五十多年之后除了把我当作偷书贼抓过外，还把我曾偷过书的“商务印书馆”搬到了我童年时的老房子，那真可谓是算尽心计，煞费苦心，达到对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目的。但是他们不敢把制造民族灾难的文革浩劫打造起一座文革纪念馆，让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毛泽东和中共曾经有过的卑鄙无耻的行径。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人格、人性、人心的践踏、侮辱和摧残上的。

回想起我小时候偷书的耻辱，再看看中共的所做一切，那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的程度，他们的脸比城墙还厚。这是一个“除了不要脸之外，什么都要”的国家流氓集团。为了所谓的“维稳”，就指鹿为马，既哄又骗，骗得一人是一人，骗得一天是一天，维持一时是一时。

明明是以国民党军队为首的全民浴血奋战，接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后，日本天皇已决定投降，日本关东军奉命停止作战的。就在此时苏军连夜兵分三路紧急入侵中国，抢摘胜利果实，把理应由中国人民接收的胜利品掠夺一空，然后把剩下的武器全部送给中共，发动内战夺取政权。苏联红军在侵入中国东北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无论从动机、时机和所作所为，完全证明是打着国际主义革命旗号下的一次趁火打劫和明目张胆的强盗掠夺行为。但是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却把中国的解放完全归功于苏联红军的力量，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歼灭日军才解放了中国。

明明是蒋介石领导着国民党军队打击日军，为此进行过数十次大战，数千次小战。那是国军用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强盗作拚死斗争的，牺牲的军人每次都超过几万几十万人之多，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但是毛泽东和中共无耻到这样的地步：抗日战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抗日主力是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毛泽东是抗日领袖，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是投降派、卖国贼。那么毛泽东早在“洛川会议”上就明确要求全党：“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作为抗日方针，这十分之一的抗日能算是中共领导下取得的胜利吗？中共只打了两仗，一个是“平型关战役”，一个是“百团大战”，这能算是主力军的抗日吗？而且毛泽东自己都把它否定了，文革中是把这两次战役当作罪证来批判林彪和彭德怀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的只是游击战中“抢割地盘，占山为王”的策略。待到日军宣布投降，中共立即派出大批干部和军队抢占东北，作为发动内战的基地。因此建国后，毛泽东连续表示“感谢日军的侵略”就不足为奇了，没有日本皇军的侵略，哪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权。

明明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却称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是苏联逼债逼成的。

明明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是造成另一场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却把责任推到了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红司令，江青自称自己只不过是毛泽东身边的一条狗，毛泽东叫她咬谁她就去咬谁。结果毛泽东把整死数千万人，祸害成亿老百姓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开脱得多么轻松“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滔天罪行变成了缺点，仅仅只有三分，还当作领袖供奉着。而别人的一句话就变成了十分罪恶，就要当作敌人！这种倒打一耙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可谓无耻之极到不能再极的极点了。

明明是邓小平主持和领导着中央反右小组，把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消灭干净。待他复出成为中央领导人后，他把数名右派不予改正，为的是顽固地坚持“划右派没错，只不过扩大化了”，为了这数名右派，竟把右派扩大化到几十万几百万的地步。
而中共的新领导人还在继续撒谎，称六十年前朝鲜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并说“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等等。

明明是北朝鲜在斯大林和毛泽东默许下发动的南侵，却说南朝鲜侵略。明明是帮助金日成打仗，却说是反抗侵略，保家卫国。一百多万出征的志愿军，战死的达40多万，苏联解密档案公布的数字却是100万，这些志愿军除了被美军新式武器打死外，还有数十万人是被活活冻死的。在那天寒地冻的零下三、四十度呵口气都能成冰的时候，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被毛泽东驱赶着仓促上阵，踏上了死亡之路。

有一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其中有两首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怀念战友》，几乎在那个年代人人都会唱，尤其是《怀念战友》中“天山脚下是我美丽的故乡，当我离开它的时候，就象那哈密瓜断了瓜秧……”就是唱给那在冰天雪地里站岗放哨冻死的战友听的。夏天的一场暴风雪让山上正在执勤的战士冻成了冰雕，牺牲时手里还拿着枪全神贯注挺立在那里，就像现在蜡像馆里的蜡像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数十万人就是这样变成了一具具的冰雕蜡像。

联合国大会曾通过表决宣布中国是侵略者，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这能叫取得“伟大的胜利”吗？

现在中国领导人也在崇尚“以人为本”的“孔孟之道”，在世界各地大建孔子学院。胡主席还提出了“八荣八耻”作为公民道德的标准。孔子曾称“民无信而不立”，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孔子倡导“仁爱”，其中“廉耻”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孟子则称人皆有羞恶之心，“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古人又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今中国的经济已经挤身于世界二强的行列，但是一个领袖，一个组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到了“仓廪实而不知礼节，衣食足而不知荣辱”地步，反而不知反省，把廉耻当作伟大、光荣、正确，难道能有光明和希望的前途吗？

在中共的眼里，我是曾被打倒过的敌人（究竟把我当右派还是反革命，如果问他们他们都是无法回答的，因为中共就是个无法无天的政党），当全国人民都处在无产阶级一穷二白穷光蛋时，他们把我打成了资产阶级，当共产党官老爷们一个个成为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的红色权贵家族时，他们却千方百计地要把我打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了。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绝食右派”不同凡响的经历（二）

朱忠康  
画家难友把我表现的描述

一个曾是难友而今是个著名画家的朱维民先生，曾对我这个“绝食右派”进行过一番描述，他在“香港时代潮流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一本书《在阳谋的祭坛上》在全世界发行，其中有一节《朱宗康的窝窝头》是专门写我的。谢谢他的抬举，在他的笔下，我竟成了写过入党申请书、靠近党组织、想成为一个好党员的学生。而且还是学校的五好学生，学生会好干部，是个反右派积极分子，在大大小小会上都有我批判别人的声音。当划右派的指标下达后，为了弥补右派人数的不足，还主动凑齐右派数字而主动要求当右派，为的是一心想报党的恩情而毛遂自荐的。

在他的笔下，我不但是个党外人士和反右的积极分子，而且是个甘心当右派的疯子。这样我在中共眼里是个不可改造的反改造分子，而在右派分子眼里却是个主动要到右派群里来卧底的秘密特务。

朱维民先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美术教师，又是上海人，关在一起变成了同牢的难友，在我的眼里,他既是我的老师、老乡，又是难友,所以当我刚解除教养回到上海时,首先到他家去找过他,还到过人大找过他。在2003年10月我又到人大打听了许多人才知道他的地址，乘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在郊区公寓大楼找到这位难友。午餐时，他端出一个猫食罐头作为菜肴招待我。虽然他自己吃得津津有味，但是我吃了一口直想吐。当我的文章在难友中传阅后有人曾问他：“怎么给朱忠康吃猫食？”他振振有词说：“我也吃了，而且多是我吃的。”他会吃猫食，难道招待我时也应该用猫食吗？其实他在招待别的客人时，他亲手做的香喷喷西班牙炒饭就特别好。

他的这篇《朱宗康的窝窝头》一文中，许多事实都是像个梦魇者在胡说八道。大概共产党都善于欺骗和撒谎，这位曾因画了一幅彭德怀元帅画像而受到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的画家，一定也是中了邪的人，所以才写出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文章来。我们曾相处在一个组里，而他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写对，一会儿写成朱宗康，一会儿写成朱仲康。他写道：

“对于我们组的朱宗康来说六零年还远没过去，他原来是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生，来自上海的宁波人。他是个孤儿，靠母亲为别人裁缝和向亲戚借贷过日子。看惯了别人白眼的朱宗康从小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公平，然而他必须学会忍气吞声，读好自己的书，有朝一日得以出人头地把这口气争回来。就这样他考上了人民大学。在当时上大学是不需要交学费的，不仅如此连每日的伙食费都由国家来津贴。朱宗康这时才真正尝到做一个独立人的滋味，享受到些微做人的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所给予的，他无法不感谢共产党。于是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在学校里朱宗康是个好学生，在学生会里是个好干部。凡事他都带头去干，他也要争取做个好党员。

1957年反右开始时，他是系里的积极分子，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都有他朱宗康的声音，然而到了运动的中期，学校批评了他们的党总支，说是对运动领导不力，因而没有完成下达的应揪出右派分子百分比的指标。正在为难之际，一心报恩的朱宗康就毛遂自荐以弥补不足之数。为此还得到党总支的口头表扬，说他觉悟高。

而现在朱宗康却是三余庄觉悟最低的右派。他总是要把自己打来的窝窝头和别人的比。硬说伙房为了迫害他特地做了一批个儿特小的窝窝头，并且愤愤不平地送到队部要队长评理。起初武队长为了摆脱麻烦，把他领到伙房把他认为‘特小’的窝窝头换了。可是日子一久，每顿饭都要发生这样的事，即使脾气再好，武队长也不能再忍受下去。不得不狠心甩手不管了。于是接下来的就是朱宗康大闹伙房和绝食抗议了。

在劳改队里最忌讳的就是犯人绝食。朱宗康被关进了一大队禁闭室。

从禁闭室出来后，朱宗康变了。他不再和别人比窝窝头的大小，也不再在伙房门口闹事。他跟着出工，但到了工地他拒绝干活，无论别人如何劝说，他都一概以沉默来回答。每次打饭回来，他都要盘腿而坐被子前，面对码放整齐的窝窝头，口中念念有词，许久许久。

有人嘲笑朱宗康，说他变态，更有人骂他‘下三烂’。其实那些嘲笑他，唾弃他的人，又能比他体面到哪儿去呢？也许这种发生在他身上的现象很丑，很可爱。但这是历史的变态，是‘下三烂’的历史强加于他的伤疤。想要消失它需要时间，需要比嘲笑更有力量的同情和关爱。但愿今后没有人再制造这样丑恶的历史，不再出现这样丑陋的伤疤。”

朱维民在文章的最后写得多么好听，说我的绝食这是历史的变态，是强加在我身上的伤疤，不要对我嘲笑，要对我充满同情和关爱。但是用“猫食”来招待我，这算是嘲笑还是同情和关爱？

在狱中劳教分子是不准交谈案情的，而我与其他人更没有谈过我的情况，他是怎么写出这些情节的呢？我的生活绝不是像他写的那样是靠母亲裁缝和借贷度日的，我是在上海姑母家里抚养大的，而且我母亲是个乡下女人，来上海后住在姐姐家里曾摆过茶水摊，怎么会当裁缝和靠借贷过日子呢？

入学前我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所以在校我是调干学生，享受调干助学金待遇。如果我要入党，早就在单位里解决了，何必到人大来写入党申请书。所以我在人大读书期间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既不是学生会干部，更不是整风反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果说我曾在“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民歌队”里担任过干事，那么这能叫学生会干部吗？他还写我在大大小小批判会上都有我的声音，哪有这种事？那时我连躲都躲不过。甚至竟把我写成毛遂自荐自动要求当右派的积极分子，那我真正可谓是个疯子。如果要说我是疯子，那是把我抓进去之后被逼疯的。

其实他把自己的许多情节都按在我的头上了，宣文峋曾写了一篇《三余庄右派劳教队散记》，他对朱维民是这样写的：

“他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西洋名画欣赏课的教师，工于油画和素描。他的母亲是留法留美的大律师，五七年也打成了右派，如今在家里蹬缝纫机，替里弄办的缝纫部加工小孩儿围嘴儿。两个妹妹，一个弹钢琴，一个打乒乓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家子全不务正业’。他自己从小由法国保姆带大，没上小学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划了右派以后，本来并不送他劳动教养，是他自己递了三份出国申请书、交了十五元人民币，要到法国去开个人画展，公安局才把他‘请’了进来，所以大家都说他的教养是自己花钱买来的。”

可见是他母亲被打成右派后以缝纫加工为生，而不是我母亲“为别人裁缝和向亲戚借贷过日子”。是他自己递交了出国申请书才“自投罗网”被“请”进劳教队的，而不是我为了一心想报党的恩情“毛遂自荐以弥补不足之数”而进到了劳教所的。

为此，我不得不写信去向他说明：我既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更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是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更不是自己要求当右派的，我是1958年在补划右派时把我划进去的，我关进劳教所是1959年被别人捆绑着进去的。


我是怎样离开上海的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是浙江鄞州临甬江边上的梅墟，这里曾是上海到宁波轮船必经之地，还有码头可以在这里上下旅客，所以虽是个小墟，但也极为繁荣，是个鱼米之乡。由央视三套董倩主持的《欢乐中国行》的鄞州专题节目中，曾专门介绍宁波鄞州，从它的地城位置上看像只蝴蝶，以此说明这里曾是《化蝶》中的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乡，也是宁波帮裁缝走向世界的源头。日本人入侵浙江宁波后，我们逃难到了方桥村。在农村我上了学，弟弟死去后，父亲把我送到了他上海的妹妹家里，由姑妈把我抚养。姑妈开了两家服装店，可算是个资产阶级。但是我的吃和睡都和店员学徒在一起，上学时早餐和零化钱都是由姑妈给的，从来没有向她伸手要过。那时我的表哥上了大学，结婚后有洋房、有摩托车、有钢琴，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他是西装革履，我穿的却是由大人穿旧的袍子改的长衫，可见在我的身上根本寻不到任何资产阶级的影子。

小学毕业后，我的命运就是去当学徒，这时父亲赶到上海要姑妈让我再上中学，这样我就上了上海《中法中学》（就是现在的光明中学）。读了一个学期还不到，这时通货膨胀到了极点，国民党已经束手无策，想通过蒋经国的限价政策来压制狂涨的物价，结果资本家们遭到极大损失。当《中法中学》要缴纳第二次学费时，我没有伸手向姑妈要钱，自动缀学了，我成了上海滩的一个流浪儿。

解放后，西装革履早已被布料的列宁装中山装代替，资产阶级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姑妈把我送到了广东路一家小呢绒店里当了学徒，经过中共的洗脑教育，我加入了工会。那时朝鲜战争爆发，报纸上尽是宣传南朝鲜如何发动进攻，美帝国主义如何帮助南朝鲜侵略北朝鲜。为了保家卫国，中国出兵朝鲜，把侵略者赶出了鸭绿江。那时我是个热血青年，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也就怎么拥护，所以在这场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成了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帮助里弄居民委员会里画漫画，写黑板报，成了中共的义务宣传员和吹鼓手。

1951年11月份，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到上海来招聘店员，去参加东北的经济建设，于是我就报名离开了上海，千里迢迢地踏上了去东北之路，这一去我就变成了一个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人了。

东北贸易部在上海两次招聘，共招去了数千上海人，其中一百多人分两批被分配到了辽宁省抚顺市商业系统工作，我是其中之一。那时东北处于朝鲜战争的前线，而且我们是十一月份去的，东北南部气候已到了零下。那时我一腔热血，以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榜样，光着手在公园雪坡上爬山，双手被冻成像根胡萝卜失去了知觉。据说此时只要被棍子一击，手指头立即会像玻璃棍一样掉下来。那时我就是这么忠勇又这么傻，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一切。几十年之后才知志愿军在朝鲜死了40万到100万人，其中一部分是被活活冻死的。

我和一个叫戴震相的青年被分到了工商局，第二批分来了两个美女，一个叫王琰珠，一个叫秦蔚风。前者据说男友在北京，不久就很快消失了，后者后来调到了基层单位任会计。

  


机构改革中工商局被分为商业局和工商管理局两个单位，前者是管理国营商业，后者管理私营商业。我在商业局物价科工作。商业局领导着所有各国营公司和商店，其他一百多个上海人都分配到了属下粮食、百货、食品、土产、医药等公司和商店，而我却在领导部门工作，因此我有一种优越感在心头。

那时我给当地的报纸写稿，经常发表我的稿件，新创刊的《东北文学》上也发表了两篇文章，因此我和我的笔名朱红一样，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红人，也成了多家报纸刊物的通讯员。当中共宣传美国在中国东北扔下细菌弹发动细菌战争时，我还在《上海店员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公开谴责美帝国主义的罪恶阴谋。几十年之后才知：美国根本没有扔过细菌弹，而是中共为了在全世界搞臭美帝国主义而故意捏造出来的，我又为中共做了一次义务宣传员。在中共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我被定为21级。公务员薪金的级别由1级到24级，科长都是在20级以上，24级以下是办事员。我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竟越过办事员级别而一下子跳到了21级干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可能那时我是共产党的培养对象吧！那时如果我递上入党申请书，相信很快就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共产党员的，但是我没有申请，不想削尖了脑袋钻进“伟大、光荣、正确”的队伍，后来总算心血来潮当了一名青年团员。

其实共产党早就把我的命运安排好了的。招收的数千名上海人中许多人都分到了长春、沈阳、吉林、哈尔滨、大连、鞍钢，却把我安排到了抚顺，我一生不顺，是不是与抚顺——“无顺”的安排有关。戴震相与我一同分配到工商局，后来我还真的是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并亲身经历过两次大地震——1966年邢台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绝食右派”不同凡响的经历（三）

朱忠康  


我是怎样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

到如今许多亲戚朋友都对我入大学有疑问，觉得奇怪：一个小学徒只上了小学，就一步登天上了大学，大概是中共保送的吧！所以在朱维民的文章里还写着我所以能上大学，“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所给予的，他无法不感谢共产党。”于是在反右的时候，一心报恩的我就毛遂自荐要自当右派，以表明自己觉悟高。这个画家不但油画画得好，在胡编乱写上也与假大空的造谣机器有异曲同工之处。几十年后他这么写，甚至把文章在全世界发表，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在五十多年前的劳教队里他就对我这样认识的，而且所有的右派都是这样认为，那么我这个右派岂不是自己找死活该的，甚至会怀疑我这个自投罗网的人可能就是到右派群里来卧底的中共派遣的特务，应该好好地整肃我，所以在我的档案材料中基本上都是这些“热心”右派难友对我的检举揭发汇报材料，估计起码有一麻袋之多。

那么我是怎么进入人民大学的呢？难道是中共保送的，难道是像中共对敌人经常诬蔑的那样：削尖了脑袋混入革命队伍。其实，什么都不是，我是正式考入的。

1955年高考制度进行了一场改革，同等学历者也可以报考大学，只要你具有了报考大学能力，不管你是阿狗阿猫都可以报名上大学。而且还按文理科分别考试，考文科的只考语文、历史、地理和数学，考理科的只考语文和数理化，这对于我文笔很好但数理化不行的人来讲有了脑袋钻进大学的机会，于是我买来了所有高中课本，刻苦地啃读起来，为上大学进行准备。

全国高校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是单独招生的，他们派出干部和教员到全国各大区招收学生，东北区的招生处和考试地点设在沈阳一所大学，我看了报上刊登人大招生简章之后，就去报了名。

那时商业局对于我的报考大学是大开绿灯：介绍信由我自己开，到秘书科盖上章就行，来回的车费可以报销，请几天假也由自己作主随我的便。这样我就去沈阳报了名，过了多天后我又参加了考试。我报考的是“政治经济学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由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我很想当一个探索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好好地钻研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又想参加全国的统一考试，报考外国语种，当一个记者，到世界各地进行采访。本来人民大学是有新闻系的，但是条件相当严格，除了党员外，还必须是相当于十五级以上的县级干部，并且还要有实际工作能力的，这几个条件我都不具备，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县长县委书记，更未在报社电台工作，所以只得望而叹之。人大不能考新闻系，于是我又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的报名，报考外国语种：英语、法语、德语等，填的是北大西语系及哈尔滨、大连等外国语院校。当然介绍信也是我自己开，路费也可以报销。

就在我到沈阳去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处报名后返回单位，刚一到机关别人就告诉我，说我已被人民大学录取了，《辽宁日报》已经公布了录取者的名单。我找来报纸一看，东北区录取了一百多个人，我的名字列在国民经济计划系中。我报的是政治经济学系，为什么把我录取到国民经济计划系？也许是他们用心良苦吧！因为在建国初期，中共全部照搬苏联一套，一切都讲计划，国民计划经济系就相当吃香，根据招生简章介绍，毕业之后都是分配到各省市的计委担任领导干部。就这样我就被人民大学录取了，可见我不是被共产党保送去的，是实打实考上的，这里没有什么恩赐和感恩的问题。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学校，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是党团员，而且党员比团员多得多，许多都是老干部，大都是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丈夫、老婆、孩子的人。全年级分六个班，我们二班约四、五十个学生，班上党支部里几个成员：党支书陈昌涛，组织委员靳子端，宣教委员郑兰芬，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都是拉家带口的人，甚至还有一个杭州姑娘王世瑛是怀着孕来上学的。

在这些学生中还有许多是高干子女。我们二班的团支书就是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刘思慕的女儿；一班有一个郭宝琳，她是《资本论》中文本翻译郭大力的女儿。当然该校学生中还有许多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我亲眼看到过女扮男装的“全国女战斗英雄”、“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因为学生都是调干，所以享受调干助学金的待遇，助学金共分四等，21级以下的干部是第四级，所以我只有32元，除掉每月10元钱的伙食费外，还有20多元就是由自己支配的生活费书费等，劳模及战斗英雄享受全薪。

一入学就给每个学生发了许多马列主义参考书，厚厚的《资本论》就有三大卷，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和比砖还厚的《列宁文选》等等，那时我真是为此而惊叹，这全校数千名学生，每人一套该要多少“砖”啊！

我就是这样啃马列主义精典著作，在啃了比三块砖头还厚的《资本论》一点碎渣后，被打成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的资产阶级，变成了马列主义的叛徒，并且掉进了马克思国家机器里当了犯人。

国民经济计划系的课程是个大杂烩，因为培养的是国民经济计划干部，就得全面掌握各部门情况，所以除了基础课之外，还学炼钢怎么炼，种稻子种麦子怎么种，养牲畜怎么养，猪圈牛舍怎么盖等等，而且教材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听着就想打瞌睡，培养的目标是“万金油”干部，却把我培养成了万人打的落水狗了。

1957年毛泽东要在全民中开展整风运动，说是要清除共产党队伍中的三害，纠正党的作风，在五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中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还称“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话，就在整风运动刚开展一个星期，毛泽东已经在党内布置反右任务了，不到半个月，已下达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件，组织如何开展向右派的打击和迫害工作。

人大的整风运动开展得冷冷清清，在班上同学们都提不出什么意见，而我每天从课堂、饭厅、图书馆到宿舍很少离开过，更没有接触过社会，接近过什么领导人，哪有意见可提。我就像是古代的江湖好汉为了朋友知已，两肋插刀赴汤滔火一样，为了替女同学打一场抱不平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人大附近的北大此时整风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大字报贴满了墙壁，提出正反两方意见的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的还跳上桌子发表演讲。北大开展的整风运动我没有去参观，我们班上的女同学却去看了。她们返回学校后当即受到了班上党支书的批评。

我认为班上支书的做法是压制民主，是阻碍整风运动的行为，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所以我要写大字报批评这位支书。班上的女同学支持我的行动，找来了纸和笔，为我磨墨。铺开纸之后我就画了一张漫画：我把这位支书画成一个法海和尚，他手执宝剑，口中念着咒语，把许仙和白蛇娘娘压在雷峰塔下。这张大字报中的法海和尚画得像班上的支部书记，那真是惟妙惟肖。后来我又写了一张大字报，用文字进行批评。他们就是以这两张大字报作为罪证把我打成右派的。

我批评的班党支部书记名字叫陈昌涛，当时已经像四五十岁的老干部样子，额头已经谢顶，只留着稀疏的几根毛发。他享受的是二级助学金，比我高两级，可能是10级干部。我这个21级小干部，因为向他提了意见。根据专制极权政权的逻辑，给基层党的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就是反社会主义，所以这顶右派帽子就铁定给我戴上了的。几十年之后才知，有个叫陈昌奉的老红军曾担任过毛泽东的勤务员、警卫员之职，还任过延安公安局局长。在文革期间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是枪杀女烈士李九莲的凶手，李九莲因不满林彪和文革运动，结果在文革结束之后即1977年12月14日被处决。在公判会上，害怕她当众高呼口号，她的下颚和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李九莲之案所以轰动一时，因为她是文革结束之后被杀的，可见文革结束一年后，残暴手段还在运用着。　

我们班上的党支书陈昌涛，与这个残杀李九莲的凶手陈昌奉是不是兄弟，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自己因为批评了陈昌涛之后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当全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他们没有动我，1957年的暑假我是在上海的姐姐家和姑妈家里度过的。大概人大没有完成上级规定的右派指标数，我是在1958年上半年被补划成右派的，为的是凑够这数。在朱维民文章里说系总支因为“没有完成下达的应揪出右派分子百分比的指标。”“一心报恩的朱宗康就毛遂自荐以弥补不足之数。为此还得到党总支的口头表扬，说他觉悟高。”，那真是胡说八道到了离谱的程度了！

划我为右派时只是在班上开了一个会，宣布我为右派分子，既没有人发言对我批判，也没有人对我进行斗争。只是在饭厅对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对我进行专题式批判。这种突然行动几乎令我当场昏迷过去。

我仅仅写了两张大字报，就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但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控制的宣传机器里，却把我们这些没有杀过人放过火的无辜者，描绘成一群青面獠牙狰狞可怕的牛鬼蛇神，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还把屠杀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日本战犯当作兄弟朋友予以宽大释放，把杀人魔王当作和平天使来宣传，这种颠倒黑白胡作非为的行为，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们也是这样独裁专制方式来统治中国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绝食右派”不同凡响的经历（四）

朱忠康  


我是怎样被抓进劳教所的

他们把我打成右派之后，仍然留在学校里继续读书。根据当时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规定共分为四类：一类劳动教养，二类劳动考察，三类留校察看，四类免于处分，我大概属于留校察看处分一类。

在班上我变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人，感到读书没用，读的结果是被打成了敌人，还不如当个体力劳动者。1958年中国正揿起了大跃进高潮，学校把班上一些同学下放到丰台区老庄子村去进行锻炼。这个村庄离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发生地的卢沟桥不远，离首都也不太远，而且就在丰台区铁路交通枢纽边。此时解放已经八年，吹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农村也应该体现出来了。但是想不到这个村子还这么贫困落后，到了晚上没有电灯，用的是油灯照明。我们到农户家去扫盲，各家各户除了被子和睡炕之外，已是一无所有。而我还在为毛泽东和中共的吹牛而卖力，为了表现我的积极性，我每天提着颜料到农家的墙头上去画画，把玉米画得比大油筒还大，把猪画得比大象还壮，写的口号更是天花乱坠胡说八道，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等 。还画了一幅一个农民张开双手推开大山，流水在他脚下穿过，旁边书写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如果我在整风运动中也是这么吹这么画，估计我会得到一个大奖的，不是吹牛奖就是牛皮奖，决不会被打成右派，但此时再为中共卖力早已没用，牢狱的大门正等着我进去！

1959年第一学期正是我四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到北京汽车厂去生产实习去了，系总支书记问我你去参加实习还是去参加劳动锻炼，那时学校工业经济系为了配合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建立了一座小高炉，于是我就说我参加到工业经济系高炉劳动吧！就这样我把铺盖卷搬到了工经系学生宿舍，成了一名高炉“工人”。

此时我已经面临毕业，未来的命运如何更不清楚，临离开前应该到饭馆好好地吃一餐，一个星期天我进了城，听说北京的全聚德烤鸭有名，就在位于西单口的一家“全聚德”烤鸭店吃了一餐，穷学生哪吃得起烤鸭，只要了一份鸭汤，已经感到美味可口很满足了。后来证明我进这个店，已经预示着一场灾难的来临，我是被“铐”着“押”着去跟劳教分子右派分子相“聚”在一起的。那时的我多么天真幼稚，谁还会想到共产党连招牌名称都蕴藏着杀机。

1959年5月的一天，我进了城，玩了一天，又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新出版的《法国革命史》回到了学校的工经系宿舍，一场决定我苦难的命运事件终于发生了。

当我刚走进宿舍，只见宿舍内围满了许许多多我不认识的人，其中有一个人责问我：“为什么不请假就外出？”还没等我开口回答，就挥起大手搧了我一记耳光。我被打得眼冒金星，热血直往我头上涌。心想我长了这么大，连父母亲都没有这么打过我，如今一个陌生人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打。此时我是个25岁的青年人，怎能咽得下这口气。我看见桌子上有一只闹钟，顺手就把这只闹钟往地上一摔，来发泄我的不满。就在此时，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把我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我押出人大的后门，朝着海淀街方向走去，看样子要把我押到海淀区派出所去。人民大学位于海淀区，这里是高校的集中地，北大、清华、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及当时的八大学院——航空、钢铁、矿业、地质、石油、农机、林业、医学院都在周围。

他们几十个人一路上押着我，一路上还高呼口号“右派行凶了！”我心里很坦然，心想往地上摔了一块闹钟也算是行凶吗，到公安局总可以讲理的吧！就这样他们一边呼着口号一边押着我，沿着海淀路方向走去。文革中把批斗的人捆起来高呼着口号游街示众，这样的方式在十年前的反右运动中我已经领教过了。幸亏那时北京大街上没有多少人，不像在文革中人头攒动铁拳高举口号声震天那种场面。

他们把我押到海淀区派出所时，天色已晚，在便衣警察面前把我松开了绳子，与警察嘀咕了几句后，就把我移交给了派出所，然后作鸟兽一样散去不见了，可能完成押送任务后都返回学校去了。这个便衣转过身来对我说：跟我走。于是我就跟了他出去，走不多远一拐弯就来到海淀区公安分局，原来这两个机构竟挨得这么近！他把我领进了一间大房间，里面是黑格隆冬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像是一间审讯室，他要我等着。我就是这样等呀等呀傻等着半个小时。当这个便衣又出现时，又要我跟着他走，他把我领进了一座院子门口，我一看不对呀，这像是一座监狱啊！我转身拔腿就往外逃，便衣干警都经过专业训练，我这个大学生怎么是他的对手，就一下子就把我按倒在地：“还不老实！”说着就把我送进了院子，然后把我塞进了像牢狱一样的房子，这是分局的拘留所，塞进来的时候，把我的手表、口袋里的钱和皮带都收走了。

这间大房子里一排是土炕，炕上铺着席子，许多人盘腿坐在铺盖被子前，正在念报纸学习。进门的边上有一只便筒，是提供给临时拘留者小便用的，屋内弥漫着尿臭味。第二天早晨，狱外有人送来了早餐，每人是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菜疙瘩和一碗米汤。此时我哪有心思吃这种饭，一看就想呕。所以这一天，早餐和晚餐两餐我都没有吃。

晚上他们把我叫了出去，原来人民大学派了一个女秘书来接我回校。便衣警察把我的手表、皮带和钱都还给了我，然后叫我走！此时我已经是热血沸腾，头脑发热，满肚子的冤气正要发作。我对这个便衣讲，你们把我押进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问。我被挨了打还把我关了起来，打我的人却都放了，我不干，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否则我不走。这个便衣拼命要拽我出去，我不干，一定要讨个说法才肯走。经过这样拉扯之后，他把我的手臂反扭起来，然后用铐子把我双手反铐起来动起刑来。他把我反扭的胳膊抬了起来，剧烈的疼痛止不住大喊起来，一次次把胳膊抬起就引起一次次的剧痛，也就一次次地大喊大叫。就在便衣警察施暴用刑时，从屋外传来了北京电台女播音员的声音：请听《拷红》。这是京剧里的一个唱段。就这样在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里，警察一边在对我用刑，我一边在大喊大叫，一边是户外的广播电台京剧《拷红》正在大唱特唱。

五十年过去了，我其中的一只胳膊还在隐隐作痛，可见当时中共暴政和暴行其残酷之深。

一番用刑之后，他们又把我押回进拘留所内，十多天后把我叫了出来，要我在一张表上按手印，究竟是什么表我根本没看，就把我的双手沾了黑印泥，在表上按了两个手掌十个手指的手印，这手印就像恐怖分子黑手党的印记一样。几十年之后，当我的这份档案落到了不知情者手里时，一看这十个黑手印就会吓一大跳，“怎么，朱忠康还是个黑手党成员恐怖凶手啊！”这份档案伴了我一生，中共也这样追打了我一生。

印过手印又过了几天，他们把我押到了另一个四周围着铁丝网的大院，此时的我已经变成了疯子。我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于是马上又送到了禁闭室关了起来，在禁闭室里我绝了食，他们把我灌食。当人民大学张介同学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的行李、皮箱、书籍拉到我关的地方时，此时我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竟写了一张条子：“这些物品交给国家处理吧！”然后又把我关入禁闭室。这些行李、皮箱、书籍是不是仍由张介同学拉回到学校，还是交给了劳教所我就不知道了。

几十年后，从难友的文章中才知这里是北京公安局的北苑劳教农场，它位于德胜门外大街过马甸桥，在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离吴越的住地不远。吴越和杜高还重游此地拍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当四周都已是高楼大厦林立时，只有这里还保留着奴隶制的遗迹。

  
吴越和杜高参观北苑农场遗址




我是如何变成“绝食”右派的

我在北苑劳教所只呆了几十天，接着我被拷上手铐押上了火车，据说是押往兴凯湖农场去的。那时我不知道兴凯湖在哪，还以为是新开的湖。北去的车厢里都坐满了人，车上还有个姑娘来冲茶水，我一看很像是我在上海当学徒期间的一个初恋情人，大概为我即将进入十八层地狱来送我一阵吧！这一去，我在北方转悠了一大圈达21年之久。

几十年后才知道兴凯湖位于中苏边境，也是中苏的界湖，湖心的南一半是中国领土，北一半是苏联领土，总流域面积为3640平方公里，比洞庭湖还大三分之一左右。它像大海一样浩渺无际，一眼望不到边。所以每当新的囚犯押送到这里后，场领导就会告诫他们不要逃跑，逃跑也没用，湖水会把你淹死，芦苇塘会把你吞没。冬天虽然结了冰，湖上可以行驶坦克，但是四十度的严寒也会把你冻死。人们把这里称作北大荒，我们叫它是中国的西伯利亚。

在俄罗斯沙皇时代，西伯利亚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列宁和斯大林都曾被沙皇流放过，列宁变成了沙皇的犯人后，可以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结婚，吃烤羊肉，看书，寄信，发电报，与革命者聊天开会，号召革命者起义造反，他的许多著作就是在流放地写成的。列宁的夫人称流放期间是他们俩最幸福的日子。斯大林曾被捕七次，也流放了七次，竟在这里逃跑过六次，最后一次他不想逃跑了，终于在革命成功后放了回来。斯大林在流放期间竟可以带着猎枪到森林里去打猎。

原来被列宁、斯大林诅咒为万恶的沙皇制度，竟是这样仁慈地对待要推翻它的革命者。但是当列宁和斯大林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却把已经宣布退位的沙皇全家都杀了。除了沙皇夫妇和五个儿女，还有医生、厨子、男仆、女佣共十一人，沙皇患有白血病的小儿子也被布尔什维克一起杀害。

但是中国的沙皇不但没有给流放的犯人有过任何恩赐，而且比列宁、斯大林对付沙皇更为残酷无比，因为他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作了奴隶。

如今我就要被押送到这个中国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去了。

列车经过了几天几夜运行，来到了黑龙江东北端的密山县，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把我的手铐摘掉后，我与数百名劳教人员在这个县的影剧院里暂时安顿下来，第二天又坐上了船来到了农场的一个分场。

此时的我上身只穿着一件网眼短袖衫，一条长裤和一双鞋，还有几十元钱。一上岸我走进分场的小卖部，只见里面有一个女营业员，在她后面的柜子上陈列着一些最普通的日用商品。就在我走进这个小卖部时，门口一个小青年在站着岗，实际上这个小青年就是中共训练的小特务，五十年前的我怎么会知道中共的特务早已经把我团团包围了。女营业员见我进来，她要我出去，我只说了一句话：“看看商品还不行吗？”说着我就要往外走，正当我走到门口时，这个小特务就把我抓住又把我拷上了手铐，押进了这个分场禁闭室。这样我从北京到千里之外的兴凯湖农场，一上岸还没有立足，又被戴着手铐关进了禁闭室，而且拷的是背铐。

在那个毛泽东和中共独裁专制统治的年代里，基本上是无法无天，他们想抓就抓，想关就关，我仅仅说了一句“看看商品还不行吗？”他们又把我抓进牢房了。

这个禁闭室可以容纳四、五个人，由水泥砌成，密不透风，只有在铁门上留着一个小孔，是专门给室内被拘的人送饭或是监视用的。室内地上铺着稻草，我被反铐着进入室内后，虽然此时还没到冬季，但是东北的气温在晚上已经是很冷的了，只感到阴森寒气扑面而来，真像是进了阎王爷的地狱。

他们见我只穿了一件网眼衫单衣，怕把我冻死，就扔进了一条被子。但是我要把这条被子盖在我的身上就非常困难了。我的双手是被反铐着的，既不能用手来盖，又不会用脚，该用什么办法把这条被子盖到我的身上呢？我是用牙齿叼着，逐渐地一点点地移动着被子，然后叼到自己身上的。

在禁闭室一日两餐，一碗粥一个窝窝头一块咸菜就算是一餐，这时候他们就把我的背铐松开，吃完又反铐上。我在这里大概关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决定以死抗争开始绝食，什么也没吃也没喝，可以说是粒米未进，滴水不沾。绝食了七天七夜之后，分场的场长打开了禁闭室把我放了出来。他把我领到了医务室，大夫倒了一杯葡萄糖水让我喝，接着就把我送进了大队，参加劳动去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再来回忆这段往事，由于当时我处于疯了的状态，连这个分场是第几分场，场长叫什么名字，队长叫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知道场长姓崔，这个小卖部的营业员是场长的老婆，其他一切全无所知。

我只记得跟着大队出工，到已经冰冻的河面上去打冻方挖泥修堤。收工回来后，要参加批斗会，只见一个老贼每天都遭到一顿拳打脚踢的痛打，有人是用鞋底抽他的脸和嘴巴，抽得他血流满面。我总觉得奇怪，打得他这么厉害，他为什么贼性不改呢？到了晚上大家睡在一个长炕上，面对面两排长炕躺着将近七、八十个人。在这七、八十人中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右派就不知道了。

几十年之后，我在努力地寻找着能勾起我回忆的文章。我只知道这是位于中苏边境线上的兴凯湖农场，经过数十年的犯人、教养分子和兵团战士的建设，这里已经变成了中国粮仓和旅游胜地。在这里曾埋葬过许多苦难的右派，他们姓甚名谁，来自何地，埋在何处，至今早已灰飞烟灭。我只知道有一个叫莫桂新的右派，他是个男高音歌唱家，他的妻子张权在美国求学期间曾获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歌剧艺术家称号，为了爱国她从美国回来，成为中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在天桥剧场上演歌剧《茶花女》担任主角微奥列塔。我在人大上学时，曾看过他们《茶花女》的演出。这对音乐家在反右运动中双双被打成右派，莫桂新被送劳教押送到兴凯湖农场，1958年8月15日，死于兴凯湖农场，年仅41岁。他被草草地埋在一处土丘上，土牌上写着：“劳动教养分子莫桂新。”

经过这两次绝食之后，（第一次就是一天没吃，人大派秘书来接我出拘留所那次）我像患上了一种条件反射症，有了绝食病态，好像绝食是一种争取出狱的一种手段。所以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绝起食来，成了一名“绝食右派”。

兴凯湖的七天七夜绝食，发生在1959年的9、10月间，几十年后才知，这时正是大跃进年代，也是中国4000万人被活活“饿杀”的时期。大概我有过忍饥挨饿的锻炼，所以被活了下来。

其实绝食是很痛苦的事情，除了忍受饥饿之外，还要受到像酷刑一样的“抢救”，据说生产鹅肝的鹅就经历过这种残酷的经历。

“一只刚出生的鹅，一生中只能过几个小时正常的‘鹅生活’。出生没多久，就被当地农场主认领回家，开始悲剧的一生。开始的12个星期，幼鹅被挤进小笼子，铁栅栏外只露出一排排脖子，固定在专门训练颈部肌肉的架子上。农场主每天增加喂食量，努力把小鹅的胃撑成一只面袋子。等小鹅的颈部肌肉和肠胃都练得跟钢铁一样坚强，真正的酷刑才开始。每天早、中、晚3次，农场主会把一根20— 30厘米长的铁管，直捅进鹅的喉咙深处。12公斤玉米和其他饲料的混合物，就从这个管道填塞到成年鹅的胃里，来不及消化，又是下一顿。这些鹅除了嘴巴、喉咙受伤，还必须每天忍受胃痛、脚痛，终日生活在不能动弹的笼子里，连看一眼天空或河水的机会都没有，直到18天以后，一副比正常鹅肝肿大6 —10倍的脂肪肝培育完成。只有这样病态肥胖的鹅肝，被小心翼翼、毫无破损地取出来烹调，才能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法国顶级鹅肝美味。一只鹅悲惨的一生，换来了绅士淑女们烛光晚餐中的一道美食。”

我也是像这鹅一样被押上架的。在我绝食了四、五天之后，他们对我采取了抢救行动，把我从禁闭室里拉了出来，按在一把椅子上，两个人左右抓住我的胳膊反扭过来，然后一个人把我的头发抓住，让我抬起头。接着用一把铁做的撬牙器把我的牙齿撬开，使我的嘴巴不能闭合，再用一根很长的橡皮管从喉咙里一直伸到胃里。橡皮管的上方是一只喇叭口漏斗，一盆用玉米熬成的稀粥从漏斗灌了下去，直达我的肠胃。等到这一脸盆的粥都灌完后，我的肚子已经鼓了起来，这算是“抢救”成功了，再押回禁闭室。有时我双嘴紧闭，他们就把橡皮管从鼻子里插进去，直通肠胃。

许多右派难友不仅是“行刑者”、“抢救者”，而且是这幕情景的见证者，每当我与他们提起这段往事，他们都记得十分清楚。

除了上述原因绝食外，还有就是像朱维民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他总是要把自己打来的窝窝头和别人的比。硬说伙房为了迫害他特地做了一批个儿特小的窝窝头，并且愤愤不平地送到队部要队长评理。” “于是接下来的就是朱宗康大闹伙房和绝食抗议了。”

在劳教所的伙房中，炊事员都是劳教人员，每当我去打饭时，他们就专门挑小的给我，甚至故意把别人的菜盛得满满的，当我端上盆的时候，把勺子也端得满满，然后甩掉一半盛到我的饭盆上。他们就这样制造我绝食的机会，让我在教养所里，尽出丑态和洋相。一旦我绝食之后，他们不但充当灌食的帮手，而且也满足了一种像毛泽东那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心态。这些炊事员这样对待我，往小里说是“逗逗”我；往中里说是“气气”我；往大里说是“侮辱”我。几十年过去了，如今还有人在如法炮制。不过已经不是劳教分子，而是饭馆里掌勺的人民了。

可见我的绝食行动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动机和目的。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部截下来看了。

朱忠康  
一首阿諛拍马诗的严重后果

一个曾遭到迫害打击的人，对迫害打击他的人和组织依然大唱赞歌，大颂特颂，是不是太作贱了点。我曾经就是这样的贱骨头，短短的几个月就好了伤疤忘了痛，竟对毛泽东和中共唱起赞歌来。

我绝食七天七夜之后被一个姓崔的场长从禁闭室放出来，然后就和其他教养分子一起参加了劳动。黑龙江的冬天是零下三、四十度，那是个呵气就能成冰的季节，我每天就在修筑河堤的工地上，为后来的“粮仓”和“旅游”事业进行着无偿劳动。

冬去春来的某一天，我心血来潮突发奇想，想写一首诗。我把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这几个字嵌在每一行的头上，成为藏头诗，向毛泽东和共产党唱起了颂歌。我拿了笔随手写了起来，写好之后就把它当作废纸一样随手扔掉了。几十年之后我竟能把这首诗一一回忆起来，成为完整的诗篇，可见我还没有达到疯子的程度。

这首诗全文如下，标题是什么不清楚，可能是《东风颂》吧！

《东风颂》

密丛花香遍沃野，山间铃响牛马群；兴旺人畜五谷丰，凯歌跃进冲九重；
湖中鱼鸭嬉游乐，黑土阡陌万顷错；龙涎化水兆瑞年，江涛汹涌颂东风。

我竟把毛泽东和中共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吹得这么好，这么感人肺腑，而且我是在迫害和打击下写出来的，可见那时的我并不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党外人士，一个普通的学生。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劳教所里，我写了许许多多颂毛颂共的诗词，在文革后甚至还把它整理一番，写满在几本日记本里。朱维民先生说我是为了感恩自报家门，主动要当右派，填补右派名额不足的空缺，这纯粹是一派胡言。但是我在被关被打之后仍聒不知耻地歌颂党和毛，这倒是事实，以诗为证。这多像千百年来封建帝王将相们遗留下来的那种奴性在作怪——当皇帝要杀底下臣民时，臣民还要高呼：“谢主龙恩！”面临杀头的时候，还在感谢杀得好，谢谢你们！而我就是这样的人，当毛泽东和中共用刀子按在我脖子上的时候，我还在大唱赞歌：“伟大、光荣、正确”！可见那时的我就是个自讨苦吃的贱骨头！

这首诗的原纸我想早已被人拾起存放在我的档案袋里，五十年来我回忆着所走过的道路和经历，总觉得这首诗被魔鬼利用发挥着魔幻作用，对我的大规模围剿就是从这首诗的隐语索句中开始的。几十年前，我把自己当作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右派，几十年后才回过味来，原来毛共把我当作反面教员利用我来整人斗人的啊！诗中的一个“涎”字，把右派三年教养期整整延长了二十多年，如果没有文革，邓小平没有亲自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我这个右派可能还在监狱里，一直延长到把牢底坐穿为止。中共一党独裁专制体制六十年以来一直延伸着，也许就是这个“涎”字在作怪！

还有那个“密丛花香遍沃野”的“密”和“遍”字，可以当作“遍”布“密”探特务的寓意，而“遍”字也可以作谐音的“骗”字。几十年后，在我周围那多如牛毛的便衣特务，以及对我进行种种的欺骗性宣传，也就不足为怪了，所有这些都应验了五十年前这首诗的隐喻。

在“密丛花香遍沃野”句中的“花香”二字，还真遇到过一个叫花香名字的农村姑娘。十年后当我被从清河农场押到河北邢台劳教农场改造时，在附近的农村有一个母姓家族的村子，其中有一个姑娘就叫母花香。我还和这个漂亮的农家女聊过天，说过话，好像她不在乎我是个劳教分子，说话时有说有笑那么的自然。

中共把我当作重刑犯对待，大概就是“凯歌跃进冲九重”中的“重”字起作用吧！在我改正出狱后，我娶的妻子竟是个凶相毕露的美女蛇，她几乎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害死，而且还要把我再度打成反革命，送入大牢，那时我称她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但是她对江青很羡慕，她把大厚本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从图书馆借来后，既不看，也不归还，就像陈列在柜台里的书籍一样展览着，这本书的封面是希特勒的像。她不但在告诉我，而且也在告诉着所有的人：他们就是采用灭绝人性的希特勒手段来对付我们的。

因为在我这首诗的最后曾写过“江涛汹涌颂东风”，那汹涌的“汹”字变成了他们“凶”狠无比残酷无情的行动；当他们行凶之后，还得要歌颂他们“东风压倒西风”，那真是作孽啊！那么又是谁在造孽？罪魁祸首不但躲在幕后，而且还要让中国人永远歌颂他们“伟大、光荣、正确”。

再看看这首诗在五十年后还在影响着，那句“江涛汹涌颂东风”中的“江涛”二字，是不是在预言着几十年后爬上统治宝座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呢？而这两个人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维护着毛泽东独裁专制体系牢牢不放的权贵人物。

不过这首诗在五十年前也给我带来了命运的转机，我只在兴凯湖农场呆了一年多，就被遣返回到了关内，后来又转到了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没有在中国犯人流放地的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被活活冻死、累死、饿死。

这首诗不是自己违心之作，可以说是自然情感的流露，我并没有幻想要讨好中共和毛泽东，只不过是突发奇想的即兴之作。那时我只是一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我所接触到的都是中共和毛泽东所宣传的东西，所以我写的东西也必然是充满党八股和御用文人的语言。

如果我现在再来重写这首诗的话，我将是这样写：

《东风恶》

密特如蚊疯狂叮，山南海北响警铃：兴妖作怪百业摧，凯歌处处闻哭声；
湖光山色血水染，黑暗铁幕捆百姓；龙子龙孙变奴隶，江涛汹涌国将倾。

这首诗完全可以概括那个阶级斗争年代里一切特征：毛泽东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个专制极权暴政统治下最黑暗的社会。


我成了众矢之的的反改造分子

1960年10月26日，兴凯湖农场的三、四百名右派分子在武装部队押送下，坐船离开了农场，然后又换乘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关内位于唐山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我在兴凯湖农场只劳教了一年多，是不是这首诗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有人却说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十分紧张的缘故，所以把我们从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撤回来。最近我正在看一本书，是巫宁坤写的《一滴泪》，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英语教授于1951年被燕京大学聘请回国，很快就落入中共陷阱，经过肃反最后被打成右派押送到了兴凯湖农场，书中就记载着我们从兴凯湖押送回清河农场的日期。一年多之后又把清河农场的右派集中到了北京的团河农场三余庄里，我是其中之一。

美国人曾在二战期间，把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座荒山橡树岭上，从事原子武器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有名的“曼哈顿工程”。而毛泽东和中共却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也集中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三余庄，成为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智商农奴，从事着早出晚归的地球修理工作——农田劳动。

被毛泽东和中共打成右派的人，实际上都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了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才提出了意见，想不到好心没好报，就遭到迫害打击，沦落到人间地狱。但是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代里，只要一说话，就会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危险。说一声“吃不饱”，这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社会主义是幸福的社会，哪有吃不饱的，得，这就是反动言论，就要打成右派、反革命。如果给一个打成敌人的人辩护几句，就立即打你是个同情敌人也是一路货，从而也一样打成敌人。

这些向毛主席和共产党表忠的好心人，本来是可以作为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身份出现的，中共各级领导却阴错阳差把他们划入到敌人行列。即便已经处在十八层地狱之中，他们仍然充满幻想如何争取进步，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当他们一层一层从十八层地狱中爬出来时，就要表现得比以前更积极更突出，这就叫脱胎换骨重做新人。如何表现呢？劳动好吗？不，在劳教所里你再卖力也没用，右派是政治思想问题，只有把别人再打下去，才能显示自己的进步和对党、政府的拥护。因此靠拢政府，向干部汇报别人情况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共所以能全面地控制所有中国人，就是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但是没有仇恨阶级斗争就开展不起来，因此要制造仇恨，挑起仇恨，要不断地制造事端，现在的名词就叫要不断地折腾，利用相互之间的猜疑和矛盾，达到人人自危的地步。如果你不揭发检举别人，说不定别人已经把你揭发检举了。

中共制造的敌人为什么这么多？达到亿万甚至几亿地步，就因为每一场运动就像一个大的陷阱，掉进陷阱和地狱里的人要往上爬，每爬出一层就得咬出一群敌人来，否则你就爬不出来。这样每一场运动制造一批敌人，再由这些敌人为了爬出这十八层地狱，又不断地咬出许许多多的敌人来，当所有的敌人爬出这十八层地狱的时候，中国的敌人数已经可以超过英国或者法国的人口总数了。

所以虽然右派们集中在一起，但是互相掐的内斗不断，窝里斗有时甚至比文革时期的武斗还激烈，虽然大家在表面上相互之间还在说说笑笑，说不定一转眼已经把你给出卖了。在文革期间，三余庄曾召开过一次“斗鬼大会”，把王玉琦和郭允德脱光身子，然后皮带飞舞，木棍猛击，打得他们脱了几层皮。

在《杜高档案》一书中，不但有他检举揭发和向队长汇报他人的材料，而且还有别人检举揭发他的材料。就在杜高快要解除劳动教养遣送回家前夕，杨路向队长检举了他的言行，这位北大百花学社领导成员，解教改正后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否与他在劳教队中的积极表现有关，那我就不清楚了。据说杨路在上海、广州、北京三地都有房子，而且都是当地有关部门送给他的高级公寓，我为他而高兴，因为在那种最险恶的环境里能保护自己生存下来，需要有多大的智慧和谋略，但是他拥有多套房子我却不眼红。

  


国内出版的《杜高档案》还不是最全的，它只收集了六本档案，还有最重要的一本却被澳大利亚华人丽江先生购得，这册厚厚档案，共有97份杜高在劳教期间的各种入档材料，250多页，10余万字。这样在《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和丽江手上共有了杜高七本档案，数百份材料，50多万字。在丽江购得的这本档案中，有一份别人检举杜高的材料，当这份复印件送到杜高手中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被延长了三年劳教期，是这位朋友告密所为。同他关在一起的是叫徐福明的大学生，有一天公休日，徐在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正看到玛斯洛娃在监狱里情节时，杜高正过来，于是与他聊了起来。想不到这次谈话内容经过徐的断章取义、添油加醋之后作了检举揭发，把平日谈话内容归纳成十二条反动言论，其中最要命的是这一条 ：“杜高说这些人（指队长、干事）都是些小警察，一月挣不了几十块钱，在以前叫‘狱卒’，是最下等的工作（他引用了一句古话，我记不清了），既不用脑，又不出力，有什么出息。”接着又加了一条：“这几个干事，李干事最次，张干事还有点水平。”当这位李干事看了这份检举材料后，怎不火冒三丈，仅凭这两条也不能放过杜高啊！

1961年4月公安局劳改处突然对他宣布“继续劳教三年”。宣判会后，负责管教的李干事找他谈话。这位干事抽着烟，眨巴着眼，用天津味的普通话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定你三年吗？”他说不知道。这位干事就发怒了，一条腿踩在椅子上，一口烟喷到他的眼睛里，冷笑地说：“这时候想哭了不是？迟了！当初骂我们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以为政府不知道是吗？你骂我们是沙皇的狱吏，你太反动了，告诉你，我们是革命的干部！”就这样仅凭一个人的汇报，既不用调查核实，当面对证，更不用经过法律程序，就决定了一个人三年的政治命运。不过杜高福大命大，改正后当上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代电视》主编，编审等职务。三十年前，如果我知道他已经当了大官，也许我会找到他，“能不能拉兄弟一把啊？”但当我知道他的地址找到他时，我早已在广东整整二十多年又被折腾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在劳教队里，除了要积极地检举别人，汇报别人所有的言行外，还要具有写检查和检讨自己的水平，要把自己上纲上线痛骂一顿，越把自己和自己的祖宗八代都骂得臭不可闻时，越证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越表明自己已经认罪伏法。

杜高先生在《杜高档案》中写过《两个窝窝头》的故事，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持人陈晓楠女士专门做了两期节目对他采访。有一天他值班打饭分发给大家，多出了两个窝窝头，他想吃但是又不敢吃，想交还给伙房又不甘心，在大饥荒饿死人时期，两个玉米面做成的窝窝头就像命根子一样。于是他把它藏了起来，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送还给了伙房。但是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人发现，有人报告给了队长。当天晚上小组对他进行了批斗，在大年三十的除夕夜里，当全国人民每家每户都在吃团圆饭的时候，他却伏在自己的炕头铺上写检查。他把自己臭骂一顿，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什么坚持反动立场等等，足足写了一千多字，而这仅仅是为了这两个想吃没吃到的窝窝头而已。

在《杜高档案》一书中也有关于我的记录，书中曾记载着朱维民在1963年9月15日盖着他手印的向政府干部检举揭发杜高罪行的一份材料，其中就提到了我的名字。材料中写了他与杜高两人交谈的情况和内容：“9月13日晚上他（指杜高）又问我你的小队有没有人对报纸上的事有勇气提出相反的看法来，我说除了朱仲康有时发些谬论外，别人的发言都是正面的。他又问我谢自渝的思想倾向如何？我告诉他谢自渝在小队里起骨干作用……”在丽江先生手中的一册最重要的档案中有没有对我大量检举揭发材料，那就不清楚了。

在劳教队里，我既不会写检讨，把自己祖宗八代一通臭骂，向政府低头认错，更不会落井下石检举别人，即使我仅仅检举过一次，但是与他们千百份检举我的材料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能算得上什么呢？我记得在我二十多年的劳动教养中，大概只写过一次检举别人的材料，那正是文革高潮时期，一个叫鞠荣的右派难友，在念毛泽东语录时，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句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鞠荣不管是无意还是故意，这样篡改应该是对的。毛泽东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鞠荣针锋相对提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而我却自作聪明，竟写了一张条子向队长告发说鞠荣念错了毛主席语录。估计这张条子可能也在我的档案袋里。当中共特务看到我这份检举材料时，他们一定喜笑颜开，那好吧让朱忠康永远尝尝阶级斗争的滋味吧。所以五十多年来对付我的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在改革开放年代，那类似反右和文革运动的大围剿，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