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落雪影
1958年7月初四，赣北庐山脚下的某个小村里，出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让他年轻的父母激动甚至惶恐不已——他们不大知道如何为人父母，他们太年轻了。然而激动还没有过去，不安便完全笼罩着他们。自从那股风刮起来之后，家里基本没什么粮食了。8个月后，这个年轻的男人，抛下了他美丽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用了一种最古老的方式主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奶奶总是无限伤感地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爸！”我是长孙，很早就听着奶奶这样的自责，我甚至是在她这样沉重的自责声中长大的。听奶奶说，爷爷的俊美在那个时候是远近闻名的，这点我也从不少与爷爷同辈的老人那里得到了证实，同时得到证实的还有奶奶年轻时的美丽。那是一个穿上绿军装出去转一圈，就能让所有女孩心神不宁的时代，所以，爷爷因招兵还去过南京的故事还颇为流传。在一辈子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过方圆50公里、上县城回来都会被尊敬的村民看来，南京——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对爷爷的想象，一直是非常纯粹的，这是因为爷爷在奶奶心里，已经成了一个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符号了。奶奶可能永远也不明白，那决不是她的错。多少年来，她的心里一直承受着这样沉重的负荷：她以为是自己逼死了爷爷。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成为父亲的那个年轻男人成天空着肚子负重。终于有一天，背着妻子，偷吃了瓦罐里炖着的稀饭——那是妻子炖给他们才几个月大的孩子的。被发现是很自然的事情，妻子看着空空的瓦罐，绝望、悲痛与怨恨的混合物充斥心里：“你吃了去死哦！”第二天，妻子惊恐地发现了悬在草绳上的他——他早已打算“吃了去死”！我现在，真的无法想象奶奶当时的痛苦，丈夫的离世让她几近崩溃，我无法想象奶奶是怎么度过那段木然的日子的。奶奶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要不是实在不放心幼小的父亲，她肯定会随爷爷而去了。
当然，奶奶并不知道，孩子出生之后一年的1959年的7月14日晚，就在家后面那座高高的山上，彭德怀在史称“庐山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讲出了实情，但被毛泽东认为是“忤逆”，16日断然中断了刚刚启动的对“左”的修正，转而全面“反右”。奶奶也并不知道，就在父亲出生前两个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次会议将“大跃进”真正地发动了，谎言充满了“神”州大地。但是，这其实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仅是表象所在。问题在于，解放初期分下来的田地两三年之后又被收回，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听从拥有土地的“国家”命令，不仅土地，这个“国家”掌控了一切社会资源，甚至其子民的人身自由——村民要外地，需要证明，无论出省出县出乡，甚至出村都需要向生产队长请假。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由列宁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传统皇权专制形成的混合体——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国家”拥有对全部社会资源的绝对配置权。当时的情况正如刘少奇所说那样：国家需要的粮食，同农民愿意交的粮食有着尖锐的矛盾，连年的政治运动使得粮食总量缺口极大。由于工业化以及国防的需要，必须先满足工人与军队，当然，还要满足“金字塔”上层的奢侈，农民只能挨饿。挨饿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出去乞讨的权利，被抓回来往往会被打死——当一个以“国家”名义号令天下的政府形成极权体制时，农民失去了所有的生存资源，甚至求生的权利，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死。这的确是一个恐怖的时期，在新华社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统计，1958年到1962年间，全国饿死人数为3600万，远远超过一战全世界死亡人数1000多万，接近二战全世界死亡人数4000多万。这，不是天灾，决不是。吴敬琏一听到电视里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就骂娘，这的确是一个有良心的学者。
奥威尔曾在他的《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里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经典的谋杀往往发生在一个秩序比较稳定的社会，一个“被伪善左右”的社会。我想这个写过《一九八四》的家伙的确是一个深刻得令“稳定”社会厌烦的人，但如果这个稳定的社会继续异化，成为一个超刚性的极权社会时，情况会怎么样？答案在汉娜阿伦特所提到的三个典型极权社会形态里：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斯大林在国内的大清洗，毛时期的大阳谋与大饥荒——这样的谋杀不再是单个的，而是体制性的。权威主义体制下，我们可能一起去做一件好事，也可能一起去做一件坏事，显然，这是真正的可怕。
对于现实中的问题，我们总是寄希望于那些掌握资源的人：“他们知道！”、“慢慢会好的”。我们总是愿意逆来顺受，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知道”，所以只会“慢慢变坏的”，改变，不过是狼换成了牧人，而牧人总是比狼聪明的，我们，终究还是羊。我们最好的心态似乎就只是吃着自己的草，否则，只会被体制碾得粉身碎骨。但事实上，指望“翻然悔悟”这种感觉的普遍来临，是最不靠谱的，他们手里的资源让他们觉得历史是必然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历史决定的，具有历史天然的合法性。然而，历史，其实绝对不是必然的，××党夺取政权不是必然，共产主义也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更不必然会现实。1921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范围只有57人，有多少人认为他们会必然夺取这个国家的政权？哈维尔，在“布拉格之春”之后只是极少数异见人士之一，与他和昆德拉同为捷克文学“三驾马车”的伊凡·克里玛甚至失去工作，不得不长期做着清洁工，谁能想“天鹅绒革命”之后，在1993年哈维尔成为了捷克总统？那些垄断信息、控制规则的人，其实真的不应该自负地认为自己就掌握了历史的绝对真理，在历史面前，还是应该谦卑一点好。在《难以预知的历史》（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一文里，哈维尔说得好：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马克思曾说，历史是每一个人的历史。在难以预知的历史面前，我们真的不应对其冷眼旁观，参与对自身历史的变革，是人人都应该有的担当。
事情可以掩盖一时，但罪恶不应被遗忘。对祖辈父辈身上痛苦的旁观与冷漠，代价终将是自己惨淡的现实人生。现实在经济正确的巨大麻痹下，令人心生一丝悲凉。历史，真的是不可预知的么？
── 原载 作者博客
Friday, April 15,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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