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造田中奏折经过

捏造田中奏折经过

 

作者：你好

 

据传蔡智堪是台湾出生的日本富商，声称买通皇宫书库官，装扮成补册工人，以两晚时间，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亦即是献上天皇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之手。王家桢本人也曾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最终在1929年，经时事月报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于世。

 

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

 

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东方会议

 

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他其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6月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大约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举行，名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主张中国的东三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省)从中国分离。

 

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被诬指为田中奏折。

 

西方反应

 

《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原因。

 

揭穿造假的过程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ZF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证明造假的观点

 

多数主流历史学者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

 

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

 

曾作为“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国籍辩护律师反驳“文章的记述矛盾点多”，另外，盟军在日本的档案中从未发现该文件的存在。结果，有关“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不足，没有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就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加以采认，至今却仍被以假当真，继续用来作为反日教育的题材）。

 

有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

 

疑点一：上奏天皇只能经由内大臣，并没有宫内大臣这条管道。

 

疑点二：文中提到田中在欧美旅行之归途受到中国人攻击。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的攻击。无弄错自身经历可能。

 

疑点三：文中提到山县有朋协调制定打开九国公约困境的策略。但当时山县有朋已死。无签约可能。

 

疑点四：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建造了吉海铁路。上表文时间为昭和2年，中国吉海铁路峻工是上表后两年后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开工，1929年才峻工[1])

 

疑点五：本年（昭和2年）予定于东京开办国际工业电気大会。当时没有这个大会，倒是国际工业动力会议首办于昭和4年10月。

 

疑点六：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点七：此上奏文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迳庭。

 

疑点八：田中因为东北事件处理不当，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职，没有机会上奏。

 

疑点九：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误为“一木喜德”（见条目附图）。

 

疑点十：虽有诸国语言，却独独没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连传述版皆无。

 

疑点十一：台湾商人偷偷潜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书房二日，抄写翻译而出。如何潜入？

 

反对造假的观点

 

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重光葵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说明：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战略行为近似《田中奏折》中所叙。

 

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学界质疑真实性

 

200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访问团举行座谈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长蒋立峰表示，希望日方今后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写历史必须客观、全面。例如关于《田中奏折》的真实性问题，中国史学界也是众说纷云，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田中奏折》为后来伪造的。

 

俄罗斯解密档案：

 

俄罗斯解密档案，已经对此案进行了解密。此事为当时苏俄所为。

 

根据苏联已经解密的文件（俄专家维.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可以证实，1929年，当时的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苏联特工的帮助下刊登了著名的《田中奏折》。

 

奏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日关系的历史。虽然此前日本也有一批主张入侵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但这些人在日本政界并不得势。当时，更多的日本人希望看到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以便共同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侵略与奴役。

 

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国在当时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战略对手，日本一直以苏联作为它的战略敌人。

 

但田中奏折的出现，使中日两国的仇恨急剧升温，并最终导致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一笑而过…还以为是哪位学者的权威发布，没曾想是大名鼎鼎的“你好”先生！

我想问问，日军侵略旅顺，再搞的屠杀又是哪本奏折生效的呢？莫非是《粪中奏折》

我再请问下野史大师，中日甲午海战又是那本奏折引起的呢？莫非是《田鸡奏折》 :lol

尽管编吧，反正知道真相的人都死翘翘了。你紧处只相信日本人大大地好，东亚人不是病猪滴有，支那人不是猪，大日本帝国以中华为友好近邻，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当上日本人很可耻呢？日本打中国是被 逼的呢？

俄罗斯解密档案，已经对此案进行了解密，此时为当时苏俄所为。根据苏联已经解密的文件（俄专家维.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可以证实，1929年，当时的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苏联特工的帮助下刊登了著名的《田中奏折》，奏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日关系的历史。虽然此前日本也有一批主张入侵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但这些人在日本政界并不得势，当时更多的日本人希望看到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以便共同对抗西方人对亚洲的侵略与奴役。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国在当时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战略对手，日本一直以苏联作为它的战略敌人，但田中奏折使中日两国的仇恨急剧升温，并最终导致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具体请参见炸死张作霖伪造田中奏折：苏联将祸水引向中国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09/0919_2664_792872.shtml

[ 本帖最后由 舌在足矣 于 2011-4-6 18:22 编辑 ]

研究苏联的特务机关，人们就会想到“克格勃”。但据《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介绍，除“克格勃”外，苏联的特务机关还有“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出人意外的是，曾令许多中国人，包括作者在内，非常“崇拜”的、形像高大而光辉的“共产国际”，竟也是个特务机关，是苏联三大特务机关中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此书是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维·乌索夫，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和各种资料写成的，应该有较高的可靠性。

这里介绍几点，供读者了解和批判。

一， 遍布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

谈到在中国的间谍，中国人立马想到日本的特高课，想到土肥原和荒岛川子。土肥原不过是个大佐，相当于大校。在中国的日本专职特务中，他可能是最大的官了。但是，苏联在中国的间谍机关和间谍，其级别、数量，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远不是日本可比！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2007年7月 共军出版社 第111页——请注意！以后，出于同一书的资料，只注明页码。）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它城市也不少。

二， 张作霖对苏联间谍活动的打击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这就是史称的“412政变”。

而且，张作霖开了这个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和国外，“阶级异己”的反动派，就经常抄查苏联的大使馆、领事馆和苏联的其他机构。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机构近于瘫痪，真正的外交工作无法展开。这样，苏联的外交部长“李维若夫坚决要求政治局立即禁止共产国际在各大使馆的谍报机关继续开展工作。”（232页）他只达到了部分目的。
6月18日，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不久，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后来的毛泽东住所。这是张作霖的最后辉煌，因为，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不知道，死神在向他招手。

三，失败:分裂中国

苏联的间谍工作很有成效，尽管也有许多失败。失败的原因很多，如中国的反抗，日本、英、美等国的捣蛋，等等，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间谍工作的水平低、质量差。最大的失败，是分裂中国。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上世纪30—40年代，苏联还利用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四，成功:祸水南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 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

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这里有两个大行动: A: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张作霖是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 “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B，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时（指1931年）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其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苏联在中、苏、日的关系上，继续左右逢源。于是，1937年7月7日，发生了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1939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协定》，双方结束军事行动；1941年，又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变相承认满州国。此后，苏联和日本的政府和国民，基本恪守条约，和平相处:苏联也收回了抗战初期对中国的一切“支援”，直到日本投降前几天。

五，永恒的秘密我们的“爱国”抗日学者

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 “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 …… （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 ‘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至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六，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有理论”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 “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了七十多年。

有了上面回帖的网友贴出的权威史实，那几个叫嚣嘲笑“荆楚”楼主的人我看还会放出什么气体。

其实，不用纠结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苏日中立条约”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斯大林是怎么考虑的，就是将日本军国祸水引向中国。

有关于日本战略走向，由于其特殊国情，一直不甚明了。例如，就是军国内部也存在皇道派和统制派之争。

起初为了争夺东亚主导权，与清国一战夺得了朝鲜，而此时，沙俄也趁机插了一足。即如，三国干涉还辽，惹得大日本帝国老不高兴。沙俄势力的侵入，就决定了俄日争东亚夺战不可避免。

日俄战争后，沙俄的妥协和退让（间接导致了沙俄帝国的倾覆）,使得“穿西装的猴子”--日本国大涨国威，一跃成为了“二线”强国，令世人刮目相看。这也为二国一直龌龊不断埋下了伏笔。

“十月革命”后，日本出兵相助白俄夺回政权失败，更是加剧了双方的敌视。但是以石原莞尔为典型的，日本国新兴“帝国少壮派”，以朝鲜为跳板企图据满洲，吞蒙疆，形成对苏俄的战略防御圈，提出东亚共荣口号，淡化东亚敌视心态，潜心发展国力，然后西阻赤俄之扩张，东抗美国势力之介入。这显然把东亚看作了大日本帝国独有之禁脔。

为实现此战略构想，少壮派以一贯的“下克上”武士作风，策划和发动了“9.18”事变。这使得石原阴谋几欲得逞，如若成为现实，此对中国危害甚巨。殊不知，此类下克上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中下层军官急于建功升爵的野心，他们选定的目标自然是软柿子“民国”而不是硬骨头“苏俄”。不仅东三省收入囊中，转而有拿下热河，进逼华北。这下惹急了石原莞尔，如大日本帝国陷入中国泥潭必败无疑。无奈其上窜下跳的想要日军退出华北，结果受到了同僚的嘲笑---“我们在学你呀。”始作俑者，其无远虑乎？

在这种狂热的情绪支配下，和对中国的蔑视以及当时混战不堪的中国局势，都是给这些日本军人强烈的兴奋剂。但是日本国内的一些政客和少许的军人出于与石原一样的担忧，并不赞同侵华之举。这就出现了战略决策不甚明了表象。向来是，政府这么说，而又有相当话语权的“军国”又那么做的局势。

即使内部争议不断，日本军人选定的主攻方向是“民国”是毋庸置疑的。这由日本军不断的实战演习、寻衅滋事，找借口就看得出。但是这些仅仅的小摩擦，而非大打出手，也许惹得苏俄心焦不已，西线受压于“纳粹势力”的崛起，东部又是日本军国的狂妄，实在是难受呀----在日本没有陷入中国泥沼之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由于国际形势的紧迫，并不排除苏俄给中日剑拔弩张的局势压上最后一根稻草，挑动中日大战，消除东线压力---这个学术界至今争议不断。

无论事实怎样，日本军国的进驻华北，大大增加了中日一战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到了无可避免的地步。苏俄也许为了既成事实，轻轻推了一下。但如若不是到了火药桶即将爆炸的临界点，就因为莫名其妙的一声“枪响”就能掀开了大战的序幕，岂不是令人大跌眼镜？

[ 本帖最后由 chengshilaji 于 2011-4-6 21:28 编辑 ]

舍在足矣先生转来的文字，很有说服力。虽然早就看过，今天再看一次，仍然感到吸引人。

而chengshilaji先生的文字，让人看到一个饱学深思的人，让我由衷钦佩也。

荆楚先生，您过誉了。

俺真的称不上什么“饱学深思”的，尤其在您面前更是不敢。

俺不过是业余时间喜欢看点儿东西，这个连票友的水平也够不上。

另外，对于苏俄炸死张作霖的猜测，俺更倾向于“河本大作大佐”的蠢行-----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反对造假的观点
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重光葵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说明：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战略行为近似《田中奏折》中所叙。
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的身份比不上重光葵吧。。。。

重光葵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日本的政策和《田中奏折》确实很像，但是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的证据，我也是不知道滴。
如果知道故意不说，大可以躲了，没必要出来说这个废话。
至于是不是很像，则用不着重光葵说。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个人认为：像当然是像，但也没啥奇怪的。就算奏折存在，也不可能和事实完全对号；就算奏折不存在，很多政策也只能是这个样子的。像与不像，都不能证明奏折之有无。

看来这个是假的可能性也不小
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之举。
而现在这边的教育，对日本的仇视，与前面写的及其相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