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都女“武训”
冉云飞 @ 2011-1-22 20:46 分类: 阅读巴蜀
冉按：这是我为作家聂作平兄夫妇主政的《精英会》杂志所写的“吾蜀吾民”专栏的第二篇（第三篇为《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已刊载于《精英会》去年第十二期，现刊载于敝博，让大家知道四川包括成都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便巴蜀文化的研究发掘得以往更为深广的方面延展。本来今天要写一篇关于抗战老兵黄绍甫的救助问题，但由于停了整天电，只好改期，故先刊登此篇以飨朋友2011年1月22日20：57分于成都
二十多年以来，成都旧书市场几经变化迁徙，但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大多会到旧书市场搜书。搜旧书所得多少，固与书缘有关，但更与自己的识见和视野有涉。我常以能在众人废弃不取的烂书堆里，梳爬出让人惊羡的资料和变废为宝的东西以自娱，从而为己所用。不夸张地说，在这方面，我是有几分才能的。
这不，前两天在众多旧书摊中花两元钱，买到了一个打印本。这个打印本名为《一生献给盲聋哑教育事业——罗蜀芳回忆录》（是书九章，前有“致读者的信”，十六开，共104页），由罗蜀芳的学生王茂华、礼广贵整理。打印本系普通白纸本，过了二十多年，纸已发旧变脆，用透明塑料夹夹着阅读尚可。打印本本来不多，过了二十年尚能存世，因为没正式出版过——其间除少部分内容刊于1992的成都文史资料上，大部分不为人所知晓——必定更为稀见。整理罗蜀芳回忆录的两个学生既是老革命，也是老教师，退休后还能回到成都来给自己曾经的校长和老师整理回忆录，在如今世风浇薄的年代，没有深情厚谊和价值观上的认同，是断难有如此举动的。人生一世，不管是谁，大多为生计所迫，为世情所扰，谁不愿在年老之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如是观之，正可以见出罗蜀芳非同寻常的魅力来。
罗蜀芳是谁？虽然在下读书不少，但请恕我腹俭，此前未曾注意到过——有人会说，你既不知晓罗蜀芳是谁，却为什么拿到她的回忆录就觉得是个宝呢？那是因为在下长期关注教育，且对此薄有研究之故——虽是客居成都的外乡人，但自信于成都的历史与现状，巨细靡遗，了如指掌。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漏网之鱼，罗蜀芳的事迹，于我就是漏掉的一条“大鱼”。此“鱼”当然是相对我这种胸无大志的人而言，对于那些动辄不想扫一屋，却时常想扫天下的人来说，这算哪门子的“大鱼”呢？不就是个校长教书匠，不就是个孩子王，而且还是个聋哑盲的孩子王吗？有何等勋劳让人觉得了不起？这对习惯于成王败寇的势利国人来说，绝对觉得不可思议。
罗蜀芳于1906年出生于成都城守街一个木质镜匣手工作坊主家庭，家里不算富有，但罗蜀芳非常幸运，其母在父亲去世后送她进私塾和新式小学就读。其间停学后，她干脆找朋友借了十元钱，进传教士办的华英小学就读（此前她读过明德小学，亦属教会学校），后来受洗信教。而她所上的有着“中国盲聋哑之祖”之称的烟台启音学校，亦是由成都基督教浸礼会资助二百元，而得以成行，故终其一生是个基督徒。她曾任过中西慈善团盲哑学校的教师（该校会计为考古学家葛维汉）、兼任过成都市基督教盲哑学校校长。她的事迹，对于研究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和贡献，是个极好的样本，恐怕对基督教于西南地区的传播有深入研究的秦和平教授也未必注意到此点。由于二哥轻信媒婆之言，罗蜀芳曾有过极短暂的不幸婚姻，后没有再婚亦没有子嗣，故她以终生奉献给盲聋哑教育为乐。她的二哥曾与人经营过成都启明电灯公司之后的第二家电灯厂，并在城守街经营过成都第一家上演有声片的新民电影院，其后还在西御街建中央电影院，正是二哥的实力——也许还有造成她不幸婚姻的内疚——给她创办盲聋哑学校不少的支持。
特殊学校教育，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政府机构亦如此。即令是非常重视普通教育的人，也未尝分助一点精力于此的亦大有人在，如著名教育家晏阳初、陶行知诸先生。这不是苛责，而是说清楚此一窘迫的事实。因为社会分工，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用力于普通之平民教育和师范教育，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同理，着墨民国普通教育的研究者不少，但特殊教育的关注者偏少，而四川地区包括对成都特殊教育历史的关注者，就少之又少。据我有限所知，只有陈建华、潘玉虹的《民国时期四川特殊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一篇文章和谢新农的硕士论文《民国成都盲聋哑特殊教育》，这证明此种情形在今天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每忆及此，无不令人浩叹再三。
聋人教育专家戴目在其编著的《百年沧桑话聋人》一书里，将罗蜀芳作为成都明声聋哑学校创始人，与南通狼山盲哑学校的创始人张謇、上海傅兰雅聋哑学校的创始人傅兰雅、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的创始人陈鹤琴相提并论——在搞盲聋哑教育之前，罗蜀芳本可以继续读朝阳大学而成为法官，其间亦可至日本留学，但因盲聋哑教育事业而脱不开身——但在她的故乡成都，除了少数人外，大部分人毫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样的遗忘，也不只是针对她一个人，而是近乎一种集体遗忘。与晏阳初、陶行知一样有名于时，并先后同学于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乡教育学博士，出生于成都华阳傅家坝的教育家傅葆琛又有几人知晓呢？作为有历史癖的后来者，应该对前辈们荜路篮缕的开创之功心怀感恩，揭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缅怀且学习他们的懿德风范。
截至1949年止，在开展特殊教育教学和创办特殊教育学校的17年中，罗蜀芳能坚持下来并使自己主政的盲聋哑学校有所壮大，其间自然少不了许多热心人的襄助。除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学生来盲聋哑学校实习、调查、研究外，有名的帮助者如宋霭龄、张澜、邵明叔（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彼时成都市市长、书法家余中英的夫人等。抗战胜利前夕，生活艰窘，百物腾贵，由中国盲民福利会总干事江鸿起带罗蜀芳面见中国盲民福利会会长宋霭龄，宋霭龄接见约十分钟后，送上请批救济米的公函，并知会粮食部长徐湛，使得缺粮事情顺利解决。不甚有名者如校董明德馨、重庆护士学校校长汤其渊均每月捐二十元，这在战前是笔不小的数字。更令我感慨万端的是，我的乡贤、酉阳人蔡朴的鼎力资助——1945年华阳县中本应迁回梨花街，但却看中了明声盲聋哑学校在何公巷的校址，省教育厅着令其搬迁，两家打起官司来。“我坚决顶着不迁，好在后来酉阳县的绅士蔡朴先生申明了明声聋哑学校的校址及房舍是他的私产，并把房地契及营业证正式捐赠给明声聋哑学校，这场官司才算打完”（P49）。有这样热心助学的乡贤，我亦与有荣焉。
德国谚语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虽然经历20世纪50年代的大批判，文革中的掘墓游行，但武训是谁，恐怕稍微读点书的人，都曾听说过。他以乞丐之身，终生艰苦兴义学的壮举，不仅打动了当时风雨飘摇的清廷，也感动了后来许多知识分子，如教育家陶行知等人就对其赞赏备至。武训坚毅办学的精神自然激励着罗蜀芳，虽然说罗蜀芳未曾乞讨过，但其时或过着借贷的生活，到处“化缘”，仍办学不止的精神，与武训的兴学精神可谓一脉相承。她提及武训，想起自己时便说：“为了学生，也差不多是到处‘磕头作揖’，为学生的生活出路，以及深造寻找机会。对于贫寒的学生和孤儿，我竭尽可能来接济他们，对于有才华的学生，我想方设法送他们到高一级学校去深造”（P90）。单是抗战时期1937至1941年的五年间，成都明声聋哑学校“五次迁校、四次搬迁，倍尝艰辛，可以说我在这期间，不断地找房子、购建材、雇工匠、修烂房……。倘若我稍有怠惰或者灰心动摇，我的理想马上就会变成泡影，我的学校早就夭折了”（P34）。有这样的精神与毅力、慈悲和爱心，与武训相比，对教育的执著，可谓巾帼不让须眉，何况其所坚持是比普通教育更加冷门、常人更难以维持的特殊教育呢？
1949年后，罗蜀芳所为不多，其间原因，不用多说，诸位亦会明白。但即便只有17年创办盲聋哑学校的艰苦经历和不凡业绩，亦可令她不朽于人世。1994年，她以米寿之龄在故乡回归天堂，让我们记住并赞美她带给人世间的慈爱。
2010年11月9至15日，成都至酉阳，再从酉阳至成都，开母校酉阳二中百周年校庆的间隙和路途中断续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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