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是研究一切急待改革的社会首要的技术性问题。本文作者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提出了改良之路终归失败的观点，并通过博弈理论，阐述了一条规律：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必须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否则就会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本站认为：无论是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都是博弈理论重新调整的过程。在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否定情况下（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改良是必然的途径，而且这种修补是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在没有对体制仔细考察以前，主张推倒重来的做法，无疑是肤浅和不负责任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系 刘伟
1949年以来，历来被视为流贼的农民起义获得了正名，农民起义也被视为正义的化身。但近年来，随着新儒学、保守主义、权威主义的兴起，一些论者又开始对农民起义大加挞罚，指责农民起义破坏了社会秩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给人民带了更大的痛苦。笔者认为，过去对农民起义的夸大确实是不合事实的，但现在一些论者的否定更是不着边际。本文放弃理想主义式的对农民起义的高调赞扬，而站在大历史的立场，从几个技术性的角度来探讨农民起义的问题。
一． 农民起义：传统社会的隐形契约
按照一些指责农民起义的观点，农民起义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应被彻底的否定，社会的变迁应走渐进改良的道路。但笔者以为，这种观点经不起现代博弈论知识的检验，因为没有约束机制的社会不可能保持稳定，而农民起义是对统治者的一种约束。
博弈论的基本前提就是博弈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显然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不涉及到理想主义的话题。用博弈论来帮助理解历史，符合黄仁宇先生的技术历史观。
博弈论强调社会行为是博弈双方的策略行为，任何可行的行为都必须满足动态一致性的要求。所谓动态一致性，就是任何一个策略不仅在制订阶段是最优的，而且在执行阶段也是最优的，即任何策略在执行阶段必须给行为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不满足这一条就不符合动态一致性，因而也就不可行。在应用此概念讨论农民起义问题前，为方便不熟悉博弈论的读者，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动态一致性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狮子与兔子间的博弈模型。森林里有一只狮子和一群兔子，狮子每天出来捕食能抓到两只兔子。如果狮子与兔子达成协议，兔子每天送三只兔子给狮子，狮子保证不再出来捕食。从静态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协议，狮子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兔子，兔子则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不用再担心被捕食了。但这个协议是无法贯彻的，因它不符合动态一致性的要求。狮子如果不再捕食，兔子显然会大量繁殖，因此狮子撕毁协议出来捕食的话，就可以抓到四只兔子，根据博弈者追求最大利益的假定，狮子没有理由要遵守协定。如果兔子足够聪明的话，就知道这个协议是无法维持的，根本就不会达成什么协议。如果要协议可行的话，兔子可以雇请几只猎犬，如果狮子违约的话，可以进行搏斗。在这种威胁下，这个协议或许会变得可行。同样的例子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当局说如果大陆不动武，就和大陆谈判统一。这显然是最理想的局面，但又是一个不符合动态一致性的协定。如果我国政府真的承诺不使用武力的话，台湾当局的选择肯定是选择独立。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和平统一，决不放弃武力就应该成为必然的选择。为了方便下面的讨论，可以补充“可置信威胁”的概念，即博弈一方的承诺必须是可置信的，即另一方相信你的承诺是会兑现的。如我国政府只宣布不放弃使用武力而不加强国防力量，台湾当局当然就不会相信这种威胁，这时不放弃武力就成了不可置信的威胁，因而也就其不了任何作用。
综合反对农民起义，主张渐进改良者的观点，笔者构造了一个统治集团和农民的博弈模型。假定一个社会只有统治集团（这里强调统治集团，而非专指皇帝，否则就变成皇帝个人素质决定论。我们使用黑箱法，观察整个统治集团的最后表现，其内部整合在模型中不予处理。如明末崇祯皇帝并不算太昏庸，但整个官僚集团已彻底腐朽，对于农民来说统治集团就算已经腐朽）和农民，统治集团负责管理社会和收税（此处的税收指统治者征收的一切收入，包括勒索、受贿等灰色收入），农民负责生产和纳税。如果农民不遵守统治集团的约束，统治集团可以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按照改良者的观点，农民起义是不好的，应该放弃。那我们假定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观点，构筑一个动态博弈模型。博弈第一阶段，统治集团对农民许诺要对农民轻徭薄赋，如果发生偏差，会通过渐进改良的形式来加以调整；第二阶段，假定农民相信统治者的承诺，宣布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使用暴力来反抗统治者。至此，改良者的主张已得到完全体现。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象改良者的设想那样发展。博奕转入第三阶段，给定农民宣布永不反抗，统治集团选择实际的税收。按照博弈者追求最大利益假定，统治集团不会遵守自己的承诺轻徭薄赋，而会横征暴敛，因此民不聊生；第四阶段，面对统治集团的暴行，农民也不会遵守自己的承诺而群雄揭竿而起，社会陷入大动荡。
这个模型深刻地揭示出没有农民起义的社会是如何的不稳定，因而也显示出反对农民起义的人的观点如何的不具备现实性。这是为何？改良者的观点最主要的缺陷第一在于他们只从静态的角度去看问题，但很多静态成立的观点在动态角度看就是不成立的，农民不该起义的主张只对短期有效。第二，他们寄希望于一个能够自我改良的统治集团，违背了“性本恶”的基本人性假定。如果统治者会自我改良，仅在于他们受到了威胁而不得不去改良。改良主义者总是批评革命论者夸大人性善良的一面，认为农民不可信任。这当然是有理的，没有理由认为农民具有高尚的道德。但改良主义者的论述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统治者具有较高的道德或者有较高的自我修正能力，这显然违背了改良主义者自己主张的从“性本恶”的角度研究问题的一贯主张。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简单的追求最大利益的统治集团的假定就已经将改良主义者的观点击得粉碎。改良者应该对农民和统治者一视同仁，而不能厚此薄彼，给予不同的道德假定。显然，如何在一个恶的统治者假定下进行改良，是改良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自然，我们看到的传统社会并没有时时刻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上述模型还有探讨的余地。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都包含一套行为准则和违反准则的惩罚机制，难以想象没有惩罚机制任何一个社会可以保持稳定。在统治集团与农民的博弈中，农民如不交税会被国家机器镇压，但统治集团违约则没有任何约束。这样的社会当然不可能维持，最后会以大动荡收场。但如我们改变思路，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视为一种正常的事情，事情就彻底明朗。事实上，从大系统的角度看，农民起义就是对统治者违约的惩罚机制，是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将农民的反抗视为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签订的一个隐形契约，即如统治者横征暴敛，农民就以农民起义或异族入侵和统治集团内战时不抵抗来惩罚统治者，我们就可以得到统治者与农民之间的完整契约。如图一：
公开 统治者治理国家
契约 合作条款
社 农民生产并纳税
会
契 农民违约将由国
约 家机器镇压
惩罚机制
隐性 统治者违约，农民将起
契约 义或异族入侵和统治集团
内战时不抵抗
图一
有了图一所示的完整社会机制，我们可以解释传统社会初期，社会为何有大发展。在前述博弈模型中，由于加入农民起义（为简化，所有的博奕中，农民的反抗只提农民起义，这不影响基本讨论），博弈变为：第一阶段，农民宣布如统治者轻税就纳粮，重税就反抗。第二阶段，统治者知道农民的承诺，权衡利弊，选择轻徭薄赋。第三阶段，面对轻徭薄赋的统治者，农民选择安居乐业。这样一个结果历史上表现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传统社会的繁荣时期。
经过两个博弈模型的对比，我们发现农民起义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保证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手段。对一个不能缺少的手段怎么能够加以否定并轻言放弃呢？在逻辑上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当然进入现代民主社会后，对统治者的惩罚机制中增加了通过选举将其赶下台的手段，暴力反抗变得没有必要。但在没有“票决”的时代里，农民起义的“枪决”是绝不能放弃的。要知道先有农民起义，才有“康乾盛世”，时间上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但讨论到这里，在有农民起义威胁的前提下，传统社会是如何崩溃的呢？第二个模型是如此的完美，没有理由认为它会破裂。实际上这里还有一个模型的稳定度问题，它取决于农民起义的可置信度。当然我们可以用博弈中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贝叶斯概率修正过程建一个新模型讨论这个话题，但过于复杂，这里不予详述，只阐述大概过程。在一个王朝初创时期，王朝建立者集团就是农民起义者或目睹了农民起义威力者，他们比较相信农民起义的威胁，在博弈中就表现为农民的威胁有较高置信度，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统治集团比较诚惶诚恐，不敢胡来，博弈表现为第二个模型描述的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批的统治集团对农民的造反可信度越来越不予相信。当一个胡来的统治集团由于农民的分散和忍耐没有及时受到惩罚时，统治集团对农民起义就更不害怕，对农民起义可能性的主观判断就不断往下修正，农民起义因此成了一个不可置信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博弈就变为第一个博弈模型描述的结果。一个旧王朝被推翻，新王朝建立，一轮新的贝叶斯概率修正动态博弈又重新开始。笔者以为，这样一个模型大体能够解释中国诸王朝兴乱周期的变迁过程。
那么，能不能既保持社会稳定，又不让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农民起义仅是一种威胁而不变成现实呢？从博弈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农民永远只威胁而从不付诸行动，那么这种威胁就如狼来了一样无人相信，而一个不可置信的威胁等同于无威胁。从上述的博弈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为了保持传统社会的稳定，农民起义必须有相当的可置信度，而农民起义要有高置信度，就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统治者有一点违约时，就及时予以暴力反抗。轻度、小范围的民变有助于提高农民起义的置信度，给统治集团以较大的压力，反而能使整个社会保持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的忍耐纵容了统治集团的作恶，酿成了更大的灾难。
人性本恶，没有压力就没有进步，没有约束就没有秩序，没有惩罚就没有稳定。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自我约束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好结果的，批评农民起义的人大都犯了此类错误。有所立，才有所破，当把农民起义的手段象扔垃圾一样扔掉时，改良主义者应该告诉农民在***体制下，面对一个“死不改悔”的暴君时应当如何处理。
二．农民起义：传统社会演进的次优选择
一些批评农民起义的人认为在农民起义前虽然民不聊生，但勉强还能维持，而农民起义发动后，血流成河，赤地千里，造成了比现任统治者统治更大的灾难。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我们首先从逻辑上来探讨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我们都明白，时间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断流逝，事物同时也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不存在一个不变的事物。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也在不断的演化之中，对于社会的演化结果更不能以静止不变的观点去看待。假定社会处于T阶段，经过某个途径的演进在T+1阶段得到某个结果，对于这个结果好坏的判定不能直接用T与T+1阶段的结果来加以比较，而只能用社会经过另一条途径演化在T+1阶段可能获得的结果来加以比较。如图二：
现实途径 现实结果
社会状态 （T+1阶段）
（T阶段 ）
可能途径 可能结果
（T+1阶段）
图二
如果承认上述分析有理，那么用农民起义后与起义前的社会状态相比较的方法就不能成立，除非改良主义者能证明T阶段的状态能延续到T+1阶段不变。
当然，大多数改良主义者没有采用静态的方法，他们承认社会在不断的变化，但认为社会变迁应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用图二的形式可将此表述为经过改良途径，社会能在T+1阶段获得比农民起义更好的结果，从而判定农民起义是不可取的。从逻辑上来说，如改良可行，农民起义自然是一种不好的选择。但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在中国传统大帝国社会体系下，改良的道路是否可行我们无法在理论上辨明，因为每一种理论大体是逻辑自洽的，但依据改良主义者最推崇的经验主义立场，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则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中国共产党建国的两千多年期间，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结构下，我们找不到任何改良成功的先例。我们先简单回顾历史：
秦： 亡于农民起义
西汉、王莽：亡于农民起义（王莽继承西汉的官僚集团，应算作同一集团）
东汉：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
三国、南北朝：彻底的军阀混战和异族入侵
隋： 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
唐： 亡于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
五代：彻底的军阀混战
宋： 亡于异族入侵
元： 亡于农民起义
明： 亡于与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
清： 亡于农民起义和会党革命（辛亥革命在组成成分上应算作会党，是另外一种下层人物革命,其实可以算作广义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王朝末期实际上只有三条演进途径：1.象李自成、洪秀全一样的农民起义；2.如西晋“八王之乱”、唐“安史之乱”一样的统治集团内战（上表统称为军阀混战，这里主要考虑经过一定时间的统治，统治集团逐渐腐朽而引起社会决定性变化的事件，对于陈桥兵变、靖难之变等纯属皇位更迭的最高统治者变化不予考虑）；3.象蒙古、满族一样的异族入侵。这里，我们发现改良主义者主张的改良道路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无论是被认为过于激进的王莽、王安石、康有为变法，还是被改良者推崇的曾国藩洋务运动[①]、张居正变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淹没在暴力的海洋之中。从概率的角度上讲，如果说改良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改良失败仅是因为康有为等无能激进的结果，那么我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总能观察到几次改良成功的例子。但是，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除了在诸侯并起的战国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先例外，大一统的中华大帝国再无成功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大一统帝国的框架里，改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或者说是一条成功概率极小的道路，因而在历史上观察不到成功的例子。硬要说改良可以成功，历史就无法解释。相反假定改良不能成功，历史就获得了圆满的解释。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就已经形象地描述了明王朝在末期如何进入一个“死锁“状态，任何的人力都无法改变这个状态。他指出：“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或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和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绝对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②]中国各王朝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写出《光绪十五年》、《天宝十五年》也绝不是难事。自然，从黄先生的结论中我们可以推论：改良已经没有办法，剩下的只有等待一场大规模的暴力运动来重新洗牌。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国外的大一统帝国的变迁吸取经验。通观世界历史，我们发现世界上的大帝国在其扩张至饱和状态以后都没有能够自我改良，最后全部毁于暴力之中。限于篇幅，笔者这里无法对世界各大帝国的兴亡予以总结，就以号称改良模范的英美来简单探讨。只要仔细研究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被改良者最为推崇的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实际上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前仍然发上了大规模的暴力运动。以保守主义者一向喜欢的英国的“光荣革命”而言，且不说荷兰亲王威廉带着三万军队在英国登陆是否能够不算暴力，詹姆士二世如选择抵抗而不是逃跑是否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改良主义者也犯了肢解历史的错误。英国革命从1**2年开始（以前的***我们不去计算），历经四十多年的***才有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不过是一场大动荡最后的余波而已，难道保守主义者还能把已经砍下来的查理一世的头再安上去吗？如果改良切实可行，为何不在1640年就发生“光荣革命”，非要等到***四十年后才发生呢？“光荣革命”的组织者及其改良前辈岂不是坐视人民的苦难而不理？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实际上只有经过一场大动荡后，社会才能走出死锁，重新凝聚，即使凝聚核心还是人依旧魂已变的旧统治者。这实在是有刺激才有反应的人性使然，并非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所能概括。至于美国，八年独立战争，四年南北战争更不会为改良主义者的论点增添光彩。要是按照改良主义者的逻辑，林肯无疑是一个无能的人，因为他没有能够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统一和奴隶问题，相反却让战争爆发了。“英美犹如此，中华何以堪”，连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在本世纪以前都无法办到的事，保守主义者却用来苛求我们的祖先，这无疑赶鸭子上架。
严格说来，改良主义道路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行，只是其要求太高，不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错误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可能指望谁不犯错误。改良就象走钢丝，一不小心就掉下悬崖（本站认为：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改良主义的失败）。如果就事论事做事后诸葛亮，批评改革者哪一步走的不对是容易的，但从系统的角度看，只要选择走钢丝的道路就会掉下去，至于哪一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总归会有一步偏离“正确的方向”。如真有谁能走过去，那仅是偶然的运气，不符合历史统计的规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改良的主张者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过于限于就事论事的研讨，很少能从大历史大系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其实连吹捧袁世凯的唐德刚先生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也承认改良比革命难，革命有明确的目标和敌人，可以聚集力量，而改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敌人，因此要左右逢源。不明白唐先生既明白此理为何还要骂康有为，或许唐先生以为改良再难也还是可以成功的，而笔者从历史的经验中以为改良太难而超越人力之所及。
历史发展并没有确定的道路，可以通过多条路径演进的，但每一条路径发生的概率是不相等的。很多时候在某个具体的体系下，各条路径发生概率呈一种非均匀分布，一些很高，一些太低以致除了在梦想的王国里不能认为它有实际上的可能性。综合此节的分析，我们根据历史经验给出一个封建王朝末期社会可能演进途径的概率分布图（图三，略）：
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可能通过对外扩张来舒解社会压力，但中国秦以后历史中这种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因此对中国来说，扩张与改良都属小概率事件。[③]如果认为上图没有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王朝的结局只有三种可能：统治者内战、异族入侵、农民起义。在可能的这三种结局中，目前的史料并不能证明农民起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或者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批评农民起义破坏生产力一说不能成立。实际上批评农民起义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封建王朝的状态可以维持或可以得到自我改良。但上文的分析已证明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因而批评就自动失去意义。可以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是找死，不起义是等死（不是异族入侵就是统治者内战）。
农民起义在所有可能的路径中并非最坏的一种。改良虽然是最优选择，但不是可行的选择。农民起义在逻辑上不如改良，却是现实生活中的次优选择。医生医死了一个垂死的病人不能受到指责，反正不医病人也会死。相对于异族入侵，农民起义至少还可以让我们保留一份民族感情；相对于统治者内战，农民起义至少还可以为我们保留一份“朝为田舍郎，暮坐天子床”的憧憬。
三．农民起义：社会***的导火线
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起义本身就是灾难的源泉。他们认为，中国很大，每年总会有些地方有灾荒或者一些地方官僚地主胡作非为而激发民变。当官府从一个地方调集资源去平息另一个地方的民变时，这个地方的民众因为受到剥削而发生新的民变，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样一个局部的小事情演变为全国规模的***，而本来全国的局面还算稳定，因此农民起义本身就是灾难的原因。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如同早已被历史学界放弃了的奥地利大公被刺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一样，将导火线与体制性毛病混为一谈，没有弄清事情的真正原因。
首先，雪球效应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政府，每个朝代，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会面临的局面。消除雪球效应，防止地方性***的扩散是任何一个政府应尽的职责，而绝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借口。丧失了控制能力的政府本就应该灭亡，如同敲错一个键就会系统崩溃的软件本该退出市场。从概率上来说，发生灾害每年的概率都一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每个王朝的前一百年的自然灾害比后一百年更多更大，但我们并未发现在王朝初中期阶段自然灾害引起的小民变会酿成黄巢似的全国性大***。同样，王朝初期某些地方官僚的胡作非为引发的民变也没有酿成大乱，没有理由认为该时期不会出现这种小民变。这就从反面证明把灾难归结于农民起义本身是不成立的。关键是传统社会整个官僚集团逐渐丧失统治效率，失去对地方事件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而在立国初期整个功臣集团还能保持一定的纪律与团结，有能力把地方事件控制在萌芽范围之内。由于时间的流逝，现在能进入我们视野的农民起义规模都是非常大的，小规模的民变不会被历史记载，因此可以说农民起义本身就已证明官僚集团已经腐朽了。
其次，我们可以来探讨民变的扩散过程。借用计算机术语容错率的概念，我们要求每个系统都有处理一定差错的能力，不能容忍错误的系统必须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灾荒、民变是经常性现象，是不可能清除的，一个稳定的官僚系统必须具备能把***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出现***后能迅速加以控制的能力。中国是个大国，每年总会有地方有饥荒，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每年都会有专门的支出来处理自然灾害，因此一般规模的灾荒救助早已成为政府的正常开支，绝不能将其视作异常支出。通常情况下，各级政府也有储备。即使有重大战事，一般情况下也是从中央政府储备里支出，并不每次都要向农民加税。当一个地方有饥荒或地方官僚引起的小民变，当地不能及时处理，需要向另一个地方的民众加税时，这本身就证明当地官僚已经腐朽，而且同时证明不仅地方已无储备，连中央政府也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而被迫加税，而这样的政府本身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忍耐力极强，不至民不聊生不可能发生大规模造反的事件。如果政府镇压小规模民变，所需要动用的资源是不多的，而这样的加税能引起连锁反应，只能证明平常农民的税收就已处于忍耐的极限，一点的加税就会越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引发暴动。一个正常的政府收税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在农民极限忍耐线上征税，而会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征税，这样在迫不得已加税时不致引起民变。只有当农民的交税在平时的情况下就已处于极限度上，而且这样的征税遍及全国，使整个社会情绪处于爆发的边缘，否则绝无可能引发雪球效应。一个在太平时节就把国家搞到一触即发状态的政府是一个合格的政府吗？这里允许暂时偏离话题，批评一下那些认为异族的进攻迫使政府过度征税而导致封建王朝崩溃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汉武帝时征伐四夷，需要动用额外的全国财力以外（但这是中原王朝主动出击），一个王朝要抵抗异族的入侵在正常的征税范围内就足以解决，并不至于要弄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一定是在这个王朝末期，社会情绪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政府军已腐朽到丧失战斗力，否则前一百年不要加税来抵抗异族入侵，后一百年怎么就需要呢？[④]而且除非平常就已对农民过度剥削，否则增加一定的税收也不会引起民变。达到这样一个丧失容错率状态的政府本就应该灭亡，人民的苦难也应该由封建统治者来承担，却把责任推给各种导火线因素是不合逻辑的。
艾滋病的学名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它只使病人丧失免疫力，本身不会直接导致死亡，最后导致病人死亡的是其他正常病菌引发的病症。难道我们能说病人的死因不是艾滋病毒，而是通常只能引起感冒发烧的病菌吗？同理，一个已不能控制地方性饥荒和民变的政府，我们只能称之为艾滋病政府，一切灾难只能由将政府搞到丧失处理能力的人承担，不能把责任推给他人。难道改良者还能找到一个没有任何饥荒，没有任何民变，没有任何异族入侵的“无菌室”吗？这是唐宗宋祖也无能力做到的事情。灾荒、民变、异族入侵从来都是封建王朝正常面临的事情，把它们说成异常本身就是可笑的。至于有些人说中央政府一般不会过度征税，都是下面的官僚胡作非为，但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事情，农民只需要根据其交纳的总税收做出反应就行。事实上，一个已不能控制其各级官僚行为的政府一样也只能称之为艾滋病政府，农民起义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
《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米涅指出：“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做出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⑤]米涅这话是在1825年说的，我们可以延伸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至于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为何这类例子开始出现，笔者认为主要是经过二战、七十年代的人权运动后导致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扩张，加上人类经济的逐渐一体化，以及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各国统治者逐渐失去***统治的合法性而导致政治力量对比变化所致，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因为农民起义是历史问题，我们对它的讨论只要放在历史背景下就行。研讨历史，不应要求古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要问古人能做什么。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类所达到的文明去苛求古人，更不能以现在人类的认识去评价历史。指责农民起义的人无疑犯了这种错误，他们要求古人完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类才有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显然是一种不公正的指责。
（本文倾向于肯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色彩，仅从技术角度探讨，无妨称之为“低调农民起义论”。但要声明，对张献忠等过度***者，笔者也持否定态度。）
注释：
[①] 关于洋务运动是否成功有很多争议。如用推动历史的发展，如洋务运动建立近代中国工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等衡量，洋务运动自有其历史功绩。但以建立一套稳定的新制度，改造出有效率且廉洁的官僚集团，使国家避免动荡而能渐进发展的标准衡量，洋务运动当然是失败的。甲午、辛丑、辛亥，以及此后四十余年的动荡，证明洋务运动没有能力阻止灾难。尽管一些人如萧功秦等将洋务运动的夭折归咎于激进派，但不容否认的是洋务运动派掌握朝政三十余年，却不能控制住局势。改革不是踢点球，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干扰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要求没有任何干扰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权威主义者对康有为等的指责是他们不能协调各方的矛盾，失去了形势的主导权，但洋务运动派长期执政，却不能控制局势，将社会思潮主导权让给了激进派，却不受指责，这不是一种公平的评论。如同踢足球，对一方要求在各种干扰下进球，对另一方却要求给踢点球的机会，不知改良主义者是否考虑到逻辑上的一致性。不过本文主要讨论农民起义，以国家能否避免大规模战争来衡量成功与否，以此评判，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但这不意味着否定洋务运动的历史功绩。失败并不意味着某项事业没有历史意义。
[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238页，中华书局，1982版
[③] 由于本文仅是做定性的讨论，对图三没有作精确的区分。实际上，哪些事件可进入统计，那些不进入，现在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结论。历史演进中各种途径概率的可能分布不一定成正态分布，图中将它画为如此，主要为了简化。图中农民起义概率最高，基于各个长寿命王朝的灭亡中大都有农民起义参与。统治集团内战和异族入侵的概率是否在农民起义两侧平等分布，实际不能肯定。因此对此图可作很多批评。但其基本指导思想三条战争路径发生的概率远远大于改良成功的可能性则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带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的合理统计，笔者相信对这点不太可能有质疑。对于根本没有或较少经验证据作支持的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假设来说，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应该有更大的合理性。考虑到本文的定性分析性质，此图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若有人做精确的定量统计，此图的具体形状可能会有变化，但基本结论应该不会有改变。
[④] 对此也有许多不同看法，但笔者以为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封建王朝初期的繁荣是自己争取的，绝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恩赐。面对强盛时期的匈奴，汉王朝初期七十余年的修养政策表明不腐朽的中原王朝如只防守并不需要对农民过度征税就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文景之治”显然不能归因于匈奴的善良或愚蠢。汉武帝的征伐四夷是中原王朝的主动出击，民穷财尽是自找的。“澶渊之盟”、“土木堡之变“时的局势也证明即使北方游牧民族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防守型的中原王朝抵御入侵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需要过度征税。如将统治已稳固后的辽、金也视为中原王朝，那么刘渊、阿骨打、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崛起本身就是中原王朝腐朽后的产物。如努尔哈赤，明王朝有充足的时间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但后期的事态表明，明朝统治集团完全已无处理地方性危机的能力。因此，将封建王朝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归因于外是不合历史的。
[⑤] [法] 米涅，《法国革命史》，4页，商务印书馆，199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