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陈达钲

黄雀行动背后港人舍命救危内情

作者：江迅

黄
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六哥（陈达钲）向亚洲周刊首度完整曝光「黄雀行动」工作日记，整个行动救出了包括赵紫阳儿子赵二军在内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
和学者、作家，期间，黄雀行动有四名成员在公海快艇追逐中丧生；在拯救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行动失败，两名伙计中伏被公安抓获判刑，为此他前往公安部与
一局局长谭松裘谈判，发现「爱国」是双方的共同语言，终获释放。

当年「liu si」事件中，被称为「黄雀行动」的在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拯救、运送被追捕民运人士的秘密行动，二十年来始终披着神秘面纱。近来，这一面纱虽微微掀起，但深不可测的面目依然没有显露。「liu si」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三天，一部「黄雀行动」工作日记首度完整曝光，揭开了庐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黄
雀行动」前线总指挥陈达钲，在他杂乱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二百多页「黄雀行动」工作日记复印件，他边喝着普洱茶边说：「我这是第一次全部公开，再好的朋友也
只是看过两三张，前几天只让一家香港传媒拍摄了一张，今天你们亚洲周刊可以随意挑选随意拍摄。」「黄雀行动」中所涉诸多人物至今仍极度敏感，所涉来龙去脉
的细节始终没有曝光。

日
记的原件，由陈达钲秘藏在朋友家里。眼前的这一页页日记复印件，记载着历史秘密的一丝一缕，记载着当年行动的惊心动魄。陈达钲指着一页又一页如数家珍：
「这一页写着「目前工作进展胜（顺）利」，有二十七个『正』字，一笔划代表成功救出一个人，一个『正』字，意味着救出了五个人。厦门四人，深圳二人，海南
二人，广州三人，太平四人，上海五人，福建四人，北京五人……」被救助的名单上有北大诗人、天安门广场宣传部长老木、「liu si」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总长」的张伦，还有老鬼、吾尔开希、于硕、项小吉夫妻。他又指着另两页，上写「国安局某某某项目小组处理外逃事件」，「问老蔡，建平在公安接受交代了什么问题，公安提问些什么东西？」「目下尚有几位未有消息，陈卫、陈破空、张雨、李霜……」

在江湖上被称为「六哥」的陈达钲，在八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救出了被北京当局通缉、跟踪、迫害的一百三十三名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学者、作家。他们感恩地说，他是「香港英雄，中华英雄」（严家其），「丹心一片，高山仰止——永
记六哥救命之恩」（苏炜），「六哥救出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功不可没」（陈一谘），「再生父母」、「民运人士大救星」、「当代侠士」、「香港的
辛德勒」。长期来，他始终保持低调，避见传媒，十九年来仅接受两三次传媒追访，披露了一些「黄雀行动」的粗略内情。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旺角行人专
用区举办的「纪念liu si，感谢黄雀行动」论坛上，才首次公开亮出自己真实身份。

六
月一日，走进香港旺角一幢商业中心大厦，刚步出电梯，通道上香烟烟雾弥漫，循着烟雾越来越浓而走，便是陈达钲的办公室。一见面，个子矮矮的他就豪爽地说：
「我的共产主义不是土豆加牛肉，而是普洱茶加香烟。」他一天三包烟，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显得杂沓，他座椅的三面全堆著书报，他挨着的右墙上，悬挂着大陆著
名书画家范曾写给他的七字条幅：柯如青铜根如石。当年范曾出走法国，引发「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争议，陈达钲正是范出走的主要策划人之一。

二十年前的「liu si」，热血中华魂。香港人多次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再次感受港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相连。「liu si」开枪后，香港人的激愤转化为一股地下奔腾的力量。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的「liu si」人士纷纷匿藏而外逃，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被称为「秘密通道」的出逃行动，逐渐形成规模，至少有三百人摆脱公安及国安追踪，成功抵达香港而转移外国。来自草莽的陈达钲，就是这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liu si」事件发生，目睹天安门惨剧，他极度悲伤，削发光头明志，恨不得能与学生们一同抗暴。在「黄雀行动」之前，就成功拯救了一批「liu si」人士逃离大陆。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成了「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屡屡智破追踪，幕幕怒海枪战，演绎了一篇篇隽永传奇。

陈达钲说：「白色恐怖下，民运人士生命危在旦夕，有良知的人都希望自己能伸出援手。看到别人有难，看到弱人被欺负，看到恶人嚣张，自己当然会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不计一己私利，只会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人的侠气。」

当
时大批人逃到广东，但成功出境的还不多。香港演艺圈名人岑建勋是支联会常委，看到成功外逃困难，心里焦急。他听说江湖上有个「六哥」血气方刚，颇讲义气，
已经救过一些学生，此人在粤港两地人脉甚广，认识不少江湖人物和走私客。但当时岑建勋不认识「六哥」，于是透过艺人邓光荣，希望能介绍认识「六哥」，一起
合作，共同携手采取拯救民运人士的行动。邓光荣的一位朋友叫高世昌。二十年来，这位江湖人物的名字，前些日子首度在传媒曝光。高世昌既认识邓光荣，也认识
「六哥」陈达钲。邓光荣由此透过高世昌找到陈达钲，请「六哥」出山。「liu si」后，他们四人在香港酒店一间房里，邓光
荣、高世昌、陈达钲、岑建勋相聚见面，一拍即合，决定连手。他们四人就是「黄雀行动」的主要核心人物。岑建勋负责联络支联会，支联会参与拯救学生行动的主
要是朱耀明牧师和工运领袖刘千石，他们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些。二十年后，陈达钲回忆说：「那天在香港酒店见面，我当时一口答应了，此后，我一做就不可收拾
了。」

「黄雀行动」是指「liu si」
事件中，秘密接送外逃人士的行动，最初自称「秘密通道」，整个行动有主要核心，却是松散的组合，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也没有固定人员，随时有人加入，也有
人退出。从八九年六月开始，大规模的救助行动集中在八九年下半年，不过零星行动延续直至九七年香港回归前的六月才告一段落。救人过程中，有些相当惊险，就
像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情境。九一年，岑建勋接受英国一家媒体访问时，突然来了灵感，以「黄雀行动」称之，不久，大家也就这么称呼这一「秘密通
道」了。究竟整个行动救助了多少人的准确数字，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准确回忆，估计有三百来人，据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当年主要参与者「陈老板」（Tiger）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透露，所有当时的记录和文件，已由香港支联会于香港回归前夕，运送往海外私下保存，以防万一。

当年「黄雀行动」参与者、现任《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日前接受采访时透露，最初大家只是在私底下称之为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秘密通道」，最初是花钱请走私客偷运「liu si」
人士到香港，救出了一些遭迫害、追捕的学运领袖、民运分子和知识分子，像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主席吾尔开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所长严家其，那时真正的「黄雀行动」尚未开始。运作一段日子，也只是自称「秘密通道」，当时行动私下分散，效率不高，后来众人认为应该将资源集中运用，多
救一些学生到香港，最后形成了一个没有正式组织的救援行动。

整
个「黄雀行动」没有固定组织，也没有什么固定的上下级，早期就是几个核心人物。邓光荣请陈达钲在香港酒店见面，加上高世昌、岑建勋。他们都是核心人物。不
过，四人会议决定合作之后，邓光荣基本上就没有直接参与。整个行动主要分为两摊子，一边是支联会的岑建勋、朱耀明、刘千石和李伟杰，主要负责资料收集、联
络、后勤安排等。另一边是直接指挥救人的陈达钲（六哥）、陈达钳（七哥）两兄弟。刘达文说：「『黄雀行动』不是个严密的组织，随时有人加入，随时有人退
出，比如，像我和罗海星这样，说是『黄雀行动』成员也行，说不是也行，偶然的机会就参与进去了，参与时也没有接受谁的领导。」

陈达钲说：「我的代号是李成功。与外逃人士的接头暗号是『我是李成功』。接头时是一张照片的一半，双方各拿出半张照片，两个半张照片若能?接成一张完整的照片，这就真的是接上头了。我就带走他们，闯回香港。」

赵
紫阳儿子赵二军逃亡在海南岛，他是拿着中国护照化名出境的，护照上的名字叫陈学阳。出境时，海关人员发现了护照有疑点，便逐级报告，最终向时任海南省长梁
湘打电话请示，说赵二军要出国。梁湘问：「他是持什么护照出国的？」回答：「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梁湘又问：「护照是否有效？」回答：「有效。」梁湘
说：「有效就行了，放行。」

梁湘的儿子与陈达钲稔熟。陈达钲说，由此可见，赵二军成功出走，是梁湘有意放走的。赵二军要来香港，是时任《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与陈达钲联系的，程凯是梁湘的干将。「liu si」
事件期间，程凯主持的《海南日报》支持学运，支持赵紫阳。赵紫阳下台后，程凯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他下决心要出走，临走前，他去见梁湘，心中默默向梁湘告
别，在纸上写了一个字：「走」。暗示自己要走了，也暗示梁湘赶快走。梁湘看了纸条，装着狠狠骂了一句：「你快给我滚，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示意他赶快
走。那年七月，梁湘被中央诱骗去北京谈海南洋浦开发，遭软禁两个月，接受审查，主要问题是两个，一是在liu si问题上，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运动，支持赵紫阳；二是洋浦开发计划是「丧权卖国」。结果梁湘海南走马上任，鞍垫未热，便匆匆下台，被撤去省长职务，经年饱受不公正遭遇，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郁郁而终。

陈
达钲回忆说，赵二军走了后，他夫人和女儿要走，夫人姓汪，叫什么名，现在忘了。她们始终被有关部门监视、盯梢、跟踪。她们从北京到了广东，与陈达钲弟弟陈
达钳接上头。她们从屯门龙虎滩上岸，在去市区途中，遭香港警察例行检查，当时车上有枪。「黄雀行动」过程中，他们有秘密电话，凡是遇到麻烦，就拨打这一电
话，号码是岑建勋给他的，陈达钲用大哥大电话拨打了那个号码，是时任香港总督卫奕信接的电话，陈说了情况，卫奕信问陈，身在何处，陈作了回答。不一会儿，
警察就接到来自上司的电话，车子没作检查便被放行了。陈达钲说：「由此可见，『黄雀行动』与当时的香港政府有密切关系。当时，没有按惯例先将赵二军夫人和
女儿送去我办公室，而是直接载她们去了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时总领事是梦飞龙（Jean Pierre Montagne）。」

陈
达钲说了赵紫阳智囊陈一谘的故事。陈一谘千辛万苦匿藏在海南岛，躲在一个医生家里，香港支联会把他的资料给了陈达钲，他们就相约他见面。陈达钳和高世昌去
接他，将他送到海边，乘坐吞吐量七千吨的大船出逃的，陈一谘藏在大船右舱，很闷热，船长的儿子手持五四式枪，护送他，船驶向广州，到了珠江口，陈达钲派出
的「大飞」（在快艇尾部加装四五个马达，一启动便速度奇高）去珠江口接应陈一谘，结果船长的儿子也一起出逃了。到了香港，陈达钲将他俩交给支联会，再送往
英国。陈达钲说：「当时送去英国的不多，还有四个共军也是送去英国的。」

广
东东莞的四个共军是「黄雀行动」的支持者，帮助实施计划，比如在虎门过关，他们负责打灯，安全护送外逃的学运领袖。四个军人都是官员，从上尉到少校之
间。陈达钲手下人被当局逮捕，四个共军是参与行动的，见过那手下人，于是担心他们受牵连，陈达钲下令，以最快速度让他们撤离，用快艇接走他们。当时，这
四个军人衣服都来不及换，身着军装，背着枪枝，旋即出逃。陈达钲接他们抵达香港，交给支联会，怕夜长梦多，一接来香港，便实时送上去英国的飞机。

「黄
雀行动」中，陈达钲有四个伙计牺牲了，他们是建筑工地的搭棚工人。时年三十三岁的吴浩铭是陈达钲的得力小兄弟，他是粤港一带最大走私犯，走私船队跑遍全世
界，手下人强马壮，有几十个马仔，他有一条大船，五六条「大飞」。用陈达钲的话说，此人有「犯罪天才」，政府各个部门，他都有关系，走私关卡全由他疏通。
吴浩铭后来因走私及贩毒被中共当局抓捕，判无期徒刑，最近减刑为十九年半，至今还在狱中。他被抓那天是中秋节，陈达钲带着月饼约见他，与他在广州吃饭。当
天饭后，陈达钲听闻他被捕，立即赶回香港。

那
四个牺牲的伙计就是吴浩铭的手下，两个是大陆人，两个是香港人。快艇高速前进，又有大雾，快艇撞上运载水泥的大船，死了两个。另两个是「大飞」温度太高而
着火，他们跳海而亡的。陈达钲说：「我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给每个人家属五十万抚恤金，那是我私人给的，与支联会没有关系。我没什么太大能耐，我的工作是
靠整个团队，我一个人做不了事，我们讲的是团队精神。」

半
年后，即八九年年底，「黄雀行动」受挫。一次在湛江拯救学者陈子明和王军涛时，情报有误，令行动失败，陈达钲的两名弟兄李龙庆、黎沛成中伏被公安抓获。陈
达钲为此天天茶饭不思，千方百计救人，他说：「如果要我投降而能救出弟兄，我也心甘情愿。否则，我以后怎么面对那么多弟兄。」被捕的李龙庆，原先是在深圳
畔溪酒家当部长，陈达钲认为他能干事，就要他辞去工作，回香港帮忙，上前线去拯救学生。

在香港陈达钲有个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朋友，外号叫「蔡胖子」，他知道陈达钲在「liu si」期间救了很多人，无法回大陆，内心很痛苦。蔡胖子有个弟弟蔡晓津，和陈达钲关系很深，由于蔡晓津涉及「liu si」
问题，陈达钲备了快艇和枪枝，去深圳要他赶快出走，蔡晓津说：「我不走，赵（紫阳）家在位，我没有得到什么特别好处，他下台，我也不会受牵连。」由于入境
是公安部管辖的事，国家安全部无法安排，于是「蔡胖子」为陈达钲介绍了驻香港的公安部官员彭先生。陈与彭谈判，彭了解了陈达钲不是要与中央对着干，只是为
爱国而从人道主义出发拯救学运领袖，陈达钲还明确表示，只要释放他两个手下，他可以不再参与「黄雀行动」。彭先生向北京作了汇报。

不
久，陈达钲有了北京之行。有传说他为此北上京城，去见公安部长陶驷驹，他说：「这是误传，我只见过陶驷驹夫人陈芳芳。陈芳芳是公安部一局副局长，是一局局
长谭松裘介绍认识的。我去北京见谭，陈芳芳作陪在侧而已。」当年毛泽东钦点华国锋接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从湖南到北京，只带了一个人上北京，就是湖
南公安厅长谭松裘。原先是要安排他出任公安部长的，后来华国锋下台，他只是出任一局局长、兼外联办主任，陶驷驹早先是谭松裘手下的，谭是陶的「老板」。

陈
达钲说：「我的两个小兄弟被判刑四、五年，当时我去北京是见谭松裘。」谭是广东人，第一次见陈就说：「六哥，你来就好了，我们都是爱国的，就有共同语
言。」陈说：「你就别叫我六哥了，你年纪比我还大，就叫我小六子吧。」此后，他就叫陈「小六」，公安部里私下都称陈为「小六」了，不过，副局长以下的人当
面见到陈，却还是以「六哥」称呼。谭松裘表示：第一，既往不咎；第二，来去自由；第三，在允许的范围内释放他们。半年以后，他们果然兑现承诺，释放了陈达
钲的两个小兄弟。陈说：「他没有拿过我一分钱，他特别讲义气。他非常爱国，曾私下对我说，理解我们的行动。为了救出弟兄们，我不能不这么做。事后支联会认
为我反共立场不够坚定。他们误解我了。」

零
八年，谭松裘去世，陈达钲特别伤心，于是在香港《前哨》杂志刊登了讣告：「您为共和国的安危，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谭松裘先生千
古！」讣告署名：「学生：陈达钲、陈达钳、高世昌、杨进荣、陈宝林泣上」。陈达钲说：「谭松裘是中共特务头子，却在香港的反共政论月刊《前哨》刊登悼念他
的讣告。别人知道的话真是笑话了。」

陈达钲说：「一次，我的两个小兄弟被当局抓捕了，我去广州怀集监狱探望他俩。监狱知道我要去，竟然铺红地毯，我是主犯，去探从犯，竟然还享受走红地毯的规格。过了两天，刘达文就随着我一起去，我就把他俩带回香港。」

对于外界说黄雀行动与美国中情局有关，陈达钲强调说：「我这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一点关系，绝对没有关系。只是在我不再参与『黄雀行动』以后，美国方面派人找过我，问我有什么危险，有危险的话，可以移民美国，我谢绝了，没有接受。」

罗
海星被捕以后，「黄雀行动」一度停顿了一两个月，陈达钲还实施了两三次行动，八九年十二月是他最后一次，即那次拯救对话团团长王超华。陈达钲退出行动后，
香港支联会人士依然在继续行动。每次行动究竟花费多少？据悉，「黄雀行动」开始阶段，整体形势严峻，拯救规模较大，平均每个成功外逃者需花费五万至十万
元，有的甚至更多。陈达钲退出行动，支联会方面继续接手做，此时已没有先前那么大规模，找蛇头只需花数千、数万元便能成功把一个外逃者送往香港。

陈达钲九十年代初在深水?酒
楼吃饭被人斩杀，江湖传言一度说是中共所为。陈说，那天是在通菜街大金龙酒店，他在外面一桌，与七个朋友一起吃饭，其中四个是香港犯罪集团首脑、是那个绰
号叫「大富豪」的张子强案的同犯。里面一桌是黑社会的。席间，另一帮黑社会的人突然冲了进来，向里面那一桌人一阵乱砍。陈达钲见势不妙，又与自己无关，于
是赶紧朝外走。谁知门口有这帮黑社会的人把守着，一见有人出来，以为是里面那桌黑社会的同帮，便用刀砍陈达钲头。他鲜血满身，当即被送往医院，他昏睡了七
天。陈达钲说：「后来，误杀我的那一帮老大，向我赔礼道歉，我说，不用了。当时，我们就从多方面调查过，这件事纯粹是意外，与政治完全无关。」

他是「黄雀行动」的核心人物，除了那次北上谈判，平常无法返回大陆，他对中国感情依然深厚。他回不去，却特意把家迁移在靠近深圳的上水一幢高层住宅，可以远眺深圳，接收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当年，他偷渡抵达香港，竟朝着大海对岸大哭。

陈达钲说：「人有两条生命，一是政治的生命，一是世俗的生命。当时我认为，偷渡香港似乎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其实，我绝不是叛国，只是当时中国错误路线的背叛者。」

他说，「liu si」事件挽救了中共，因为令中共明白什么是革命党，什么是执政党了。改革开放令中国向前发展得很快，共产党不也认同普世价值吗？民主和自由，总有一天会有的。谁要推翻中共，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今日还有谁能替代中共，中国绝对不能乱，赵紫阳也不希望中共下台。他说：「『liu si』肯定会平反，或许要到下一代中共领导人。这是历史伤痕，中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六月四日夜晚，纪念「liu si」二十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处处烛光。香港这一特殊窗口地位，十多年前有那个神秘的「黄雀行动」，今天，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依然在影响着中国大陆，新的「黄雀」不再是飞向境外，而是飞向神州的每一个角落。

—— 原载: 亚洲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une 10, 2009

liu si

作者：中央社

一九八九年「liu si事件」发生后，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陈达钲二零零七年在美国接受电视专访，披露当年行动的若干秘辛。他说，liu si事件已过了十八年，回想起来，坚信所做一切没错，也相信总有一天，liu si会获得平反。

「黄雀行动」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开始，持续约半年之久，总共营救出一百三十三名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包括严家其、陈一咨、苏晓康等，都是经过黄雀行动营救而逃离中国大陆。

黄雀行动一九九一年六月首次曝光，二零零七年五月陈达钲首次在纽约公开亮相，接受专访。

陈达钲是香港唯胜企业有限公司、义德洋行有限公司和华美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被称为「六哥」，与他共同参与黄雀行动、在第一线行动的弟弟陈达钳被称为老七。

陈达钲表示，一九八九年liu si民运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人们甚至从中国政府在运动初期表现出来的容忍看到希望，孰料后来事情演变为中共开枪镇压，使他非常不理解。

他说，一开始「我觉得政府比过去开明，绝没想到后来会开枪镇压。liu si之后我激动得昏了过去，进了医院。为了表现心中的愤怒，我把七岁的儿子剔了个光头。」

陈达钲在访谈中透露出黄雀行动的一些点滴，指出当年liu si事件发生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站出来，营救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人士，从香港支联会取得民运人士的资料后，或用走私快艇载运，或派人深入中国大陆营救，从华南到华中、华北，最远的地方达到兰州。

陈达钲表示，黄雀行动持续了近半年，直到一九八九年底，在营救王军涛和陈子明时出事，两位工作人员在广东中了圈套被捕才暂停。

之后，陈达钲为了救出两位工作人员，亲赴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高层商谈，达成妥协，中方答应对他既往不咎，来去自由、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两位工作人员，于是黄雀行动自此画下句点。

如今liu si事件已过去十八年，陈达钲回想起来仍无怨无悔，认为凡是有条件的中国人都会做这件事。

他说，liu si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并坚信当年所做并无错误，也希望liu si事件终有平反之日。

不过，对于黄雀行动的具体细节，他表示目前时机仍不适宜全部公开。

曾不惜性命 倾家荡产救人

据陈达钲的友人陈志雄此前透露，陈达钲原本是从大陆去香港的生意人，还在非洲打过工。本来跟中国做生意是不能跟中国政府对着干的，但是为了正义和社会的良心，陈达钲倾家荡产，用了2、3千万去安排救人，收买贪官，让他们放人。他说陈达钲曾经亲自开快艇30多小时到海南岛，与黑社会的人联系，带民运人士到香港。

赵紫阳前智囊、前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被陈达钲营救出来的陈一咨曾透露，liu si之后，自己莫名其妙被李鹏当成赵紫阳黑线和学生运动黑手的枢纽，受到400个特工抓捕，经陈达钲先生组织营救才来到香港。

陈一咨说：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很多爱国爱民的仁人志士，对年轻学子和市民被杀痛心气愤，有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去援救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陈达钲在前线帮助了很多人，此事最早被BBC称为“黄雀”行动。陈达钲因此而在一次吃饭时被人暴打，香港报纸披露陈被打之事，“黄雀”行动才曝光。陈达钲被称为行动的总指挥，尽管陈否认。

据
陈一咨介绍，陈达钲还需要花钱打点安抚在营救过程中的伤亡者。他手下有三人被大陆公安抓捕，公安放话，如果他继续这样做，就把他手下的人抓一个杀一个。陈
达钲于是前往大陆与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和贾春旺见面，据理力争，说你认为是动乱分子，我把他们救了，就没人给你捣乱了。我认为他们是爱国分子，给他们一个
发展的机会有什么不好。说的陶驷驹哑口无言，后来把他的人放了，还说黑道中也有爱国的人。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陈达钲的行为出自一种单纯高贵的正义的冲动。陈一谘也盛赞陈达钲的行为明了中国人“威武不能屈”，是侠义精神的最佳表现。

去年，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准备在撰写的回忆录《大江东去》披露有关八九学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如何通过“地下通道”逃离中国的一些情况。司徒华说，黄雀行动与支联会是两件事，黄雀行动并非由支联会来做，是由其他有心人去做，但是他知道过程。

黄雀行动和中央情报局

liu si惨案发生后，很多仁人志士不顾个人安危援救在大陆面临生命危险的年轻人。这其中也包括身在大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美国作家Mark Perry所著的《中央情报局最新秘闻》（The Last Days of the CIA）一书就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李洁明等人积极救助大陆因“六.四”而陷入困境的民主志士的过程。

据
书中介绍，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因为担心自身安危纷纷离开北京回到美国。而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５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
这个似乎处于内战边缘的巨大的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

作者称，由于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对美国外交政策和随之而来的天安门事件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对“黄雀行动”严加保守秘密。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 “让我们这样说吧！在liu si事件 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在6 月4日事件后，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情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
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
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
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黑幕下的秘密营救

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企业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书作者称，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书中还透露，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预示出来。在5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200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卖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

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人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在“liu si”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

21名首要通缉犯15名逃脱

书中披露，书中还透露，“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注视。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月和8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份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营救行动尽管动用了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或“单干”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

据悉，在liu si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努力，使中国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份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被认为是“黄雀行动” 的圆满成功。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贝克事后曾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才知道，法国也主导了此次营救行动。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老布什）总统结束其第一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首度曝光。但是当时的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一旦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那边。中央情报局官员只能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

—— 原载: 中央社 2007年
本站刊登日期： Thursday, May 2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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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迅

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将军在liu si戒严中，因反对开枪镇压，被撤销军长职务，并被军事法庭判监五年；出狱后住在石家庄，与中共元老李锐会面，吐露当年抗命心声。最近两本有关liu si军方角色的新书也揭开不少秘闻，从部队内部记录liu si真相。

所谓「liu si真相」，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开枪的真相，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枪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或许是最核心的真相。八九年「liu si」前后，北京实施戒严，第三十八集团军是首批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也是第一主力部队，更令人关注的是，第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开枪而被当局撤职、逮捕、判刑。这一「liu si事
件」中的重大事件，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却无法获得具体证实。至今，中国官方公开文字对他没有任何提及，只是在内部发行的《钢铁的部队：陆军第三十八集团
军军史》中，仅有十八字简要：「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不过，亚洲周刊获悉，徐勤先被当局关押五年释放后，被迫离开京城，隐居河北石
家庄。友人书赠他的一副对联，也得以躲过当局审查而在公开出版物中发表。

徐勤先的好友、九十二岁的李锐，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一次与友人谈话时说：「邓小平在政治上背了两个包袱，一个是八九年『liu si』，一个是三峡工程。」八九年六月四日前的那些天，李锐没有上街，但「liu si」晚上，家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的李锐夫妇，站在阳台上一个通宵，看着大街上发生的事。翌日早上，李锐去军事博物馆前面的大街。他说，八十辆装甲车是部队自己放火烧的，丟了很多步枪，部队战士不干了。他如此评价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少将：他是共军中一个难得的将才。他反对liu si镇压。正式命令下达，有了可以「开枪」的许可。但人民军队怎麽能向人民开枪呢？作为一个将军，他知道这意味着什麽，也知道可能带来的后果。结果，徐勤先被关押五年。

徐
勤先释放后不久，便去李锐家畅谈。出狱后，徐勤先不能在北京居住，去了石家庄，徐勤先七十岁生日时邀请李锐去石家庄相聚，李锐送了一幅手书对联给「勤先同
志」：傲骨虚心真力量，热肠冷眼大慈悲。这对联被收入两年前浙江出版的一部李锐诗词对联选集，出版前新闻出版总署审查了此书稿，同意出版才开机印，审查人
员「看不懂」，没明白诗词--勤先同志」的奥秘，这让李锐乐了好一阵。

零九年「liu si」二十周年前夕，在香港「liu si」出版潮中，要了解戒严部队，吴仁华的新着《liu si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是不可多得的一本书。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完整记述八九年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军部队情况的专着。

当
年，民间对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乐道，更一度误传他是共军十大将之一徐海东儿子。吴仁华在新书中说，「在军事法庭审讯期间，徐勤先用平和婉转的语气告诉审
讯人员：『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铁铮铮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
的罪人！』」。

对徐勤先抗命事件的详细经过，书中描述了民间三个版本。版本之一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现任共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早年在海南省某空军基地对军官作的一次内部报告。版本之二是明镜出版社八年前出版的《中国「liu si」真相》一书中提到的徐勤先抗命事件。版本之三是知情者提供的，吴仁华分析认为，最后这一版本比较可靠。

戒严前徐的确因病住院

八
九年三月，徐和新兵一起作投掷手榴弹训练，不慎大腿骨折，住进北京朝阳区的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四十多天期间，从媒体看到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情况，
便热泪盈眶。一位接近徐的人说：「徐军长那些天变得沉默寡言了。」五月中旬的一天，徐突然被召去北京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周衣冰和政委刘振华传达中央军委命
令，指令第三十八集团军火速开赴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制止动乱。

书
中说，徐当场没有表示抗命，架着拐杖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会议，宣布军委命令，展开战前动员，作兵力部署，安排部队进京日程和路线。一切就绪，他给北京军区
司令部打电话，说自己因伤不能带兵进京。周衣冰说他是故意违抗军委命令。徐回答说，不管上面给他定什麽罪名，他都绝不亲自挂帅出征。挂完电话，徐以请病假
为由离开部队，回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速将徐勤先抗命之事上报中央军委，杨尚昆获悉后震怒，签发了一道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并
将他押送军事法庭审判。有关人员来到医院，先出示杨尚昆签发的命令，而后问徐：「你还有什麽意见吗？」徐平静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是
军人，没有服从命令，理该如此处理。你们执行命令吧。至於学生运动，我有我的看法，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书中说，第三十八集团军在共军中属於第一王牌军，也是第一个机械化装备的集团军，该集团军步兵一一二师、一一三师、一一四师名闻天下，「在liu si血
腥镇压事件中，该集团军担负挺进天安门广场最主要路线，即西长安街的突击任务，最先向民众开枪，杀人最多」，「第三十八集团军执行镇压任务十分卖力，立下
头功，大批部队和官兵因此立功受奖，就数量而言，在共军戒严部队中名列前茅，其中，有八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liu si事
件中的戒严部队》将当年所有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一一详细披露，包括进京路线、方式、指挥官、过程，在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的任务和执行情况等。作者吴
仁华，生於五六年浙江温州，七七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获硕士学位，八六年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他积极参与
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组织四月十七日首次游行，任新华门绝食请愿区负责人，六月三日，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九零年以跳海游泳和乘坐渔船
方式抵达香港，后流亡美国，现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在入读北京大学之前，他是公安边防部队军人。他说：「搜集资料难，又涉及军队，显得特别敏感。军
队的资讯被列为国家机密，每支部队除了番号，团级以上单位还有代号，部队队外只能使用代号，连番号都属於机密。」经旷日持久的努力，他基本破解了有关戒严
部队的资料。

此书披露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戒严部队各级指挥官进爵的名单，首次公布了一份参与戒严行动的官兵名录，包括部队番号、职务、军衔，人数已逾二千。吴仁华说，他们「即使不是liu si血腥事件的责任者，也是liu si见证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说清楚他们当年做了什麽，见到了什麽」。

在这一波出版大潮中，由明镜出版社刚推出的蔡铮的《一个共军的一九八九：戒严部队怎样对待军中反叛者》，无疑是《liu si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的姐妹篇。

现
居美国的蔡铮，五六年生於中国将军县湖北红安县，八一至八四年入读湖北黄冈师範学院英语专业，八五年参军，服役於北京空军，八九年六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附
近被捕，九一年入读华中师範大学历史系硕士，九六年入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他在此书描述了自己在「liu si」
事件中特殊的经历，被戒严部队抓捕后，他在恐怖中面临死亡威胁，而后被关押在北京一看守所，最终被部队遣返回乡，他在老家始终挣扎，以图改变命运。他说：
「我一直害怕去触碰那段经历，终於一次次鼓足勇气把它写完。」早在二零零零年，他在芝加哥一家信用卡公司任职时，就挑灯夜战一年，用英语写下此书《To Prove Being Alive》（《证明活着》），却始终没有美国主流出版社愿意出版，书稿一搁八年，零九年初才翻译成中文，改为现书名出版。

—— 原载: 亚洲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23,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