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的主谋和总导演

 　　李鹏（1928年10月20日－），四川宜宾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曾任中国国务院总理（198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98年－2003年）。
 　　1989年5月19日，“六四”前夕，李鹏在电视上发表措词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引起天安门学生的怒火。外界普遍认为李鹏代表保守派，赞成出动军队对学生进行暴力镇压。有舆论指出，李鹏是镇压六四的总导演。
　其实，李鹏在北京政变中所起的最关键作用，还不是“五一九”讲话，而是此前他两面三刀的阴谋行径：趁赵紫阳出访朝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然后向邓小平汇报经过筛选的片面情况，引致邓小平作出“四二五讲话”，终于无可挽回地激化了学潮，闹到了不可收拾。

当面说得好听，转身立即搞鬼
 　　
    赵紫阳在其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中对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开完之后几天的情况，有详细叙述：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三条是我出访朝鲜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四二六”社论。……“四二六”社论是个转捩点。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因为李鹏此举，引得邓小平发话，而邓小平发话，就是金口玉言，无可更改。

李鹏
在八九学潮经历了游行、罢课、与政府对话几个阶段后，学生绝食把这场学潮推上高潮。此前，李鹏很少公开露面，可以说一直躲在幕后，即使学生递交请愿书和要求对话，他不是拒绝就是派出其手下官员，如袁木等出面。但随着事态逐步升级，李鹏终于以主角身份亮相了。
　　1989年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
　　当绝食学生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北京多家医院以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全国近20个城市也发生学生游行，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的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学生欢迎戈尔巴乔夫。

　　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有评论指出，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共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认为这番话意味着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当中，也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抨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当晚，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造成的，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
　　中国官方的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5月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一书，证实了“六四”事件中最关键的一幕，也就是5月17日召开的“常委密会”。
　　书中指出，“5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认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对动乱绝不能退让。赵紫阳坚持退让，与多数常委的意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多数人反对赵紫阳主张退让的意见。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在这种关键时刻，赵紫阳要求辞职，受到严厉批评。”

北京各界声援学生运动。

　　“16、17日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和近期动乱的情况，李鹏于17日及时地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的决定。”
　　从此书资料可见，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在5月16日晚开会，未能达成共识，翌日晚上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终于做出戒严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元老的压力下作出的，部分元老甚至已经宣称“全退”，连一个官方的职位也没有。
　　《陈云晚年岁月》对当时的总理李鹏的角色，有清晰的描述。据《陈云晚年岁月》的说明，李鹏“于17日及时地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并且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
　　以往中国官方发布的记录，都只着重突出“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企图把责任完全推到赵紫阳的身上，但《陈云晚年岁月》却明确提到李鹏在事件中的关键影响。由于此书得到官方正式授权，其可信性可谓非常高。
　　2001年在海外公开的1989年6月22日“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发言全文”，也提到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召开的常委会，以及李鹏和姚依林对他的激烈“批评”，还有做出北京戒严的决定。
　　赵紫阳说：“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5月4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结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
　　据2007年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的《邓小平秘录》所披露的内容看，其实在5月1日召开的政治常务委员会上，李鹏就和赵紫阳发生了“激烈冲突”。
　　1989年5月1日下午，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赵紫阳首先表示，有关学生运动，他支持邓的谈话与4月24日常务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在这之前，赵在平壤就表态“支持”，以期整合领导阶层，挽回主导权。
　　“秘录”指出，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在会上报告说，上海知识份子和新闻记者不满《世界经济导报》4月26日总编钦本立遭解职事件，上海的大学方面情势紧迫。赵紫阳也批评说：“上海市党委的处理太草率”，但赵表示，既然是党中央支持如此做，还是得维护。“秘录”称，这是赵不希望强硬派面子挂不住。
　　“秘录”还引述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指出，当天的常委会上，由赵紫阳主导议程，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成为关键。杨说，5月有两件国际大事，一是5月4日中国首度举办亚洲银行开发会议（ADB），二是5月中旬苏联共产党书记长戈尔巴乔夫的来访。杨说，若学生运动处理不妥，在国际上的影响极大，党的领导力备受考验。因此，希望提出有利的战略，透过对话，指导学生并避免矛盾扩大。
　　于是，赵紫阳表示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出政治改革方针，以让学生重返教室。政改方针的演说重点为：一、确实掌握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认为虽不采取西方的多党制，但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将加以因应。
　　不过，李鹏强烈反驳赵紫阳的看法，他认为学生示威运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有部分学生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求自由化，攻击邓小平同志等人，这是在持续搞非法的运动。
　　“秘录”说，会议就在赵紫阳李鹏两人意见严重冲突之后不欢而散，两人之间的敌意也就此点燃。
　　正是在李鹏把矛头对准赵紫阳，常委会做出戒严决定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8日，李鹏和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50分钟的“见面”，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这也是自学潮进行一个多月后，李鹏首次与学生代表一起在电视上露面。
　　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当天报道说：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同志于今天上午11时至12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
　　李鹏说，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李鹏还说，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的，都比你们年纪大。
　　学生代表、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说，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您请我们来谈，而是我们广场这么多人请您出来谈，谈几个问题应该由我们来说。北京大学学生王丹说，如何能使学生离开现场，停止绝食，必须全面解决我们提出的条件。
　　吾尔开希接着说：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的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其他几千个绝食学生也不会离开。
　　王丹随后又明确学生的两点要求：一、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这两点如果政府能尽快圆满地回答，我们可以去现场向同学做工作，撤离广场。否则，我们很难做这样的工作。

“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一位母亲和儿子一起绝食。

　　在李铁映、阎明复、陈希同等分别代表国家教委、统战部和北京市发言后，李鹏开始谈谈“几点意见”。第一点，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希望所有在广场上的其他同学予以协助和支持，不要等到绝食的同学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再把他们送走，而是现在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
　　第二点，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但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李鹏称，中国政府，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政府，我们不能对这种现象置之不理。我们要保护广大同学的生命安全，要保护工厂，保护社会主义的成果，保护我们的首都。动乱，中国出现过很多次，原来很多人并不想搞动乱，但是最后发生了动乱。
　　第三点，现在是有一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市民、工人，甚至有我们国务院一些部门的人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也有不少人是在那里鼓励你们继续绝食，我不能说他们动机怎么样，但是这样做，我是不赞成的。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不能不表明我的态度。
　　同志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是理解的。我作为政府的总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机会来讲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如果今天一味要在这个问题上来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自己在座的这些同学，不能够左右你们伙伴们的行动，那我就通过你们向在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我再次代表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政府对他们这一很简单、而且很紧迫的要求。

　　多年后，当年曾与李鹏“针锋相对”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对美国之音回忆了这次“对话”：
　　我和王丹一坐下来以后，等了大概五分钟，李鹏才到。跟我们大家握手以后，他坐下来后，就开始了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开场白，一个训话式的开场白。说实话，我们马上开始感觉到事情不会好：这不是真正的协商。这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了
　　当然，李鹏一开始就说，我们迟到了五分钟，对不起，但是迟到的原因是因为交通堵塞。交通堵塞，当然言下之意就是说学生游行，已经使北京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就等于是在指责我们。跟王丹交换过意见之后，我决定打断他。我就跟他说，李鹏总理对不起，必须要打断你，也许你觉得你迟到了五分钟，但我必须在这里敬告，你是迟到了一个月，不是迟到了五分钟。事实上，我是指4月17号在中南海见面，4月22号在大会堂前，我们都强烈呼唤过你，“李鹏出来”，要求跟国务院总理对话。那么，他在5月18号跟我们见面，我们说，这是晚了一个月。
　　同时，他说今天，他要谈什么话题。我说今天是我们请你来的，谈什么话题，要由我们来决定。我想，这些态度上的坚定表示，是有助于当时形成一个群众运动跟政府平等的地位。才能维持一种压力。当然，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发生过的。也让国际上看到，尤其经过电视转播以后。
　　说实话，我当时自己并没有想这么多。但是表现出来的印象，是说，拥有强大的学生后盾的学生代表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驳斥了政府的盛气凌人。
　　不过，20年后的2009年5月，曾任天安门绝食行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当时吾尔开希无疑中了李鹏的圈套。
　　“5月18日，李鹏与绝食学生对话，吾尔开希犯了大错；他一再强调学生领袖与学运组织的无能为力，甚至说广场学生背离民主程序。”
　　封从德说，吾尔开希当时对李鹏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会谈结束前，吾尔开希又强调一遍，“这话实在太离谱了！”无疑中了李鹏的圈套。
　　封从德在接受《苹果日报》电话访问时表示，当时吾尔开希的话很容易被误解为学生组织完全没有权威，学运完全失控，为中共当局主张镇压的强硬派提供了藉口。如果学生头目都“不能左右伙伴们的行动”，那么中共当局就有理由使用武力来恢复秩序了。
　　很明显，李鹏很高兴抓到吾尔开希的这句话，先讲一遍北京现在是无政府状态、动乱是客观事实、政府有责任恢复正常秩序，然后说：“你们这几位不能左右绝食学生的行动。”为第二天深夜宣布戒严埋下伏笔。其实，几个小时前，李鹏刚在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家参与决定调动军队戒严，这时见绝食学生只不过做个姿态，对外表示尽了最后的努力，并诱导学生公开承认收拾不了局面，而为当局提供戒严找到及时的藉口而已。

五千名大学生在北大听演讲时要求李鹏下台，大家热烈鼓掌。

　　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也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赵紫阳到天安门看望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
　　当天，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共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李鹏在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要求大家紧急动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李鹏还说：天安门广场部分学生绝食请愿的活动还在继续，他们的健康已经受到极大的损害，有的人生命已处于危险之中，实际上这是少数人拿同学作为“人质”，要挟、强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连一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拥挤，煽动性口号不断，和人群情绪极度激动的情况下，绝食学生代表也表示，他们已不能控制局势。现在，我们如果再不迅速结束这种状况，听任其发展下去，很难预料不出现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李鹏说：现在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散布了大量谣言，攻击、诬衊、漫骂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现在已经集中地把矛头指向为我们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邓小平同志……
　　李鹏称：那些躲在背后策划和煽动动乱的极少数人，却以为党和政府软弱可欺，不断制造谣言，蛊惑群众，广大事态，导致首都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形势发展得越来越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来制止动乱。
　　李鹏最后提出两点要求：为了坚决制止动乱，迅速恢复秩序，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呼吁：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的“声援”了。
　　5月20日早上10时，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

李鹏宣布戒严。

　　戒严令说：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该戒严令直到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
　　李鹏颁布戒严令后，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
　　1999年，“天安门母亲”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的控告李鹏的诉状称：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的受害人，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89年6月发生在北京的政府命令军队大规模屠杀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严重流血事件立案侦查，追究参与这场屠杀事件最高决策、并对屠杀事件负有主要责任的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法律责任。
　　诉状说：5月19日，政府悍然调动数十万配备有坦克、装甲车和各种杀伤性武器的共军分多路进入北京市区，紧接着李鹏于20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签发戒严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致使事态急转直下，不安和恐惧笼罩全城。
　　但是，即使在如此严重的情势下，首都居民仍然保持了镇静和克制，各界人士紧急呼吁人大常委会召开临时会议，以求通过法定程序解决分歧、平息事态。与此同时，首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路口，耐心劝阻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向民众动用武力。
以后的事态表明，在戒严部队奉命向学生、市民开枪之前，学生、市民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动，更没有发生政府所指称的“反革命暴乱”。
　　在李鹏颁布北京戒严令后，事态急转直下。军队进城，预示着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
　　5月20日，戒严部队在坦克车、装甲车的配合下，乘坐卡车由南、西、北三面入城。民众没有理会戒严令，在各入城主要通道架设路障，阻截军队入城。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人们穿着黑色衣服，手上绑着黑色丝带走上街头抗议，高喊“打倒李鹏”等口号，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账户。
　　当天的天安门广场，政府与示威者也在展开最后的拉锯。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大军围城，但未能冲破群众和学生的血肉长城进入京城。当天，学生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呼吁人大常委会派代表直接对话。而戒严部队指挥部也发布“告北京市民书”，强调军队入城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不是对付学生。
　　5月22日晚，从丰台入城的戒严部队与市民和学生发生冲突，各有20多人受伤。虽然戒严部队于第二天后撤，但中共领导层内的顽固派不断表态，支持邓小平李鹏等人的铁腕镇压手段，使形势越趋紧张。
　　5月23日，北京再次发生有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示威者不停高喊“打倒邓李”、“李鹏下台”等口号。
　　在广场内静坐请愿的学生，对于是留下还是撤离出现很大矛盾，内部意见亦非常分歧。部分学生认为是撤离的时候，不能将运动拖得太长，以致苦了积极支援学运的北京市民，而且撤离后还可以转换其他深化的形式争取民主。但持相反意见的学生，则认为撤离等于没有结果，而且容易被当局进行秋后算账。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时），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
　　同一天，中国七个军区，除北京军区外，其余六个均表示支持杨尚昆和李鹏。
　　5月25日，北京的学生、新闻工作者、工人及干部共约一百万人，再次在戒严令下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鹏，解除戒严令！”
　　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头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李鹏再次公开露面，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在掌权。
　　5月26日，“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宣布坚守广场。
　　当天，新华社发出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

　　5月27日，学生代表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于晚上召开记者会宣布5月30日撤离广场，并号召5月28日举行一次“全球华人大游行”。当天，人大委员长万里发表书面谈话，称许学生爱国热情，同意李鹏5月19日的讲话。
　　5月29日，为了激励士气，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院校学生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分四个部分连夜送往天安门广场。
　　5月30日，经过16小时的装嵌加工，“民主女神”像终于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来十多万人围观。不过，雕像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
　　5月31日，北京市郊约三千工人、农民和学生在当局策动下，组织了反学运游行，高喊“支持李鹏”等的口号，并烧方励之的人像。
　　6月1日，学生向政府提出对话四项条件：1、解除戒严令；2、撤回军队；3、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向参加是次民主运动的人进行报复；4、取消新闻封锁。
　　6月2日，学生开办“民主大学”。作曲家侯德健、北师大讲师刘晓波、原北大讲师周舵、《北师大周报》前主编高新，在纪念碑前开始72小时绝食行动，发表《六二绝食宣言》，要求成立合法的民间组织，形成制衡的政治力量。支联会赴京代表团团长李卓人抵京商讨送捐款事宜。晚上，西长安街木樨地一辆军用吉普车高速飞驰冲上行人道，撞倒四人，至少两人当场死亡。
　　6月2日至3日，戒严部队分批秘密进城，包围了天安门广场一带。
　　6月3日早上，由于开路的越野车及后来运载军械的旅游巴士被民众查悉，军械被民众没收。下午，当局为夺回旅游巴士上的枪械，北京公安警察、武装警察及戒严部队在六部口新华门和人民大会堂西侧，首次用催泪弹、塑胶子弹、警棍、长棍对付学生、工人和市民。近百名市民受伤。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根据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中透露，会议决定“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6时半开始，戒严部队透过广播器、电台、电视，例如中央电视台等反覆进行广播，发出《紧急通知》，内容说：
　　“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军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至此，一场由悼念胡耀邦引发的学潮，然后发展成轰动中外的民主运动，最后变成一场震惊世界的屠杀事件。当时，西方评论称，谁也想不到在二十世纪末还会有人用军队、坦克及真枪实弹来对付自己的国民。而这些都发生在中国总理李鹏下令戒严之后。
　　在整个事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记者蜂拥至天安门广场。因为当时手机及互联网根本不普遍，所以新闻报道必须依靠卫星和普通电话。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命令所有在北京的宾馆饭店停止他们的CNN的卫星播放。同时，还命令外国媒体关闭他们的卫星传播系统。

他用身体挡住坦克。

　　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有一段录像，资深新闻记者、主播丹•拉瑟（DanRather）在当晚的现场新闻报道中，不得不在中共官员的监视下，停止传播他们的卫星信号回美国。由于当时数码照相机还没有出现，记者拍照都一定要用胶卷，“六四”以后，中共派出警察对外国记者进行搜查。那张著名的青年人挡住坦克的照片，据该记者韦德纳(JeffWidener)后来描述，他当时住在北京饭店五楼，对面就有警察通过望远镜对住在饭店里的人进行监视。当他拍完照片以后，他立刻将他的胶卷藏在了厕所里的马桶盖子下面。不久，警察就到他的房间搜索，将他其他的胶卷曝光，然后离去。他的胶卷则是由一个叫Kirk的美国学生藏在自己的内裤里，偷偷带到美联社的办公室，印出照片，传播到全世界的。
　　在6月3日至4日，中国官方媒体均以不同方法表达对镇压的不满。6月4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当晚这样报道：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5时讯，共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学生的尸体和自行车残骸。

　　此外，《人民日报》当日在新闻选材上也间接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南韩光州事件，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道“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道，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钱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编辑吴学灿被判入狱四年。
　　6月4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音员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沈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播音员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有评论称，1998年李鹏转任人大委员长后，积极组织立法，并多次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其任内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取得了一些赞扬。有意见认为，李鹏在总理的任内，中国经济处于发展最快期，权力下放，决策民主化，大大增加了外汇储备，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形成，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用市场开始运行经济的领导人。可以从后来他本人的日记《经济日记》看出，虽然朱镕基任副总理时负责经济，但是经济全局仍由李鹏主管，并且在任委员长后，李仍然对经济工作有影响力。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指当时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延伸，并且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由朱镕基第一副总理主管。
　　另外，李鹏还被中共元老批评“把电力部门当作自己家后院”，把李小鹏，李小琳塞入电力部门。李小鹏卷入多起电力系统腐败案件。李小琳毕业后考不上大学，被李鹏送去清华大学读了硕士学位。李鹏还被批评生活奢侈，被多次拍到去下岗职工家里慰问，还穿戴Burberry围巾。其三子李小勇更是卷入1998年名噪一时的超大腐败贪污案。
　　2002年1月初，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道称，现时正值中共人事斗争最敏感的时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妻儿却被内地传媒点名，指他们涉嫌侵吞国企财产。
　　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中国《证券市场周刊》刊出一篇文章，指李鹏的妻子朱琳是上市公司华能国际的母公司华能国际电子发展公司董事长，儿子李小鹏是华能国际董事长（现兼任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华能国际俨然成为李鹏的家族公司。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这是对李鹏家族腐败的指控。有关李鹏家人贪污腐败的传言近年时有所闻，李鹏曾任电力工业部长，并全力推动三峡工程，而中国电力系统是贪污问题最严重的部门之一，国家电力公司的两名李鹏亲信传涉经济问题，正接受调查。
　　由于是高层人事安排的敏感时刻，文章出来后在中共高层引起震动，李鹏更传召了负责金融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温家宝和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责问他们为何让这篇文章曝光。其夫人朱琳也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声称自己从没担任过任何公司的董事长。

平庸官僚保政权稳固有功

　　2003年3月4日，中国召开人大会议，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卸下了官职，从政治第一线退下。用官方媒体的话说，李鹏宣布“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然后在掌声中向台下的代表鞠躬。
　　新华社的报道称赞说，李鹏在担任九届人大委员长期间使得人大在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强监督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绩，并使得人大制度在过去五年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报道没有提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其家族成员所牵涉到的种种弊案传闻。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李鹏是中国的政坛中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六四”事件的一些直接受害者更是充满反感。
　　政治观察家对于由于“六四”而极具争议的李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发表了看法。
　　当年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之一高新，现在是居住在美国的作者和自由评论员。高新说，由于李在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前没有过基层的党第一把手或行政第一把手的经验，因此不论是在行政的角度还是站在现代社会领导的角度，李鹏都不能说是领导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合适人选。
　　高新说：“从他当总理不久就发生了‘六四’，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接任总理这前前后后总共11年担任总理和代总理期间，他的政绩可以说是乏善可陈。”
　　资深媒体工作者、多维新闻网创办人何频指出，尽管由于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表现和他的不擅言词使得李鹏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十分强硬和丑陋，但是根据一些接近李鹏的人的看法，李鹏本人对待下属比较亲切和友善，不像朱镕基比较直率和强硬，因此他在国务院期间还是受到了许多干部的拥护。

李鹏是典型的平庸型、缺乏创造性的官僚。
　　何频认为，李鹏是典型的平庸型、缺乏创造性的官僚，在他任内改革的步伐比较慢，但他还是逐步做出了一些改革措施。此外，李鹏与江泽民之间长期保持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为中共高层领导的稳固做出的贡献。
　　何频说：“李鹏出身于烈士家庭，和中南海的关系非常密切，长期在国务院工作，因此他的权力基础比江泽民要强很多，因此中共高层权力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维持了稳定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和李鹏与江泽民的合作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之音介绍，政治评论员高新认为，李鹏在“六四”事件的责任问题仍然有争议，因为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就是当时的决策人。
　　高新说：“外界对李鹏的评价基本上是脸谱化和漫画化的，我想呢，李鹏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六四’的时候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起到的恶劣作用这是外界人所共知的，但是外界把李鹏说成是‘六四’的屠夫我觉得也欠妥，道理很简单，因为李鹏不是决策者，他可能是对当时的决策者起到重要影响或传递重要信息的人，他与赵紫阳相比态度当然是相反的，但这并不表示他是‘六四’的决策人。假设有一天象海外民运人士宣称的那样要对‘六四’重新评价，那时候可能事情就会真相大白，李鹏就可能会在他是不是决策人的问题上有所澄清。”
　　高新认为，由于“六四”的问题不是李鹏个人的问题，而是攸关整个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因此很难想象李鹏在下台之后会发生单单就李鹏个人的“六四”责任问题进行批判，成为政治替罪羊的情形。
　　在“六四”流血事件发生20天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于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官方媒体报道说，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有分析指出，既然中共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宣称已“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重大胜利”，那么作为取得这场重大胜利主要指挥者的李鹏，理应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为什么邓小平和其他元老选择了江泽民，“抛弃”了李鹏呢？
　　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而且在整个事件中的做法最符合邓小平等人坚持共产党统治、“平息动乱”的思路，按照其职位、资历、背景都是很明显的接班人选。但是，李鹏最终却没有从“六四”获得任何提升或实际政治利益，很多人判断邓小平等虽然镇压六四，却不希望中国回到重视政治运动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局面。
　　此外，由于李鹏代表守旧派，在学潮初期限制内部资讯，误导邓小平等下令军队镇压。李鹏的姿态和言论，是“六四”过程中最被学生敌视的目标，也是“六四”后各界认为应对流血事件负责的主要责任人。据说，在中共元老决定动用军队时，也曾考虑过事件结束后赵紫阳的继任人选，但是八名元老中只有王震短暂提名李鹏，并很快被其他元老以经济工作能力和政治立场形象问题加以否决。
　　着有《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张良，曾在2004年写道：李鹏，参与“六四”决策全过程，认定学生运动是动乱、宣布戒严令，亲自参与制定“六四”清场决策。在“六四”事件中，最死心塌地听命于邓陈李等元老，最固执强硬。
　　六四事件后，李鹏意识到自己将留下一个遗臭万年的骂名，但他决不悔悟，渴望成为第二个康生——宁愿接受历史的审判，也决不甘心让六四在他有生之年翻案。他想当然地将平反“六四”与中国的“和平演变”挂起钩来，并不时呼吁随时警惕“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颠覆”。
　　在2005年发表的《永不沈默：为“六四”16周年而写》的评论文章中，张良呼吁：彻底清算李鹏。作为‘六四’屠杀最主要的元凶之一，历史早已记录了这笔血债。但是，现实却是李鹏比任何一位当今中国的达官贵人还活得潇洒。他不仅在卸任时获得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六四’事件永不平反的尚方宝剑，更以自己的卸任为交换条件将嫡系心腹（指罗干）扶上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头把交椅，以防晚年遭人暗算。
　　16年来，李鹏和他的家族肆无忌惮地建立了李氏电力王国，操纵着整个国家的电力系统。前总理朱镕基几次想拿“电老虎”开刀，但都在李鹏的淫威下无疾而终。
　　当今，李的一子一女已俨然成为中国电力系统的“改革家”、“掌舵人”，而李的老婆与北京长城公司案以及小儿子的新国大丑闻，则以换取同党的两颗人头作为结案而不了了之。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李鹏亲手扶植的原电力部部长高严席卷数亿元国有资产潜逃一案，尽管早已有明确线索，却迫于李鹏压力以及罗干掌控的国家安全系统有意漏网，导致此案至今仍无进展。
　　2004年8月，李鹏在纪念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暗示，他担任总理期间政府当局做出的三个最有争议的决定，都是邓小平的主意，其中包括对“六四”的镇压。
　　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李鹏在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纪念邓小平同志》的文章。李鹏在文章中说，是邓小平坚决支持镇压1989年的所谓政治风波，坚持修三峡大坝和建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
　　很少直接提及“六四”事件的李鹏在文章中说，“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坚决有力及时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那场政治风波，保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为以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除了“六四”事件以外，人们还把李鹏与引起很大争议的三峡工程联系起来。但是李鹏在文章中说，众所周知，邓小平是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决策者。
　　李鹏还在文章中说，在1986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之后，在广东大亚湾修建核电站的工作遭到香港人的反对，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李鹏说：“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发出明确指示，中央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的决心没有改变，才使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得以按进度继续进行。”
　　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但是李鹏的文章是唯一直接提及1989年“六四”镇压事件的。
　　当时海外媒体指出，李鹏此举似乎是有意将镇压“六四”事件的责任推卸给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
　　李鹏在这篇文章中还罕见地透露了他的一些个人感受。他在文章中说，他在1988年担任总理，不久又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深感自己的能力和资力都难当此任。针对他的这种畏难情绪，李鹏在文章中写道：“小平同志说，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这似乎印证了中国民众所认为的李鹏是一个缺乏魄力、没有主见的领导人的看法。

要出《六四日记》，未获批准

　　此外，2004年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李鹏完成了有关“六四”事件等方面的书稿，希望澄清他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出版书稿的要求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据悉，李鹏退休后于2003年秋天写成30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关键时刻》，要求中共中央同意出版不果。该书以日记方式回溯“六四”前后决策的来龙去脉，承认中南海高层对处置学运存在明确分歧，并特别透露1989年4月22日10万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下跪请愿”，要他出来接请愿书，他当时并不知情而非失信没露面。有读过这部书稿的人认为，李鹏在肯定当年中共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平反”。
　　知情者向《亚洲周刊》披露，李鹏的这部书稿标明是“征求意见稿”，配有数十幅照片，以成书样式于2003年秋天分送在京的1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稿发出两个月后，李鹏没有获得任何回音，于是打了多个电话给拿到书稿的政治局委员，一再询问读后想法，强调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许出版。不久，胡温新政府给李鹏明确答复表示，经中央研究，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
　　该书前半部分是“六四”前几个月的日记，详细记载中央从各渠道获知学生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进程，哪位中央领导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回忆了许多重要措施出笼的前因后果。李鹏在文中时而明确、时而隐晦地表示，“六四”期间一些重要决策并非出于他手，许多重要判断也非外界一再误会那样是他所言。
　　耐人寻味的是，书中特别提到“六四”前的“历史的分水岭”，即4月22日中午前后，那是当局与学生矛盾由可调和转向对抗的“分水岭”。当日上午，官方为下台后逝世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举行追悼会，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10万名学生，学生代表先提出三项要求，继而要求向时任总理的李鹏面呈“七条”请愿书，与政府对话。
　　李鹏在书中表示，他身在大会堂内，并不完全知道广场上那么大的风波，也没有表示过像胡耀邦治丧委员会人士所说的，他会在上午11时45分会见广场上的学生。正是由于当时传言李鹏“失信”没出来，导致后来三名学生在大会堂台阶上长跪不起，引发现场群情愤怒，人们相拥而哭，学生与政府的矛盾冲突由此无法缓和。
　　《亚洲周刊》引述读过《关键时刻》的人士说，李鹏在书中透露当年中南海高层对如何处置天安门学运存在明确分歧，也有意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的主要责任。不过，追究最终责任，是否都落在已经作古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身上，由于该书内容并未公开，外界不得而知。
　　报道还指出，“六四”事件后，李鹏被指是镇压“六四”的重要人物。2000年8月至9月，他出访美国，在纽约参加国际议长会议。这是他自1989年后第二次到美国，面临“侵犯人权”的民事诉讼。“六四”死难者和他们家属寻求没有特别指定的赔偿。家属认为，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以及他的政府需要为这场镇压负责。已经移居美国的一些“天安门孩子”认为，这场法律诉讼虽是象征性的，却是平反“六四”的开始。
　　有北京政治学者认为，这些年来，中共政坛仍活着的老人，或者已经去世的政坛老人的家属，都在透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撇清他们在当年“六四”事件的责任，他们似乎都感觉到总有一天会真相毕露。他们在意自己历史上的地位，对历史事件中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显出一种难言的焦虑感。
　　也许正是这种历史的焦虑感，使李鹏极力争取著书写“六四”，要为自己撇清责任。历史的罪责，成为当时每一位参与决策者都不能不耿耿于怀的心头大石。

89.64是一张王牌，谁敢打，谁将赢得千秋英明

他敢说当时没有借机打击政敌？为了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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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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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些死难者难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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