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军阀”

中国近代自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临时大总统的印把子，到蒋介石领着国民革命军打到南京建立民国国民政府，这十几年被称为民国北洋政府时代。北洋军阀以及这个军阀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妖魔化了，否则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新一轮改朝换代就无法成立。

　　但，事实绝非如此。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那个时代吧。

　　一、军阀是爱国的，从未认贼做父并“一面倒”向外寇。

　　袁世凯被官史骂为头号“卖国贼”，主要罪状是签了“21条”，但这个说法本身就成问题。“21条”是日本抛出的，袁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竭力推拖，并积极鼓动国际社会进行调停。袁在第一时间就把消息捅给英、美等国驻华使馆，同时还不顾日人的威胁和阻挠，故意把消息“泄露”给中国记者。在中国社会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日本人陷入被动。在谈判桌上，袁世凯也当仁不让，对原则性的“第五号”条款坚持不答应，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袖手旁观，在日本“最后通牒”的逼迫下，在日本以出兵为要挟下，袁世凯最后不得以签订了条约，但实际内容已远远不足21条。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而是与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甲午战争前，就是他在朝鲜跟日本人打了两仗，而且都没吃亏，还占了上风。“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痛哭失声，让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有趣的是，梁启超、蔡锷等发动倒袁的“护国运动”，却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他们为什么反对中国也实验君主立宪，那只有天知道了。袁世凯临终时，说的那句自己一死实“为日本去一大敌”，令人深思。看来，正因为袁世凯不甘做日本人的走狗，日本人才决定倒袁。

　　直系大将吴佩孚也非常爱国。他对皖系伸手接受日本人的援助很是看不上，直皖战争前他通电痛骂段祺瑞：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吴兵败后，依附四川杨森。日人找到他，承诺贷款百万，赠枪十万支，帮他东山再起。吴却回答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自己解决，盛意所不敢承。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官方史者将吴定为“英美派”，其实吴平生抱“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至死不变。即没当过亲英美派，更没一面倒向日本或苏联。

　　直系干将，俺们天津人曹锟，尽管总统是以贿成，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从不含糊。1937年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想拉拢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坚拒，而且怒了：俺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会给小鬼子做事！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他兴高采烈，连说：俺就不信，中国还打不过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曹锟郁郁而逝。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节节败退。日本大使趁机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并承诺可以帮助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一听，气炸了肺，当即将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骂：我这臭皮囊就是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说完即赶走日本大使。随即张遇害。临死前，张对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恐怕不行啦！快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上面说的是北派军阀，其实大多数南派军阀也很爱国。陈炯明被广州国民政府打败后，蛰居香港，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非常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他却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则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

　　二、军阀是爱民的，普遍具有高尚的政治理念。

　　先说大的。北洋军阀无不遵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鼓励、扶植、奖掖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少有的黄金时代。

　　再说小的，各路军阀无不知爱民。1926年，北京爆发了镇压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命令并不是执政段祺瑞下的。当他惊闻噩耗，立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做出“终身食素”的决定作为对自己的惩罚。后来他一生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天，他因贪吃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却说：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孙传芳虽然被国民政府骂为“残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却一片升平。他裁减赋税，善待农人，颇得时人爱戴。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乡绅主动进言，希望增加赋税以助军费，但他坚决不许。因此在他失败后，江浙老百姓无不感伤。

　　再说吴佩孚。他做官几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丝毫私人积蓄，更没有治过田产，一贫如洗。对此，连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赞叹不已。其实，当今的将军真应该向吴大帅学学清廉之道。

　　在民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最高的高人其实当推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拿下太原，他先后在袁世凯、国民党、中共、日本、伪军的联合夹击下，在山西整整稳坐了38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他治理山西不错，人民拥戴，无人可以厚着脸皮轻易取代他的位置。以至于在抗战胜利后，他的余脉傅作义部还把势力延伸至平津河北。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山西之治甲中国，三十年代曾被评为全国模范省，在全国的注册商标中，半数以上是山西商家的。

　　陈炯明虽然被国民党视为叛徒，但他其实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操守，他阻挠孙中山北伐并不是胡闹。他曾信仰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希望中国走联邦制的路子，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当年，年轻的毛泽东对此也曾非常推崇，曾是湖南独立的倡导者之一。可惜，这种声音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三、军阀是老实的，普遍奉公守法。

　　曹锟做过大总统，还是通过行贿得来的。在1923年那次选举中，一共有480名议员事先收了他的贿赂，大致每人5000元，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后来消息曝光，举国哗然，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但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而那些拿着枪杆子去夺政权的人，仅仅因为嘴里高唱“革命”，就比贿选更能代表正义吗？俺为天津有曹锟这样的实诚汉子感到骄傲！

　　四、军阀是有文化的，都尊师重教。

　　先说大的，那就是北大了。北大是北洋军阀时代最大的骄傲。校长蔡元培，本是军阀们的死敌，是国民党人，但军阀们还是把他请来了。在军阀的眼皮底下，北大大摇大摆地施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而那时的北洋军阀手里却没有什么真理，嘴里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意识形态。而现在的北大呢？哈哈！别提了！那只是一个笑话！只出了一群孙东东和范跑跑。

　　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同一块地方，六十八年过去，5.20地震震倒的却是校舍而不是衙门，到底死了多少学生也成了国家机密！他妈的。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将不再有文学之士。还说，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也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这就是传说中“万恶的”北洋军阀时代，每每看到那些军阀的事迹，心中总会涌起莫名的感动。

　　首先声明：文章是转载的。关于军阀爱国的问题，我也有军阀勾结洋人的事例；至于军阀爱民的问题，也有3.18事件作为反证；说到军阀有文化，曹锟就是文盲；最后，我也知道冯巩的先人冯国璋广有房产，不能说来路都说的清楚。

　　有网友评论中似含讥讽，这是给我留面子。但文章并不完全代表我的观点。这么说，我也不是隐瞒自己的观点。正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说：军阀杀过记者，打过内战。否则他们就不算是军阀。但有计划地成批杀文化人的事儿，则发生在军阀消亡之后。同理，北洋政府在位的诸位军阀若与若干年后职务相侔者比富，总是后来者居上。

再谈军阀

原文出处：http://hi.baidu.com/canyizhi/blo ... 245bfd9052ee40.html

　　李敖在北大对学子们说:“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心脏地区，这是需要度量的。”其实何止是一个北大,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近代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都在这个时期崛起。

　　北洋军阀们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到这批精英的成长。正版教育总是说：军阀政府，混战连连,黑暗无比。现在我才明白在那些北洋军阀中，同样有狰狰男儿；同样有忧国男儿；同样有民族楷模；同样有高尚长者。

　　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长卷。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卷。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

　　北洋军阀中的一些人是有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吴佩孚以统一国家结束纷争为念,为中国土地上有外国租界而耻辱，发誓一生不踏进租界。反对签署任何卖国条约。反对将故宫拆除改建议会大楼。冯玉祥一生追求真理，为找到救国之路而奔波不息,数起数落终不改赤子之心。段祺瑞清廉如水,一生中除了收过冯玉祥的几块红薯，再也没有收过礼,被人称为"六不总理。他们中许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气节，以致吴佩孚、张作霖因不与日本人合作而被日本人阴谋杀害。徐世昌宁愿病死也不上日本人控制的医院就医。曹锟与高林蔚等败类划清界限,誓死不当汉奸！连张宗昌这种为乡人所不齿的军阀也不和小日本来往。

　　北洋起于袁世凯小站练兵，终于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北洋的主要派系及主要人物有:早期老北洋系主要人物是袁世凯,王世珍、徐世昌等人。中期和晚期直系主要人物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人。皖系主要人物是段祺瑞等人。奉系主要人物是张作霖、张学良、郭松林等人。国民军系主要人物是冯玉祥、孙岳等人。晚期直鲁联军系主要人物是张宗昌等人。东南联军系主要人物是孙传芳等人。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中国扑朔迷离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显赫一时。他出身行伍之家，饱尝世间冷暖，身怀救国之志，却无法施展强国才华。虽受新式军事教育和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但思想和行为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曾是继袁世凯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却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相对的清廉。“三.一八” 惨案时他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他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但他与袁世凯一样为权力而生亦为权力而死。他没能拯救中华陷入内乱,但他在日本人面前却保持了英雄的尊严。

　　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他要把礼物细细地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璧还。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的大南瓜他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段祺瑞从年轻到年老，在家里总是一件长衫，头上一顶瓜皮帽，任谁见了他，也想不到他会是个国务总理。他出门的时候，当然也会穿军装、礼服，不过不管多么考究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都显得忒邋遢，有时候西服领带都歪到一边去了，他也浑然不觉。段祺瑞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他家里日常用品都是从铺子里一针一线买来的，和他家来往最多的是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当时的银行人士谁不想巴结这位实权派的国务总理大人？可他却没有在任何一家银行投过一文钱的资本。堂堂的总理之家，居然常常会像平民小户一样，有经济周转不灵的时候。实在挺不下去了，段祺瑞也会写张白条，到金城或是大陆银行去借上个千八百元的。这一笔笔的账段祺瑞记得十分清楚，等到他有了钱去还款时，哪家银行想“赖账”都没门。前些年，还读到写段家门前小贩追思前总理照顾穷人买卖的文章。

　　段祺瑞在台上时还有地方借钱，等到他下野隐居天津后，他家的经济状况就彻底窘迫下来。他已经住不起“公馆”，而只能住“私宅”了。段祺瑞开始亲自过问日常开支，亲自审查日常详细账目，想办法尽量节约开支。他的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衣着均为布制。他家的仆人也已减到了最低数，多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站岗放哨并帮助料理些宅内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这就是段祺瑞，人称“六不总理”。他除了躲在书房里下棋、打牌，没有别的嗜好。面对灯红酒绿，金黄银白，世间俗人哪个敢说自己不动心？段祺瑞可能是天性寡欲，再加上后天修炼成的自制力，才能在那样的乱世里做到“出污泥而不染”。想想现在的二奶、小蜜，历史真的进步了吗？

　　段在最后的日子里保持了做为中国人的尊严。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段祺瑞在生活安定下来后，便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毛泽东曾在解放初期对章士钊说:“段祺瑞其人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毛对段祺瑞的人品和民族气节是肯定的。

　　张作霖并非北洋军阀嫡系，但他插手北洋军阀派系斗争，纵横捭阖，夺权逐利，先后击败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的皖、直两系势力。奉系军阀迅速崛起，张作霖身为奉系军阀首领，在较长时间内控制着北京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历届总统选举，每届内阁组成，如果没有张作霖的首肯，是很难维持其统治的。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末代国家元首。

　　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 “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多年来，日本想在东北实现其“二十一条”的侵略计划，但始终没有得逞。如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等问题，日本“尝胁作霖履约”，但张作霖非但不应，反而急饬地方官民不得把房屋土地外赁给日人，违者处以重罪。从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他被炸死之前，张作霖曾先后以奉天和吉林省政府的名义，发出严禁日人商租中国土地的训令多达40几号，因为张作霖有如此严令，所以日本人虽屡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张作霖的严禁，终使二十一条如同废纸。

　　董必武曾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断然加以拒绝。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仪。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日本当局鉴于此，又重新调整了对华“和平运动”的方针，加紧了对汪精卫的工作。而汪精卫为壮大声势，极力拉吴佩孚下水，表示愿以在野党的身价，支持吴出山。这样,以汪精卫作说客，“汪吴合作”的阴谋又开始包围了吴佩孚。汪精卫派陈中学去说服吴，没料到吴“啪”地一拍桌子，毫不容情地破口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

　　日本人恼羞成怒，把吴佩孚当做了一个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在吃饺子时，馅里的肉骨头渣子卡在牙缝里，疼痛异常，几日后竟越来越严重了。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日医用手术刀在他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吴佩孚顿时气绝，终年66岁。”

　　一代豪雄死于日人的毒手，吴佩孚之死，在北平引起轰动，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他出殡的那一天，北平万人空巷，从东单大街一直到神路街口，密密层层，挤满了人，都是自愿为吴佩孚送行的老百姓，脸上则是一样的悲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这样评价吴佩孚的：“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如何，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

　　吴佩孚为人有四不信条：“不纳妾，不积金钱，不出洋，不走租界。”并一生实践之。以女色为例，当时似他一样的权贵人物，袁世凯也好，曹锟也好，张作霖也好，一个个都是三妻四妾。而吴佩孚，却从始至终，只有一个结发的老妻张佩兰相伴，从不拈花惹草。据传，有位叫露娜的德国女郎慕吴佩孚之名，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追求他，他却以“老妻尚在”为由，断然拒绝了这桩婚事。像这样的人物，在“和谐社会”，也是难能可贵的。

北洋的军阀，还停留在道德政治的境界，所以才会被半道德政治半技术政治的蒋中正打败，而蒋中正也被彻底的技术政治毛泽东打败了。

军阀大学不是说历史上有一所专门培养军阀的大学———军阀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而是从枪林弹雨中培养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也出军阀。用老牌军阀韩复榘的话来说，就是“诸位是从大学堂里读出来的，俺是从炮筒子里爬出来的”。这里的军阀大学是说军阀办的大学。

一说到军阀，大家印象中恐怕只有那些吹胡子瞪眼舞枪弄棒，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枪多少姨太太的赳赳武夫。事实上，很多军阀还是喜欢附庸风雅，捣鼓捣鼓大学的。

譬如，李鸿章、袁世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新式军事教育；张作霖、张学良为兴办东北大学投入了大量私产；冯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税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至今地处开封的河南大学仍把冯将军视为自己的创办人。

布贩子出身，做到直系军阀的首领，又曾靠贿选而被选举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被称为“猪仔总统”的曹锟，乃一粗人，外号曹三傻子。可就这么一个跟文化没多少关系的角色，却办了一所赫赫有名的河北大学。那是1919年，当时，曹锟在做直隶督军。自己没有的东西特显珍贵，因此他就以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为基础创办了河北大学。据说，办校期间，他对学校教授是格外垂青，他的名言是:“俺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所以，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而且，分量还不低，足足有二三百大洋，想想，当年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每月才八块大洋，你就知道这曹大帅是多么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而且，他自己尊重不说，还要学生也尊重，在给学生训话时，他是这么讲的:“大家必须尊重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对比一下现在爆出的大学生弑师案件，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还有的军阀办大学，就是为了自涨身价———你们不是嫌老子没文化，是老粗么？老子办所大学，做做大学校长给你瞧瞧！

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据说，这个近乎文盲的家伙办大学的起因是一次军务会议，当时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自感脸上无光，又不愿示弱，急中生智，说:“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1925年任山东军务督办的张宗昌有了实权，就决定创办一所山东大学来扬眉吐气。在给教育部的办学申请上，他是这么说的:“教育为国家根本事业，齐鲁为圣贤桑梓之邦……最高学府尚缺如，训令教育厅长王寿彭速筹办，……养成优美学风，造就高尚人才。管理训练，尤以尊德性，明人伦，拒邪说为依归。”开始，学校由王寿彭任校长，到1928年，张宗昌索性自兼山东大学校长。做了校长就要训话，我们不妨来看看这斗大的字不识一车的张校长是怎么训话的———“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你姐！今天论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他妈，还不答应他！”大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豪迈。学生听了这话，惊诧之余觉得这个“张校长”也有几分率真的可爱，而且还有爱护学生的意思，于是报以热烈掌声。可接下来的话是:“俺是你们的校长，你们要靠俺出来，你们不好好念书，闹革命，注意你们的脑袋！”还是不出其狗肉将军本色。

不管这些军阀办大学动机如何，这些实权人物垂青教育总是好的———今天的河北大学与山东大学，不已经成为中国有名的重点大学了么？

曹卖布的给河北大学教授发工资，放到木托盘里，派贴身副官，单腿下跪，举起来递给。
曹卖布的因为缺军饷，底下的官兵经常闹事哗变，但，很少拖欠老师薪资。
曹卖布的创办了河北大学，但，河北大学的师生，特别是教授，特别特别是知名的文科教授，竟然在河北大学的课堂上公开的对老曹热嘲冷讽，有的甚至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老曹知道后也只能呵呵傻笑。
段祺瑞得知卫队打死了学生，当时脸都吓白了，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蔡元培曾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然而，当这位北大校长在校园中播下“五四运动”的火种之时，他不会想到15年之后，已是65岁老人、腿脚有残疾、还是民国元勋的他，会被热血沸腾的女大学生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更不会想到那些继承五四传统、高呼抗日口号的爱国青年，其实是要“武装保卫苏联”，为了逼贫弱的祖国去拿鸡蛋碰石头，竟然出手打自己的同胞，打自己的父辈、长者和导师……

一、蔡元培的基本主张

那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井冈山上的烽火方兴未艾，军阀又重开战，先是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接着便是宁粤对立，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党国的船在惊涛骇浪中连连漏水，危机四起。

正当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要蒋介石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之时，关东军又于1931年9月18日悍然攻占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怒，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出兵抗敌、收复失地。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1000多名热血青年冒雨到外交部进行请愿活动，用花盆砸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头，就像当年北大学生痛打卖国贼章宗祥一样。自此，各地学生罢课游行、赴京请愿的风潮愈演愈烈，国民党当局手忙脚乱，即不能弹压，又无法杜绝，只能加以阻挠取缔和强制驱离，显得十分被动。

12月7日，北平各校又有数千人经过3天3夜的卧轨斗争，迫使路局下令开车，三天后抵达南京，与南下的山东学生一起形成上万人的浩大声势。

于是，刚刚奔走于宁粤之间调停冲突、消弭内战的蔡元培，又被推上“攘外必先安内”的第一线。那么，面对这场风起云涌的爱国学生运动，蔡元培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呢？这一问题，要从他对待学潮的态度转变说起。

1928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蔡元培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大学院院长的身份作《关于青年运动的提案》，已经表明他的这种转变：

“往昔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在广州，举国大半皆在军阀之下。不得不厚集革命之力量，以颠覆籍据。故吾党当时助各地青年学生之运动，不复虑其一时学业之牺牲。本理所宜然，策所必助。虽有所痛于心，诚不能免乎此也。

今中国本部已尽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国民政府对于不服从党义之官吏及学校教职员，皆有干涉与更易之权，无借助于学生之必要……若狃于往昔之青年运动，而必欲继续行之，则为无病呻呤，徒乱人意。十年、二十年以后，今之青年既已老大，感学业之不足以应世变，虽取吾辈之白骨而鞭之，岂足以偿误国误党之罪耶？”

这也就是说，现在全国统一了，学生该潜心学业了，以备他日大用，因为“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可见，蔡元培对于学潮的看法，不能作简单的是非划分，他的出发点首先是从学业、学术上作考量的，学生毕竟以学为主。

因此，就在他被打的前一天，他还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牺牲学业损失与失土相等》的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

报告中，蔡元培在以其他国家战时不曾停课、学者免服兵役为例，说明学生是国家的血脉、学业是军队的后备后，强调国难当头之时，“军械不足、交通不便，财政尤感困难，正需要许多发明家如克虏伯、巴斯德、爱迪生这一类的人”。他是无比希望莘莘学子能够成才的，因此他才这样说，“若是后一辈的能为大发明家，‘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还可以救我们贫弱的国家。倘若再因循下去，那真的不可救药了。”
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到处罢课、甚至驱赶校长，这又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这位执教一生的65岁老人，说到动情处，一连说了两遍“很可惜”，对于这场运动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现在做爱国运动的青年，乃重在罢课游行，并有一部分不远千里，受了好多辛苦，到首都运动……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么！”

另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避免开战风险、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政策，蔡元培也是附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经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日本政府于1931年9月下旬发表宣言，声称：“对于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同年10月，国联再次开会，要求日军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日方代表也在口头上表示“完全遵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于12月13日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一份劝阻学生晋京电，开篇就说：“现在外交自接受国联决议案后，暂告一段落，内容及政府之苦衷，均已公布”，希望大家在天寒地冻、居行困难之时，“设法劝阻诸同学来南京”。

然而，蔡元培的苦口婆心，对学生运动却不啻是泼了一瓢冷水，令狂热的爱国青年深为失望、强烈不满。

二、被打的前前后后

南下学生抵京后，分化为两个意见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立场较为缓和的请愿团，借住金陵大学；一个是情绪激烈的示威团，借住中央大学。所谓“示威”，顾名思义，即是要以示威形式迫使国民政府服从民意出兵抗日，但不论那一个团，政府当局都给予优待：每人两条军毯，每餐二荤二素一汤，外加面包、黄油、饼干当点心；若因参观中山陵和游览市容来不及回校吃饭，还可以凭餐劵在全市任何一家餐馆免费吃饭。

起初，示威团为了拒绝国民党的“软化”政策，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后来，地下党考虑到斗争行动不会短期内结束，就劝大家该吃就吃，说：“不吃就便宜了他，只要吃了不手软就行。吃他仍然可以打他！”

12月12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老蒋的第18次出面与学生谈话。据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档案记载，谈话内容大意如下：对北平各校远道来京请愿，甚为欣慰，惟路远天寒，又使诸位荒废学业，深觉不安。救国御侮，第一须全国团结一致，第二须青年有学问基础，青年有学问即国家有力量，希望全国一致拥护政府，必有最后胜利之一日。

请愿团的两千多名同学，都不爱发飙，见递交请愿书目的已实现，便在当局组织参观游玩1天之后打道回府。

示威团先是作了3天准备工作，一是与中共南京市委接上秘密关系，得到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二是走上街头，广泛宣传，进一步争取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三是派人去附近的城市，较远的城市就发电报，请当地的学生会响应北平示威团，到南京来助威呐喊。

两天之内，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十几所院校的近2000人首先赶来，杭州的浙江大学以及安庆、芜湖、苏州、无锡等地的中大学生也陆续来到南京，总计约万人，全都住进中央大学，人多势众，示威团的队伍更加壮观。12月13日下午，各校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国学生举行大联合游行示威的行动方案，写出了质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质问书》，还拟定了一些包括“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抗日主张”、“保卫苏联”、“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标语，并一致推举外号“李大胆”的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共青团员李时雨为总指挥。

一天以后，就在蔡元培为学生运动连呼可惜的同时，4000多名戴红袖章的学生在大幅横标引导下，分成几路纵队，浩浩荡荡闯进国民政府，强烈要求蒋介石出来对话，老蒋那时正在主持“纪念周”，因而出面接待的只有一位秘书长。面对这位依然坚持固有立场、又说一口广东话的官员，政见既不同，语言又不通，同学们听得浑身烦燥，操起军棍，就把桌子打断一条腿，吓得对方脸上的眼镜都掉了下来。

两个小时以后，大队人马退出国民政府，继续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抓获5名国民党便衣特务，缴了对方的枪，烧了对方的车。然而，今天的这出戏不过是热身赛而已，一场更为汹涌的怒潮即将到来。

第二天上午，即12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阳光灿烂，红旗飘飘。两千多学生高呼着口号，首先来到外交部。外交部大门紧闭，众人遂在一片鼓噪声中破门而入。谁知办公楼内，除几名工友和值班的以外，唱了空城计，于是同学们在气愤之下，把外交部的牌子、汽车、桌椅、门窗和文件柜砸了个乱七八糟，还把一叠叠的外交卷宗抛在地上，然后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

外交部距中央党部很近，不过几分钟路程。

这天上午，国民党中央正在举行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接受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暨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为促进宁粤和解而提出的辞职，决定由林森代理国府主席，由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会议开到11点15分的时候，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大批学生如怒潮一般涌过来，砸了门上的党徽，缴了卫兵的德制驳壳枪，捣毁了中央党部的传达室和会客厅，于是在座的诸位请陈铭枢和蔡元培上场救火。

陈铭枢身为京沪卫戍司令官，这当然是他的本职工作；蔡元培作为北大的老校长，与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示威团进行对话自然也顺理成章，而老蒋已经要下野，出来对话则名不正、言不顺，并非是什么“狡猾的蒋介石”不敢露面。而且，他也讲得够多的了，前前后后至少出来讲了20次，再讲，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老讲”了。

据1986年台湾版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相关记载：蔡元培、陈铭枢刚出来，即闻呼打之声。蔡氏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并以木棍猛击陈氏头颅，陈氏当即昏厥倒地。时中央党部之职员及警卫，见学生动武，即上前救护蔡、陈两氏，但学生中即拔出手枪开放，迳向内冲，用木棍向内殴打，并绑架蔡氏向门外冲出，中央党部警卫至此朝天开空枪示威，并追出营救蔡氏，直至玄武门附近的荒田中始行救回。
《蔡元培年谱》对此事的说法，也与这段记载基本一致。

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也有残疾，蔡老先生被强拉着拖行几百米，右臂红肿异常，实在跑不动了，学生们先是把他放在黄包车上，后来又是背着他，沿荒野小路向中央大学一路狂奔，直到迎面撞上几名警察。

得救后的蔡元培，被抬着送往医院。当天下午，中央通讯社记者来采访，他谈到自己被殴打的情况：“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

尽管挨了打，有莫大的委屈，但蔡元培首先检讨的是他自己。他对记者说：“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他认为今天的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必有反动分子主动期间，学生因爱国而为反动分子利用”了，并表示他本人对于合法的学生运动，“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绝不因今日之扰乱而更变平素之主张也。”

蔡元培重在自责，堪称高风亮节。

头部动了手术、包扎纱布的陈铭枢，则因职务的关系，在答记者问中严厉指责学生运动目无法纪，“狂呼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甚至于破坏交通、捣毁公署、殴打公务人员”，“其居心之险恶，诚出人意外，所谓救国分子之救国运动，岂得如此？……绝非爱国狂热之四字所能曲讳。”虽然，他也表示政府爱护各界人民的初衷丝毫不会变，但同时强调：“惟反动分子借外交之机会，以施暴动，于情于法，均无可恕！”
有趣的是，不打不相识，几年后，陈铭枢便与中共有了往来。此是后话，不提。

12月19日，蔡元培回上海寓所休养。起初，以为伤势不算重，“不意来沪后，臂痛加剧，伸屈皆感困难，背上青紫亦末消。经法医以贝博士诊视，谓有臂骨节恐有破损。……乃于昨日移入某医院，拟用爱克斯光诊察臂伤之内部，加以根本之治疗。……蔡氏病中精神尚好，惟年事已高，头部受击，尚时或眩晕。……医生禁止问书，故每日报章皆由侍疾代读以告。”

12月30日，于右任自宁来沪，赴医院看望老朋友，后来他告诉记者说：“蔡先生头臂伤势转轻，骨亦末碎；惟筋络受伤颇重，须适当调养，始能逐渐恢复。”

一周以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上海开会，作为董事长的蔡元培还因病缺席。直到1936年1月18日，尽管蔡元培的头部、腰部均已痊愈，但被扭伤的筋骨仍未彻底康复。

三、小辣妹该出手就出手

都说学艺术的女生很香水百合，其实也不尽然，最先动手打蔡老先生的，便是北平艺术学院一位年仅20的小辣妹。

以下一段，来自于现场总指挥李时雨①的记述。

同样，中央党部也紧闭着大门，并有持枪警卫把守。同学们把党部紧紧包围。原来这里正在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临时会议，可以估计，关于如何对付在南京示威的学生，会是主要议题之一。有的中央委员在窗口探出头来，向示威学生恬不知耻地污蔑谩骂，这就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一部分学生将卫兵缴了械，有的同学用石头砸毁了镶在大门上面的国民党党微。同学们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国民党的会议被迫停止了。狡猾的蒋介石推出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应付学生。蔡、陈一出来就被学生团团围住。这时，反动当局已调来大批武装军警前来镇压，正在相持之际，一个警察向空中开了一枪，这一下提醒了同学，他们紧紧地抓住蔡、陈二人做为人质。并向他俩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立即撤走军警特务。气恼的同学突然向陈铭枢打了一棍，蔡元培的脸上也挨了一记耳光，这是北平艺术学院的女同学薛迅②打的。

还有其他几篇史料，如《北京记忆》、《中国革命史话》也提到薛迅打了蔡元培。

打了蔡元培以后，薛迅和同学们还在“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声中往党部里面冲，与从里面冲出来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组织部长陈果夫等人狭路相逢，双方在过道里打起来，桌、椅、板凳互相砸，到处是一片玻璃、吊灯被砸破的哗啦声。那一天，薛迅不仅冲锋在前，还穿一身红毛衣，脸上又有麻子，因而十分抢眼，以至于她当场被捕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要释放她，陈果夫、陈立夫和张道藩都坚持不同意。
吴稚晖、于右任之所以要放人，是因为当天下午，他们找被捕学生谈话，说不要上共产党的当，薛迅却说不知道什么共产党，今天的行动只是出于抗日义愤和爱国热情，并要求释放他们。这两老头一听，既然不是共产党就放了吧，但与薛迅交过手、对她印象极深的陈果夫等人非要抓她不可，张道藩甚至亲自动手要拉她回去。

那么，作为当事人的薛同学，又是怎样回忆当时情况的呢？或许是因为出手打人、尤其是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所以她并没有说自己打了蔡元培。

她是这样说的：

进入中央党部的大门，就是一个广场，广场的对面是台阶很高的大礼堂。我们的队伍就围住了礼堂的大门，纠察队员手持木棍在队伍的外面警戒着。蒋介石为了对付北平学生的质问，派出蔡元培、陈铭枢接见我们。陈、蔡并排占在礼堂门前的高台阶上，接受了《质问书》。回答问题的是陈铭枢③。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不抵抗，是要有准备的抵抗，我们不能不准备就抵抗。”他这番话，是为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作辩解。我当时是负责作揭破性回答的，就向他指出：“准备工作是应动员群众行动起来去准备，不能空谈准备，为不抵抗打掩护”。陈铭抠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国联’是我们的朋友，是国际组织，我们要依靠朋友的帮助”。我就指出‘国联’的性质，指出了它的欺骗性。这时群众开始交头接耳，开起了小会……陈铭枢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北平为什么不让抗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问……”我们指出：“国民党各级组织是一致的，省、市党部是中央党部领导下的组织。省、市党部压制抗日，中央党部是不能推脱责任的！”顿时，群情激情，口号声骤然而起。不知是谁，喊了声“打”！陈铭枢被一棍子打倒，蔡元培也被打了一下。我们马上派纠察队把蔡元培及时架出人群。我们考虑到发生冲突后，可能会有学生被捕，先抓一个俘虏，以后好作交换。

虽然，薛迅没有明说她本人打了蔡元培，但她在文章里透露的一段细节更令人吃惊：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党的方针是什么？据我的记忆，党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是：事变的发生，当然是日、美在东北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为了缓和日美矛盾，日本占领东北后必然要进攻苏联。因此党的方针是展开群众性抗日运动。一方面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更重要的是要保卫苏联。具体到对学生运动的指导方队是要把学生的抗日运动和日常的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当时各学校在抗日活动中撵校长、哄教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起来的。

原来，这些爱国学生之所以要抗日，最重要的目的竟然是为了保卫苏联！为了保卫一个红色帝国，以收复失地而名，竟然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硬逼自己的国家去与另一个帝国主义开战，竟然肆无忌惮地冲击中央机关、殴打政府官员，连60多岁的老人都下得了手！

四、冲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根据李时雨的记述，是由于有中央委员骂学生，这就“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到底是怎么骂的？文中没有详细写。就算是谩骂污蔑，也不能成为将卫兵缴械、砸中央机关的正当理由。

李时雨又说，正相持之际，警察向天开了一枪，于是气恼的同学就打了陈铭枢和蔡元培。事发当天，广为散发的《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团为遭国民党军警镇压告全国劳苦大众书》也说是对方先开枪。《告大众书》称：当学生正说到国民党欺骗群众、屠杀群众、出卖群众，要高呼打倒之时，“屋里的枪声似爆竹一般不断的响着，我们赤手空拳的同学们，在这种场合里只有被殴打了！逮捕了！枪杀了！不过我们不是无抵抗主义者，我们是反帝运动的坚决的战士……捣毁了中央党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陈两个走狗，然后还由纠察队的维持分队分路归来了”。

显然，如果是国民党先开枪的话，则可以为学生打人的暴力冲突找些理由，但中共方面也有对方并未先开枪的史料。例如：薛同学只是说当时群情激愤，不知是谁，喊了声打，陈铭枢就被一棍子打倒。《北方左联北平作家协会纪事》一文称：陈铭枢在为北平市党部压制抗日进行辩解时，被当头一棍，从石阶上打倒，随即枪声大作。又例如当时在现场的，一位名叫陈沂的北平学生示威团纠察队队长说：我们纠察队发现了穿黑衣服的武装警察，加之陈铭枢为北平市党部进行辩护，还要我们尊敬蔡先生、听蔡先生的话，惹得一位同学兴起，给他当头一棒，他没来得及哼一声就从石阶上倒下来，随即就听到盒子枪声。

而在国民党方面，则一口咬定学生也开了枪。事发当天，陈铭枢就对答记者说：“学生二百余人，公然手持粗棒，挟藏手枪，于捣毁外交部后，复冲入中央党部，如年高德劭之蔡先生与兄弟，代表中央出面解释，竟受此无理由之殴扭，且鸣枪进攻……实施暴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在致全国的通电中也如是述说：“时中央党部之职员及警卫，见学生动武，即上前救护蔡、陈两氏，但学生中即拔出手枪开放”。
谁是谁非，现在已很难说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出手打人之前，学生就拥有武器，这是毫无疑问的，上海申报于第二天刊发《学生大闹中央党部》的新闻报道中，便曾提到被捕的学生里面“内有女生一名，带自来得手枪”。

其实，无论是不是国民党先开枪，这场冲突都不可避免。因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早就确定要砸国民党的场子，这也是毫无疑问的。1930年12月31 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一份关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报告中就明确记载：“抵京后，党团便决定了示威的期间（至少一星期）和斗争的步骤与策略：党团决定了第一天（抵京的翌日）举行街头上的游行示威，第二天捣毁外交部，其次捣毁中央党部，最后如果情势可能，便再临时决定捣毁国民政府。”

为了保证学生运动的顺利开展，北平市委还在示威团内部建立了一整套秘密的指挥系统，由林里夫任党团书记，王荫槐任总指挥，薛迅任副总指挥，党团成员还包括林枫、陈沂等，他们才是真正的领导核心，公开出面的“总指挥”李时雨只不过跑跑龙套而已。

凭心而论，北平学生示威团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将矛头对准国民政府，喊出“活捉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甚至屡屡打砸机关、殴辱官员，私设公堂，拘捕他人，将合法的爱国运动演变为骚乱，既不现实，更有悖于自己所提出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的方针。这种过激的政策，自然不能为其他学生接受，也失去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护，这从参加示威斗争的人数中就看得出来，14号有四千人，15号就下降一半，而国民党方面的统计和当时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则更少，都只是几百名学生。

另一方面，对于这起学潮，老蒋也明白，肯定少不了共产党的“操纵”，他也十分厌恶学生的暴横和盲从，这两点，他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但在连续发生多起各地学生打砸事件的情况下，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仍然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禁止军警开枪”，“姑以缓和办法应付之”，尽可能地避免流血冲突，并非如学生散发的《告大众书》那样是什么“公然的屠杀”、有两人被军警开枪打杀等等。

事发当天，国民党有没有下毒手，邵元冲④的日记可作参考：

正在会议间，忽来暴民数百人，假学生团体名义，携共产党传单标语，身佩红布，手持枪棒，至中央党部，夺门而入，遇人即殴，遇物即毁，并劫去守卫枪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员以忍不与较，受伤颇多。常会乃惟蔡孑民、陈真如两君前往答复，即为暴徒攒殴，并将蔡拽去，中途始释，陈亦受伤倒地。此次之行，完全叛乱，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其中确有共产党徒，嗣右任、稚晖不予深究，乃稍加训导，遣之归去，至十二时后事始稍息而散。

又比如，有史料称：蔡元培遭群殴后，在一片混战中忍痛高呼：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并安慰强行把他架走当人质的学生说：“不要怕，他们开的是空枪。” 学生回答不是空枪，已有两人倒下，“蔡元培听了摇头叹息不已”。笔者相信，他的这一声叹息，是为同学们的偏执情绪而发。因为正是以他为首的、专门处理学潮的特种教育委员会，作出了对于学生仍应“好为劝慰”、“避免武器制裁”的决定。

还有一例，也能证实国民党开的是空枪。

1931年12月16日，外交部长顾维钧在给张学良的密电中说：“北平学生示威团到部，捣毁颇剧，嗣赴中央党部示威，由蔡孑民、陈真如出见，均被殴受伤。陈晕倒地，蔡被劫去。幸由卫兵开空枪示威，学生溃散，方始救回。

当然，在制止学生行凶的过场中，挂彩肯定是少不了的，这种情况双方都有。至于国民党方面，除蔡元培和陈铭枢以外，还有数人被学生殴伤，其中“工友吴尚银伤势甚重”。

应该说，从现有史料来看，认为国民党蓄意制造惨案的观点，尚无根据。而且，那时候的舆论管制并不严厉，如果真是国民党先开枪、又打死两名学生的话，那些民主斗士还不吵翻天？

④ 邵元冲：民国元老，曾任国府委员、立法院代理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后在西安事变中被西北军开枪击毙。

道德从什么时候消失的，值得我们思考？

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清华大学被称为“小延安”，共党分子就在里面半公开地进行颠覆民国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但，就因为清华大学是所大学，无论是老蒋还是傅作义，都无可奈何。

看看后来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各学科有建树的人物，哪个不是直接的、间接的受惠于北洋时期或民国时期的教育？

不是不知为，是不齿为！

精辟。

军阀终究是缺乏系统的指导思想，难以形成共识，也就难以建立有效的组织形态来整合社会资源。

欲为之而不能为，世界观、人生观决定的。

可见有时道德仁义也误国..也可见当时学生教授牛x的不行 是否涉嫌无政府主义:L 不过解放后的知识分子被政治流氓给弄的够呛:L 到现在再没牛x过:L 不知是庆幸万幸否:L ....请教各位是否当时有无大家都认同的宪法哩:L .....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常常是——历史应该怎么理解，我们就怎么理解..........

军阀政府，混战连连,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段期间，大大小小无休止的混战是主要的。并不能因为有了政府职能的工作，就弱化混战恶果的事实。

军阀门大多是传统中国走向了近代中国，骨子里还是就是旧式道统。走的还是旧式统一的道路，想要一统天下，也只能这么做。

正是这样的“统治”思想造就了，羸弱纷争、腐朽没落中国之现状，以至外辱不断，民不聊生。从这方面来讲，各军阀罪无可赦。（这些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无论如何也坐不到一起，协力强国。）

记得一电影有这么个情节，一清廷命官，勾结洋人，走私鸦片，从中牟利。后英军兵锋至城下，此官痛哭流涕，要求戴罪上阵，以死赎罪。给的特写镜头好不悲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是谁的苟且行为导致了外辱不断？！

要说“爱国”真的是太沉重，不是那么容易喊喊就完事了。

民国多豪杰 红朝奴遍地

乱世用重典，越独裁越有战斗力，等强敌悉数剿灭天下一统之后才是讲民主的时候，可惜老蒋被抗战胜利冲昏了头，推翻了更民主的北洋的kmt被更独裁的tg推倒，一念之差，致使北伐抗战之不世之功毁于一旦，白白为老毛做了嫁衣，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