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事件中，学生的一个核心要求是“反官倒”。所谓官倒，即利用价格双轨制和手中的权力，以国家计划价格低价买进，再以市场价格高价卖出，从中牟取暴利。“官倒”这个词自64之后基本就在市面上绝迹了，年轻一代如果不是对64稍有了解的话，一般很难听到这种说法。虽说“官倒”这个词基本消失了，但官倒这种现象却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从国企改革中的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到违规操作经济适用房造成房价虚高，只要是权力所能及又不受制约的领域，处处存在官倒。官倒从过去由太子党主导到如今乡镇一级官员都能分一杯羹，通过权力寻租更是发展到官商勾结、全民参与的地步，过去的官倒还是低价买高价卖，随着银行的普遍参与，如今干脆就是空手套白狼了。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交易就是最大的国家性官倒，而且所付出的几乎全部是暴力成本。
20年前人们站出来反抗官倒，20年后官倒愈演愈烈，中国人民却是集体噤声了。这种沉默不光体现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比如说上海学生所抗议的是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破坏了言论自由，1986年合肥学生不满的是人大代表候选人未经学生提名。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司空见惯的事情，人民却早已麻木。事实上我在看自己人生中接触的第一部64纪录片《天安门》时就已经发现了，80年代那辈人身上具备着一种当今中国提着灯笼都找不到的抗争精神，一种敢于追求公平公正的勇气，尤其是在四月末、五月初的对话阶段，学生的表现可以说是不亢不卑，完全把自己放到了和政府官员人格对等的位置上，这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变化可说是环境使然，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大乱后大治的时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各种过去不能说的观点都可以在大街上公开讨论，这让他们得以从文革的恐惧感中解脱出来，变得敢说敢做，85年全国发生大小学生运动50多起，到如今这个数字几乎为0（即使有也是因为拿不到校方承诺的两证）。相反，64事件之后，官方引入了军训制度，加大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报刊文艺审查的力度，如今你很难在中国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再也听不到人们大规模的议论太子党之类的秘辛，也无法再从报纸上看到深入揭批新时代官倒现象的文章，这一方面使民智变得低下，一方面畏惧发言本身就是最大的怯懦。64屠杀所营造的冲击力也使当时的一批社会中坚完全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年轻一代虽然没有见证甚至听说过64事件，但是他们生长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放眼所见只有缩头乌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变得比前人更为软弱。前人至少还是曾经反抗过的斗士，最终臣服于死亡；后人则是一群后天培养出的奴种罢了。
普遍的懦弱和低智还不是64事件所导致的最坏的结果。从宏观上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遵循一条从野蛮到文明的轨迹，追求公正的秩序几乎可说是人类的天性，这也是人类和动物的主要区别。64事件之后，中国人面对种种社会丑态而不敢抗争，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出于害怕才会忍让，因此编造出种种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你谈到腐败问题时，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回答你“难道外国没有腐败吗”、“相信政府会进步”、“有本事你去做”，“看看东欧的下场”（这句话我最不能理解，因为横看竖看当年发生颜色革命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如今至少比中国好五倍——这绝不止体现在人均GDP上），形成了一整套“反反腐败”的理论体系，表面上看是对现政权感到满意，是在宣称“反腐败”没有必要，实际上只是为自己的怯懦辩解而已。这种自我催眠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深陷其中，结果从低智能更倒退一步，变成了负智能，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被关在笼子里，而且早已失去了飞向天空的欲望，这使得整个民族都显得猥琐不堪。
中国人民不仅丧失了理想，而且道德水准也在不断下降。人民的容忍使得社会越来越腐败，同时也使得自己越来越麻木不仁，当上层官员通过各种手段发家致富已经成为不可抗辩的社会常态后，普通人的内心又怎会平衡呢？今天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官场腐败，而是全民腐败，是不腐败你就得失败。共产党治国策略的转变，恰好迎合了中国人民族性的变化。64事件源于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需求，在政治上，共产党绝无法满足国人，因此只能通过经济发展来寻求政权的合理性（而不是合法性）。此时经济发展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统治的终极手段，因此根本就不在乎实现目标的方式，假如经济不发展，那么即使是作假，也要把GDP飙上去，创造一种表面繁荣的假象，也就是所谓“GDP的大跃进”。今天我们看到政府不断的引入污染企业，发展血汗工厂，取消各种福利，以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方式来换取GDP，甚至抬高房价，连子孙后代的消费能力也要一并透支掉。这类行为对中国人民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整个社会都培养起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即金钱决定一切，除此以外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丢弃不谈。相对80年代，整个社会已经变得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在这种状态下，三鹿奶粉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是中国人的自作自受。
这种价值观虽然是历史的倒退，但又恰恰是当今的人民最需要的精神麻醉品。如今中国大地上一种“伪现实主义者”已经随处可见，这些人教导那些批评家要“适应一切规则”，对周围种种恶的现象视而不见，赚钱养家糊口、爬到金字塔顶端才是硬道理。为什么我说这些人是“伪”现实主义者呢？因为现实主义是根本不需要争辩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其实只需要赚钱养家糊口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上网跟人吵架（“闷声发大财”），中国有多少批评者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也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反正他们可以“适应一切”。这些人急于推销现实主义的理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闭嘴，因为这些批评者的存在，一来破坏了他们的安全感，二来也刺伤了他们内心仅存的一点自尊心。他们表面上否定道德，实际上内心还仅存一点良知，才急于为自己的不道德辩护，对他们而言，“现实主义”并非人生信条，而是美化自己渐渐腐朽的人格的美妙借口，更是说服自己从堕落走向更堕落的毒药。
共产党随手一挥，就能让64事件从新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彻底消失，仿佛整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难道这起曾经轰轰烈烈的事件真的就对中国一点影响都没有吗？这么想就太天真了。64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次全面退步，所有的中国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光要面对政治上的日渐专制，人民也几乎丧失了勇气、智慧、道德和理想。这样一群人去看待64事件，就像站在井底仰望天空一样，得到的自然是“人民幼稚”、“外国煽动”、“学生领袖罪魁祸首”这样弱智的结论，他们眼中所谓的“成熟”早已和无限忍让划上了等号。这些人常常连基本事实都搞不清就急于发表意见（这类意见一般都是从别处看来，人云亦云而已），讨论的内容也相当低级。我在国内见过的层次最低的讨论，就是“民主好还是专制好”。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是连这种问题都搞不清，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事实上中国人无论再怎么猥琐，最后总也有忍无可忍的一天。历史上的专制政权都善于使用谎言和暴力等武器，但最后的命运也无非是被推翻，这一点在当代也不会有任何改变。89年人们采取的是和平请愿的方式，20年后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早就在中国失去群众基础了，和平理性的手段只能用来和绅士打交道，而共产党在89年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向人们展现出自己是个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的流氓，当情势真的发展到不得不反的地步时，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恐怕只有武力相向，这一点上拆玲的观点恰恰是正确的：要的就是流血。民众暴力化可以说是政府暴力化之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很多人为杨佳叫好，为捅死开发商的拆迁户叫好，正是民众暴力化的体现，当今社会的唯一有效的维权方式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替天行道”。每个人内心都了解，杨佳除了做缩头乌龟和动刀杀人之外，根本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所谓“法律途径”，早就已经被政府彻底封死了。
这就像苏联解体一样。有人说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个人的责任，这种说法可说是大错特错。像苏联这样一个建立在侵略基础上的“国家”，最终必然是要解体的，要么和平解体，要么暴力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恰恰使苏联人避免了暴力解体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创伤。中国的政治进程也是如此，中国必然有演变的一天，要么和平演变，要么暴力演变。政府在64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说将和平的道路完全堵死了，使中国丧失了以最小代价走向现代文明的机会。而用暴力压制民众，最终只会招来民众更多的暴力，到时不需要任何人号召，民众将会在现实的压迫下，自愿出来流血。
这种冲突方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第一是必然会造成大量的附带损伤，第二是很可能演变成群氓行动，使情势变得不可控制，三来一旦人们形成普遍的暴力思维，即使冲突以民众的胜利而告结束，整个社会也要花巨大的代价才能恢复正常的法治模式（民众一旦失败，下一次的冲突可能更为惨烈）。89年的变革是由一群理想主义者推动的，89年后的变革则很可能将有一群手持棍棒的饿狼推动，这些人没有高尚的理想，没有道德的约束，处于长期受压抑之后最疯狂的状态。两者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可以说，64屠杀不仅给当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给未来的中国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谁又会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就能酿成轰动全球的64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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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zeratulmrye 于 2009-10-10 16:5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