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常坐地铁的朋友，不知你们是否留意过地铁里的广播，广播除了报站，还有一些倡导文明乘车的提示，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时常还会听到这样一句：“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个人感觉这句带有歧视色彩的广播听着很刺耳，很不舒服。我顺便看了一下车厢内的张贴的乘车须知，在第八条里，确实也有禁止在站台和车厢内乞讨卖艺的相关规定。在这里，我想叫个真儿，吹毛求疵一下，谈谈我个人想法。希望驴友们也来谈谈对此的看法！
乘车须知
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讲，为避免因不当行为可能带来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制定诸如乘车须知这样的规章制度或行为准则是必要的，作为乘客，有义务遵守规则，这是在进入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个体与群体间自动产生的一种契约关系。如果说，“遵守规则”既“不违规”是义务，那么“抵制他人的违规行为”就不是义务了，因为“是否要抵制”、“如何抵制”，在规章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严格地从法律逻辑上讲，不被禁止的，都是允许的。所以，是否抵制，取决于个人意愿，属于一种权利，也就是说，我有抵制的权利，也有不抵制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去做被禁止的行为，已经是遵守规则，尽义务了，至于是否抵制或制止他人的违规，对于非执法者来说，则不在义务范围之内，进而只有选择做与不做的“权利”，而没有必须做的“权力”。所以，“共同抵制”不能被看做是该规章制度的天然延伸，而以公共广播的形式提倡“共同抵制”，至少在舆论导向上是对“不抵制”的权利剥夺。如果一定要广播宣传强调乘车须知的第八条，广播词也应改为“为维护良好的乘车环境与秩序，请您不要……，……以及在站台和车厢内乞讨、卖艺。”这就足够了。
乞讨卖艺
从打击利用乞讨从事行骗等不法行为的角度讲，管理方一定有着他们的考量，知情者也能够理解“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这句话的更深一层用意。现实中，进行乞讨卖艺的人中，有真正需要帮扶的人，也确实存在鱼目混珠者，比如说有组织的“丐帮”带有欺骗性的乞讨等等。但我想说，“乞讨卖艺”本身是无辜的，就好比匪徒绑架了人质，不能说明与绑匪在一起的人质就是共犯。地铁里的乞讨卖艺，违规之处在于“乞讨卖艺行为发生在站台和车厢内”以及“利用乞讨从事的违法活动”，而“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这句话，没有将“违规之处”和单纯的“乞讨卖艺”区分开，无异于将绑匪和人质一起干掉了，在针对性上存在偏差。从管理操作上来讲，区分乘客和乞讨者，以及辨认乞讨者是否有不法行为，的确有相当的难度，难以取得将其绳之以法的足够证据，但在缺乏有效的管理，无法避免违规行为发生的时候，不能将责任寄托在“共同抵制”上，更不能把黑锅扣在本是无辜的“乞讨卖艺”的头上。也许管理者本身并没有恶意，但“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这句话是否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呢？这种共同式的、一刀切式的，灌输式的劝告模式，是否显得简单、缺乏文明，甚至野蛮粗暴呢？
我认为，根源在于价值取向
这里并不是想刻意夸大一句广播语，小题大做，只因为，地铁广播，不是私下的好言相劝，而是面向公众的公共宣传，传递的是公共信息，可以反映出社会管理水平乃至公众整体性的价值取向。先下后上、尊老爱幼、为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这些都是需要倡导的，可是当“抵制乞讨卖艺”也赫然列于其中，并堂而皇之地广播于大众时，传递出的是怎样的信息和价值取向？在乘车须知里，违规的行为远不止“乞讨卖艺”一种，那么，为什么除了禁止之外，遭到“共同抵制”的只有“乞讨卖艺”一种？为什么不是“共同抵制偷盗”，不是“共同抵制性骚扰”？当“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余音绕于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车厢内时，营造的是怎样的社会氛围？真的是“乞讨”惹的祸吗？诚然，任何社会，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会存在相对弱势的一方，乞讨现象也绝非中国特有，但面对这些，除了“抵制”之外，是否还有“消除贫困和不公”的选项？当然，这超出了地铁运营的思考范围，但是，“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等行为”这句广播，也同样超出了其原本的防范违规行为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意识决定着公共话语，而公共话语又能影响公共意识，这里固然有管理者的责任，同时，普遍存在的“笑贫不笑娼”，以及对弱势群体冷漠、歧视的态度，也为其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得“抵制乞讨”成为一种必然的看似正当的表达，这个细节，正是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不经意间的流露。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种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甚至带有潜在暴力倾向的语言，得以成为公共话语，是一件危险的值得警惕的信号——我们整体性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允许歧视存在、缺乏宽容和人文关爱的社会，今天，我们习惯了歧视，那么明天，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歧视。
现代、舒适的地铁车厢里，当有人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却回荡着“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倡议，构成的是一幅多么讽刺的画面！在“共同抵制”的声音中，我们，离“共同文明”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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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唐人儿 于 2009-7-18 07:45 AM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