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杂谈（一）恶魔的私人医生＝受难者的救护天使

断章师爷

上周，儿子偕女友去地中海畔的马约伽岛度假，浑身上下晒得象煮熟的龙虾似地回来了，还捎了些当地的土特产来看我们两老。临去时，枕边丢下一本他在西班牙候机时买的小册子，书脊上的标题是《 The Devil’s Doctor》，作者是J.H.Waller。我还以为是Stephen King之类写的恐怖小说，一直未曾留意。老妻去儿子住过的房间整理床铺时把它带到我们房间。我拿起来随手翻了翻，才知道是介绍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和保健按摩师科尔斯坦的传纪。这下可倒好：一翻就不肯歇手，直看到东方泛白，才勉强看完。这些天，又对书中的精彩章节细细翻阅了好几遍。 很有些感慨系之的味道，写些出来，以飨同好。

费立克斯.科尔斯坦(Felix Kersten，1898－1960)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爱沙尼亚塔尔图市的一个德国家庭里，当时爱沙尼亚还隶属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陆军部队服兵役，二十岁那年随军抵达芬兰。不久成为芬兰公民，并参加芬兰军队，在1921年被授予中尉军衔。随后，科尔斯坦在赫尔辛基学习按摩医术,两年后获得医科按摩的学位。他遂去柏林开业当按摩师，同时继续钻研按摩技术。在一次晚宴上，科尔斯坦结识了当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藏医高博士，并成为他的学生。1925年，高博士对科尔斯坦说：“你已经把我所能教的都学到手了”。于是他把自己的病人全部转介给科尔斯坦，随后返回遥远的西藏。从此，科尔斯坦的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德国、芬兰、荷兰、英国和瑞典的上层社会拥有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客户：律师、工程师、教授、银行家和政府官员，甚至包括荷兰女王的丈夫亨德里克以及墨索里尼的女婿和外交部长齐亚诺等显要人物。

1942年，时任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兼行政总监高位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正被自己腹部的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为此他不得不四出求医问疾。尽管当时德国医学界享有世界最高医术水平的荣誉，却没有一位良医能解除他的病痛。经朋友和亲信介绍，希姆莱抱着姑且一试的想法要求科尔斯坦为他治病。科尔斯坦考虑到倘若拒绝这个魔头的话必然会危及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不得不答应了他的请求。科尔斯坦通过他那双能创造奇迹的黄金巧手，运用高博士传授的超神入化的按摩技术成功地缓解了折磨希姆莱的剧烈腹痛。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科尔斯坦一直担任希姆莱的私人医生和保健按摩师，并赢得后者的绝对信任，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科尔斯坦从来不以医生自居，而称自己的治疗方法为徒手疗法或者神经疗法。他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提及：“希姆莱的剧烈胃痉挛并不是如他自己料想的那样，只是简单地由于体质虚弱或劳累过度引起的，其实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失调产生的恶性后果。这种心理分裂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我很快意识到，尽管我可以暂时地缓解他的肉体病痛，却决不能彻底地治愈他的心理症状。这种痉挛的根本原因不仅没有解除，事实上反而加剧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姆莱对科尔斯坦的信任日甚一日，最后科尔斯坦已经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知己。科尔斯坦还担当了他的忏悔神父。希姆莱在与科尔斯坦讨论自己的健康状况时，甚至吐露了希特勒正遭受梅毒困苦的绝对机密。科尔斯坦得知自己在希姆莱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于是开始试图说服他逐渐远离希特勒，而且暗示希姆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削弱希特勒的影响：德国百姓怎麽能拥有一名梅毒患者的执政者呢？希姆莱回说他不能反对希特勒，因为在就职时曾宣誓终身效忠元首。

科尔斯坦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说服和策反希姆莱背叛希特勒和纳粹帝国，就利用希姆莱对自己的信任竭尽全力营救受难的犹太人和被囚的战俘。在为希姆莱治疗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后，科尔斯坦已经利用纳粹的电话系统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通信网络。并且，他还借旅行的机会往来于德国和芬兰、荷兰、瑞典以及英国之间，利用自己在希姆莱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柏林纳粹总部的独特身份，刺探政府和军方的有关消息。 从而有效地悄悄实施帮助难民的救援行动。

1942年希姆莱去赫尔辛基执行引渡芬兰犹太人的计划，科尔斯坦以他的私人医生身份随行。科尔斯坦背着希姆莱频繁地与赫尔辛基的各界人士接触，通过各种渠道向芬兰政府提供信息，里应外合地帮助外交部门巧妙地与希姆莱周旋。由于他的努力和斡旋，终于使3000多芬兰的犹太人幸免于难。他还曾成功地说服希姆莱放弃了强迫八百万荷兰公民向被纳粹帝国征服的东欧迁送的计划。

为了完全控制科尔斯坦，纳粹总部强迫他的家庭从芬兰迁往德国；同时为了笼络科尔斯坦又在柏林近郊分给他一幢宽大的农舍和不少财物。尽管纳粹的条例严格规定政府雇员不准与囚徒接触，科尔斯坦还是尽最大可能帮助不少战俘。他在自己的农场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使他们远离囚禁的大院。当然，他的这些特权都是由于他有效地治疗了希姆莱的病痛后给予的。科尔斯坦还利用希姆莱对自己的信任，时不时地把想营救的人员名单以各种借口递呈给希姆莱去签字。每次的营救名单都是好几十页。而且在每一页上让希姆莱签字的上方有意留出大块空白，待希姆莱签好字后，可以再补填几个姓名上去。

科尔斯坦的营救活动触犯了纳粹帝国的利益，自然有极大的风险。与希姆莱不和的对手包括一直觊觎他地位的第一助手卡尔登布鲁纳（E.Kaltenbrunner）等人在暗中密切注视科尔斯坦的行动，他们极尽一切可能不断地破坏和阻挠科尔斯坦的活动。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对他的谋杀，幸而计划未曾得逞。尽管他生活在不断的威胁之中，但也总是有人在暗中持续地照顾和援助他。

1945 年，当战争进入了末期，科尔斯坦去瑞典秘密会见了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代表。于是二战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在盟军的飞机轰炸柏林机场的刺耳爆炸声，夹杂着扬声器中播放的戈培尔祝贺希特勒最后一次生日的讲话声中，屠杀了几百万犹太平民的纳粹帝国第二号元首希姆莱竟然在柏林与代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瑞典公民诺伯特.马祖尔（Norbert Masur）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谈。心劳日拙的希姆莱意识到帝国的大势已去，竟然应允从Ravensbruck（位于柏林北面90公里处）的妇女集中营里释放一些关押的犹太妇女，并讨论了是否有将犹太囚犯转移到中立国家的可能。在科尔斯坦的帮助下，马祖尔甚至已经说服希姆莱抗拒希特勒下达的关于炸毁所有的集中营，并杀死全部幸存的囚犯的命令。然而，希姆莱的这个答允释放囚犯的命令却被自己的主要助手卡尔登布鲁纳拒绝执行 。但是通过这次会谈至少拯救了60,000名犹太人的性命。

二战结束后，科尔斯坦分别在西德和瑞典住过。由于他在二战期间担任过希姆莱私人医生的敏感身份以及他拥有的大宗资财，瑞典政府的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同时战后的荷兰政府则授予他极高的荣誉勋章，以褒奖他对于二战期间荷兰人民的帮助。瑞典的档案也证明，他是希姆莱和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1]的谈判中介人，使得代号为“白色巴士”的救援行动得以实施，从而在第三帝国濒临灭亡前夕，挽救了数以千计的挪威和丹麦公民的生命。尽管他声称从纳粹德国的魔爪下拯救了3000多芬兰犹太人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了。1953年，科尔斯坦终于通过保安部门的审查，成为瑞典公民。鉴于他不顾个人危险、救助犹太人的壮举。以色列政府授予他“国际正义人士奖”（International Righteous Prize）并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博物馆前面的大道上为他植上一棵象征以色列人民谢忱的角豆树。以色列驻瑞典大使在颁奖仪式上致词时说：“以色列人民永远对费立克斯.科尔斯坦博士表示祝福！他的人道主义行为和瓦伦贝格[2]、辛德勒和杉原[3]一样，永远值得历史铭记。”

下面再谈几句科尔斯坦的老师高博士。Waller书中关于他的身世介绍得相当简单，大致情况如下：人们称他高博士（Dr.Ko，或Dr.Koo），可能姓高、也可能姓顾或郭，他在西藏的寺院长大，曾当过喇嘛。成年后他去了西方，在伦敦设立诊所，以后又去柏林开业。1925年后返回西藏。至于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代都未曾提到。我曾去图书馆查考过好几套大型的百科全书和有关的人物资料，也在网络上广泛搜索，结果均一无所获。后经友人帮助购到一盘芬兰电视台录制的关于科尔斯坦的文献片。内中有采访他儿子的几个片断，有一段提及高博士。据科尔斯坦的儿子说，高其实是个汉人，从小被带到西藏，从幼年起就接受了西藏传统医学的教育，包括所有古代传下来的玄妙的医疗技术和神奇的按摩手法。他花了20年时间研究这些医学知识，然后在一位欧洲传教士的帮助下到了西方。他在英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伦敦设立诊所。后来又去柏林开业。尽管高博士拥有西方的医学学位，他在治疗病人时却只使用在西藏学到的知识。高博士从未声称他的方法可以治愈一切病痛，但其治疗范围远远超出大部分医疗从业人员的梦想。科尔斯坦有幸成为高博士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学生。高博士传授给科尔斯坦的是一种古老的东方传统医学方法。他儿子口中说出的那个词我从未听见过，反复地用心听了三四遍，尝试着写出了几种拼法，借助《医学词汇》的辨认，估计可能是Ayurveda。这是个梵文词，通常译作阿育吠陀，是一种源于印度的治疗方法：人体被认为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身体与自然不调和时，人体的各项机能便会受到阻碍，进而导致生病。医者的责任是准确地断定病痛来源。并不依赖患者的诉说，信息来源是医者自己的指尖。通过医者手指的触觉，可以断定患者哪些肌体组织潜伏着危机，哪些神经部位受到了损害。遗憾的是，有关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西藏神医，我所知道的只有上述这些内容。读者诸君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至所企盼!

写到这儿，意犹未尽。由希姆莱的私人医生科尔斯坦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拯救数以万计的犹太平民和战俘的事迹，我不由得联想到以前看过《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教授的女儿巫一毛女士提到文革中他们一家走投无路时，她母亲从安徽前往北京向巫宁坤教授的表姐吴慎娴女士（巫宁坤二舅的大女儿）求助。她母亲递上吴慎娴女士父亲的亲笔信，吴慎娴夫妇装着不认识，甚至说“再不走就喊警卫”。巫母为节省公交车费，大热天冒着烈日走了两小时路，临走时乞求一杯水都被无情拒绝……。吴慎娴女士的丈夫正是太祖的御医李志绥大夫。李志绥先生写的那本著名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通书未提到此事。

太祖和希姆莱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兹事体大，当由专家论之。然而，我想叩问的是对待受难者的不同态度折射出来的究竟是李志绥与科尔斯坦两位个人的道德良知、汉族与条顿两个群体的民族性、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第三帝国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呢？思之再三，废然无语。

注释

[1]贝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1895－1948)瑞典国王的侄儿，二战时出任红十
字会会长，由于他的努力，从纳粹集中营里面释放了31000名战俘。1948年他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派员负责调停阿以冲突，在耶路撒冷执行公务时被犹太复国主义成员暗杀。
[2]瓦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1912－1947?)出身瑞典贵族家庭，长期在匈牙利从
事人道主义救援工作。二战期间他给匈牙利的犹太人签发瑞典护照，拯救了数万犹太人的生命。不幸的是他自己被进入布达佩斯的苏军逮捕，押往苏联，死因迄今不明。
[3]杉原千亩（1900－1986）日本外交官，二战期间曾任驻立陶宛代领事，不顾日本外务省的训令，擅发日本过境签证给犹太人，拯救了6,000多犹太人。有“日本辛德勒”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