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与纳谏
管恩聚
在秦朝以前，“诽谤”是个褒义词，是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史书记载，尧、舜时期，都在王宫门口竖一根木杆，名叫“诽谤之木”，其上钉着一块横板，专供百姓书写对国家政事的意见与建议。后来，“诽谤之木”演化为皇宫门前的华表，现存的天安门前的华表，上面仍保留一块象征性的横板。
周朝的第10任天子周历王姬胡继位后，贪财好利，千方百计地搜刮人民。一位名叫荣夷公的大臣，提出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平民以此谋生。《诗经·魏风·硕鼠》篇描写的正是百姓对周历王的强烈不满与怨恨。
那时候，住在乡下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国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周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劝周厉王赶快改变这些做法，否则一旦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周厉王不但不听，反而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评论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议论朝政的人，卫巫派人到处探听，那些人趁机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便诬告。周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交换一个眼色就匆匆走开。即所谓“道路以目”。
周厉王见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十分满意。召公虎又劝谏说：“这怎么行呢？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国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会决口；硬堵住人的嘴，就会闯大祸。”周厉王根本不听。
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大规模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周厉王慌忙出逃，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称为“共和行政”。
“诽谤”一词从褒义转化成为贬义，是从秦始皇当政时期开始的。丞相李斯上书说，“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应该加以禁止，秦始皇同意，从此就有了“诽谤罪”。
“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能听到人们对行政的评论，他下了一道取消诽谤罪的诏书：“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这样的举止，出于一个封建皇帝，难能可贵。
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等著名治世，都是实行君权制约与自由议政较好的历史时期，也是帝王虚心接受劝谏的结果。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皇帝，与他善于纳谏有很大关系。他的《贞观政要求谏》中有“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言语，并在《教戒太子》中说：“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魏征是众所周知的谏议大夫，其最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甚至是犯上直言。而李世民对他非常善待，在《答魏征手诏》中开首即说，“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期望魏征今后有好的谏议但说无妨，无须隐讳，将敬盼善言。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提高维护其统治，保持天下稳定。
有一次，李世民兴致大发要去打猎，魏征却拦道劝阻，李世民怒不可遏，回宫后扬言要杀魏征。长孙皇后知道后，穿戴上礼服，面容庄重地来到李世民面前叩首即拜：“恭祝陛下！”李世民莫明其妙：“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回答：“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征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李世民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他一直记着皇后对他说的两句话——“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长孙皇后也被誉为“历史上最贤惠的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