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中共走资崛起
当前我们所面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土裡土气、横行霸道的模样了。它以负责任的文明大国自许、希望与邻国及列强和谐共处。然而，歷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原本在一九五零年代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后即已消失的资產阶级，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换中又重新復活了；更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以资產阶级法权作为本国在法制上调整的标竿，使自身得以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共產主义团结一国和全世界无產阶级利益的高度理想主义，使其必须同资產阶级和其他一切压迫者进行阶级斗争，而且最终必须以共產主义国家的力量同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进行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但是，当中国共產党开始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因「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国内区域发展不均衡与贫富差距的现象出现，以及国际冷战结构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共產主义最后孤立的堡垒，这越斗争走资越严重的情况，乃使得阶级斗争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在意识型态领域上最难堪的一面。
现实代替理想，和谐代替斗争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胡锦涛於中共第十六届全国党代表大会接任总书记，二零零三年三月於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大胆地在意识型态领域，以「中国特色」颠覆正统共產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而最终於二零零七年中共第十七大中完成了以「和谐发展」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型态典范革命。和谐与斗争是根本背反的价值立场，和谐论基本上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寻求各种利益的调和；斗争论则要以主观的理想主义不断地尝试改变现存不公义的事实，而基於敌我矛盾的判断，对造成不公义的敌对势力全力展开镇压。然和谐论相对於斗争论，也是一种现实妥协论和理想主义的修正主义，它对内掩盖了共產党官商权贵盘剥劳动人民、窃佔国民财富的真相，阻却了左派对当前走资当权派的反扑；对外，则形同宣示放弃共產主义世界革命，也不再时刻以第三世界领袖自居，而要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谐共处。二零零五年四月，胡锦涛在雅加达出席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对於美国学者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冲突论的回应，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反对美国於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大陆推销自由民主之餘，愿意立足於第三世界，与美国等大国共同构建和谐世界，共同担负起维持世界和平的角色。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重申其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总目标，特别是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就是中共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会」，而其根本要解决的问题就在於区域不均衡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贫富差距，这都可能导致地方分离主义和社会不稳定，危及中共政权的存续。未来要拉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就在於中国大陆庞大的潜在市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善中国大陆人民的社会保障，中国大陆人民的储蓄率会马上降低，消费力会爆发出来支撑内需，进而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正当性，这是建设小康社会背后的动机，我们也看到了中共对於其内部问题掌握精确的一面。
胡锦涛之所以要改造与重建中共的意识型态，原因在於他不属於革命世代，他没有显赫彪炳的战功来树立自己的领袖魅力，他还可以凭藉邓小平的隔代指定接班上臺，接下来的一代就不可能了，连他属意的李克强在十七大的党内选举都败给了太子党习近平，因此他必须寻找和创造自己的统治正当性基础，甚至是歷史定位。大体而言，只要在他任满下臺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繁荣、内外和谐，并且能因应集体决策的需要建立党内民主制度和展开党政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造，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东亚朝贡外交隐形成形
一九九七年东亚金融风暴，使东亚国家看到了加强东亚地区自我协助及支援机制的必要性，因而促成东亚国家以东南亚国家协会为中心积极进行区域经济整合和金融合作，於是有了东协加三高峰对话机制的形成，关於扩大区域内货币互换范围以保匯价的〈清迈倡议〉（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二零零一年乃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关於东亚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加速推动，预计明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会如期成立，而关於扩大东亚区域外匯储备库的措施亦将啟动。而一九九零年中期即展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则又另以中国为中心，拉动包括缅玛、寮国、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中国大陆和东亚国家在对美出口上的竞争关係出现了转变，中国大陆庞大的进口市场，将部份取代美国对於东亚经济的贡献，成为新的经济推动力，一种我们在十九世纪以前看到的朝贡外交形势似乎在成形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能落实和谐世界、卸除东亚国家对於中国威胁论的不安，它就能靠著经济交换影响力而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共主，过去以日本为首、四小龙追随其后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则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所取代。二零零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协各国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主张搁置主权，对话合作，便显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的理性自制，如此乃遂换来东协各国的信任。
在东南亚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维护东北亚区域安全的表现，也颇为称职。它促成关於朝鲜发展核子武器问题的中、美、日、俄、韩、朝六方会谈，并对於朝鲜加以约束，显示其尊重朝鲜半岛的现状，并愿意与美国和联合国充分合作。二零零一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区域统合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透过陆路输运石油，增加了能源安全，同时也强化了在中亚的影响力。美国在南亚防制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相当程度需要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上合组织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东有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与欧洲联盟有亚欧会议，都处处可见其在亚洲国际政治上的活跃身影，至於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中的份量
，则更不在话下。被镶嵌在国际关係当中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正努力学习扮演一个负责任大国和文明大国的角色，降低俄国和美国对於其国际霸权主义扩张的任何联想，以便有餘裕来全力推动小康社会的建设。
从太平洋和新加坡突围
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构，存在两个变数，一是日本，另一是臺湾。日本自始主张东亚自由贸易区谈判应纳入臺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主张以主权国家为谈判主体，臺湾与东亚各国无邦交，乃遭到排斥，这是臺湾忧虑在东亚经济体系中遭到边缘化的主因。可是这是远虑，并非近忧，因为日本、韩国尚未被纳入东亚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微妙的歷史情结，这使日本对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扩张戒慎恐惧。可以想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下一步将会加紧拉拢韩国，以对日本和我国施压，原因是臺、韩、日的经济结构比较相近，以高科技產业和服务业为主，具有竞争关係，如果韩国单独进入中国自由贸易区，就会直接冲击到我国和日本的市场佔有率；相对地，东南亚的劳力密集產业，对我国高科技產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佔有率威胁则并不大。而面对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态势，澳洲亦担忧边缘化的问题，所以也在倡议建构亚太共同体，和日本一样，该国也主张将臺湾纳入其中。
为因应全球金融风暴，去年亚太经合组织在祕鲁召开，各国表明了在亚太经合组织基础上设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意向，美国与澳洲等国则更表明将加入新加坡、纽西兰、智利、汶莱〈跨太平洋战略性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这则有可能使亚太自由贸易区之构想，藉由〈跨太平洋战略性经济伙伴协定〉成员国的扩大而实现，而这也将是美国在其本国金融秩序重整后，重新唤回东亚国家对於美国领导地位信心的重要战略。我国是世贸和亚太经合组织的会员体，没有理由在世贸的架构下，被排除在东亚或亚太区域经济整合之外，举例而言，香港对於长期被排斥在东协对话之外便有所微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便主张香港应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其参与东亚的主权国层次谈判，如果香港果真参与，臺湾没有理由以经济体的资格被排斥在外；再者，我国更应积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促成亚太自由贸易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其中成员，没有理由公开拒绝，我国可以和日本、美国、澳洲相互呼应，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中，抵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同时拉紧与这些高度经济开发国家的经济关係，在东亚与亚太之间保持平衡；第三，恢復与新加坡间因我国坚持使用臺湾名义而破裂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改以世贸和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体名义。明年亚太经合会将在新加坡举行，我国应当利用新加坡作为突破在东亚边缘化的出口，故而臺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申请加入〈跨太平洋战略性经济伙伴协定〉，都是当务之急，其重要性绝不下於两岸经济合作协议，而且更有助於提高我国的谈判筹码。
不要让臺湾轻易成为中共内部冲突的藉口
不过，对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发展大战略而言，倒存在著一个变数，那就是臺湾问题。现在两岸关係稳定了，看来问题似乎不大，所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难得的歷史机遇。臺湾问题的敏感性在於江泽民时期被挑起的中华民族主义情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不便当面压制基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示威抗议活动，儘管对於这类活动的抗议对象转移到为护主权不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保持高度警戒。一九九九北京抗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误炸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零零五年上海反日示威、二零零八年抵制家乐福大卖场抗议法国支持西藏等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急著统一臺湾，但它担心反共和反党的势力会藉口臺湾问题合流发动反政府活动，一旦如此，为了维持政权，它就只好必须在臺湾问题上表态。
所以本文认为，臺湾应当小心避免成为中国大陆转移内部危机的藉口，但也要厚植国力，以使自身不要轻易成为中国大陆转移内部危机的代罪羔羊。
拆解中国，以智事大
一九九六年臺湾海峡导弹危机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於大国外交，联合美国共管臺海议题，而使美国於柯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总统时期，於一九九八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新三不的承诺：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湾独立；不支持臺湾加入联合国等须以主权国家为会员条件的国际组织。而时已至今，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家债券帮助美国维持其国内收支平衡，也维持以美元作价的国家资產总值，可见中美经济已经因为全球化，而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格局。在此一情况下，在民主进步党执政时代冲撞中美大国外交而最终失败的我国，显然对於如何维持国家的生存和尊严，不能完全寄望於目前对於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充满期待的美国欧巴玛（Barack Obama）政府。
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似乎是有意在模糊化主权争议的情况下，透过两岸制度化互信和对等交往机制的建立，将两岸现状固定化，不统、不独、不武，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默认乃至承认中华民国在臺湾事实主权独立；而在国际间，则在政治场域上不挑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的一个中国，但亦不予承认，亦不破坏既存国际秩序的均衡状态；另一方面，则在非政治场域以政治实体的地位加强实质参与，以补强臺湾的国际化，使国际利益在臺湾交织，形成防护网。这一策略，基夲上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双方的欢迎的，因为在两国都面临国内经济重大问题时，可以让它们暂时专心处理内政，特别是美国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包括国际金融、朝鲜核武、南亚反恐等等问题的配合时，但这必然会引起臺湾人民对於国家主权流失的疑虑。
面对崛起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臺湾的整体优势正逐步在流失，这是臺湾必须要正视的现实，臺湾也不可能再寻求国际冷战结构的重建来作为自身安全的屏障，臺湾要维持自身的存在，依本文之见，就是寻找自己在东亚区域的相对优势，而这一优势如何出线，则首先要拆解中国。
以往臺湾人总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铁板一块，在冷战思维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抗，则一定要援引美国、日本的力量，否则简直毫无胜算。可是，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陆的社会与政治分化早已展开，区域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以及革命世代凋零的现象便可说明一切。在美国、日本皆不愿无故招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为求息事寧人，美、日对我国国际地位的打压，有时甚至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过份。
臺湾儘管总体国力比不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实就算面对中国大陆最富庶的东南沿海各省，仍具有相当的相对优势。所以臺湾应当设法将东南各省纳为臺湾的势力范围，建立共同的利益，使之成为臺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缓冲带或和平区。臺商遍布东南各省，事实上已经建立起臺湾在当地绵密的政治经济社会网络，臺湾的政府应当对於臺商在中国大陆的佈局给予更多的协助，并且加强与各省地方政府进行交流与合作，使之与臺湾亲善；但另一方面，臺湾的国防武力也应当要在东南沿海保持相对优势，将战略纵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延伸，以相互毁灭的威胁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臺海军事行动上的理性与自制。
其次，臺湾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广结善缘，与其内部的自由知识份子、维权人士、中共党内开明派，以及海外民主运动人士及华侨社团，建立民主自由的价值同盟，这才是反制中国共產党利用中华民族主义裹胁各党派和中国大陆各族人民来威胁臺湾的正道。中国大陆人民对於臺湾普遍具有善意，但对於臺湾民族主义则多有误解，并且视之为对於其民族尊严的伤害。所以臺湾民族主义的内涵应当以公民民族主义来加以充实，把臺湾塑造为全体认同自由民主的中华民族／华人的祖国，就像苏维埃联邦曾经作为国际共產主义运动的祖国一般，在此之外，而且要让中国大陆人民瞭解，臺湾海峡的国际化，才能根本杜绝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臺湾的野心，使国际的干涉和救援具有国际法上的依据，这是臺湾自我防卫的最后手段。使臺湾能够平等参与国际社会，保卫臺湾主权独立於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才可以使民主的华人国家得到国际民主社会的共同保卫，并且为中国人守护住中国民主的最后希望。
第三，臺湾要耐心等待中国大陆的变局。革命世代已经过去，新一代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可能依恃革命世代的餘荫而能巩固政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有一天必将走向集体领导与集体决策。只要中共党内的民主机制能够建立，多一点民主，少一点集中，同时各政党的自由参政空间能够放开，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体制就会鬆动，然后丰富鬱积的社会力便会随著政治的竞争而被激发出来。只要中国大陆民主化，臺湾与民主派合作，臺湾人民就会有机会参与民主中国的未来，臺湾人民自决的权利就会受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尊重。
朝野分进合击
只要我们认清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将统一臺湾作为其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认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需要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与国内环境进行和平发展，则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我们并不需要太惊惶，反而会看到机会。两岸关係不能是零合的关係，两岸国力悬殊，走对抗的道路，臺湾无异於自取灭亡。以小事大以智，所以臺湾除了要拆解中国，分而治之，在两岸关係的经略上，要懂得利用臺湾的民主政治生态特性，让民意和反对党关於臺湾主权独立的坚持，促成两岸的事实主权对等和臺湾的国际参与；也要让中华文化的连带和〈中华民国宪法〉的中国性，作为两岸和谐共处、创造双赢的对话与共识基础。臺湾内部朝野政党间的统独论争，只要能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臺湾便可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在东亚势力的均衡点，而朝野政党如果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也就能在两岸关係中达到分进合击的效果，为臺湾争取到最好的国家地位。
（本文整理自作者在中国比较法学基金会2009年5月4日假陈林法学基金会会议厅主办之臺湾法政论坛上之引言）
民国九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六时
於新竹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研究室
（作者为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新竹教育大学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臺湾教授协会法政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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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13,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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