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又长又枯燥的文章

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步研究（李若建）

 

　　　　摘要：论文界定了有关概念，简要回顾的四类分子阶层的形成、遭遇和结局，最后论文指出，四类分子构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因为这个底层的存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纺锤形结构，保证了社会的平稳。
　　
　　　　对于中国当今大多数年青的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然而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一般地说，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实在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四类分子是加上右派分子，被简称为“五类分子”。由于今天大部分文献习惯称四类分子，因此本文也采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虽然本文用的是四类分子这一最流行的提法，但是从社会事实出发，论文中的内容涉及到的是“五类分子”。
　　
　　　　一 引言
　　
　　　　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
　　
　　　　20世纪70年代初期，笔者在一个没有公路，偏僻贫困的山村插队。刚到农村时，农民住房的墙壁上还遗留着文革初期“红海洋”（到处刷毛泽东的语录）的成绩，凡是墙上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据这条语录就可以知道，这一户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后来农民告诉笔者说，解放前村里的几户地主富农只是生活相对好一些的富裕农民，平常自己也劳动，只是到收获季节要收那些出租土地的地租。因此一般农民，甚至农村干部平常与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笔者曾经听一位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私下说村里的干部政治觉悟低，在农民婚嫁的宴席上与地主同桌，甚至于让家族内辈位高的地主坐上座。不过一般农民对这些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好感，一位农民告诉笔者说，有一个地主特别吝啬，用农民的原话说就是“煮菜时盐都不得舍不得多放一粒”。
　　
　　　　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批评这种作法1）。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的印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所见到的事情只是这些人命运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件事情和其他类似问题，对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弥补一点不足。
　　
　　　　不过由于四类分子阶层的特殊性，特别是完全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因此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启迪。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四类分子阶层这种情况，并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并没有四类分子阶层，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消灭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后，苏联没有制造出一个社会异类阶层，反而是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农民的分化已经结束。2不过有研究者指出，在前苏联这些人及其后代是得不到信任的，属于“不可靠”的人。3同时也因为国内对这一阶层的研究很少，目前见到的文献大多数是一些痛苦的回忆之类文章，因此本文只是初步的探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上的深入讨论。

　　　　二 作为贱民阶层的四类分子
　　
　　　　笔者开始认为，以自己的经历来说，四类分子似乎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概念，然而随着资料收集与分析，发现这是一个让人糊涂的概念，因此不得不对相关概念作一些梳理，否则无法进一步讨论。
　　
　　　　（一）几个基本概念
　　
　　　　在讨论四类分子阶层之前，有几个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需要澄清。
　　
　　　　按官方语言，成份与出生的含义如下：
　　
　　　　本人成份：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份。根据上述含义，家庭出身是可以追溯到土改前家庭成份，并且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在文革中因发表《出身论》而被处死的遇罗克把成份与出生分别界定为“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4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就在于想切断出身与成份之间的纽带，也因此打破了当年制度设计中的潜在意图，这可能是导致他被处决的原因之一。
　　
　　　　管制：中国大陆创造的一种刑罚，用于处理最轻度的犯罪或者被认定有罪者。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入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发生过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他们劳动。被管制者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由于没有全国性资料，只能就局部资料来说明。例如四川省绵阳县1952年被管制人口占总人口2.9%。5由于当时有的公社、大队和下乡干部就可决定将一部分人管制起来。有些地方将一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来。河北定县1972年4月，统计登记全县有五类分子7750人，到当年12月就猛增到1．25万人。6有一农民1961年被认为参与盗窃判处管制五年，宣判时因病未到庭，既没有审理也没有宣判，以后再未处理。直到1973年清理专政对象时，发现曾经批准判其管制，才在群众中宣布。宣布后，此农民不服，提出申诉。1975年县公安局以闹翻案为由，下达了戴帽通知书，并告知按原判管制执行。7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语化的政治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官方的文献当中，但是笔者从没有见到官方的定义。根据社会上对这几个概念的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异己者，比如中国存在过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等称号；“戴帽”就是被贴上政治异己者的标签，然而谁有权让人“戴帽”，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异己者的标签，虽然给人“戴帽”的权力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权力却是比较明白的，一般基层是无权给人“摘帽”。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标签，比如1979年以前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根据上述定义，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并且往后传递家庭出身。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是成份，他们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属。
　　
　　　　从法理的角度看，本人成份并不等于“分子”，严格意义上说，四类分子是那些被管制的人，至少要监督劳动的人才够格，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本人成份是地主、富农的人，或者曾经是“反革命”的人，尽管没有管制，也不是处于所谓的“监督劳动”状态下的人，依然被视为四类分子。例如1958年青海省的四类分子当中，管制的占22.2%，监督劳动的占26.7%，仅仅是戴帽的占51.1%，成为人数最多的一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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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类分子是什么样的人
　　
　　　　要搞清四类分子是什么人、有多少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四类分子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着的庞大人群，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给四类分子阶层一个明确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主要有几方面：（1）四类分子阶层是一个随着时间改变而有所改变的群体；（2）划分四类分子的标准含糊不清；（3）相关法规执行非常随意，人为因素突出。（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四类分子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共同特征的群体，而是一个人为的群体。
　　
　　　　（1）四类分子没有一个延续的内涵
　　
　　　　要意识到，四类分子的含义实际上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另类阶层，因此是随着不同年代，社会对另类的定义不同，内涵也不断变化。在解放初期，在一些地区，最初只有“三类分子”这一称呼（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加上“坏分子”成为四类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后，四类分子的群体中增加了“右派分子”后变成了“五类分子”，今天社会上成为戏谑语言的“黑五类”就源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五类分子”中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黑九类”这一称呼销声匿迹，到了1979年绝大部分右派得到平反，因此“五类分子”又变成四类分子。由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依然是阶级敌对的成份，因此今天的论述基本上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内，“五类分子”的称呼远远超过四类分子。
　　
　　　　（2）四类分子的标准不清楚。
　　
　　　　标准的含糊性，最突出的体现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耐人寻味的是划定“右派”与给“右派分子摘帽”居然根据的是同一份文件的不同两段文字。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一文件，文字内容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是一个让基层干部可以随意判定右派的文件，以其中划定右派和不划为右派的相应两段话为例：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GCD和人民Z/F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GCD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9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根本立场，谁来确定一个人的根本立场。因此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人可以根据前者被划成右派，也可以根据后者给予平反。1957年后全国划的55万右派，绝大多数人在1979年得到平反，其法理依据多少有些荒唐。
　　
　　　　四类分子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富农，对于这两类人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是依靠土地改革中划定的成份。由于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跨越了20多年的时间，因此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标准，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也无法有统一的标准。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笔者只见到两份比较权威的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这一数据表明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10另一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11
　　
　　　　中国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相差比较大，一些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均匀，因此地主富农也不多。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地主占有的土地约为总土地量的4-5％，富农约为10％，12因此地主富农占人口的比重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地方后来被认为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又人为制造出一大批地主富农。四清运动中硬套“地主、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8%”的框框，补定了一大批所谓“漏网地主、富农”。四清的重点地区陕西省长安县补定的地主、富农户数比土改时增加了1.2倍。凡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户，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一律没收。这些补定的地主、富农，其实绝大多数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有些还是中农。13
　　
　　　　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就比较复杂，在中国反革命分成现行反革命与历史反革命两类。
　　
　　　　建国初期有过关于反革命的定义，这一定义可以认为是对现行反革命的。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关于历史反革命的定义，可以用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中的定义，这一文件中规定要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军政官吏；其他应于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内含。
　　
　　　　坏分子的界定是相当随意的，也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民众的一种武器。虽然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曾经规定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但是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可能更多是归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分子又是一个很难认定的标准。14还有一种半官方的定义，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称为坏分子15。
　　
　　　　由于对坏分子的定义不清楚，因此有犯罪行为者的家属也常常被当成四类分子看待。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在一个乡引发了一场骚乱。政法部门捕、判了39名“闹事”群众，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判处管制的2人，另有1人自杀。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惨重损失，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此案于1962年平反）。16

　　　　表1     河北邢台市、贵州省仁怀县四类分子内部构成     单位：%
　　
　　　　                    邢台市     浏阳县     仁怀县
　　
　　　　地主             25.53      55.57       43.12
　　
　　　　富农             24.41      29.81       29.65
　　
　　　　反革命分子   9.26       10.00       18.55
　　
　　　　坏分子          21.53      3.77         8.68
　　
　　　　右派             19.27       0.85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资料来源：[1]邢台市公安局：《邢台市公安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32页
　　
　　　　                 [2]张绍春：浏阳县1965-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回顾，《长沙文史资料（10）》，1991
　　
　　　　                 [3]杨华昌、李良臣：仁怀县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仁怀县文史资料（7）》，1990
　　
　　　　说明：邢台市是1957年数据、浏阳县是1965年数据、仁怀县是1979年数据。
　　
　　　　各地区四类分子数量的资料非常难收集，表2只是部分地区的情况。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四类分子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当悬殊。由于有资料的地区不多，还难以总结出什么特点。不过这些数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少。因为在50年代初期，仅仅地主和富农家庭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就将近10%，不可能到1979年的比重下降如此多。
　　
　　　　表2     1979各地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情况
　　
　　　　地区   总人口（万人）     四类分子摘帽(万人)     地富子女改变成份(万人)
　　
　　　　人数 占总人口比重 人数 占总人口比重
　　
　　　　河北 5105 20 0.39
　　
　　　　山西 2447 5.2 0.21 62 2.53
　　
　　　　吉林 2185 4.8 0.22
　　
　　　　黑龙江 3169 4.7 0.15
　　
　　　　江苏 5893 29 0.49
　　
　　　　福建 2488 9.5 0.38
　　
　　　　江西 3229 24.4 0.76
　　
　　　　甘肃 1894 8 0.42
　　
　　　　青海 372 3.4 0.91
　　
　　　　资料来源：（按表中顺序排列）
　　
　　　　[1]《当代中国的河北（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13页
　　
　　　　[2]《当代中国的山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78页
　　
　　　　[3]《吉林省志·司法公安志·司法行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70页
　　
　　　　[4]《黑龙江省志·GCD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包含纠错数)
　　
　　　　[5]《当代中国的江苏（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701页
　　
　　　　[6]《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67页
　　
　　　　[7]《江西省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6,50页(包含纠错数)
　　
　　　　[8]《当代中国的甘肃（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344页
　　
　　　　[9]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5，131页
　　
　　　　[10]人口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3页
　　
　　　　2[苏]А·И·杰尼索夫（刘家辉译）：《苏联的社会结构》，法律出版社，1955，10页
　　
　　　　3[俄] 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不断审判》，东方出版社，2005年，1021页
　　
　　　　4徐友渔等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9页
　　
　　　　5绵阳市公安局：《绵阳市公安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20页
　　
　　　　6《定州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770页
　　
　　　　7四川省大邑县王泗人民法庭：从一件离婚案中纠正了一起错案，《人民司法》，1978年2期
　　
　　　　8青海省地方志编委会：《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5，129页
　　
　　　　9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GCD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581-583页
　　
　　　　10杜润生主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95页
　　
　　　　11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1353页
　　
　　　　12《当代中国的陕西（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87页
　　
　　　　13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编委会：《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51页
　　
　　　　14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工资福利文件选编（第二册）》，冶金工业出版社，1980，1151页
　　
　　　　15编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问答》，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26页
　　
　　　　16罗时来：“牛田事件始末”，《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9期
　　
　　　　17三河县档案馆：《三河县大事记》，1988，89页
　　
　　　　18《山东省志.司法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61页
　　
　　　　19《平谷县志》，北京出版社 , 2001，434页
　　
　　　　20《荣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729页
　　
　　　　21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22《聊城地区志》，齐鲁书社，1997，611页
　　
　　　　23《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69页
　　
　　　　24《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补充），66页
　　
　　　　25马字平、黄裕冲编：《中国昨天与今天》，共军出版社，1989，766页
　　
　　　　26《廊坊地区大事（1949-1983）》，225页
　　
　　　　27《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355页
　　
　　　　28《武清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补充），732页
　　
　　　　29《中甸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35页
　　
　　　　30马字平、黄裕冲编：《中国昨天与今天》，共军出版社，1989，766页
　　
　　　　31杜宝华：洪塘乡管制地主的办法，《东阳文史资料（15）选辑》，1999
　　
　　　　32《平谷县志》，北京出版社 , 2001，141页
　　
　　　　33杨萍、傅玉枕：解放战争时期乾安县的土地改革，《乾安文史资科（3）》，1987
　　
　　　　34新宇：大跃进时期城乡见闻录，《新津文史资料（6）》，1997
　　
　　　　35劳动部关于五类分子能否享受医疗和退休待退问题的复函，水利部财务司编：《财务会计工作手册（1981）》，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598页
　　
　　　　36王志邦：《浦联村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623页
　　
　　　　37朱国璋、叶作楠、叶金章、魏定章：闽东处理‘不纯’干部案追述，《福鼎文史（19）》，2002
　　
　　　　38《成都市志·环境卫生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78页
　　
　　　　39广东金融学会编：《建国以来经济金融、制度、大事要略》，1984，304页
　　
　　　　40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 政务卷. 民政志》 ,北京出版社,2003，92页
　　
　　　　41韩尚于：《文革洗冤录》，团结出版社，1993，383-390页
　　
　　　　42刘小萌：“血统论”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青年研究》,1999年第2期
　　
　　　　43秦德中：江川县落实政策概况，《江川文史资料（13）》，2000
　　
　　　　44刘志琴：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炎黄春秋》，2000年5期
　　
　　　　45《丰顺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40页
　　
　　　　46张成绪：我为动迁户回岛的“呼吁书”，《长海文史（2）》，2000
　　
　　　　47《霍城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32页
　　
　　　　48《当代中国的北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68页
　　
　　　　49《当代中国的天津（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146页
　　
　　　　50杨萍、傅玉枕：解放战争时期乾安县的土地改革，《乾安文史资科（3）》，1987
　　
　　　　51《依兰县志》（附录），http://dqw.harbin.gov.cn/
　　
　　　　52郑鼎诺：《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1993
　　
　　　　53《道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33页
　　
　　　　54《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32页
　　
　　　　55《化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65页
　　
　　　　56《盐津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0页
　　
　　　　57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瑞金县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69页
　　
　　　　58《白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638页
　　
　　　　59《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1989，39页
　　
　　　　60古阳木：钉在耻辱柱上的将军-谢富治，《炎黄春秋》，1993年10期
　　
　　　　61李进华、刘汉民：泣血黑杀队，《人民公安》，2003年21期
　　
　　　　62庄洪胜、那艳芳：《罪犯保外就医的鉴定》，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
　　
　　　　63刘兴华、华章：《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朝华出版社（北京），1993，18页
　　
　　　　64大兴县志编纂委员会：《大兴县志》，北京出版社，2002，762-764页
　　
　　　　65鲍星时：镇压反革命运动，《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密云县第6辑）》，1999
　　
　　　　66张立平、樊平：传统农业地区的婚姻特征--山东省陵县调查，《社会学研究》，1993年5期
　　
　　　　67编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份，《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人民出版社，1963，30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4页
　　
　　　　69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共军出版社，1997，466-467页
　　
　　　　70杨滋和：红专农场调查记，《朝天区文史资料（3）》，1998
　　
　　　　71地久、致武：《血与火的教训-文革重大武斗惨案纪实》，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98页
　　
　　　　72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59页
　　
　　　　73《邳县志》，中华书局，1995，509页
　　
　　　　74《安丘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85页
　　
　　　　75中共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诸城历史大事记》,齐鲁书社, 2001 ，244页
　　
　　　　76王永顺：人口与户口管理工作，《嫩江文史资料（2）》，1993
　　
　　　　77《福建省志·公安志》，方志出版社，1997（补充），65页
　　
　　　　78杨庆吉：荏平县公安局侦破“中国反共和平军”反革命集团案始末，《荏平文史资料(3)》，1995
　　
　　　　79施金岳：两起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兰坪文史资料（2）》，1998
　　
　　　　80郑学秋：龙岩适中“幸福会”错案始末，《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3期
　　
　　　　81《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8页
　　
　　　　82中共正定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国GCD正定县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146页
　　
　　　　83定襄县解放后及建国初期主要工作纪实，《定裹文史资料（10）》，2002
　　
　　　　84浙江省法院：“两回头”把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引向深入，《人民司法》，1980年3期
　　
　　　　85《枣强县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187页
　　
　　　　86巫玉生：新津县给四类分子摘帽和改变地、富子女成分的情况，《新津文史资料（6）》，1997
　　
　　　　87《新田县志》，新华出版社，1995，308页
　　
　　　　88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89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肃处理反攻倒算问题的通知（厅字[1995]19号）见李庚辰编：《中国GCD现行法规文件全集》，长城出版社，2000，458页
　　
　　　　90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肃处理反攻倒算问题的通知（厅字[1995]19号）见李庚辰编：《中国GCD现行法规文件全集》，长城出版社，2000，458页
　　
　　　　9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68页
　　
　　　　92润连、晓喻：历史怎能倒转，《GCD员》，1995年7期
　　
　　　　93华泽、永志：冯老汉要房记，《村镇建设》，1999年第1期
　　
　　　　94勒内.吉拉尔（冯寿农译）：《替罪羊》，东方出版社，2002，15-22页
　　
　　　　95王永顺：人口与户口管理工作，《嫩江文史资料（2）》，1993
　　
　　　　96唐芳耀：胡耀邦同志对城步苗乡的批示下达以后，《城步文史（2）》，1990
　　
　　　　97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富农成份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指示(1952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国GCD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22页
　　
　　　　98赵增延：50年代中国农村的富农经济，《改革》，1998年第1期
　　
　　　　99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给邓子恢的电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37页
　　
　　　　100《中央人民Z/F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67页
　　
　　　　101 《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474页
　　
　　　　102冯建辉：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103《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619页
　　
　　　　104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05马斗全：平陆事件的背后，《采与编》，2003年3期
　　
　　　　106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中国乡村研究（2）》，商务印书馆，2003
　　
　　　　107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9月
　　
　　　　108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5期
　　
　　　　109冯益清：我县的四类分子评审摘帽，临驹县公安局编：《人民卫士》，1998
　　
　　　　110王耕今等：《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518页
　　
　　　　111王耕今等：《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287页
　　
　　　　112莫益宗：忻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忻城文史资料(4)》，1996
　　
　　　　113《玉林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875页
　　
　　　　114武琦：回忆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变革，《平武县文史资料选辑（10）》，1999
　　
　　　　115史新辰：发挥马帮运输在墨江县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3期

真是人间悲剧   邪共早晚有报应

此等好帖，不顶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