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真的犯错了吗？ZT
以史为鉴知兴替，述往以为来者师。《通鉴》言：“民生有欲，无主制之则乱。”纵观古往，似乎每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后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交接之际由于天下初定民心不稳并无法可依，还因豪杰众多并不乏觊觎尊位者总是能看到刀光剑影、血染河山。是以周武王之后,管蔡作乱；秦始皇之后有 “沙丘之谋”；汉高祖之后,吕后篡政；隋文帝之后“千古炀帝”身死国亡；唐高祖、太宗之后,有玄武之变，武则天称制;明太祖之后,朱棣率军“勤王”;清顺治之后,鳌拜弄权，三藩作乱。这其间，或导至亡国,或几至亡国,或引起大规模的流血战乱。读史每念于此,想到新中国六七十年代所处的历史时刻，莫不胆战心惊。
“《通鉴》有言：“最高领导人的职责莫大于礼……何谓礼？纲纪是也”。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古稀老人，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已是非常紧迫，而挑选接班人是当时一个空前的难题。国家的稳定在于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毛主席去世以后，自国家主席刘少奇以下，谁是能“振纲纪”的群龙之首?
没有“文革”反党集体就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林彪也未必会造毛主席的反。但如果在没有毛主席的时代，无人能担保他不造第二代领导人的反。如果真是那样，当年统率四野一百八十万大军所向无敌的共和国第三元帅——天下英雄谁为敌手？只要在紫禁城一跺脚,就算不至于使新中国“失鹿”而引起群雄竞逐。也足以让天下震动。抛开林彪的不确定因素，对第二代领导人来说还将受到为数众多的“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的开国元勋对其是否能“振纲纪”的严峻考验。再者当时自中央一线以外,所有的地方部门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劳苦功高的开国功臣,在交接班上未必就能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可以预料,以上任何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给党和国家带来的都将是远非由毛主席亲自掌控的“文革”可比的毁灭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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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功似不出罗荣桓元帅以下的三位老帅之右，但1955年没有被授予元帅军衔，却在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最为年轻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应该看作是被毛主席寄予厚望的接班人选。后来毛主席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写的讲话提纲中也明确写道“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信任之情,由此可见。〔引自《千秋功过》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形成〕而在第二次复出时可以说总设记师已处在一个接班人的位置,只是在全面推动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时被再一次打倒。历史往往需要时日才能看清真相，应该说当时的总设计师没有完全看清“文革”的历史功绩,在时机的选择上犯了毛主席的大忌。以至让历史绕了一圈后才又回到原点。
智者处事——“解决事故往往在事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治理混乱往往在混乱还没形成之前”。十年动乱，无疑是沉痛、惨烈、天地惊鬼神泣的历史悲剧。然有功于党和国家的千秋大业，天下后世如再有“二司马”那样伟大的智者和史学家来论述“文革，必将会谓之是：“英明、正确、高瞻远瞩、夺天地造化之法，怀神鬼不测之术”。
所有认为毛主席晚年因糊涂而犯了大错的人们，今日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