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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牛年“大利是”

漫话牛年“大利是”






张成觉
“牛耕田,马食谷,‘老窦’赚钱仔享福”,这句粤讴道出了牛的苦命。不料牛年到来前夕,中南海当局心血来潮,皇恩浩荡,史无前例地宣布拨出90余亿元,向全国7400余万“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贴,并力争使这封“大利是”在春节前到达受助人手中。

毫无疑问,就这些生就牛马命的“困难群众”而言,此事无异于“天上掉下了大馅饼”,当然值得庆幸。

不过,想深一层,胡温此举不无可议之处,并非单纯的体恤民瘼之德政。

首先是补贴对象之众,亦即贫民为数之多。当然,对于温总理挂在口上的全国13亿人而言,7400余万毕竟属于小数目,只占总人口5.6923%。但这个百分比和“伟大领袖”似乎存在某种渊源:毛生前搞政治运动时最常说的一个数据是5%,那往往经金口玉言定为被整肃者的比例上限。这回的受惠者所占百分比庶几近之。

于是,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今天的“困难群众”是否即当年毛王朝的打击对象呢?

答案是:绝大部份非也。因为,官方宣布,上述7400余万人分为三部份:6200余万属于“全國城鄉低保對象”;530多万是农村“五保户”,“即無勞動能力或生活來源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还有640多万为“享受國家撫恤補助的優撫對象等”。

不言而喻,第三部份人既然名曰“優撫對象”,绝对是新政权的“自己人”,尤其那些“建國前加入共產黨的農村老黨員和建國前未享受離退休待遇的城鎮老黨員”,甚至位列“有功之臣”。不排除他们之中有人在以往某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但为数应不在多。

第二部份的“五保户”全是农民。农民乃中共打天下依靠的阶级,进入毛时代之后,化为五星红旗之上四小星之一,与工人并列为“共和国”基础,政治地位崇高。他们之中,除了1962年开始的社教所针对的“党内走资派”之外,一般来说不会成为斗争对象。而“党内走资派”在农村毕竟人数有限。

至于第一部份的“全國城鄉低保對象”,指的是其“家庭年/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区`县(市)当年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农村居民”。不排除其中有原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专政对象。以及这些所谓黑八类的家属子女。但此八类人员本人若仍在生,均年近八旬或以上,总数恐怕最多也就是几十万人而已。至于黑八类的家属子女,尽管为数不少,但按毛对敌着重“打击一小撮”和“给出路”的政策和策略,一般也不列入斗争对象。

事实上,上述6200余万人中,不少是下岗工人,以及因所在乡镇企业关`停`并`转而失业的农民工。尽管其阶级成分各异,原属地`富`资本家出身的只是一小部份。

由此可见,此次的7400余万“困难群众”,基本上不属于毛当初发动暴力革命及“新中国”历次运动要打倒的那些人。毛的“革命”应是为他们“谋幸福”的,但却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他们依然穷得叮当响。

换句话说,这回的补贴对象绝大多数不属于新政权对立营垒中人,而且基本上“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其数量超过英国或法国的总人口,仅略少于德国。此一事实充分证明:建政届60年的中共完全无视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遑论代表人民利益?

第二是城乡差别之悬殊,远超50年代初期。当时梁漱溟只不过讲了句“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就被毛当众痛骂羞辱,两人甚至从此割席断交。然而半世纪后的今天,大陆城乡之泾渭分明,已不是梁之“九天九地”说所能概括的了。因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人口的社会地位,更横亘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里且不谈两者在子女升学、医疗卫生福利和进入工矿企业就业的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仅以其收入而论,城乡低保两者收入标准悬殊。例如,2008年7月北京的城市低保标准是家庭月人均收入390元,而2007年9月长沙的农村低保标准为家庭年人均收入130元(居于市内五区者)或100元(居于长沙所属四县市者)。至于列作城市还是农村低保对象,则视乎当事人的户口属非农业人口还是农业人口。

以上事例中,城市讲的是“家庭月人均收入”,农村却是“家庭年人均收入”,彼此大相径庭。如果网上提供的长沙农村低保标准数据准确的话,则居于该市五区的低保人员的收入,只等于首善之区的北京市内低保人员收入的36分之一;居于长沙所属四县市者,更与居于首都之同类相差46.8倍之多。

三是补贴金额之少。“農村低保對象(包括農村五保對象)每人可獲補助100元”,在百物腾贵的此刻,真是杯水车薪。而“城市低保对象”补贴虽比农村高出一半,相对于所在地区普通民众的正常收入,也少得可怜。若同那位“偶尔抽抽”名牌香烟的周汝耕局长比,只等于其每包烟的售价1500元十分之一。而周才不过官居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一哥”,七品芝麻官而已。即使那些份属“共和国”“有功之臣”的优抚对象,也不过获区区180元,未及周局长八分之一包香烟钱。

如从总额计算,此次拨款90多亿元,相当于大陆公车年开支的3%,后者连同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合称“三公”,年消费接近九千亿。也就是说,等于这次补贴金的100倍。倘借用《水浒》的语言,就叫做“砖儿何厚,瓦儿何薄”。官员与贫民的生活,差天共地!

四是补贴动机成疑。据报导,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在宣布发放补贴时表示:“为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国务院确定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明确要求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保障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

由此可见,若非金融海啸来势汹汹,扩大内需成为急务,是不会破天荒第一次大洒金钱“改善民生”的。君不见,最高当局上任以来“以人为本”不离口,但除了汶川地震后下令全国哀悼外,何曾真正落实过?三聚氰胺毒害幼童,赔偿几何?每个病童所得不够周局长买一包烟!

但说千到万,不管怎样,发补贴总比不发好。不过姜力宣称:“今年將大幅增加城鄉低保補助資金,還將提高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则还需拭目以待。中共只说不做的事例不胜枚举,且立此存照。

(09-1-17)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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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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