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白衣天使

她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只是一群来自印度“贱民”阶层、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妇女。然而如今，这群人却成了训练有素的农村医疗工作者，接生孩子、治疗病患、拯救生命——同时也拯救她们自己。

　　每当萨鲁拜·萨尔韦在她的村子里走过，身后就会招引来一群追随者。

　　萨尔韦今年56岁，戴一副金丝边的风镜，满头黑色长发中隐现缕缕银丝，是个身形瘦削、神情淡漠甚至有些冷酷的妇女。在大多数日子里，早9点和晚6点，萨尔韦都会走上贾瓦尔克的街头巷尾去巡诊。贾瓦尔克村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部，村里居民大约有240人。萨尔韦随身带着血压计、听诊器、婴儿秤和一个薄薄的记录本。芭拜· 萨特常与她同行，萨特是位47岁的妇女，活力充沛、身材丰满，笑起来露出满口牙齿。

　　她们二人共同负责维持贾瓦尔克的卫生状况——接生孩子并复诊、给老人和孕妇看病、给村民量血压、为康复的麻风病患者复查等等。这天，一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她们探访的第一个病人是拉妮· 卡利。卡利住在一座由泥土和牛粪筑成的房子里，院子里堆着砖头，绳上晾着衣服，地上有一些小火坑，里面堆着树枝，是用来贴高粱饼的炉灶。

　　卡利怀孕了。假使她是贾瓦尔克村村民的话，萨尔韦早该为她做了多次检查，并且会叫她去医院做超声波扫描。但是卡利所在的村子离这里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她来这里是为了回娘家生产。

　　这是卡利的第二胎。十天以前，她来到贾瓦尔克村，在此之前还没有做过任何产前护理。萨尔韦给她做了检查，并建议她去做超声波扫描，但是卡利没去。现在，还有几天，可能甚至几小时，孩子就要降生了。萨尔韦给卡利量了血压，检查了指甲和眼睛，看有没有贫血的迹象，然后又摸了摸她的腿，看是否水肿。她把卡利带到茅屋里，让她躺在席子上做盆腔检查。她把耳朵贴上卡利的肚子，听宝宝的心跳。

　　然而卡利的肚子绷得太紧，很难听出什么动静。萨特看起来有些焦虑，她觉得应该是胎位不正。“但有时候宝宝会挪动的。”她说。她告诉卡利：“我们过一两个小时再来，如果到时候胎位还是不正，就送你去医院。要是开始生产，就派人来叫我们。”萨尔韦让卡利的阿姨给她倒些茶水喝。“一切都会顺利的。”她安慰道。

　　下一站是玛尼莎· 马内家，她3个月大的儿子患有腭裂。萨特和萨尔韦观察了婴儿吸奶的情况，然后把他用布袋吊起来称体重。4公斤。体重偏低。“得补充营养。”萨尔韦说。她们教马内用高粱、油和蔬菜做一种粥，在一张生长表上指出宝宝的体重给她看，还谈了接种疫苗的事宜。之后，萨特来到一家幼儿园，按计划会有政府工作人员来这里给人们注射疫苗。消息传出以后，幼儿园立刻成了一座临时诊所，怀了孕的和刚做了妈妈的妇女都跑到这里来，一些老婆婆也来量血压。

　　因为有了萨尔韦和萨特，贾瓦尔克村变得与众不同。萨尔韦从1984年就开始在村子里巡诊。据她自己计算，她已经接生了551个宝宝，并且自称从来没有一个妈妈或者宝宝在她手下出事。“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孩子们都生疥疮，到处都脏得要命。”她说。以前经常有小孩死亡，怀孕的妇女生产前后也经常丧命，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疟疾和痢疾肆虐，孩子们都没有接种疫苗，麻风病和肺结核十分常见。









　　我问起萨尔韦有关贾瓦尔克如今的卫生问题所在。“高血压和糖尿病。”她说。富贵病——在印度的多数地方，有福的人才生得起这些病。缺少医生的现象在穷困国家普遍存在，令世人痛心。尤其是在加纳、马拉维和印度等说英语的国家，医生们常常为了高薪的工作机会而远赴国外。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不得不走：大医院里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医生和十来个护士，却要照看数百个病人；不少病人由于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丧命；工资少得可怜，还常常拖欠好几个月。有些医生和护士被吸引到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这些国家的医生都不愿意去农村工作，护士也远远不够，穷国来的专业医疗人员就填补了这些空白。

　　结果就导致如今非洲实际上是在为美国和英国供给医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也是如此。非洲共有16个国家出现了半数以上本国医生流失国外的现象，加纳、马拉维和津巴布韦都在其中。近年来，马拉维出国工作的护士数量已经超过了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人数。

　　然而，把医生和护士设法留在国内不一定就能解决穷困国家的医疗危机。就此问题，我请教了全球健康理事会（总部设在美国）的负责人尼尔斯· 道来拉。我问道，比如在马拉维，每15万人平均只能摊上大概3个医生，人们该怎么办？

　　“还能少点儿吗？两个，或者一个？”他说。道来拉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他说，世界上最穷困人民的问题，医生并没有办法解决。即使医生不移民，他们也会聚集在城市里。在马拉维，尽管农村人口占到全国的85%，半数的医生却都集中在四家医院里，而这四家医院全都在大城市。除了少数的几个例外，穷国里的人们选择当医生的理由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毫无二致：过上好日子。假使马拉维或者印度农村的一个医疗职位成功招聘到了医生，那里的病人想看病时也很有可能找不到他——大夫跑到首都，给付得起钱的病人看病去了。

　　除此以外，即便是那些确确实实给村民看病的医生，也很少花时间教给他们有关营养学、母乳喂养、卫生学或者诸如口服补液等家庭医疗卫生知识。他们不会去帮助村民获取干净的生活用水、建立卫生系统或者改进耕作方式——而这些都是铲除疾病根源的方法；他们也不会去破除那些陷人于病痛的迷信说法；他们更不会为妇女和低等级的人民受到的歧视而抗争，而这些歧视正毒害着人们的健康。









　　“医生推广医疗事业是因为钱。” 拉杰· 阿罗勒说道，“而我们推广的是健康的理念。”这其中的差别对于阿罗勒来说至关重要。75岁的阿罗勒自己就是个医生，他与妻子玛贝尔（1999年去世）共同创立了贾姆科德计划，萨尔韦和萨特就是此计划的受训者。阿罗勒夫妇以在班里名列前茅的成绩共同毕业于印度最孚声望的医学院之一，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韦洛尔的基督教医学院。“他们灌输的教育可以让你在法国或者德国当个好大夫。”阿罗勒说。然而阿罗勒夫妇却有着不同的抱负：在最最穷困的人群中推进健康事业。他们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美国度过了住院医生实习期，并在那里学习了公共卫生课程。

　　1970年，阿罗勒夫妇回到印度，在位于孟买以东8小时车程的小城市贾姆科德创立了“农村全面健康计划”。他们选取此地（离拉杰· 阿罗勒儿时生长的地方不远）是因为这里是全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常年干旱而濒临饥荒状态。当地没有工业，也没有铁路，人们靠在小片土地上种植高粱过活，灌溉就得靠对天求雨。阿罗勒夫妇初到贾姆科德时，在一个废弃的兽医诊所里开了一家小医院。要诊治疑难杂症、处理急诊，医院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医院的创立也为计划赢得了可信性以及政府的支持。随之带来的还有那些交得起钱的病人所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与其他捐赠一起，共同构成贾姆科德每年50万美元的农村工作款项，至今亦然。）然而阿罗勒夫妇很清楚，医药治疗帮不上穷人太多忙，他们需要强调预防医学，并把它在村民中推广。于是他们决定让村民亲自参与。据阿罗勒说，一位农村医疗工作者可以处理全村80%的健康问题，因为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营养问题和环境引起的。婴儿死亡率其实就关乎三点：慢性饥饿、痢疾和呼吸道感染。这些都不需要医生来诊治。“农村问题很简单，”阿罗勒说，“要想推进健康，安全的饮用水、教育普及和消除贫困比医疗诊断和药物要有效得多。”

　　当萨尔韦和萨特开始在贾瓦尔克工作时，她们一无所有。作为“达利特”（或称“贱民”）种姓阶层的成员，她们被视为非人，受人唾弃，以至于高等级人家的食物若是沾了一下她们纱丽的衣角，都会立刻被扔掉。她们在村中赤脚行走，这是因为“贱民”妇女是不允许穿鞋的。萨特仍然记得自己在当地的水泵前站了好几个小时，等着哪个高等级种姓的女士能可怜可怜她，帮她把水桶装上水——因为她是不能碰水泵的。萨尔韦穷困到只能用泥浆洗头，只有一件纱丽可以穿，如果她把衣服洗了，就只能待在河里，一直等到衣服晾干。

　　当阿罗勒夫妇把工作扩展到贾姆科德以外百来个村子里去的时候，他们鼓励各村选取低等级种姓的妇女来参加。“受过教育的妇女很可能来自于高等级——她可能会不愿意为这些穷中之穷的人工作。”阿罗勒说。阿罗勒夫妇认为，与穷人一致的感情出发点、对穷人生活状况的了解以及工作的意愿比技术和名望更加重要。









　　开始培训的时候，许多医疗工作者都是彻头彻尾的文盲。萨特开始在贾瓦尔克巡诊时，还没有上过一天学；萨尔韦也只上完了四年级。萨特10岁就嫁了人，萨尔韦是两岁半。我见过的所有工作者都是13岁前结的婚，其中许多已经被丈夫抛弃。其他妇女则会谈起残暴的殴打。苏蕾卡· 萨达福勒今年26岁，她向我们讲述了在给丈夫生下一个女儿之后，他是怎样把她扔入井底的。她的父母不让她回家，他们说：“他怎么对你你都得忍受，这就是印度文化。”

　　医疗工作者的头一项任务就是改变自己，从贾姆科德的校园里为期两周的培训开始。阿罗勒夫妇之女，今年47岁的医生肖芭，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副理事，就主持了其中一部分培训。“我如果问她们的名字，她们会答出自己所在村庄和种姓等级。这些女人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她说。

　　“她们不看你的眼睛，也不跟你说话。她们甚至不认为女人也是有智力的。”肖芭的母亲问女人们：“谁更聪明——女人还是老鼠？”“老鼠。”她们会说。肖芭让妇女们对着镜子练习说自己的名字，然后问她们：“谁是那个永远不会离你而去的人？”这时她们就会躲到窗帘后面去照镜子。培训增长了她们的自信。“谁都可以传授技术性知识，”肖芭说，“而传授成功与否，则取决于花费在为她们增强自信上的时间。”培训就是一场持续的运动。每周二，妇女们都会回来待两天，讨论各自村子里的问题，复习前一个星期学习的内容，再学习一个新科目，比如心脏病。女人们把许多张小毯子缝在一起，拼成一张巨大的毛毯，她们就盖着这张大毯子睡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