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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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严谨的学术文本，因此，在提到敏感人事的时候，尽量正规化。要是杂文体，我可能就要以“毛得胜”来替代“毛泽东”了。特此说明。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毛无疑是二十世纪取得个人成就最大的一个人。

刘邦曾直言向刘老太公炫耀其个人成就，毛泽东在心里有没有向毛太公作过这样的炫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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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取得巨大的个人成就，这是无疑的，那么，他凭的是什么呢？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否成功与成功大小，取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关键因素是“人的内部因素”＋“外在相关因素”。

徐某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人的内部因素作出了科学的分析：

人的内在因素主要有能力与心机两个方面。（人所具有的其它一些方面的内在因素，可分别归属到这两个主要方面去，对于有些无法归属于这两个方面的，可另当别论。）

能力是纯技术层面，心机是道德与价值层面。

过去，人们对能力与心机不作明确区分，通常将心机归属为能力，其典型表现就是以结果作为最重要的评价依据。这在理论上是有害的，在实践上会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是不科学的，徐某要对此予以厘清。

心机与能力具有近似性，但不是同质的。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机器或机制能将领导能力与心机离析开来。因此，很多时候，一个领导者的成功是因为领导能力更强，还是由于心机更重，往往是一笔糊涂帐。

另外，对于成功，还要有科学的评价标准。对于毛来说，如果根据传统的评价标准，说其成功，是刘邦式的成功，那是可以的。而以现代新标准来衡量，毛是失败的，其个人成就越大，其失败越大。毛的少年理想应该说是纯洁的，他的青年志向应该说是善良的。其皈依马列，是对纯洁理想与善良志向相背离的，其心灵上与个性气质上的偏差也就必然会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取得的成就愈大，而对于其纯洁理想与善良志向就会伤害愈大，从而给国家与社会造成的损失就会愈多。毛以及大多数无邪少年的理想都是为民众造福，毛及大多数有志青年都是为社会正义与国家富强而奋斗。毛从纯洁与善良处出发，但是，后来走偏了事业方向，终酝成恶果。

具备过人的领导才能，是刘邦、朱元璋这类人成就君主大业的能力因素，再加上心机狡黠与形势造就，他们终于开创了自己的王朝。毛泽东，如果不是在二十世纪的现代背景下来看，其成就远超刘朱百倍。而置其于现代背景下，再结合他少年青年时的理想来看，他实在是非常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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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功的分析，不是本文重点，所以从简。我要重点说的是能力与心机问题。

还是以毛为对象来进行分析。

毛的领导能力是很强的。一方面，他能较准确地分析形势，变不利为有利；另一方面，他善于组织团队，指挥团队。

毛的领导能力是全面的。一方面，他在劣势的情况下能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他在优势的情况下能扩大优势。

这种强而全面的能力，还不是“成功”的充要条件。毛的心机，在其“成功”中起到了甚至比其能力更重要的作用。

陈独秀，他要借助于科学与民主来实现改变中国命运的理想。在当时情况下，他对马列有着初步认识，他视马列理论是符合科学与民主的特征的，因此，他成了中国共产运动的始作俑者。陈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一个理想者的良好心机，这种心机使得他能根据理想的需要，结合现实的情形，调整思路，改进方法，力求事业不悖离理想，哪怕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如果他能洞悉得了他的同事们的心机没有他那么坦荡，而且他要是意识得到没有他的掌舵，纯正的事业会走偏的话，他也可以玩些心机，力保自己对革命权的掌握，也不是不可能的。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运的发起人，在所有的共运参与者当中，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清醒者。在旧的评价体系中，他会被认为是领导能力不够，而在新的评价体系中，他是心机不够。心机与能力不是一回事。

毛在所有的共运者当中，无疑是心机最浓重的一个。

心机与能屈能伸也不是一回事。

毛在一九三零年代得权，所用心机还不是可以特别予以指斥的，但到一九四零年代，其心机的恶性发展是中国的不幸延续至今的最为邪恶的一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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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零年代，毛通过其领导能力确立了其领导地位。

一九四零年代，毛通过其恶性心机使其领导权邪恶化。

对外敌入侵的消极抵御，对正面抗日力量的敌视，对异已者的打击，作为一个在野党在对外交往中不顾民族与国家利益，为赢战争不择手段，利用欺骗手段蒙蔽一切人……可以看出，他对政权的谋虑超出了一切其实方面。

我在分析共产谠从什么时候从哪些方面开始走向邪恶的问题时，我发现，恶之源在四十年代。

马列主义固然有其问题，但其恶性的一面要集中地暴发出来，肯定有一个时间上的起点与操作上的执行者。

在苏联，是一九二零年代至一九三零年代，斯大林。

在中国，是一九四零年代至一九五零年代，毛泽东。

一九二零年代与一九三零年代，共运在中国兴起与发展，有其破坏性，但可以视其为在一种理想指引下而过分暴力，但正常情况下，应当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但事实上，它是朝着邪恶的路子上去越走越远。如果一九四零年代的供产谠真的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要通过实行民主的路子来改变中国命运的话，那不是要打倒国民党，而是要与国民党共处。其它党派与国民党能共处，共产谠也应当是可以的。如果认为自己过去年轻气盛杀人放火，作恶过多，可以请求国民政府进行特赦，请求国民宽恕。但是，显然，他们潜藏的心机是邪恶的，是可怕的，从来不敢正而八经地宣示，只是在成功前夕以“解放全中国”的虚假宣传来激励士气，让兵士卖命，让民众支持。

1980年，邓改革成为老大后对外国女记者揭开了一个秘密：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这句话与赵紫阳先生对戈尔巴乔夫说的一句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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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来写这篇文章，不是因为前天26号是毛的出世纪念日，是因为我在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

中国供产谠的正义性何在？

中国供产谠的邪恶根源在哪里？

现代条件下，什么样的领导人是民众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之幸？

什么是评价国家首领的科学的价值体系？

都想清楚了，但一时没精力完整地写出来。目前所写的，还只是这几个大问题下面的次级小问题，而且只是一些枝节的呈现，系统的表述，留待稍后的时间来进行。

（学术思想，如果走偏，没有认同者，那是毫无意义的。中国现行当局清楚地知道这个原理，所以竭力倡导与保护学术层面上的任何探索与研究。如果他们认为我的学术研究有问题，他们可能会不予理睬，让我的胡说八道在无人认同中自生自灭；如果他们认为我的学术研究对他们构成某种精神伤害，他们会派出精干的学术宪兵来与我论战，这是我不胆怯的，反而是我欢迎的。）